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币制，也有混乱的时候，基本上都发生在大分裂的割据政权之间。统一政权发行的货币，总体上是有序的，但是也有两次例外：一次是王莽的宝货制，另一次是清代咸丰年间的钱钞制。王莽的币制杂而不乱，有脉络线索可寻；咸丰的钱钞制是既杂且乱，毫无规律可言，实为中国古代币制最为混乱的时期。
咸丰帝像
一、咸丰年间的危机
咸丰朝币制的混乱，不仅表现在既铸钱又印钞，实行钱钞混用还表现在广铸大钱的同时，又滥发纸币。大钱的面值、尺寸、材质应有，五花八门，完全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纸币方面，既有与银作价的银钞，也有兑换铜钱的钱票。
户部官票壹兩
清朝的统治者鉴于前代恶性通货膨胀的教训，对于大钱的铸造和纸币的使用都非常慎重，都是以不用为原则。大钱只有道光年间那彦成在善后新疆时一度使用过，但是也只限于南疆一隅；纸币更是除了顺治初年为了筹集平定江南的军费而短暂发行过，大局稍微稳定之后就停止了发行，后来不但再没有铸造过大钱，也没有再发行过纸币。进人咸丰朝之后，朝廷的态度却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但广铸大钱，还滥发纸币！
实际上，这都是被形势给逼的。当时深陷内忧外患的清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危机以及流动性短缺，被迫采取了印发纸币、广铸大钱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
大清宝钞贰仟文
乾隆末年的时候，清政府还号称“天下承平，府库充溢”。那时国库里还存有七千多万两白银。但是，到了嘉庆年间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这一方面是国内为了镇压白莲教起义，耗费了大量的国库存银；另一方面则是以英国商人为首的外商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出现白银外流的情况。白银外流的直接结果就是银贵钱贱，就像文献中记载的那样“逋负日增月积，仓库所储亦渐耗矣”。到了道光年间，由于外国银圆流人所引起的白银折耗以及鸦片走私导致的白银外流使得银贵钱贱的现象更为严重。这时的清政府已经没有财力来调节银钱的比价了，“各直省钱价消长不齐，势不能官为定制”，被迫放弃了清初以来“官为定制”的传统。钱价跌得越多，铸钱亏损就越多。于是，道光年间竟然有十一个省停止了铸钱。
清初白银一两可以兑换铜钱七八百文，嘉庆年间已经到了一千多文，道光、咸丰年间甚至到了两干多文。因为农民卖粮所得的收人是用铜钱计算的，而向政府缴纳赋税时又必须用白银。银钱的比价每上升一成，农民的负担就加重一成。因此，银贵钱贱的结果，一方面给清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更加剧了农民以及小手工业者的赤贫化，这又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这种情况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巨额的战争赔款、外国商品在五口通商之后的大量倾销以及鸦片贸易的合法化，都使得白银外流的情况变得更为严重。“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咸丰帝登基的1851年，又在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为了镇压起义，在最初的两年里，清政府就先后向广西、广东、湖南三省筹拨了两千多万两白银的军费。但是，并没有能遏制住起义队伍的蔓延。到了1853年，随着战区的不断扩大，富庶的江南大多沦陷，税源流失严重，能够收缴上来的税收不到原来的一半。税收减少的同时，军费开支却在急剧地上涨，国库因此枯竭，财政进一步恶化，“度支告贵，筹划维艰”。
更为紧迫的是，因为战争切断了清政府和西南产铜地区的交通，铸造铜钱的重要原料--“滇铜”即产自云南的铜，无法运到北京。这样一来，情况变得更为紧迫起来。因为，没有铜，就铸不成钱，发不了军饷。没有军饷，就无处采购购军需、生活用品，军心就不稳又何能指望他们去镇压起义车呢？清政府的危机，因此一下子就到近崩溃的边缘。这在咸丰帝给军机处的上谕中，表露无遗：“军兴三载，糜饷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现在部库仅存正项待支银二十七万七千余两，七月应发兵饷尚名不敷。……若不及早筹维，岂能以有限之帑金供无穷之军饷乎？”正是在这种军情十万火急的背景之下，为了填补财政上的亏空，同时也是为了解决“钱荒”，即流动性的不足，万般无奈的咸丰帝，才被迫于1853年4月初印发纸币，紧接着又于4月底铸造大钱。希望用这种历史上从来没有人便用过的非常之法，即纸币和大钱同时流通的办法，帮助他渡过眼前最紧迫的危机。这就是咸丰的“钱钞制”,由此揭开了我国古代货币制度中最为混乱的一段历史。限于篇幅，下面重点介绍铸造大钱的情况。
二、铸造大钱
大钱是1853年4月底开始铸造的。4月初已经发行了纸币，为什么紧接着又于4月底匆忙铸造大钱呢？这充分说明了当时财政拮据、军情急迫的程度。大钱的铸造虽然显得很仓促，实际上它也有一个从提议到实施的过程。
