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蒙古的兴起与元朝的建立，使中国成为自汉唐以来规模空前的统一国家，国内各民族人民的融合，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交通发达，贸易往来频繁，手工业生产在前朝的基础之上得到继承和发展。元代青花瓷器的工艺就是这一时期的新成就，它在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元代釉里红是陶瓷装饰历史上重要发明之一。
八方玉壶春瓶是玉壶春瓶样式之一，也称“八棱玉壶春瓶”、“多棱玉壶春瓶”，元代特有的器形之一。
八方玉壶春的造型展现了十四世纪后期元代雄浑稳重的特色。其腹胫丰满圆硕，使画工有足够的空间得以尽情挥洒。以釉里红云龙纹为主题的纹饰结构端正大方，展现出画工下笔的精炼流畅，藉由釉里红浓郁的色泽，整体更显得雍容大气。
釉里红瓷器是高温釉下彩绘瓷器的一种，是将含有金属铜元素为呈色剂的彩料按所需图案纹样描绘在瓷器胎坯的表面，再罩以一层无色透明釉，然后入窑在1350。C以上的高温还原焰气氛中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绘瓷器。釉里红瓷器以其造型美、花纹精、色调艳而着称于世。
元代釉里红存世数量罕少，而造型特殊、纹饰别致的品类就更是凤毛麟角，重金难求。如今承蒙藏家割爱，重器再现流通，是为大幸事，如此机缘更是不可错失。
明宣宗朱瞻基
明宣宗朱瞻基为史上寥寥可数擅长文艺和献身于仁政的儒家君主，执政十年，“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史称“仁宣之治”。每于万机之暇，宣宗皇帝寄情于各式文玩，以致彼时雕漆、 范金、织绣、制墨、埏埴等诸类宫廷工艺品成就斐然，皆称后世同类之典范。其御瓷一项，品格超群，发明极多，前后器类之丰富，釉色之广泛，装饰之多变，皆发古未有，诚为一代绝品。
宣德御瓷烧造始于洪熙元年九月，终于宣德十年元月，期间宣德五年九月停烧，至八年再度恢复。它是由营缮所丞直接管理（营缮所为工部下属机构之一），所丞正九品，官阶虽低，然“以诸匠之精艺者为之”，在明初是由画家或巧匠担任，如永乐时著名的山水画家郭纯、弘治年间著名的花鸟画家林良等均曾担任过。惜管理宣德官窑的所丞文献失载，无从知晓。同时又派出品秩较高的内官赴厂监造，昭示明宣宗在即位之初对官窑的烧造极其重视。
明宣宗对御瓷的管理异常严格，极力捍卫皇权独尊的地位，从对第一任督造少监张善私分御瓷一事的处理结果可见一斑。据《明宣宗实录》宣德二年十二月癸亥载：“内官张善伏诛，善往饶州监造瓷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同列。事闻，上命斩于市，枭首以殉。”同时，对御瓷落选品的处理制度之严格亦是为有明一代之最。珠山过去数十年的考古发现揭示，窑址出土的宣德御瓷绝大多数都成窝状堆积，每一窝的品种大致相近，这些遗迹表明宣德御器厂的次品或者废品都是执行“分类摧毁，单独埋藏”的处理制度，是为了严防落选御瓷被窃，流向社会而采取的一项较为周密的措施。
正因为有上述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一件宣德御瓷均经过苛刻的筛选之后方可上贡，品格自然不凡，以致深获得世人无上推崇，生出“惟宣德款制最精”之感叹。
对许多中国瓷器鉴藏家而言，十五世纪初瓷器的釉下青花纹饰堪称历代之最。诚然，晚明和清代文人盛赞「宣成」之器时，无不首推成化斗彩和宣德青花瓷，并视此为两类装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故有；宣德一朝十年，瓷器以青花为冠，
此件玉壶春瓶撇口，短颈，颈以下渐向外阔，至近底处内敛，
圈足微外撇。其腹部浑圆大气，身形挺拔壮硕，予人典雅尊贵之感，有着很明显明代玉壶春瓶式的痕迹，线条圆润敦实，少了一丝秀雅，多了一份雄浑，
颈部三道纹饰从上到下依次是蕉叶、回纹、牡丹、倒垂如意头。
腹部画秋葵，花开初秋之时，其色鹅黄，薄如霓裳，妍丽无匹，然芬芳易逝，有朝开暮谢之说，故惹得历代文人心生怜惜，百般痴爱，遍植屋庐之旁，以获观赏之美，宋人喻良能就有“栋梁酣夕照，雉堞蔓秋葵”之句。传世稀罕的宋画当中不乏以秋葵为题，可见众人对此钟情之深。陈师道赋诗一首《秋葵》“炎艳秋来故改妆，薄罗闲淡试鹅黄。倾城别有檀心在，依倚西风送残阳。”更以凄美动人传流千古。明宣德皇帝以脱俗超轶的高雅艺术品味，将其移绘御瓷之上，为后世无比推崇的成窑逸品平添一份诗意的柔美。
