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陶作为黄河流域仰韶时期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特色，它的影响波及到南北广阔的区域。峡江及两湖区域也发现了一些彩陶，属于大溪文化的数量虽然不是太多，但这些彩陶特点也非常突出，从器形到纹饰都有特别之处。但峡江及附近彩陶的出现，既有本地传统的体现，明显也有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也对外部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彩陶追根溯源，我们得知这样的影响不仅来自中原地区，也可能有的来自其他地区。本文主要由彩陶花瓣纹、西阴纹、绞索纹及所谓“鸟式”旋纹的研究，对大溪文化彩陶起源及大溪文化时期与周边文化多边影响的路径进行初步探讨。
大溪文化出土的彩陶，按纹饰划分当以花瓣纹、西阴纹和绞索纹比较有特色，也见到有旋纹等。这其中又以绞索纹彩陶数量最多，分布也较广。
大溪文化的花瓣纹彩陶，既有四瓣式，也有多瓣式。典型的四瓣式花瓣纹在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有出土[1]，一件彩陶豆上绘精致的白地黑彩四瓣式花瓣纹，花瓣间绘有纵向叶片作为隔断，花瓣内还绘出中分线（图1,上）。这样的四瓣式花瓣纹，是黄河流域庙底沟文化彩陶常见的纹饰之一，关庙山的这个发现，可以看作是现在所知的庙底沟文化四瓣式花瓣纹彩陶传播的南限。
图1
多瓣式花瓣纹彩陶在大溪文化也有发现，同样见于关庙山遗址。一件小口彩陶罐上绘五六瓣复合式花瓣[2]，花瓣中也都绘有中分线，瓣尖处有圆点，但花瓣较雕龙碑的一件稍宽一些（图1，下）。这种多瓣式花瓣纹彩陶，在庙底沟文化中也很常见。
当然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彩陶花瓣纹绘中分线的做法，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上通常是不见的，但在大汶口文化中却很普遍，这也许表明大溪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有过直接的交流。
庙底沟文化彩陶“西阴纹”因在西阴村发现较多而得名，分布范围较广，在大溪文化彩陶中也有发现，而且绘得非常精致。重庆巫山大溪遗址见到几件典型的西阴纹彩陶，器形有钵也有罐，钵上单元纹饰较尖长，而罐上单元纹饰略显宽短[3]。一件敛口小陶钵绘出又尖又长的西阴纹，布局较为疏朗（图2，上）。罐上所绘西阴纹一般较为宽短，中间加填有圆点和中分线。一件彩陶罐上下绘两组加中分线和圆点的西阴纹，两组纹饰间加绘弦纹作为间隔（图2，中下）。
图2
陶罐上的西阴纹采用复彩绘成，以白色为底，用黑色绘纹。大溪遗址彩陶上的西阴纹是在本文成文时才辨认出来的，因为纹饰作了些变形处理，所以不能一目了然。大溪文化彩陶西阴纹构图也非常严谨，较之庙底沟文化彩陶上的同类纹饰多出几分精致，像这样双排叠置的西阴纹在庙底沟文化中也是不多见的。
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也发现了一件西阴纹彩陶钵[4]，依照墨线图和彩图，将这件彩陶的纹饰展开来看，这是一件庙底沟文化常见的典型地纹彩陶，是在红陶钵上腹部，以黑彩作衬底，空出弯角状的红地作为主体纹饰。图案构图作二方连续式，纹饰沿器腹作四分布列，均衡对称有序（图2,下）。发掘者将这件标本称作“花瓣形图案”彩陶，归入大溪文化二期。无论是器形或是纹饰，它都是一件典型的庙底沟文化西阴纹彩陶。城头山这件西阴纹彩陶更多体现了庙底沟文化原本的风格，揭示了这类庙底沟文化彩陶传播的南限，它是南北区域大跨度分布的一种重要的彩陶纹饰[5]。
大溪文化也见到了双旋纹彩陶，枝江关庙山遗址出土有双旋纹彩陶片[6]，是一种松散式的双旋纹，旋心有圆点（图3）。在很长时间内这样的纹饰被认作是图案化的鸟纹，它本是西北地区彩陶上的一种流行风格。正因为如此，关庙山这件旋纹彩陶在风格上与西北地区的彩陶表现有更紧密的联系，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图3
西北地区所见的这类纹饰，其实应当并不是鸟纹，而是旋纹中的一种，或可称作“鸟式”旋纹。图案中被看作是鸟首的带圆点的小圆形，是常见的圆圈纹，而连接圆形的是变形的地纹叶片纹。这种变形的叶片纹为一般观者视而不见，反而将作为衬底的弧边三角形看成了鸟形的身体。这样的鸟形其实是绘出了一上一下或一左一右的两个弧边三角，人们没法解释为何绘出这样的双身鸟形图像，其实这图形虽是像鸟但并不是鸟的形象，认定这一点非常重要。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就发现了一些这样的旋纹彩陶[7]，年代属于仰韶晚期，略晚于庙底沟文化（图4）。
图4
