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治吏”小史：毒莫毒兮“合虎药”
清代法庭审判（陈亚元收藏）
明清时的地方官府衙门，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除了领正式俸禄的“官”外，还有一批操办文牍的“胥吏”和跑腿听差的“差役”，合称“吏役”。虽说不入流品、收入菲薄，但一干人把持衙门、操纵官员，成日和恶行结党，与刁狯同行，人见人怕，鬼见鬼愁。人们冠之以“蠹”，胥吏称“蠹吏”，差役称“蠹役”，统称“衙蠹”。“蠹”者，蛀虫也，害民之虫也。
衙门中的吏役，是一个庞大的工作群。胥吏一部，主要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各房主管称“司吏”，1人；辅佐人员称“典吏”，2人。手下有书手或书办。六房外，还有负责公文收发的“承发”，负责档案管理的“册库”，以及儒学、驿铺、仓管、巡检司等部门的属吏。甚至还配备有“阴阳生”，明代同安有65名，清代裁减剩1名，负责守堂打更。[1]
而差役一部，清代同安县衙配备有：门子2名，皂隶16名，马快8名，仵作3名，禁卒8名，轿伞扇夫7名，茶库子1名，库夫2名，斗级4名，民壮20名（清末，民壮增至50名）。除此，在县丞、典史、教谕手下也有差役若干。在厦门岛的兴泉永道衙门和厦防厅，也都配备民壮各30名和20名。[2]
这些名目种种的差役，还都是正规编制内的人员，领取的也是合法的“工食银”。在差役之外，另外还有“白役”若干。“白役”，也就是衙门中的编外人员和临时工。
县府衙役地位本来已经很低下，“白役”还在衙役底下。只要一人在官厅当衙役，就有十个人愿意在底下帮衬他。这十人不拿工食银，但他们的父母妻子要吃要喝，就必须找小民们讨要了。衙役有这么一群白役兄弟撑腰，胆气就更粗了。《同安县志》说，同安的衙蠹一向号称骄悍，即使是退休的乡宦，还是没出仕的乡绅，偶尔触犯了他们的锋芒，就会随时遭受他们肆意的凌辱。而草民细民受到的欺压就更不用说了。[3]这么一大帮的胥吏、差役和白役狼虎一般地活跃在城乡之间，掌控着政府的实际大权。
康熙五十二年（1713），朱奇珍到同安任知县。刚来时他热忱盈盈、抱负满满，一心想为同安民众做点事。上任后就成天钉在公堂上，等着官司随到随办，让百姓不致因官司而耽误本业。现实却让朱知县大感失望，成天只能在内堂静坐，无案可审。一追究，发现竟然是衙役在作怪。同安衙门惯例，疑犯拘押到县城，如果不先满足衙役的金钱欲望，就扣押着不肯上报。甚至将疑犯羁押在饭店里，成天索要这个费那个费的。朱奇珍感言，这不就是让人“坐无名之监”和“受无罪之罚”。有衙役从中作梗，一头无案可审，一头有冤难伸，“累民妨业，殊可痛恨”。赚取“时间差”的，还有胥吏。六房中的书吏，本都是识文断字之人，但一有案情发生，也不怕斯文扫地，千方营利。主官判案时，遇到不能一时决断的案子，需要书吏查覆。书吏便将此视为奇货可居，有钱打点的，设法替他袒护，回复随传随办；无利可图的，则滞留不办的有之，上下其手的也有之。朱奇珍决心严禁这类“蒙弊官长，冤抑民情”的恶行，他下令今后若有将案件搁置不办而索要财物的，当事人可以上报查究，轻的戴枷免职，重的依法惩办。面对着这些悍役猾吏，朱奇珍恐怕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法子。[4]
胥吏图（《清末的三百六十行》）