本品为宣窑之旷世隽品，极负盛名，其形端庄秀雅，简洁清新，呈明代玉壶春瓶式，尽显曲线变化之佳妙。釉汁凝润泛青，胎骨坚致细薄，执之品鉴，纤巧怡人。瓶腹绘以青花折枝秋葵纹，隽秀蕴藉，犹如华葩半开，臻埏埴之巅。淡蓝宜漫抹，浓青善勒骨。外壁巧绘秋葵连枝，蜿蜒曲回，四美竞妍，柔瓣散舒，幽芳怒绽。嫩叶有芒掩映花间，新蕾无意独伫媖娴。盌心团花框双圈，葵瓣旋卷而发。内壁环饰连枝秋葵，与外壁类同，然姿影稍异，更添意趣。其笔触细腻，精到有神，青花一色苍妍舒雅，通体罩施釉料，透亮若脂，润泽如玉。
墨势浑然而庄重，泛出浓妍之锡光，诚为宣窑之妙品。底落“大明宣德年制”青花六字楷书款，朴拙苍健，古意盎然。
明代是中国瓷器史上光辉灿烂的时代，尤其是集合一流能工巧匠与艺术家们所共同制作的官窑，其成就更是令人赞叹。通过明初洪武的坚实基础，到了永乐、宣德、成化等朝代形成了明代瓷器的鼎盛期，随着制瓷技术的演进与各朝皇帝的爱好，各种前代所未见到的瓷器被成功地烧制出来，譬如洪武釉里红、永乐甜白、宣德青花、成化斗彩、弘治娇黄、嘉万五彩代表了明代官窑瓷器的最高成就，其器形、纹饰、发色成为历代模仿的典范。但由于战乱、天灾及日常损耗，使得明代官窑瓷器甚为罕见，极具收藏价值。
毫无疑问，这支玉壶春瓶是一件传世的洪武瓷器珍品。由拉坯，到设计、绘制纹饰，乃至施釉及入火水窑烧制，此瓶的每道工序均无懈可击。青花的纹饰更为珍罕，因为寥若晨星的传世品中多为釉里红器。尽管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了一批洪武青花瓷器，但青花瓷器还是要比釉里红瓷器更为珍贵。现存的洪武青花瓷器明显少于釉里红器其原因是可能洪武皇帝偏爱釉里红釉，或和当时钴料因进口贸易限制而稀缺。许多类似的玉壶春瓶由于口沿纤巧易碎，故此多有破损，故宫博物院的一支同类玉壶春瓶便是最佳例子；相形之下，此瓶保存至今仍完好无缺，益显其弥足珍贵。
龙为主纹，云为辅纹，龙或作驾云疾驰状，始见于唐宋瓷器上，如晚唐五代越窑秘色瓷瓶上的云龙纹、宋定窑印花盘上在祥云间蟠曲舞动的龙纹等。元、明、清瓷器上云龙纹更为多见，
洪武云龙形象不如元代凶猛。龙头小、细颈、蟒身、作腾飞状，头部描绘简单，独角或双角，龙头大多有后掠的披发，晚期绘有竖发。爪有三爪至五爪的，此为三爪，爪之间绘得较分开，呈车轮状。鳞呈小圆弧形，留白边，立体感强烈。常伴有云纹，云形粗短，呈品字形排列，向一侧弯曲。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藏一件绘菊花纹的玉壶春瓶。所有这此玉壶春瓶足墙绘卷草纹，近足处环饰莲瓣纹，如意云肩纹，
与元代图案相比，洪武青花已表现出自身的某些时代特征，例如纹饰层次开始减少，茶花叶片和蕉叶中茎留白不填色，西番莲叶和牡丹叶片普遍缩小，明显细瘦，并产生变形，有的叶片有明显的出尖现象。菊纹多绘成扁椭圆形，非常具有时代特征。折枝或者缠枝莲纹大都呈螺丝状，而元代的缠枝莲纹多为葫芦状。同时元代叶形较大，为大花大叶，至洪武时则明显缩小，昔日的硕叶纹饰不复再现。图案的布局渐趋疏朗，开始改变元代装饰多层次、满花纹的风格。
洪武青花的市场价值与其认识过程息息相关。与亮丽而工整的明清青花官窑器相比，明洪武青花似乎有些黯然失色，再加上洪武朝遗传世品不多，书写款识甚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把釉里红中的粗笨器归为元代，秀巧器物归为永宣时期，洪武青花非元即永宣，认识相当含糊。直到近三四十年来，随着南京明故宫遗址、北京明代司钥库旧址和江西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的考古发掘，数千件洪武瓷片被辨识分离出来，经过与纪年墓出土实物和传世品的相互对照，明洪武青花的面貌最终被揭示出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世界艺术品市场掀起一股“洪武青花”收藏热潮。1987年香港苏富比秋拍，大收藏家赵从衍旧藏洪武釉里红缠枝菊纹玉壶春瓶以1122万港币的成交价揭开了洪武玉壶春官窑瓷器的天价序幕。第二年，洪武青花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趁势又创造了1705万的新纪录。时至2006年，洪武玉壶春瓶再续新篇，以7852万港元的新记录被博彩业大亨史蒂芬·永利博得头筹，并慷慨赠与澳门博物馆。洪武釉里红的巨大魅力如磁石般深深着吸引着世界藏家的眼光。
本品诞生于元末明初这一特殊时期，遂而开辟了青花瓷器的新境地，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珍稀的品类，彰显出一份与众不同的时代特性，不独具有深厚的学术意义，亦是不可多得的御瓷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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