1987年，在陕西长安沣西遗址范围内的张家坡村发现一处罕见的遗迹现象：在西周晚期一号陶窑（下文简称Y1）火膛口（即火门）塞了一件完整的陶鬲，口部向内，三足向外。或许由于这一遗迹现象罕见，至今未见有学者讨论。本文分析相关考古资料，认为这代表了商周时期陶工烧制灰陶时帮助创造窑内还原气氛和监测窑内火候的技术选择，试作分析，供大家讨论。
一、Y1相关遗存概况
1987年，为配合西安沣河毛纺织厂修建排水污渠，考古研究所沣西队在张家坡村进行了钻探和发掘，并发表简报。清理的遗迹中，包括西周晚期的1座陶窑，编号为Y1。Y1只清理了窑门和窑室的一部分，窑室在探方东壁露出一个圆弧形的边，最大宽度是1.02米，推测窑室应为圆形，窑室残高0.35米，窑室内填有大量红烧土块，火膛在窑室前方，高0.5、宽0.46米，周壁烧成青灰色，非常坚硬（图一）。在火门处填塞一件完整陶鬲，口部向内，三足向外。火门外是H13，为烧窑时工作场所。火门前有大量的烧灰和陶片，陶片绝大多数是夹砂灰陶绳纹鬲的残片，其中有一些烧流了的残器。仅以窑门前发现的鬲足而言，以三足一件计，至少有陶鬲83件。此外，也有少量的素面泥质灰陶盂、豆、罐等残片。发掘者据此推测这座窑可能是以烧制陶鬲为主的，根据地层和窑内外出土的陶片，陶窑时代属西周晚期［1］。
简报明确指出窑室的残高是0.35米，描述了窑室内的堆填物，但未提及火膛的深度和高度，表明当时可能只清理了出露的窑室前部，没有清理火膛。简报中没有提及Y1具体窑型，也没有Y1的剖面图。
图一 张家坡87-91Y1平面示意图
1～6.壁龛7.火门8.窑室
二、Y1的窑型和产品
西周时期丰镐地区的烧陶主要利用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窑型［2］。
横穴窑呈馒头状，自前向后分布火膛和窑床。窑后没有烟囱的称为横穴升焰窑，窑后有烟囱的称为半倒焰窑［3］。以马王镇西周晚期92SCMY1为例，这是一座半倒焰窑，窑室底部呈圆形，直径1.92米，现存窑壁最高处约1.16米，窑壁从下向上渐收火门处的高度与张家坡Y1相似，大约0.5米（据比例尺测算），估计窑顶呈穹窿状（图二）［4］。其窑室的尺寸，符合简报所述窑室出露一个圆形弧边，宽1.02米的条件。但是，由于这种陶窑的窑室前部没有窑床，直接和火膛相通，在Y1火门完整的情况下，即使没有窑室部分残留，此处的深度也至少是火膛的深度0.5米，不符合简报中窑室前部残高0.35米的描述，因此Y1应不是横穴窑。
竖穴窑也呈馒头状，自下而上分布火膛、窑壁和窑室。以西周时期马王村92SCMY4为例，窑室窑壁向上渐收，残存0.48米，估计窑顶呈穹窿状。窑室底径约1.98米，残存10个火眼（图三）［5］。窑室的尺寸和窑箅的存在，能符合Y1窑室前部出露一小部分，宽1.02米，窑室残高0.35米的条件，所以Y1应属于竖穴窑。
图二 92SCMY1平、剖面图
图三 92SCMY4平、剖面图
烧陶会产生大量的灰烬和陶片垃圾，这些往往堆积在陶窑附近。Y1火门前有大量的烧灰和陶片，陶片绝大多数是夹砂灰陶绳纹鬲的残片，部分是烧流了的残器，鬲足的数量表明至少有陶鬲83件，发掘者推测这座窑可能是以烧制陶鬲为主，笔者亦然。夹砂灰陶鬲应该是这座窑的主要产品。由于大量的灰烬和夹砂灰陶鬲堆积在火门前，而火门尚被陶鬲封堵，这些堆积会阻碍正常的烧陶活动，因此，这些堆积原本可能堆积在陶窑周边，在陶窑废弃后才填充进操作坑。
三、Y1反映的灰陶烧制技术
陶鬲保持“塞”在窑门上，口部向内三足向外的状态，表明陶鬲保留了当时和火门周壁抹泥相连的状态，这应是简报所谓“塞”的本意。封堵火门，反映了当时烧制灰陶时候使用的技术和材料。
1.封堵火门帮助创造窑内还原气氛
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黄河流域的陶工们已经懂得选用黏土才能烧制陶器［6］。这些黏土大多属于普通易熔黏土，铁含量很高，烧成温度不能超过1000～1100℃，超过这个极限，坯体中就会产生大量玻璃相，陶坯会产生变形甚至熔融［7］。陶器的颜色差别主要是由烧成后期窑内气氛性质决定的。如果氧气充足，黏土中的铁元素大部分转化成氧化铁，陶器呈土红色，如果氧气不足，大部分转化成四氧化三铁和氧化亚铁，陶器就会呈灰色到灰黑色［8］。
