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宝鸡(弓鱼)氏墓地出土青铜器---竹园沟。 茹家庄1974年发掘，M1、M2都是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葬。这两座墓都是典型西周中期偏早穆王时期墓葬。M1分甲乙两室，乙室据出土青铜器铭文为鱼伯，甲为殉葬妾室。M2据出土青铜器铭文为丼姬墓，可见西周中期金文常见的王朝卿士丼氏为周王室同姓。M2打破M1,其下葬时间晚于M1鱼伯。通常男人先故去，夫人故去后再合葬。
M1乙室出土青铜器 鼎7(方鼎3、圆鼎4)， 鼎形温食器1 ，鬲2，甗1，簋5，铺4，爵2，觯1，尊5(鸟尊2 象尊1)，卣1，罍1，壶2，盉(蓥)，盘2
M1是典型西周中期偏早穆王时期墓葬，出土青铜器多具穆王时期风格。
方鼎高19厘米，内壁铭文“作宝彝”，柱足明显高于腹斗深度典型西周初期风格。口沿下一首双身夔纹，宋人称之“肥遗”。身体波动或为后期流行的“波带纹”早期形制，有学者定为的“山纹”本是这类夔纹身体演变而来。腹部凹形乳钉纹只有两排，通常这种是三排。腹部这种纹饰配置源自方鼎初期形制，二里冈末期郑州向阳食品厂、张寨南街杜岭、山西平陆出土的方鼎都是这种纹饰配置，这种纹饰配置或源自釦器的装饰，亦流行于商末周初方鼎纹饰配置。口沿下纹饰带有勾喙小夔纹、小鸟纹……保利藏帝辛二十二年的版方鼎也是这种一首双身夔纹，纹饰精致的会在腹部中间配置云雷纹衬底的勾连纹。据出土铜言这只方鼎“柱足上部饰蝉纹”，似乎隐约可见有纹饰，具体不知。这只方鼎或不是墓主鱼伯的。
一只有盖方鼎。高18厘米，重2800克。素面方鼎大概在昭王时期出现，参考保利藏荣仲方鼎，这只鼎铭文“王作荣仲宫……”铭文末缀“史”。荣氏是史族吗？待考。茹家庄这只方鼎盖子有折沿，盖缘一钮有两环相套与耳相连，商周青铜器颠覆认知情况很多时候出在“非中原文化区”，三星堆这几年出土的青铜器与中原文化即有千丝万缕联系，又独树一帜。据说出土时鼎内有鸡骨头。
一椭方腹鼎，或称之为圆角方鼎。高14.5厘米，口径14.8*10.8厘米。重1200克。深腹倾垂 短柱足。这是一只西周中期偏早穆王时期椭方腹鼎。这个体量放在案上祭飨适合一个人享用。内底铭文“伯(矢旨)作旅尊鼎”。器主(矢旨)或是鱼伯字，鼎铭文多在器壁，在内底不多见。口沿下不甚细密云雷底纹上饰垂冠顾首扬尾小鸟纹首尾排列，间以涡纹相隔，这种纹饰配置在商周青铜器中极少，所见多是鸟兽相望成对称状。
保利藏王作左守鼎腹部顾首大鸟纹也是这样排列，这是王作器不同一般。孙华老师有很好文章介绍。这只鼎韩巍老师在《试论西周青铜器演变过程中的“延滞”现象》论述在两周之际，详见https://www.hist.pku.edu.cn/docs/2021-09/57d2c10dccfe43faa8e22c7f08b0c2a9.pdf。
1975年陕西扶风庄白伯(戈冬)墓出土的两只(戈冬)方鼎。这个墓亦是典型穆王时期，器多为同期。可见这种形制小鼎大概始于穆王时期。
一附耳有盖圆鼎，通高15.6 口径13.8厘米。一侧附耳残留一环或与有穿孔捉手相连。铭文“鱼伯作自为鼎簋”。腹部饰斜格乳钉纹的盆鼎商周时期不是很多，记得好像海外博物馆藏一只类似纹饰制作比较精致鼎。环耳簋西周时期这种装饰相对多。比如纽约苏记的霸姬簋试论纽约苏富比秋拍出现的霸姬方座簋。据铭文鱼伯自作同样纹饰有鼎有簋。
通高16厘米的温鼎，制作精致，应不晚于成康时期。可能不是墓主鱼伯的。
出土有盖环耳簋 器与盖饰相同的斜格乳钉纹，这只簋应该与前面的鼎铭文所言同时期制作。盖子形制在两周时期有盖簋中罕见，形制似粮仓，边缘有铜环或与环耳连接，一环遗失。圈足缺口是残损状。盖子有套环与器身连接此种形制在周文化或上推商文化圈似都未见。这只簋是当地族属文化接受周文化的产物。