其他遗址同期文化遗存的彩陶中也发现不少这种旋纹，如作过较大规模发掘或调查过遗址武山傅家门[8]、天水西山坪[9]，所发现的彩陶都是以叶片纹与圆形组合和鸟式旋纹为主体，风格非常一致。傅家门和西山坪遗址所见彩陶鸟式旋纹还与叶片纹与圆形组合同绘一器，后者在上，前者在下，纹饰平行排列，构图严谨华美（图5）。
图5
将关庙山遗址的旋纹彩陶与西北地区的同类彩陶放在一起，我们不会怀疑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密联系，前者一定受到过后者的强烈影响，或者系最直接的传播也未可知。
这样看来，由彩陶上找到的线索表明，分布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与同期的黄河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交流也是双向的，由下文论及的绞索纹我们可以更明确的看到这一点。
在大溪文化中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彩陶，即是绞索纹彩陶，它是本土文化中萌生的艺术主题。在大溪文化分布区内，许多遗址都出土了绞索纹彩陶，而且在很多外围文化和时空距离较远的文化中也发现了一些同类彩陶，对于它的起源与传播，学界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研究。
所谓绞索纹，也有学者称为绳索纹、链条纹，或又称为绹纹与绹索纹，甚至有称为旋纹的，它像是描绘两股或多股绳索拧合的样子，我们觉得称为绞索纹也许更恰当一点。大溪文化彩陶上的绞索纹可以分作若干类，由大类看有弧线式，也有折线式，由细部区别看又能分出双线型和多线型。此外绞索纹也还有长结和短结的不同，长结绞索纹绘得流畅精致，短结绞索纹绘得细碎粗率。绞索纹是大溪文化彩陶的标志性纹饰，绞索纹彩陶是大溪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还认为，大溪文化彩陶上的绞索纹也属于地纹表现形式，纹饰呈二方连续形式排列，上下一般都填充有弧边三角作为衬底。双线型的绞索纹其实是用二实线衬出中间的单条地纹来，三线型为三实线衬出双条地纹，四线型即为三条地纹。为着约定俗成的说法，本文在描述时并不以地纹表现的线条数目为准，依然以实线的数目描述并进行分类比较。
大溪文化的彩陶，最早是因分布在峡江的重庆巫山大溪遗址的发掘受到关注。大溪文化彩陶中最有特色的是一种筒形瓶，在包括大溪在内的若干遗址都有出土，多数筒形瓶上都绘有一组或一组以上的绞索纹。大溪遗址发现两例绞索纹彩陶瓶，其中一件彩陶瓶在上部绘一组弧线形三线型绞索纹，另一件彩陶瓶上下各绘一组弧线形三线型绞索纹。还有一件陶罐的中上腹部，也绘有一组弧线形三线型绞索纹（图6）。这三件彩陶所绘绞索纹风格一致，年代应当较为接近。
图6
同样分布在峡江区域的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10]，也发现了与大溪遗址相似的彩陶瓶，只是都已残断。其中一件残器除了在上端绘一组弧线形三线型绞索纹外，在中部位置另绘一组变体绞索纹。根据其他遗址的发现，这类瓶的下部也应当绘有一组纹饰，是三组绞索纹共绘一器。另外在一件豆盘上也绘有绞索纹，属于不多见的弧线形四线型绞索纹。中堡岛还见到一些刻画有绞索纹的粗陶器座，刻画的都是折线形绞索纹，有三线型，也有多至五线型的（图7）。
图7
出了峡江口，也有几处大溪文化遗址发现了绞索纹彩陶。经过大规模发掘的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发现一件保存完好的彩陶瓶，绘有三组弧线形三线型绞索纹，中间所绘为变体绞索纹。在另一件大陶罐上，绘出一个单体的绞索纹结，这样的纹饰单元在其他遗址的彩陶上也发现过（图8）。
图8
湖北松滋桂花树遗址也发现几件典型的绞索纹彩陶[11]。一件彩陶瓶绘三组绞索纹，纹饰构图及布局与关庙山的那一件所见完全相同，纹饰属弧线形三线型。在一件彩陶罐上腹位置，绘一组弧线形三线型绞索纹，线型较为粗壮。还见到一件彩陶器座，绘一单体的绞索纹结，也与关庙山所见类同（图9）。
图9
湖北东部麻城金罗家遗址[12]，意外出土一件大溪文化陶簋形器，在中腹绘一周围清秀的绞索纹，属弧线形三线型，上缘还附绘一周菱形纹（图10）。在其他地点还不曾见到类似器形的彩陶，这个发现值得注意。
图10
湘北洞庭湖区域的澧县城头山遗址，文化堆积主要是汤家岗文化和大溪文化，在大溪文化层发现了绞索纹彩陶和刻画，但风格有所变化，更见到一些变体的绞索纹。在一件彩陶罐上腹绘一周双线绞索纹，较为特别的是，它的上缘绘成弧线形，而下缘却绘成折线形。还见到一件彩陶片，绘弧线形三线绞索纹，与峡江所见相同。在其他陶器上，见到弧线形双线绞索纹刻画（图11）。有的陶器上的绞索纹刻画为单线型，显得简单而草率（图12）。
图11
图12
大溪文化彩陶绞索纹有不同的构图模式，将绞索纹刻画也一并分类，大体可以划分为四式：
A式 绞索纹弧线形，又分单线、双线、三线和四线几种，以三线较为常见。
B式 绞索纹折线形，又分双线、三线和五线几种。
C式 绞索纹上缘弧线形下缘折线形，很少见。
D式 变体绞索纹折线形，图案环环相扣，但左右线条并不连续，与前三式区别明显。