在烧陶的后期，通过封堵陶窑的烟囱、火门，阻止氧气进入窑室，显然是帮助创造还原气氛的好方法。周仁等人推测商周时期烧陶获得还原气氛的方法，与当今传统制瓦和制陶业中采用的方法相似，即在烧成末期封闭窑顶，并在窑顶用渗水入窑的办法实现［9］。岳占伟等人按照殷墟陶窑的形制和尺寸建造陶窑，成功烧制了殷墟灰陶。实验中，分别利用牛粪和注水的还原方法：利用火膛内添加牛粪的方法帮助创造还原气氛时，在窑室温度达到800℃时停止添加燃料，快速从烟囱口、火膛口中投入干燥的牛粪，用草拌泥快速封上火门；实验注水还原法时，也是在高温环境下停止添加燃料，用草拌泥封上烟囱和火门［10］。
考古发掘中也发现过陶窑火膛口被封堵的遗迹现象。在早商时期，邯郸涧沟遗址竖穴升焰窑的火门，发现时用9块土坯密封着［11］。登封王城岗遗址春秋早期的一座陶窑，发现时火门用石头封堵着［12］。中山灵寿城遗址战国时期Y1，火门前放置石块，以石块和草泥土封堵［13］。
虽然相对于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数以百计的陶窑，保留封闭火门的陶窑数量稀少，但考古发现的大量商周时期灰陶器物表明当时可能已经普遍使用了烧窑后期封闭火门的技术。陶窑往往反复使用，为了下一次的烧造，必须打开火门清理火膛里的灰烬，应是考古发掘中少见火门封闭现象的重要原因。我国自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烧制灰陶，为了创造还原气氛，封堵火门的情况可能自新石器时代就有了。Y1用一件陶鬲封闭火门，除了帮助创造窑内的还原气氛，还可能代表了当时一种监测窑内火候的技术。
2.堵火门的陶鬲可监测窑内火候
图四 封堵Y1火门的陶鬲
这件填塞火门的陶鬲为夹砂灰陶，敞口，宽沿，沿面有棱，圆腹，分裆较低，袋足，足根呈疙瘩状，口沿以下饰绳纹，口径28、高31厘米，是西周晚期丰镐最典型的器形之一（图四）［14］。
封堵火门的陶器在器形、陶质和陶色与该陶窑的主要产品相同，这件陶鬲应该是陶窑的产品。用该鬲封堵火门，可以帮助观测窑内的火候变化。
对陶工来说，烧陶时监测窑温是决定烧陶成败的重要工作。窑内的气氛和温度变化，决定着烧陶的成功与否。不论是烧陶器还是瓷器，陶工都会用各种方法，帮助准确了解窑内的火候情况。这在民族学上有大量实例，此不赘述。
岳占伟等人模拟烧制殷墟灰陶的实验中，在温度达到最高温度800℃后，封堵烟囱和火门开始烧制灰陶必需的还原阶段，窑温从800℃逐渐降低到出窑的100℃，前后经历了数小时［15］。Y1窑前的废品中有烧流陶片，说明当时烧陶后期的窑温可能达到过1000℃。
用于封堵火门的陶鬲近距离接触火膛内的火焰。在烧陶后期创造还原气氛的过程中，在陶窑的顶部烟囱和火门都封闭的情况下，陶鬲身上发生的变化，就成了判断窑温变化的重要指示。当温度意外超过1000℃，陶鬲可能发生变形和炸裂；当温度处于近800℃的高温时，陶鬲可能局部红如热铁，并随着温度的降低逐渐变得暗淡；当温度急剧变化时，陶鬲可能破裂；当烧陶渐至尾声，陶工可以通过触摸陶鬲直观感知温度，确定开窑时机。窑内的温度异常变化和氧气的异常进入直接相关，窑内气氛的变化也就通过陶鬲上的变化反映出来。
封堵火门所用的夹砂灰陶鬲，和窑内陶坯在质地和器形上都相似。陶工用其封堵火门，能够在观察陶鬲反映的窑内温度、气氛变化的同时，从堵火门陶鬲上了解窑内陶鬲坯上发生的变化，从而可以更及时地采取措施，确保烧陶成功。在历史时期的陶瓷生产中，陶工为了监测窑内火候而放置的火照，其质地都与窑内的器坯相同或者相似。
本文认为Y1用陶鬲封堵火门，不仅仅是因为陶鬲是陶窑的产品，本身数量多而随手取用，可能还因为陶鬲和烧陶产品的性质相同，陶工借此监测还原阶段的火候变化和陶坯状态。Y1周围有大量的陶鬲碎片，表明这座窑曾多次使用，用陶鬲封堵火门的方法也可能被反复实践，已经是陶工熟练掌握的一种观火技术。
四、陶器封堵火门技术的流传
