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文艺争鸣
三、被解聘的耻辱
朱羲胄《贞文先生年谱》1913年则有云：“是岁，仍与姚永概共事大学堂。既皆弗合而去，临别，赠永概序；越月，又与之书。”[i]这篇收入《畏庐续集》的《与姚叔节书》，颇有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的意味：
仆潜蛰京师久，咫尺之地，不与足下相闻。既而足下南归，不居大学。有人言，校长不直足下；寻校长亦不见直于学子，且不见直于司学之人。而校长行矣，继其事者不知为谁。然以足下之鸿学方论，宜其不容于大学也。[ii]
接下来批判“庸妄钜子”如何排斥正学，暂且搁下不论。先说这段怨气冲天的话，隐藏着何等巨大的变故。《畏庐续集》中紧接着《与姚叔节书》的，是教育孩儿节俭以及“吾家累世农夫”、应忠厚传家的《示儿书》，其中“余年六十矣，自五岁后，每月不举火者可五六日”，可知该信大约写于被解聘前两年。因信中说的都是大道理，故“此书可装池悬之书室，用为格言”[iii]，也可收入自家文集。但在宜与《与姚叔节书》相对读的训子书中，林纾却不是这么平和中正。
商务印书馆版《林纾诗文选》中，收录了《畏庐老人训子书》26通，编者称这些信是1921年前后写给第五子林璐的。可惜原信多无日期，故商务版编排错乱；现据夏晓虹新编66封林纾训林璐书，摘录其中有关大学堂事者，按时间排列，以见林纾心境的变化[iv]：
第一信（1913年3月10日）——大学堂薪水，截至阴历三月止，四月便停课不上堂，须至八月招生。至于请我与不请我，尚在未定。校长何某，目不识丁，坏至十二分，专引私人。钟点既多，余老不能堪。幸《平报》尚可支至今年，得过且过，尚有译书可以添贴。
第二信（1913年3月29日）——大学堂已停课，四月起薪水停支。幸《平报》馆尚存，可以支拄。汝只管安心读书，不必念家中。
第三信（1913年4月7日）——大学堂何鐍[燏]时监督嫌余不通，不肯请。然余老矣，亦无此精力。每月尚可以笔墨得钱，《平报》尚可支撑，至年底再行打算。
第四信（1913年4月12日）——大学堂校长何鐍[燏]时大不满意于余，对姚叔节老伯议余长短。余闻之失笑，以何某到校时，余无谄媚之容，亦无趋承之态，故憾我次骨。实则思用其乡人，亦非于我有仇也。然每礼拜立讲至十句钟，余年老亦不堪。失去此馆，亦无妨碍。前已为政学[法]大学延为讲师，每礼拜六点钟，月薪一百元，合《平报》社二百元，当支得去。唯搬入城内，屋租三十八元，稍贵耳。幸与铭盘、石孙、秀生三人译书，亦可得百馀元。以盈挤[济]虚，尚不吃亏。
第五信（1913年6月6日）——刻下大学堂学生大闹风潮，驱逐校长。何鐍[燏]时系小人之尤，不知怪我何事，乃对缪荔生说我品行不端，学问卑下。其实怪我不会打他马屁，做此谣言。尔父义命自安，凡事任天，即不为大学堂教习，亦有啖饭之地。不图彼蹧跶[糟蹋]我不成，转为学生驱逐。皇天有眼，一一不爽，可见为人不必奸邪。
第六信（1913年6月10日）——大学堂学生与校长何鐍[燏]时大起冲突，校长骂学生为忘八蜑，学生大怒逐之。而教育次长董胡子左袒何鐍[燏]时，将学生全数解散。学生不愿，将其罪状四布。此董、何二人，余并未得罪与他，何对人言，余品行不端，学问卑劣，可笑已极。究竟余一生靠天，即无大学堂一席，亦不至饿死。小人徒自为小人，不足校也。大概董胡纵极力保卫，何终立足不稳，将来必另易他人，何苦妄自作恶多端，留贻笑柄也？何在讲堂，为学生三百余人骂辱至二小时之久，几欲推之出门，名曰欢送，真大奇事。
第七信（1913年9月12日）——大学堂闻有变动之信，然吾终不愿入堂，再为教习。至中华学堂，本请吾出席，近又为人谋去此席，可笑可笑！
这七封有关大学堂的信[v]，涉及被解聘事，按林纾的立场及视角，大致可归纳为：第一，因校长何燏时的迫害[vi]，林纾自1913年阴历四月起薪水停支，好在有《平报》馆、政法大学以及译书的收入，“尚可支撑”；第二，如此“目不识丁，坏至十二分”的校长，“转为学生驱逐”，可见报应不爽；第三，林之所以被解聘，是因“余无谄媚之容，亦无趋承之态”，而对方又“思用其乡人”；第四，校长解聘林纾的理由是“嫌余不通”，且“品行不端，学问卑劣”。
何校长是否基于某种卑鄙心理而排斥异己，不能只听林纾的一面之词。校史资料告诉我们，这段时间北大处于极为艰难的状态。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2月25日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5月3日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校，严复于是成了北大首任校长。因争取办学经费没有着落，加上教育部义正词严的训令，不擅政务的严复，留下一封《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vii]，挂冠而去[viii]。接下来，走马灯似的，从10月至12月，临时大总统先后任命章士钊、马良、何燏时为北大校长。原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何燏时，接任北大校长后碰到一系列难题，先是学潮不断，后又经费无着，再加上教育部规划将北京大学与北洋大学合并，何校长1913年6月申请辞职，终于在11月获批。任期不到一年的何校长，同样留下了一则反对停办北京大学的呈文[ix]。作为个体的教员，林纾觉得很委屈；可作为校长的何燏时，同样别有苦衷。
那位被林纾引为知己的姚永概（叔永），乃严复时代的北大文科教务长；严复辞职后，姚消极对待新任校长何燏时。这一点，在其《慎宜轩日记》中看得很清楚。日记中，除了记录南行省亲、在政法大学兼课，再就是风闻何校长辞职、大学合并以及停办文科等，显然对北大的事业很不看好。读其1913年10月18日日记，可知当初北大沦落到何等地步：
