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殷本纪》载商王朝自成汤建国至帝纣之灭，共传承17代31王；而据甲骨文资料考订，实际即位为王的商王有27位，因立为太子者与商王地位相等，故共有29位商王。商王朝自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历经550余载，最终被西周王朝所取代。
考古发现，夏代末年，商族势力壮大，逐步南迁至郑州一带，蚕食至夏王朝的核心，灭夏之前可能已开始建造都城亳（郑州商城）。
郑州商城遗址
夏朝最后一位国君叫履癸，也就是夏桀，他生性荒淫残暴，倒行逆施，众叛亲离。
夏桀
最终，商汤在伊尹等人的辅佐下，讨伐夏桀，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武力夺取政权的先河。“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就是说，汤是先征伐韦、顾两国，然后才灭昆吾和夏桀。后来，经过夏郊之战、鸣条之战，商汤歼灭了夏朝军队的主力，将夏桀流放在南巢的亭山，夏王朝灭亡。
商汤作为开国之君受到商人的高度尊敬和隆重祭祀。《诗经·商颂·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享，莫敢不来王。”
商汤
商代王位的继承制度以父死子继为主，间或有兄终弟及的现象。商代中期王位从成汤传至仲丁之后，兄终弟及的继位方式引发了商王室内部关于王位继承间的激烈争夺。王室纷争不断，位居东方的夷人借机作乱，商朝进入“九世之乱”时期，这促使商王频繁迁都以解决内外交困。《文选·西京赋》载“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
商代中期自商王仲丁到盘庚共五次迁都：仲丁迁“隞”（郑州西北的小双桥遗址）、祖乙迁邢（河北邢台）、河亶甲居相（地点不明确，有学者认为就是安阳）、南庚迁“奄”（文献记载在山东曲阜一带，但考古尚未证实）、盘庚迁殷（安阳殷墟）。《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盘庚迁殷之后，历经小辛小乙两位商王，商朝的统治权力传到了武丁的手中。武丁在位的59年间，任用刑徒出身的傅说担任宰相，辅佐朝政，推行德政，开疆拓土，励精图治，使商朝成为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史称“武丁中兴”。
傅説
傅説拜相
武丁共在位59年，庙号高宗。《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赞美了武丁的文治武功。著名的妇好墓就武丁的三个法定配偶之一妇好的墓葬。
武丁
商朝末代国王为帝辛，史称“纣”。纣是后人加在他头上的恶谥，意思是“残又损善”。 他曾经攻克东夷，把疆土开拓到我国东南一带，开发了长江流域。并为古代中国的最终统一奠定了物质和思想的基础，是统一古代中国的先驱者。
帝辛
但是，纣王刚愎自用，不听忠贤之言，致使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奔周，百姓怨望而诸侯叛商。商代晚期，周族在西部崛起，东夷和淮夷的反叛，最终使得商王朝腹背受敌。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发动牧野大战，伐纣灭商，纣王兵败退登鹿台，蒙玉衣自焚而死。一代枭雄，身死国灭，西周王朝取而代之。
周武王灭殷之初，为分散商人力量，防止商人图谋复国，对商人主要采取抚柔政策，·将王畿设“邶、鄘、卫”，让纣子武庚继续“俾守殷祀”；封微子于宋，让微子“守殷常祀，相奉桑林”；默许箕子和一部分商人迁往东北地区。《尚书大传》：“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
箕子
微子
同时，周武王又将弟弟叔鲜封到管、叔度封到蔡、叔处封到霍，监视武庚，史称“三监”。周武王克殷后二年即去世，其子成王即位，其弟周公摄政。这引起了同姓贵族的猜忌。管叔联合蔡叔、霍叔诸弟以讨伐周公篡位为名发动叛乱。为了扩充力量，管叔还联合对周人尚未完全归服的殷遗和东夷一起参加叛乱，即“三监之乱”。
面对风雨飘摇的局面，周公“内弥父兄，外抚诸侯”，极力弱化周人本身之间的对立，强调商人的复国意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商人，同时积极联络有影响的大臣，以求共同面对所临的危机，最重要的有召公和太公。然后，周公再次出兵殷墟，史称“二次东征”。周公东征的胜利真正确立了周人天下共主的地位，进一步拓展了中央王朝的疆域，为分封制的产生和礼乐制度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国家文明的进程。
周人代商而兴，采取各种措施镇抚殷遗民，但这并不代表殷都没有受到损毁。《逸周书·世俘》：“凡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辛亥，俘殷王鼎”。周王极力宣扬的“以承天命”的背后，实际上伴随着大肆抢夺。特别是周公二次东征后，除了抢夺宝物之外，还伴随着焚烧殷都建筑、盗掘王陵等行为，以达到“以绝殷祀”的目的。原来殷地上的“殷顽民”被大批分封、迁徙他处。
后来，纣王之叔箕子从朝鲜回来朝见周天子，途经殷墟，见原来的宫室已经残存不堪，种上了庄稼，亡国之痛，涌上心头，只好以诗当哭，乃作《麦秀歌》，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殷民听见，皆动容流涕。
至此，五百多年的商王朝光芒耗尽，二百多年的大邑商都沦为废墟。历史的车轮，又辗过一个时代。西周吸收了商王朝灭亡的教训，充分利用商遗民的生产经验和文化积淀，在商代文明的基础上，将新王朝的礼乐文明推向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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