四足簋 通高15.8厘米。口沿下两个兽首衔环 ，另一环遗失，据出土铜图片另一边两个环套在一起，衔环之兽首是牛角，圆鼓腹接圈足不接地，四短蹄足。M2即M1鱼伯的夫人井姬墓出土一只同款簋，是为一对。这种形制青铜器中原地区不见。器是圆鼓腹蹄足器可以称之为簋吗？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圈”簋没有这个形制。
出土四只铺，通高9厘米，口径11.2厘米。这是目前考古所见最早青铜铺，粗圈足纹饰两相交错形成菱形镂孔模仿竹子编织状，可见青铜铺是由篾器演变而来，或可推论宝鸡一带最先出现这只青铜器，青铜簠也是如此。
这只罍通高15.8厘米，或为弄器。形制延续商末周初圆腹罍，纹饰近同，器肩部夔纹时代性强，呈卡通感。器大概康或偏晚一些。
觯通高16.6厘米。据形制纹饰可能商周之际。形制优美纹饰精致，可以肯定不是墓主之器。 与上一只小罍一样都是没有云雷地纹的装饰风格，这种装饰风格大概始于商代最末期流行于西周初期，在西周晚期又出现过比如上海藏虎簋。这种装饰风格使兽面纹主题更加突出，但少了层次感的韵味。
出土鸟尊 一通高18厘米，一23.5厘米。胖胖肚子形体似鸽子，身后以兽蹄足作支撑，齿状方形垂尾。
已知两周时期鸟尊多出土自晋南一带，北赵晋侯M114的晋侯鸟尊盖内铭文“晋侯作向大室宝尊彝”，以象鼻作身后支撑，象鼻冲里冲外修复时存争议。保利藏倗季鸟尊面世后晋侯鸟尊尾的争议告一段落，倗季鸟尊应出自绛县横水倗氏墓地或M3，垂尾作支撑。太原金胜村M251赵卿墓鸟尊尾部一下山虎为足作支撑，晚商鸮尊包括妇好鸮尊多以鸟尾为支撑。翼城大河口M2002的气盉身体后下接一卷鼻作支撑。宝鸡茹家庄这里铸铜工匠估计是没学习到这种先进工艺形式，以兽蹄足为支撑略显稚拙。另一方面也说明茹家庄特点鲜明青铜器多为当地制作。
象尊 通高21厘米，这只象尊很可爱，纹饰欠精致。好像西周时期象尊这是目前唯一一例。与晚商时期写实状象尊相比，这个卡通感十足，器身纹饰欠精致，与周文化中心圈青铜纹饰有异。
新乡博物馆藏白陶象尊(出土地不详，腹饰晚商不多见的垂冠顾首大鸟纹，城固出土过一只柱帽遗失的相当于殷墟二期偏晚的两段式杯状斝上腹饰类似大鸟纹)，湖南象尊，集美象尊，弗里尔美术馆藏象尊。以前多认为动物形青铜器南方独有，殷墟动物形青铜器极少，觥是组合多种动物形象。新乡博物馆藏这只白陶象尊是否制作青铜器之前的实验品呢？类似清宫造办处的“样”呢？当时有纸样，木样……那么3000年前殷墟有大象吗？1978年武官北地王陵区一祭祀遗址发现过大象骸骨背有一铜铃，应是驯养大象。
通高21.7cm，重2550g。盖内器腹同铭“鱼伯自作盘鎣”。第一个字“弓鱼”太潦草，边远地区青铜器铭文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已知自名鎣青铜器很少，多是西周中晚期，国博有西晚虎鎣。这只是目前所见最早自铭鎣的青铜器。据铭文同时自作还有盘。形制是盉，自名鎣而已。器腹分裆，袋足饰精致无底纹兽首，如意云作兽角，不多见。盖缘 器口沿下斜角云纹中原式样。
茹家庄M1鱼伯墓乙室还出土一只腹倾垂或椭方卣，宽扁状，盖子两侧有犄角，提梁端亦是大耳貘首，盖缘及器口沿下分尾小鸟纹，这是典型穆王时期青铜卣形制及纹饰配置。
这个墓葬是典型西周中期偏早穆王时期，穆王时期青铜器组合食器、酒器、水器，茹家庄M1青铜器组合完整，进入恭王后酒器数量品类锐减，青铜壶成为组合必备酒器，当然这个过程看似不是一蹴而就，但是在考古发掘中穆王偏后墓葬酒器数量直线锐减，当然这也有恭及以后懿孝夷典型墓葬极少有关。所以有学者做西周分期把穆王定为西周中期偏早，恭王及以后定为西周中期偏晚。