《礼记·王制篇》记载：“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不贰市，不移官。”表明商周时期依附于贵族的手工业者应世代相袭，从事同样的工作。丰镐两京是西周时期的都城。沣西张家坡西周晚期Y1陶工掌握的陶器封窑技术，可能代表的不是个别陶工，而是都城中的某些制陶家族长期的烧陶实践，应在考古材料中有更多痕迹可循。换句话说，Y1的陶器封堵火门现象不应是考古发现的孤例。
在洛阳东周王城遗址，曾发现一处战国陶窑遗址，35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18座战国陶窑，其中战国早期的Y5是横穴升焰窑，火门保存完好，呈拱形，宽0.45、高0.5米，火门由一陶盆封堵，发掘所见战国时期的灰坑和陶窑中，都包含大量板瓦、筒瓦、陶盆、陶罐等残破器物［16］。这些陶器都是泥质灰陶，与封堵Y5火膛口的陶盆材质相同。用陶盆封堵火门，应与张家坡Y1陶鬲封堵火门的技术选择相似，用与陶坯性质相同的器物封堵火门，以帮助创造窑室的还原气氛，同时提高火候监测的准确性。
由于陶窑往往被反复使用，陶工会反复为下一次烧陶而清理火膛灰烬，从而破坏陶器封堵火门的现象，这会大大降低考古发现几率。但是，由于陶工需要提前准备好陶器以封堵火门，并且陶器可能会被重复使用，所用陶器更可能被保留在陶窑操作坑底部或者附近。依据这一假设，邢台粮库、武功浒西庄和沣西马王三处遗址可能也曾经在烧陶时用陶器封堵陶窑火门。
在邢台粮库遗址晚商遗存中，发现许多灰坑、陶窑、制陶作坊的储泥窖、洗泥坑或制陶工作场，发现的陶片以夹砂灰陶鬲为大宗，复原器也最多，其中部分烧流［17］，表明这里是主要生产夹砂灰陶鬲的制陶作坊区。Ⅰ区发现的陶窑Y1是一座竖穴升焰窑，在操作坑近底部发现两件完整的夹砂灰陶鬲，发掘者认为应是窑工们烧窑期间使用的器具［18］，但没能指出具体用途。这两件陶鬲的质地、形制与遗址中出土的其他同期陶鬲相同，应是制陶作坊的产品。结合张家坡Y1和东周王城战国时期Y5的发现，邢台粮库Y1操作坑中的陶鬲可能也是在烧制灰陶鬲的后期封堵火门用的。
武功浒西庄西周早期陶窑Y7的窑室外设有烟道，作直筒形径直向上通向地面，应是一座半倒焰窑。发掘时，在其火膛口东部发现一件西周双耳绳纹罐［19］。沣西马王火车站西南发现的西周晚期Y1是半倒焰窑，窑底火膛附近曾出土疙瘩足陶鬲一件［20］。它们可能都曾用于在烧窑后期堵塞火门。
由此，本文大致梳理出陶器封堵火门技术选择的流传过程：自商代晚期出现于邢台地区，在战国时期的洛阳地区仍有沿用。这一技术选择和窑型之间的联系，限于发现有限，尚难推断。
五、结语
在烧陶的后期，陶工用与陶坯性质相同的器物封堵火门，在创造烧制灰陶所需的还原气氛的同时，还能监测窑内的火候变化和陶坯状态。这可能是商周时期一些制陶家族在长期烧制灰陶的实践基础上，摸索出的一种观火新技术。在制陶作坊的背景下，这种用于封堵陶窑火门的器物，很可能也是作坊的产品。
本文对张家坡Y1陶鬲封堵火门现象的分析，增加了我们对商周时期陶工烧制灰陶时，在创造还原气氛和火候监测环节上的技术选择的认识，丰富了我们对商周时期灰陶烧制活动的了解。由于商周时期烧陶还存在用土坯、石头和草拌泥封堵火门的情况，陶器封堵火门究竟是代表一种更加先进的观火技术，还是只不过反映了不同制陶家族在烧陶时候的一种技术选择，有待更多的分析。这一技术流传的背后是否是制陶家族的迁徙，尚不得而知。
未来的考古发掘中，更加注意对陶窑操作坑底部和火膛周围完整陶器或者可能复原陶片的观察、收集和记录，或许能丰富相关研究资料。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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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87、1991年陕西长安张家坡的发掘》，《考古》1994年第10期。本文用图经作者根据原图改绘。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周泰都城遗址保护管理中心：《丰镐考古八十年》，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80～83、121～124页。
［3］张明东：《黄河流域先秦陶窑研究》，《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41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镐队：《1992年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1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镐队：《1992年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1期。
［6］周仁、张福康、郑永圃：《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7］李家治、陈显求、张福康：《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第28页。
［8］周仁、张福康、郑永圃：《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9］周仁、张福康、郑永圃：《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10］岳占伟、荆志淳、岳洪彬等：《殷墟出土灰陶器的制作与烧制实验研究》，《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11］北京大学、河北省文物局邯郸考古发掘队：《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
［12］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385页。
［1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87、1991年陕西长安张家坡的发掘》，《考古》1994年第10期。
［15］岳占伟、荆志淳、岳洪彬：《殷墟出土灰陶器的制作与烧制实验研究》，《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16］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周王城战国陶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4期。
［17］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粮库遗址》，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74页。
［18］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粮库遗址》，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62页。
［19］徐元邦、刘随盛、梁星彭：《我国新石器时代——西周陶窑综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镐队：《1992年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1期。
（作者：王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三代考古》（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科学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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