A式中的弧线形三线型最为多见，为最具代表性的绞索纹，分布也最为广泛。D式也极有特点，应当是体现大溪人当时精致绘彩技巧的代表作，仅分布在峡江及峡口附近地区（图13）。
图13
分布在峡江和两湖区域的大溪文化，从现在的发现看它的彩陶似乎表现得并不那么强势，而且它明显受到黄河同期文化的影响，但它也向外传播过自己的彩陶文化，也曾影响了黄河及其他区域的文化。
在检索资料过程中，一组属于庙底沟文化的绞索纹彩陶进入我们的视线。这组器物的器形和纹饰都比较特别，它们原本并不归属于庙底沟文化。
这组器物共5件，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一件[13]，绘绞索纹与花瓣纹组合纹饰，绞索纹为双线型，绞索结较大。陕县庙底沟遗址一件[14]，绘平行斜线与绞索纹组合纹饰，绞索纹为折线形双线型。汝州中山寨遗址一件[15]，绘花瓣纹与绞索纹组合纹饰，绞索纹为弧线形双线型。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一件[16]，绘平行斜线、三角与绞索纹组合纹饰，绞索纹为弧线形双线型。陕西华阴西关堡一件[17]，器形非常完整，敞口斜壁矮圈足，腹壁绘花瓣纹、平行斜线、三角与绞索纹组合纹饰，绞索纹为折线形双线型（图14）。
图14
将以上5例彩陶放在一起，虽然只是西关堡一件为完整的豆，其他4例残损过甚，但明显属于同一类器形，都是折腹直壁矮圈足豆，折腹处起凸棱。这类豆形器在庙底沟文化中十分少见，像是外来品，南来自两湖地区的可能性较大。所绘绞索纹全是双股并绞，风格比较一致。与绞索纹组合的纹饰在两湖多见，但四瓣式花瓣纹又是明显的庙底沟风格，应当是大溪人仿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结合本地特色制作的产品，似乎不大可能是庙底沟人自己的作品。
中原地区自然也见到仿制的绞索纹彩陶，郑州大河村遗址就发现有数例[18]。其中有三例属于“仰韶二期文化”，与庙底沟文化年代相当，绞索纹全绘为折线形双线型，单元纹饰较小。还有一例年代略晚，绘弧线形三线型绞索纹，绘工较为草率（图15）。
图15
黄河上游地区，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略晚于庙底沟文化的四期文化层中，出土若干件绞索纹彩陶[19]。大地湾彩陶绞索纹一般不与其他纹饰组合出现，有双股并绞，更多的是四股并绞，有正绞，也有反绞，方向不一（图16）。
图16
大地湾四期文化的面貌，与仰韶时期的庙底沟文化表现有更多的联系，也孕育了马家窑类型彩陶因素，如较多旋纹，特别是形似变形鸟纹的旋纹与圆圈纹奠定了马家窑类型彩陶纹饰演变的基础。联系到前文提到的鸟形旋纹彩陶，表明长江中游地区与黄河上游地区的交流是一定存在的，也许这种交流还非常密切，我们现在只是看到了一点眉目而已。
黄河下流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也有绞索纹彩陶发现。最标准的一件绞索纹彩陶出自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20]，一件小型陶钵上绘四股并绞的折线形绞索纹，非常接近大溪文化风格（图17，1）。大汶口文化还有一例绞索纹彩陶是在江苏墩县大墩子遗址发现的[21]，主体纹样为折线双股并绞的绞索纹，但上下还有附加重叠的绞索纹，构图比一般绞索纹要繁复（图17，2）。相似的较为复杂的绞索纹陶器在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过，很像是编织纹，但基础构图还是绞索纹。
图17
东部地区除大汶口文化外，年代稍晚的良渚文化中也有加绘绞索纹的陶器发现。如江苏吴江梅堰遗址出土的一件良渚文化漆绘陶[22]，黑陶上用金黄、棕红二色绘两行绞索纹，属弧线形绞索纹（图17，3）。类似发现还见于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23]，在一件贯耳壶上也是绘有两行弧线形双股并绞式绞索纹，线条十分流畅（图17，4）。良渚文化年代虽然要晚于大溪文化，超越了时空距离的文化影响在绞索纹彩绘陶上还是反映得很清楚的。
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区域发现的这几例绞索纹大多为反绞，与大溪文化的绞索纹方向相反。它们在受大溪文化影响的同时，对绞索纹的绘制也有变更，形成了新的风格。
大溪文化彩陶特点突出，我们找到它的源头部分是在黄河流域，不过它自身独特的纹饰绞索纹，对外围特别是黄河文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它的起源又是怎样的呢？
彩陶绞索纹的起源，就在两湖地区的前大溪文化中。在湘北地区由于考古工作较为深入，考古学文化序列也相对较为清晰，已知明确的前大溪文化是汤家岗文化（峡江区域或称柳林溪文化）。汤家岗文化年代距今6800~6300年，注重陶器纹样装饰，纹饰除绳纹、刻画纹、戳印纹外，还有许多以篦点纹构成的纹饰，并有用各种预制图案或图形模具模印的几何印纹[24]。其中压划、刻划和彩绘绞索纹，也构成了一大文化特色，这也是年代更早的文化中所不见的。