这种欺瞒官长、霸凌良善的事，积弊甚久，流传甚广。《厦门志》说，厦门的百姓最害怕到同安县打官司，奸民就利用这一点，四处找衙门告状，县衙的差役就借着传票到处生事。那些“白役”，找那些和传票姓名相似的人，一会儿说人家欠粮，一会儿说要追交欠债，四处讹诈。他们在蕹菜河设立班房，俗称“间仔”。兴泉永道周凯在任上暗中访查到这情况，领兵毁掉班馆，痛惩恶徒，情况才稍有收敛。[5]
道光十一年（1831），监察御史陈功回乡为父守孝。出于职业本能，在守孝时间内陈功对福建、厦门的民情、官情打探颇多。三年守孝结束，陈功回任监察御史，将在闽的见闻择要上报朝廷。闽省吏治就是其中之一。他说道：
当前书吏为害最严重的莫过于汀州、龙岩、漳州和泉州。官员和百姓言语不通，听任值堂的书办信口传述，以至于黑白不分，是非倒置。官长明明受到下属的欺骗却没有感觉。差役的殃民，闽县和侯官有“土地堂”，遇有被问讯的人，先行拘押在土地堂里。懂得行贿的，就给他干净的房间；如果勒索不成，就锁禁在污秽黑暗的房间。同安、晋江各县，则有班馆。无论原告、被告，都予以关押。经常关押到八九百人，竟然二三年不能见主办官一面。一遇到酷暑严寒，无辜而死的人数不在少数。生员、贡生有事到官，无论是非曲直，并不交给学官，一概实行锁禁。前年同安县生员吕鸣，竟被关押毙命于班馆中，却没听说加以查究。至于厦门地方，则又有私馆，俗呼为“间仔”，在本地的甕菜河、户部街等处。该地差役整年在通衢要路拦截捉拿百姓，用“欠粮”为词将人关入班馆中，多方恐吓敲诈，经常有数年不能回家的。漳泉各府，每遇命案。主官就带领胥役百余人到处搜拿人犯。厉害的，则故意拖延，放任差役私下收受财礼。竟有先将尸身用盐泡浸，以便索钱敲诈之事。近来又有“虎药”的名目，害民尤惨。一有命案，不准尸亲指告正凶。先罗列出各富户的名单。每出一份差票（官府传人凭证），少的牵扯三十余家，多的牵扯五六十家。捏造罪名，株连牵累，贫富都受其害。如厦门民人陈全，被差役私押十七个月。最后要贩卖一名妇人，用银子贿赂官差，才肯放回。这就是“虎药”的明验。胥役最强横的，莫过安溪县的书办吴珍，厦门厅的陶亨、陈意。陶陈二人身为总差，每天待在厅署中，把持公事。历任的官长，无不倚为心腹的。因此名义上虽是差役，但家资积累到了三四十万之多。[6]
道光皇帝接报，饬令闽省大吏查明此事，严惩犯案之人。一年后，福建地方连续二次来报，对陈功的举报条目逐条进行洗白。不过辩白书也不能不承认，书吏确有利用官民的语言差异，“颠倒舞弊”；下乡办案，确实带了大批兵丁差役；夏日遇命案办理不及，确有用海沙掩盖尸身等情事。当初原打算修理福建官场的道光，只好无奈地用希望“认真整顿，方为不负委任”来敷衍收场。
衙役押解囚犯（《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陈功是闽县人，对厦门“虎药”的理解略有偏差。《厦门志》中有“合虎药”一词，其说法是：讼师、闯棍、衙役三者合而为一，择肥而噬，名叫“合虎药”。那些人专门敲诈与人有不正当关系的妇女，或借着官司来敲诈钱财。官员对此不察辨内情，姑息容忍他们，就使得他们更目无法纪。[7]
讼师以写状书、打官司为生，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其职业本能。厦门民间的传言就有“不怕官，怕讼师”。闯棍，则是群无赖恶少，成日游手好闲，寻衅滋事。[8]《申报》曾报道说，厦门的闯棍最多，也最蛮横。酗酒斗殴，敲诈掠夺，恃强凌弱，无恶不为。这伙人大半是被革职的兵丁，他们和衙门吏役勾结成党，遇事生风。小民畏之就如同出山之虎。[9]
