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隘内
关隘内，也作“关仔内”。其地“在今大同路中，起自思明北路至第七市场一带地片。古时街上有隘门，隘门以内称关隘内，后衍为关仔内”。[1]关仔内街，是厦门明清老街之一。厦门老资格的街道25条，近海的称“外街”，近城的称“内街”。关仔内街介于内街、外街之间，又靠近古城西门，往来的人多了，也就踏出一片热闹地段，吸引来八方生意，也吸引来远邦异客。清末时基督教的英国伦敦传道会（伦敦会），择地在此建起福音堂，就称“关隘堂”。英国伦敦会，踵接美国归正教第二拨登陆厦门。记录曰：伦敦公会在厦门的工作，始于1844年约翰·施敦力牧师夫妇(1844-1878年)的到来。接着有1846年来厦的养为霖牧师夫妇(1846-1855年)和施敦力姑娘(1846-1866年),随后有1846年来厦的亚历山大·施敦力牧师夫妇(1846-1870年)、1848年来厦的海雅各医生(Dr. Hyslop,1848-1853年)、和1850年来夏的夏蜜姑娘( Miss Harvitt)和吉尔菲兰牧师(Rev. T. Gilfillan,又称纪牧师,1850-1851年)加入进来。[2]1860年，伦敦公会在厦门泰山口建造第一座礼拜堂“泰山堂”。之后再接再厉，又建第二座教堂“关隘堂”。1862年，议决分为两堂会集。乃择地于关隘内街，庀材建筑。是时地方民众少见多怪，疑心仇视，纠众拦阻。蒙英领事照会地方官弹压，幸未酿祸。是秋行落成典礼。会虽分二，而经济与敎治仍合为一焉。[3]有这两座教堂为基地，伦敦会的势力逐渐扩展，至泉，至漳，至岩，至汀。1873年（同治十二年），伦敦会西人牧师施约翰、山雅各、马约翰，华人牧师林贞会、黄承宜，以及其他华人传道等24人集会于关隘堂，决议联合伦敦会闽南各教会为统一的“和会”。图 2：礼莲荷在厦门拍摄的英国传教士，1892年（《近世中国影像资料》）和会成立后的第二年（1874年），厦门即有大事发生：1874年，发生了轰动厦门的一件大事，伦敦公会的马约翰牧师经过数年的酝酿，召开了一个集会，成立名为“戒缠足会”的组织，妥当的名称应为“天足会”(The Heavenly Foot Society)。它的诞生引起了全中国各地的关注，各地陆续地设立了地方性的组织。“天足会”在厦门的任务是推行“反缠足”“戒缠足”。作为一个自愿的组织没有强迫人加入，加入与否由个人自由选择，成立之时仅有9个人。翌年10月14日，马约翰牧师向和会汇报宣传“天足会”效果时，罗列了不愿为女儿缠足的家长名单：黄才、许酒钟、黄顺天、陈束带、蒋文良、林文儿、戴修文、添丁、李台、卓双、李实、叶沛然、何慈、陈秋、陈著、余传书、张振、叶中元、陈文选、周俊元、叶元宗、郑朝篇等人，其后有些人成为伦敦公会传教的得力人员。反缠足也作为一个议题被列入其中。[4]马约翰英文名写作Rev.John Macgowan，译名作约翰·麦嘉湖。此外也有翻译为麦嘉温、麦高温、麦高恩、麦高文、麦克戈文、玛高温等。马约翰传教于上海、厦门，对华人的生活方式观察颇深。他在书中写道：在任何稍有体面的家庭里，缠足是女孩子最基本的事，忽略了缠足，意味着她们将与不用裹脚的丫鬟或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们一样。根据经验，女孩子必须要到8岁才能让脚忍受这种巨大的痛苦。在一些大富之家，小脚被认为是高贵血统的标志，因此有的家庭会在女孩只有6岁时就给她裹脚，但通常都会等到8岁，因为这时脚上骨头的硬度才能承受无休止的挤压，以便挤进只有两三寸的鞋子里。缠足就是把除了大脚趾以外的四个脚趾全都朝脚后跟方向扳。这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几年之后，直到那几个脚趾全都扳到后面，脚背由于裹脚布的挤压凸了起来。最终令人不忍目睹的这双脚被称为“金莲'，这可怜的女孩子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瘸子。开始给孩子缠足是件非常残忍的事，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女孩子总是企图把裹脚布从疼痛难忍的脚上解开，但她们的母亲会采取一些严厉的手段制止她们。于是家里整天响着可怜女孩的尖叫与呻吟，她们乞求母亲把裹脚布稍稍放松一些，以便减轻一些疼痛，生活不致无法忍受。然而她们得到的唯一回应是更严厉的缠裹。第二天，重新换裹脚布时，在抽泣中的女孩感到了片刻的轻松。但新的裹脚布一缠上脚，她又开始尖叫，而母亲不为所动，继续她的工作,好像没有任何感觉。这种可怕的摧残要持续三四年，没有丝毫的减轻，可怜的孩子常常因为极度的痛苦而战栗,仿佛血与肉无法忍受这种可怕的挤压而只能通过眼泪与呻吟来化解。