汤家岗文化中最早见到的绞索纹陶器，就是在湖南安乡汤家岗遗址出土的[25]。在一块可能是豆盘的盘壁上，压划出一周粗壮的折线形绞索纹，样式类同大溪文化彩陶上的双股并绞式绞索纹（图18）。
图18
而更多绞索纹陶器的发现是在湖南安乡划城岗遗址[26]，有压划纹陶器，也有少量彩陶。最多见到的是一种刻画的折线形双股并绞式绞索纹，纹饰比较工整，形如链式，所以被一些研究者称为链条纹。这类绞索纹单元图案也有长短不同，而且不同大小单元的组合有时共存一器（图19）。
图19
也有一些已经明显变形的绞索纹、类似编织状的绞索纹和比较粗率的短结绞索纹，后者在大溪文化陶器上也能见到（图20）。
图20
刻画和绘彩中已经见到标准的弧线形绞索纹，有双股并绞、三股并绞和四股并绞的不同，这些与大溪文化所见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图21）。
图21
在一件陶豆外表压划的双股并绞弧线形绞索纹，从器形到纹饰结构都与大溪文化所见相同。而另一件陶罐上刻画的复式折线形绞索纹，在大溪文化中也得到传承（图22）。
图22
汤家岗文化陶器刻画与彩绘的绞索纹，粗分也是两大型，即弧线形和折线形，也有少量的混合型（图23）。
图23
这时形成的陶器装饰传统与风格完全为大溪文化所继承，大溪文化彩陶主体风格和传统的主要来源，正是汤家岗文化。主要分布于峡江地区的柳林溪文化，包括秭归柳林溪遗址在内[27]，虽然陶器上饰有丰富的刻画纹饰，却并没有见到一例标准的或变形的绞索纹，只是在少量彩陶上绘有变形的旋纹，更证实大溪文化陶器装饰的绞索纹应当是直接来源于汤家岗文化。
在汤家岗和大溪文化中，陶器装饰彩绘与刻画采用相同的纹饰主题，这在其他新石器文化中还不多见。作为陶器装饰特有风格的绞索纹对外围文化也产生了影响，它的重要性我们至今还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大溪文化的绞索纹来源虽然可以追溯到汤家岗文化时期，但更早的文化中并没有这样的装饰传统，它的演变脉络还不十分清晰，它的意义也并不清楚。
对于彩陶纹饰而言，任何一类主流图案都宣示着一种信仰，一种观念。对于绞索纹来说，我们揣度不出意义何在。我们可以直观地解释它为象形的绳索或编织图形，也可以认为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但这却是一个非常费解的问题，为何要以这样的图案作为精美彩陶的主流纹饰？如果没有时代认同的含义，人们基于什么样的理由绘出同样的图案，这图案又为何还会传播到不同的区域去？这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但眼下没有合适的答案。
对于陶器上装饰图案的起源，历来都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几何纹是象形图案的几何化结果，也有人说几何纹起源于编织结构。其实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不能一概而论。当讨论大溪文化绞索纹的时候，我们会自然地判断它有可能是起源于编织图案，它已经是艺术化的编织纹。但这并不是说它仅仅只是用作装饰的编织纹而已，大溪人或许赋予了它特别的含义，不然它不会那样流行，也不会传播得那么广。
弗朗兹·博厄斯说，“不论是绘画或造型艺术中的几何纹样，还是音乐中的旋律或乐句，只要具有某种含义，就能唤起人们一定的感情甚至观念。……只有某些众所周知的，具有一定意义的象征符号才能产生象征艺术的效果”[28]。史前时代某些彩陶纹饰在大范围的传播，有时甚至是超越考古文化的传播，在这个范围的人们一定在纹饰的含义与解释上建立了互动关系，彩陶原来存在的文化背景，也随着纹饰的传播带到了新的地方。当某些彩陶纹饰传播到不能生根的地方，互动关系就会终止。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解释或接受这彩陶纹饰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传播也就中止了。对于大溪文化彩陶上的绞索纹，我们也可以作如是观，只是它真实的含义我们还不得而知。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县关庙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3年1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县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4期。
[3] 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略》，《文物》1961年11期；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年4期。
[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图四五五，3；彩版四五，2，文物出版社，2007年。
[5] 王仁湘：《彩陶“西阴纹”细说》，《古代文明》第7卷，文物出版社，2008年。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县关庙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3年1期。
[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文物出版社，2005年。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武山傅家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6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0] 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
[11]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县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6年3期。
[12] 麻城市博物馆：《麻城金罗家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1992年3期。
[13] 安特生：《中国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1923年5号；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渑池仰韶遗址1980－1981年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3年1期。
[1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15]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河南一队：《河南汝州中山寨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1期。
[16]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192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西阴村史前遗存第二次发掘》，《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西关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学集刊》第6集。
[18]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
[1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文物出版社，2005年。
[20]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科学出版社，1993年。
[21]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
[22] 陈玉寅：《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6期。
[23] 南京博物院、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
[24] 尹检顺：《汤家岗文化初论》，《南方文物》2007年2期。
[25]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4期。
[26]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4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安乡划城岗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1期。
[27]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秭归柳林溪》，科学出版社，2003年。
[28]［美］弗朗兹.博厄斯著，金辉译：《原始艺术》，23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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