讼师、闯棍、衙役三方势力组合成利益共同体，为非作歹。闽人好讼，一有官司发生，正中了“合虎药”的下怀。其敲诈取财的手段，无所不有。曾任过马巷推官的程荣春有文告劝人莫要打官司，他说：
讼棍衙蠹，没有不喜欢人告状的，总怂恿人打官司。老是说告状费用不多，告了官可以出出怨气。你们百姓听信了这些话，就是不想告状的也要告了。乡里离县城路程远的有几十里，近的也要好几里，一路上风尘仆仆，浪费时日，耽误正业。从告状那天起，到结案时止，没有一件事不要花钱的。递上一份状子，就要先交“状式钱”，讼师要“做状钱”，代书要“戳记钱”，差役要“保家钱”。案子不受理，也就罢了。一旦受理，又要“抄批钱”；传票一出，又要“草鞋钱”“差礼钱”。案子不审理，也就罢了。一旦审理，又要“禀到钱”“干证钱”“歇家钱”“铺堂钱”“甘结钱”。案子不管是输是赢，你们的家产早已变卖去了，你们的身体早已折磨坏了。[10]
衙役巡街（网络配图）
闽南是宗族械斗名区，一有械斗发生，就如同节日来临。各类人物纷纷上场，分沾利益。闽中名儒陈寿祺有械斗记录：
同安县的灌口有两户大姓人家，叫“东蔡”和“西蔡”。一年冬天，东蔡和与小姓的陈氏发生械斗，各有伤亡。蔡姓富，陈姓穷，县官就向东蔡索贿，东蔡答应给银子若干。县官的门房某、差役某，以收取伙食费的名义，再索要银子若干。差役说：“你们多给我银子，我还能为你们开脱别的案子。”他们先把收来的钱填饱了私囊，才将剩余的银子交给官府。上交的贿金不满约定的数量，县里再派差役索要钱财。东蔡人怒了，群殴差役。差役们赶忙逃走，带队的巡检年老跑不动，被民众痛殴一场。县官以“殴官拒捕”的罪名将案情上报省府，索贿的实情却隐瞒不说。省府大吏调动军队前来弹压，东蔡人闻讯逃跑一空。西蔡人害怕受到株连，就主动承担军队和差役的一切供给，又集资交款给县官。县官高兴了，答应西蔡的要求，军队逗留了几个月才离去。而东蔡参与杀人和殴官的人员，最后还是一个也没捉到。[11]
历来有见地的官员都极其痛恨衙蠹。嘉庆年间的闽浙总督汪志伊，对他的部属出言就颇为不逊。他说：
凡是良善之民，很少有充当胥役。那些奸胥猾役，全都是本地的地棍土豪充当的。作奸犯科，诸弊百出。遇到有命盗案件，就串通奸民、讼棍，选择那些身家殷实的，要么诬指他们为首犯，要么罗织罪名称作同伙，要么株连一同拘押。任意地讹诈，一定要满足他们的贪欲才肯罢手。等到正犯捉拿到案，又教唆他们随意牵连，把他们当做索诈分肥之地。而要紧的人犯，反而不过问。甚至通风送信，让他们远逃。即使有地方官发愤要缉捕凶犯，这些人面从心违，最终没有一名能够拿获。而昏庸贪鄙的官员，又堕入他们的算计中，俨然同狼狈勾结一般。因此不肃淸他们，即使有美意良法也不能实行。然而全部严拿究办，那么衙蠹与匪类勾结得更加坚固，反而使地方官成了孤立之势。不得已，留下他们来以毒攻毒。[12]
衙役与犯人（网络配图）
历来各级政府，对衙蠹也制订了种种惩罚规定。闽省对聚敛民财的蠹役，有“锁项羁足”之罚。乾隆五十四年（1789），兴泉永道胡世铨嫌这项惩罚不能区别对待罪行的轻重，因此向省府建议：
制造粗大的铁环，在脖上环绕锁定，锁下坠挂着大的铁响铃。按犯人身材的高矮，用铁链将铁环和脚镣串连起来。如果是判一年徒刑的，叫他挂两年，其他按照徒期的多少递加。刑满之日，刺面释放。如果犯人刑罚在“枷责”（戴枷服刑）以下的，不管戴枷的时限日期，一律挂满一年。使他终身被人耻辱，贻笑乡闾。希望各差役能触目惊心，希望百姓平安，蠹役害怕。他所获得的赃钱以及毁碎的器具，应如本道所要求的，加倍追赔。[13]