最初提议铸造大钱的是四川学政何绍基、御史蔡绍洛，他们在咸丰即位之初，就奏请变通钱法，铸造大钱，虽然没有获得批准，但是从咸丰二年（1852）开始，就将咸丰通宝由一钱二分减重为一钱，后来又减重为八分，实际上这已经是变相的大钱了。第二年年初又有人奏请铸造当十大钱，咸丰帝这次要户部议奏，就是研究后拿出意见。戸部的意见非常明确，就是可以“试行当十大钱，每文以六钱为率”,开称“当五十一种或可与当十大钱一并试行”--甚至在当十大钱之外，还建议铸造当五十的大钱。咸丰帝很快批准了他们的建议，于月底陆续开始铸造当十、当五十的大钱，重量分别是六钱和一两八钱 。这和此前每文重一钱二分的惯例相比，每铸当十大钱一枚，用铜量只相当于10枚制钱的一半。当五十的大钱则只有原来用铜量的十分之三。
讲到咸丰大钱，还必须提到一个人，此人就是惠亲王绵愉，他在铸造大钱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正是在他的建议并带头捐铜设立铸钱局的情况之下，才铸造了当百、当五百、当千等极端面值的咸丰大钱，将广铸大钱之风推向了登峰造极的不归路。
绵愉提议当千大钱以重二两为标准，当五百、当百大钱的重量依次递减。咸丰同意并在奏折上加了朱批“所奏是，户部速议具奏”。从此开始，不仅中央户部的宝泉局、工部的宝源局鼓铸大钱，各省也都奉命设置铸钱机构，仿造户部成式铸造大钱。福建、陕西、云南、热河、甘肃、河南、湖南、湖北等省率先行动起来，原先已经停铸的宝河、宝蓟、宝济、宝台、宝巩、叶尔羌又重新开炉，并新设置了宝德、喀什噶尔等局，共有二十九个铸钱局铸造了咸丰大钱。
面值当千、当五百的大钱，法定价值可以兑换制钱一千文和五白文。但是，它们实际上的金属比价只分别合制钱三十八文和三十文，如果减去工本费，则分别被政府强制增值了八百八十六文和四百一十文。清政府显然是把铸造大钱当成了填补财政亏空的工具。因此，各地纷纷开炉鼓铸，除了铜钱之外，甚至还加铸了铁钱和铅钱。本来清初铸钱沿袭明朝的制度，名称上只有“通宝”一种。这是因为明朝要避讳朱元璋（小名叫重八）名字中的“元”和“重”字。但是，咸丰年间，因为要赶铸大钱，才又恢复了“重宝”“元宝”的称呼。基本上是当五十以下称“重宝”，当百以上称“元宝”。但是，因为是各地都铸，并且都要图利，所以，威丰大钱的名称、面值、尺寸、重量质、钱文，真是五花八门、各有不同。后来随着币值的下跌，重量变动更是频繁，大小错出、轻重倒置是普遍现象；材质方面，除了黄銅、红铜之外，另有铁钱、铅钱；钱文方面，除了纪值之外，福建省铸造的大钱上面还有纪重；仅就面值而言，从一文到当千，可以分为十六个等次；另有铁质大钱六种，铅质大钱四种。
所有这些都给私铸者提供了便利。史载“未及一年，盜铸如云而起”。于是，到了第二年的七月，朝廷就下旨停铸了当千、当五百面值的大钱。十月份以后，当百、当五十也不许流通了。又过了一年，即咸丰五年，就只允许当十、当五大钱与制钱并行流通，其余面值的都被废弃了。但是，当十大钱也开始迅速地贬值。清政府为了维持大钱，虽然规定了搭放搭收的办法，但是仍然不能阻止当十大钱贬值的厄运。到了咸丰九年，每枚当十大钱只能兑换制钱二文左右。铁钱因为遭到民间的强烈抵制，跌价后已不敷成本，户部于咸丰九年七月奏准停铸。铅钱在市面上使用的时间极为短暂，有的说仅在北京一地使用，早在咸丰五年以后就不见流通的记载了。
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财政压力暂时得到了缓解，同时铸造大钱也已无利可图。于是，清政府又想恢复制钱的流通。但是，这时北京城内已经没有制钱了。无奈之下，清政府只能继续铸造当十大钱，直到光绪三十一年，才宣布永远停铸当十大钱。至此，咸丰大钱的余波才算结束。但是，距离清朝的最后灭亡也已经不远了。
三、咸丰朝钱钞制的影响
咸丰朝共有十一年，始终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内有太平天国 及陕甘回民和捻军的起义，外有英法联军的人侵。因为巨额的军费开支而引爆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无奈之下实行了通货膨胀政策。通过广铸大钱和滥发纸币，虽然暂时渡过了难关，延缓了清朝的灭亡，但是对于广大民众却是一场浩劫。另外，还有两点对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是削弱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权。清政府因为迫不得已将铸币权下放各省，因铸币而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地方势力开始坐大，使得咸丰后期地方督抚分权的现象日益严重。迫使清政府的金融及货币政策的制定及其财政管理体制，由此前的一元化体制逐渐演变为中央集权和地方督抚分权并存的二元化体制。
二是破坏了中国传统币制的基础。清初货币制度上沿袭了明朝的做法，即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银两与制钱并行的银钱复本位制。但是因为大钱的冲击，货币流通环境以及社会金融秩序都遭到了空前的破坏，传统的制钱以及银钱复本位制再难恢复，表明已经行用了二千多年的传统制钱行将瓦解。
咸丰朝所推行的钱钞制，因为其自身的出发点，决定了它虽然有“破旧”的功能，却不可能起到“立新”的效果。自咸丰之后，中国的币制改革，历经清末未统一币制的“两”“元”之争，到北洋军时期时“废两改元”实践及“国币”铸造，直至民国政府的“法币改革”,才最终与国际社会接轨，初步建立了现代纸币制度。而咸丰朝的钱钞制，无疑为这一艰难改革的启动起到了“破旧”的作用。
咸豐 寶泉當五百 雕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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