文科生只十人，又有二人欲改学法政，其八人尚有日本一生焉。教习只 二人，余门尚缺。校长既不专任之余，又不加紧办理，部中又有停办文科之说，可叹也。余归心怦怦矣。[x]
这里说的“文科生只十名”，应该指新入学的学生。1913年5月《政府公报》公布北京大学文理两科毕业生名单，其中文科史学门30名，文学门34名[xi]，应该说成绩相当可观。可因学校极度动荡，暑假后招生情况很不理想。据说当年北大文科仅招中国文学一班，可档案馆至今找不到花名册，故北大中文系系友录从1910级（三年制，故1913年毕业）一跳就是1914级[xii]。
某种意义上，林纾的被解聘以及姚永概之归心似箭，是整个大环境使然，不见得是何校长故意使坏。这其中确有人事因素（就像严复当了北大校长，马上礼聘姚永概为文科教务长，那是因为，此前严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时，与姚有很好的合作），严复一走，姚永概迟早是要退的。至于沈尹默提及“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xiii]，是接下来几年陆续发生的事，与林纾的去职关系不大。文派之争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留待下面评说；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民国初年，基于政治、学术以及人事纠葛，原京师大学堂各科教员纷纷去职，像姚永朴那样熬到1917年方才离开的，实属凤毛麟角[xiv]。
从今人的眼光看，严复、林纾、陈衍、马其昶、胡玉缙、姚永概、姚永朴等纷纷离开北京大学，对于北大中国文学门（系）来说，是很大的遗憾。可当时人未必这么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或许，这些“鸿学方论”确实不适合于新北大。因为，这涉及政治变迁以及知识转型，不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好在林纾很要强，也很自信，那句“究竟余一生靠天，即无大学堂一席，亦不至饿死”，可不是随便说的。当然，大学堂教习一职，不仅意味着经济收入，还有社会地位及名声等。也正因此，林纾对于被解聘一事，始终耿耿于怀。这也埋下了日后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奋起抗争，与北京大学诸君直接冲撞的远因。[xv]
[i]朱羲胄：《贞文先生年谱》卷二第5页，《林琴南学行谱记四种》。
[ii]《与姚叔节书》，《畏庐续集》第16页上。
[iii]《示儿书》，《畏庐续集》第18页下。
[iv]文中所引第一、第二、第四、第五信，分别见李家骥等整理《林纾诗文选》第377页、369页、372页、379页。
[v]参见夏晓虹、包立民编注《林纾家书》，北京：商务印书馆，即将刊行。
[vi]1916年北京都门印书局刊行林纾笔记集《铁笛亭琐记》，其中《刍狗》一则涉及此事，可参阅。
[vii]严复：《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见《中华活页文选》1998年第17期（北京：中华书局）、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册第28—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或孙应祥等编《<严复集>补编》第116—118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viii]参见陈平原《迟到了十四年的任命──严复与北京大学》，初刊《开放时代》1998年5/6月号，又见《老北大的故事》（增订版）第153—1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ix]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上册第30—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第40—42页。
[x]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1250页，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
[xi]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上册第31页。
[xii]参见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第45页、《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录》之“说明”及“本科生名录”。
[xiii]沈尹默：《我和北大》，初刊《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166—16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xiv]参见庄吉发《京师大学堂》附录的“京师大学堂各科教习一览表”，见该书第155—167页，台湾大学文学院，1970年。
[xv]参见陈平原《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教育史上的林纾》，《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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