枷号是一种耻辱刑。枷号重量，乾隆时规定，寻常枷号重25斤，重枷重35斤。依《大清律例》，蠹役恐吓索诈贫民的，重的可以受杖刑、发边充军或受绞刑。但胡世铨认为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大。一是定罪需要层层审批，耗费时日；二是衙蠹之间声气相通，互相包庇拖延，有的甚至能侥幸漏网逃脱，达不到及时惩戒之效。还不如用粗大铁链锁定手脚和脖子，让他在众人的羞辱中伛偻终生。胡世铨的设想不知实现了没有。道光二十四年（1844），刑部左侍郎黄爵审理同安衙役蠹民一案，疑犯7名，逃走了3个，判了3个。结案称：
县衙差役王子仪，借端威胁诈骗数民洋银从10元到30元不等，依洋银1元折合纹银6钱，诈取数目已在10两以上，而且累计多次，情节可恶。判其从重发配极边烟瘴地区充军，并依照规定在面上刺字。
灌口差役陈武艺，开设盐馆，私自捕捉老弱盐民，捆缚殴打，强夺成品盐，纠集凶徒恶棍屡次生事，扰害良民。判其发配4千里外极边远地区，并依照规定在面上刺字。[14]
巡检衙门弓兵杨天平，冒名顶替已故的刘才兼职该县马快，又是陈武艺一案从犯，助纣为虐。判其杨天平革去弓兵、马快职务，杖刑100下，徒刑3年。
即使律法再严苛，衙蠹们照样我“蠹”我素，蠹吏蠹役照样横行，“合虎药”照样害民。光绪末年报章依然有“合虎药”的消息：
合虎药者，乃衙门搭台害人之别名也。厦门衙署书隶惯串讼棍、唆令惯讼之徒出名，择肥懦之民藉端勾通勒诈，害人匪浅。每年三节（注：春节、端午、中秋）将近，若辈即恃此为生财之道，即有明慎官长恐乡民讼累不即批提，只批差查。而堂上一点硃，民间千滴血。一票到手，利息百倍。官亦堕其术中矣。近届年终，此等控案尤多，不知吾民之安分者，将何以了此残冬也，噫。[15]
清末萧宝芬的也有“虎药”一首，只是将“合虎药”说成“调虎药”。
[题注]勾通胥役，捏词妄控，号为“调虎药”
吏胥丁役亦相邀，
臂指供余气愈骄。
人畏儒生如畏虎，
只因虎药善烹调。[16]
[1]见康熙《同安县志》卷2官守志。
[2]见嘉庆《同安县志》卷5经费，民国《同安县志》卷12度支。
[3]见嘉庆《同安县志》卷14风俗
[4]《古代榜文告示汇存》第6册《朱奇政告示》：《饬书吏示》《饬各役示》。
[5]见《厦门志》卷15。
[6]原文见《清道光朝实录》卷191。
[7]原文见《厦门志》卷15。
[8]见《厦门志》卷15。
[9]原文见《申报》光绪13年8月10日（1887年9月26日）。
[10]原文见程荣春《劝民息讼示》，《泉州从政纪略》卷2。
[11]见陈寿祺《治南狱事录》，《左海文集》卷3。
[12]汪志伊：《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魏源全集（第14册）皇朝经世文编》卷23。
[13]原文见《福建省例》刑政例（下）。
[14]见黄爵滋《审明蠹役诈赃疏》，《黄少司寇（爵滋）奏疏》卷15。
[15]《申报》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7年1月29日）
[16]萧宝芬：《虎药》，《鹭江竹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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