[5]图 3：今日关隘内聚会点（驮夫注：此为教堂原建筑）中国女子的裹足，同样引起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的关注。1871年，汤姆逊访厦时，对“三寸金莲”做过专访。汤氏记述道：在No.39这张照片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女子的缠足。这是我最有趣的照片收藏之一。照片上的女子是谁，来自哪里，我不方便透露。在此之前有中国人对我说这种照片是绝对拍不到的，不管我出多少钱，都无法让一个中国妇女解开她的缠脚布。不过在这个天朝上国，只要揣着黄金白银怎么都好办事。因此虽然我遭受了不少挫败，但是来到厦门后，在一位开明绅士的帮助下，我终于还是找到一位女士愿意私下来见我，让我拍摄她的脚。她在一位老嬷嬷的陪同下前来，为了让她答应做这件低俗难堪的事情，我还必须大方地贿赂她的这位随从。但是说实在的，我还想赶紧从这样一个难受的场面中抽身出来呢。因为那所谓的三寸金莲，不管是从外观上还是从气味上，都与那种最圣洁最美丽的花儿相去甚远。这位女士说什么也不愿意把她的裙子稍稍拉高一点好让脚踝露出来。缠足从孩童时代就开始，在持续的绑扎下，脚背上的骨骼逐渐弯曲变形，直到脚掌与后跟贴到一起，大脚趾以外的其他脚趾几乎都消失无用了。这种人为的致残，使得她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大脚趾和脚后跟上。对此德贞医生( Dr. Dudgeon)这样描述：“踵骨由水平变为竖直，以后端接触地面。脚掌上的骨头被推离它们原来所在的位置向上隆起，由此形成一个弯曲的拱形，看起来像一弯新月。”在经过这样一番变形之后，这只脚与地面的接触点就只剩下一个移了位的脚后跟和一个大脚趾，而外侧两根脚趾的上表面已经成为脚掌的一部分了。……[6]图 5：约翰·汤姆逊拍摄的小脚和天足对比（《晚清碎影》）马约翰的“戒缠足会”，很有悲天悯人的意味。但在陋习的壁垒面前，却举步艰难：缠足之俗，贻害闺门。自后唐以来，相沿成风，牢不可破。我厦门教会自得真道光照，牧师即以革除陋俗相劝。尔时诲者虽谆谆，而听者殊藐藐。牧师见信徒积习未肯卒改，心焉虑之。于是，乃共设一会，名曰“戒缠足会”。每年聚会两次，凡有不愿为儿女缠足者，则当于会中立一约纸，书其姓名于上，令其亲押号为凭。然后将约纸各执一半，后若背约则会众共责之。然非以勉强制人，实由自己甘愿者也。自设此会于今3年，入会立约者计80余家。[7]马约翰的“戒缠足会”影响超出了本地，成为各地妇女解放的学习样板。1875年，福州美以会女传教士保灵夫人，专函询问不缠足女的鞋样问题，并借得女鞋一双，希望能“照厦门所拟之式息此恶俗，以顺天理之自然”。[8]渐渐地，戒缠足、倡天足成为一场跨国别、地域和教派的运动。光绪九年（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发起中国士绅倡办的第一个“不裹足会”。康氏为“不裹足会”制订草例，“凡入会者,皆注姓名籍贯、家世、年岁、妻妾子女、已婚未婚。约以凡人会者,皆不裹足。其已裹者听,已裹而复放者,同人贺而表彰之”[9]。1895年4月，在立德夫人的努力下，“天足会”在上海“皇家亚洲委员会”的会所举行了成立大会。马约翰牧师做为主要代表作了发言，立德夫人被推选为会长。在劝禁缠足的获得一定的成功后，马约翰牧师又发动缠足的妇女放足，虽然阻力和困难重重，但终究又获得一次的成功。教会也相应做出了一些相应的措施，缠足的女孩不许入学，缠足者不许入教，缠足者不愿放足者开除出教等等。积极投入“戒缠足会”还有叶汉章牧师，他发表了长篇论文《戒缠足论》，打马字二姑娘马利亚担任“戒缠足会”会长。到了1894年，厦门“天足会”的会员已达八百余人，与全国各地通力合作，最终促使清政府于1905年下令禁止缠足。在这个运动中厦门教会始终站在全中国的前列，为妇女解放运动做出巨大的贡献。[10]立德夫人的“天足会”，很快地成为全国性团体，分支遍及全国。厦门的“天足会”，也成为分支之一。1905年“天足会”年报称：查支会之最兴盛者，莫如厦门。厦门有陈绅所设之支会，会友约有100人，其中有上等绅商20人，皆在董事之列。其章程办法亦与本会相同，但略有改变之处，皆因求合于本地之宜也。[11]1906年的《申报》，也有厦门“天足会”的活动报道：厦门天足会于9月朔假广东会馆开周年纪念会。届时官绅商学各界，以及西国男女敎士到者4千余人，会长陈超英氏宣读开会祝词，主席林景商氏及英国男女敎士各有演说。散会时已钟鸣五下矣。按：此会发起去秋9月。一年之中会友多至3000余户。又于泉州。漳州、永春、南安、海澄、石码、海沧、石美、铜山、禾山、金门等处分设支会，均获成效。亦足见其风气之开通矣。[12]厦门这座城市非常美丽。20年前，麦克戈文（即马约翰）先生就来到这里，开展废除裹脚的运动，如今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女基督徒们早就扔掉裹脚布，穿上了轻便的鞋子。