恭以后传世酒器除青铜壶外还有一些，铭文讲穆王在郑的懋尊卣按王称谥号说器是恭王时期制作。恭王八年的齐生鲁方彝，懿王二年的吴方彝，懿王二年趩尊及懿王初年免尊卣，故宫藏西周晚期虢季子组卣(虢季氏的公子私名组作器)，这只器很值得研究。
考古器有盠驹尊、方尊、方彝铭文现穆公大概穆恭之际或恭早期，同样器两侧有象鼻耳的传世器师遽方彝， 张家坡M170出土的第一代井叔的井叔方彝，这些器大概都是恭早期。台北故宫藏服方尊也是两侧有象鼻耳，但其腹部下垂的兽面纹角与昭王标准器厚趠方鼎近似大概同期。庄白一号窖藏的中晚期兴爵。
鱼伯墓出土青铜器有一些明显与墓主不是同期，已知有口沿下一首双身夔纹的直角方鼎，温鼎，弄器壘，有盖觯。这些器多是西周初期形制，与宝鸡石鼓山戴家湾出土青铜器情况不同，那里一些器明显有商人风格或为分器，与纸坊头 竹园沟也不同，那里一些有日铭的商遗民器或为賵赙。茹家庄鱼伯墓外来器来源因没有铭文难以搞清楚。
甲室即妾室墓出土青铜器五鼎四簋，鼎形制同大小相次。
东周礼书所言鼎簋制度，这是目前所见西周时期最早例证。M1墓主鱼伯不是典型周人(或助武王克商巴人后裔)，鼎簋形制或有南方风格。这种鼎形制与乾隆时期的铜胎掐丝珐琅三足炉近似。其妾墓随葬五鼎四簋，且这种随葬制度目前考古发现在当时并不是主流形制，但似并非偶然行为。北赵晋侯M13晋武侯夫人墓据说也是五鼎四簋，图片未见。
M2井姬墓出土鼎6(方鼎1、圆鼎5)，簋5，盘1。据综论。
井姬方鼎 通高15.7厘米，重1500克。内壁铭文：鱼伯作丼姬用鼎。外底有烟炱，实用器。这只方鼎四边斜直壁，四壁与底相接处略有圆弧，圆角小方鼎一种亚型。形制近似上举1975年陕西扶风庄白伯(戈冬)墓出土的两只(戈冬)方鼎，
这是随州叶家山曾国M111出土附耳斜直壁方鼎。这种方鼎大概在穆王时期演变为附耳四组盨。
天马--曲村 北赵晋侯M113出土的铭文“叔作旅鼎”，形制近似典型穆王时期。
丼姬鼎 通高21厘米，重3650克。两只同款附耳圆鼎，高度有异，一盖遗失。附耳有盖，盖子有矩尺状捉手，器口沿下及盖缘的顾首夔纹不多见。铭文鱼伯为丼姬作器，同时期作的还有簋，可能就是M1同出的那只四蹄足圆腹簋。
这只鼎当地制作，圆鼓腹一圆孔，通高19.1 口径16.3厘米。形制中原罕见，与同出的四蹄足圆腹簋近似设计思路(与M1的四蹄足圆腹簋同款)。
温鼎 通高15.2厘米，重1800克。内壁铭文：鱼伯作井姬(穴火)鼎。西周中期偏早穆王时期，温鼎最晚形制。据说下面圆盘可置炭火，圆鼎食物保持温热，所以称之为温鼎，火锅雏形。
保利藏一西周早期温鼎圆盘下置一悬铃，或为仅见。温鼎初期形制，实用性很强。商器没有看到这种形制温鼎，这种温鼎西周中期穆王之后考古未见。
这只圆鼓腹鬲不会早于康晚，内侧口沿下铭文“夌姬作宝”，这个夌姬是谁呢？在井姬墓中出土夌姬器，都是姬姓周人氏族，可能是賵赙。陕历博网页说是鱼伯妾似没有证据，妾的器为何出现在夫人墓中？已知M2打破M1，即晚于M1，賵赙可能性或不成立。
通高8.9厘米，图片取自出土铜。侈口束颈，袋足略鼓置舌状扉棱，饰斜线纹，短柱足弧裆。形制近1954年长安普渡村长思墓出土的穆王时期折沿鬲。西周时期青铜器鬲有两条线发展，一是如夌姬鬲这种源自二里冈下层出现青铜鬲，一是自西周穆王时期出现的这种仿陶鬲，青铜鬲在考古所见不甚流行，西周晚期似有上升趋势且多是这类仿陶鬲形制，这种或有附耳形制。
扁圆鼓腹簋一只 通高19.6厘米，腹扁圆，环耳角度略小，穹顶盖缘小折边。这对簋配置的顾首夔纹与井姬附耳方鼎纹饰同款，可能是同期同一作坊制作。M2还有一只与M1同款的四蹄足圆鼓腹簋口沿下双兽首衔环。当地制作青铜器源自中原文化制作水准略逊。