……在广东和香港，那些有名气的女性是反对裹脚的，她们穿着一种木屐，像满族妇女穿的那样，鞋底有块厚厚的木头。而厦门妇女的鞋子，在传教士的努力下，已经都是方便轻巧类型的了……[13]唱词说的虽是沪上情事，厦埠却也不落其后。美国传教士毕腓力记录道：厦门和其他18个省份一样，普遍流行从小孩3岁左右起就开始缠足的陋俗。庆幸的是这种残酷和痛苦的现象正在逐渐减少。戒缠足会反对这个不人道的习俗的工作每年都有进展。可以有把握地预计，不用几十年，这种自然的天足所受到的摧残与畸形，将完全匿迹。[15]民国之后，放足之风不断推进。1928年时，不同阶层妇女的情形：太太们的脚，亦有大小之分。大的是天足，大槪是穿高跟鞋的；小的是缠足，穿着小巧的尖头的红缎鞋子，鞋跟还要填块很厚的红漆木头。女学生的头发大多数是剪掉了，脚不成问题，自然天足。[16]厦门妇女本皆缠足,但解放之风比内陆早,在势此时已无缠足少妇矣。然内陆人士不时迁来,故缠足之风尚未尽杀。据（民国）26年3月警察局发布之调查表,全市4区妇女人数71332人,缠足者15岁以下4人,15岁以上、30岁以下202人,30岁以上3082人,合计3288人。[17]1948年福建省府颁布《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实施细则》，取缔缠足为主要内容之一。其规定曰：一、各县市政府及有关机关乡镇区公所，定期调查境内缠足妇女人数，报由县市政府列册登记，并组织宣传队，剀切宣导解放。二、未满12岁之缠足妇女，应立即解放，违则处罚其家长，仍强制解放。三、未满36岁之妇女缠足者，应限期解放，违则强制执行。自此而后，“三寸金莲”尽成明日黄花。1962年报章消息：不久前,有一位小脚老太太跑遍了全市百货店，买不到一双合适的鞋子。最后，她气咕咕地离开拒台。鞋业合作社接到售货部门转来她的意见以后，立即研究解决。这种小脚女鞋，做起来比较麻烦，数量少，规格多。工人们为了满足市场需要，仍然认眞负责地按照传统式样设计。目前，这个社的门市部供应的小脚女鞋有皮面、丝绒面、贡呢面和绣花等种，造型新颖美覌，轻巧玲珑，独具风格，甚受欢迎。[19]虐人千年的缠足之苦，至此也将绝版了。
图 6：大同路口福音堂
[1]方文图：《厦门旧地名考略》，《厦门路路通》，香港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2]毕腓力著、何丙仲译：《厦门纵横》，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3]周之德：《厦门开敎巅末》，《闽南伦敦会基督教史》，1934年。
[4]叶克豪：《闽南大会年录导读》，《闽南基督教大议会年录（第1册）》,第36页。
[5]麦高恩：《近代中国人的生活掠影》，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6]（英）约翰·汤姆逊著、徐家宁译：《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广西师大出版社2012年版,第233页。
[7]抱拙子：《厦门戒缠足会》，《万国公报》1879年，第11卷531期，第407页。
[8]《保师母与年会议论缠足信》，《万国公报》1875年，第7卷第320期。
[9]《康有为自编年谱》，梁启超著：《康有为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10]叶克豪：《<闽南大会年录>导读》,《闽南基督教大议会年录》第1册, 2012年增订，第36页。
[11]《天足会上年第九次年报单》，《万国公报》1906年3月，第206期。
[12]《天足会周年纪念会》，《申报》1906年11月8日。
[13]（英）阿绮波德·立德著、陈美锦译：《穿蓝色长袍的国度》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页。
[14]朱谦甫：《海上光复竹枝词》,上海民国第一图书局1913年版,第21页。
[15]毕腓力：《厦门纵横》第58页。
[16]汉秋：《略谈厦门的妇女》，《妇女》1928年第1期，第68页。
[17]知怜：《建莲纪实》，姚灵犀编：《采菲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18]《查禁民间不良习惯，省方订定办法即付实施》，《中央日报》1948年11月22日。
[19]《恢复发展名牌产品》，《厦门日报》1962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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