通高18.6厘米，通长30.8厘米，重3250克。貘尊盖内铭文“鱼伯作丼姬用盂鏙”。由丼姬(先秦女子称姓)我们知道西周中晚期金文多见的丼氏家族是姬姓，但祖源不详。丼姬卒于穆王时期，已知穆王时期丼氏有穆公，关于穆公是丼氏最早是陈梦家先生提出，禹鼎铭文“丕顕皇祖穆公……政于丼邦……”，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M163出土的丼叔采钟铭文“丼叔叔采作朕文祖穆公大钟……”这两器铭文证实穆公是丼氏。穆公大约活动于西周穆王时期下限可到恭王早期，大河口M2002出土的气盘(山西博物馆展厅标注称霸姬盘，铭文主角是霸姬，作器者是气，称气盘为妥)铭文霸姬向穆公诉讼之事，这只盘大概恭王早期。西周中晚期金文多见的丼伯在恭王二十四年被王策命为冢司马，目前所见金文之前未见丼伯出场。那么此丼姬与穆公或有关系，大概率可能是兄妹。
这是山西绛县横水倗氏墓地M2158出土的一对貘尊，高11，长18厘米。这对尊在山西青铜器博物馆展线，发掘简报没有提着对尊。所以发掘简报有时箭镞都会提到，有些东西不知原因不提。最近翼城大河口M2002才公布霸姬簋，早先可以公布 ，搞不懂
茹家庄墓葬未见竹园沟较大型墓必出的铜平底 尖底罐，仅M1鱼伯墓乙室出土一陶尖底罐及八只套平底罐。这种现象或可说明其地域与族属文化因素正在削弱。但是不同于中原青铜文化礼器比纸坊头 竹园沟都有增多，此现象或可理解为这个族属自身实力增强。
1988年茹家庄窖藏出土一只鱼尊，通长28，高15厘米。形似鲤鱼，双首捧腹屈膝呈背负状人形为足，人形为足器多是西周晚期出现，北赵晋侯M2的晋侯对盨，M63晋穆侯费王(邦父)次夫人墓出土的杨姞壶及小铜盒即匵，M31晋献侯稣夫人墓出土的扁腹盉，这些都是人形为足。茹家庄是鱼氏族群穆王时期物质文化遗存，穆王以后这个族群去向不明。这只鱼尊可能跟鱼氏没有关系。
茹家庄M2有鱼伯为丼姬作器，有斜壁方鼎一圆鼎一貘尊一。墓葬是典型穆王时期，青铜器大致同期，即此丼姬卒于穆王时期。这个丼姬是姬姓丼氏家族女子，先秦女子称姓，男子称氏。西周中期偏早穆王时期丼氏已知有穆公，大概在恭王早期还见于金文，见大河口2002的气盘(山西博物院展厅标注称霸姬盘，铭文主角是霸姬，作器者是气，铭文末是“气则誓，对公命，作宝盘盉”，称气盘为妥)。关于穆公是丼氏从金文铭文得出，一是禹鼎铭文“丕顕皇祖穆公……政于丼邦……”，一是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M163出土的丼叔采钟铭文“丼叔叔采作朕文祖穆公大钟……”这两器铭文证实穆公是丼氏。穆公是恭王二十四年被王策命为冢司马的丼伯录之父，最早陈梦家先生这么认为后来多数学者从之。丼叔氏大概恭王后期分立为小宗。
丼姬可能来自丼氏家族大宗，与穆公关系是父子？兄妹？丼姬不可能与恭懿时期司马丼伯录同时代，其卒于穆王时期，猜测可能丼姬与穆公是兄妹。
丼与邢金文不同，两个家族都是姬姓，据邢侯簋铭文邢是周公之胤，丼祖源不详。目前没有证据有其他关系。丼金文是水井的象形，中间一点是水的省写，两竖没有外撇现象，茹家庄丼姬器铭文有些潦草。邢是范型的象形，两竖多外撇。有文章谈到丼邢都有混为一谈现象。丼氏这些问题请教韩老师告知。
以朱凤瀚先生《中国青铜器综论》为主线考察青铜器先到这里，春秋以后青铜器进入新的风格，春秋初期青铜器风格基本延续西周晚期，东周礼书所言的鼎簋制在这个时期展现出来，中期后进入所谓'新式期'，这个时候青铜器变化很大，各地青铜器制作很繁荣，形制及纹饰不乏精美但与前期不可项背。研究先秦青铜器东周器不可能绕过去，目前东周青铜器形制处于分不清形制阶段，综论第三部继续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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