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在《九章》中写道：“俾山川以备御兮,命咎繇使听直。”希望山川众神能够作为陪审，让古代的贤人皋陶为自己证明清白。而这里的皋陶，就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始祖”。相传他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司法制度，坚持公平公正。
也正是秉持着公平公正这一原则，我国的法律建设才会不断完善。但在无数个案例中，总有一些是受到争议的，比如在浙江宁波就曾经发生了一起引发讨论的盗窃案。一个女子偷瓜时被瓜农追赶，意外落水身亡，其家属向瓜农索赔13万，最后闹上法院，法院判决主持了公道。
事情发生在2019年9月，浙江宁波市余姚某处农田里，种了许多南瓜。这些南瓜是瓜农所种，自然属于瓜农的个人财物。但路过的女子方某却认为，南瓜种在路边，长得又好自己去摘一个也没什么关系。
于是9月13日下午，方某称瓜农不在场时，偷偷摘了一个大南瓜。谁知道瓜农沈某刚好从家里出来，就看到一个偷偷摸摸的小偷在自家田地里偷南瓜，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他立刻大喊：“抓小偷”。
被这一声喊叫吓到的方某，连南瓜都不敢拿，撒腿就跑。沈某和儿子在后面紧追不舍，直到方某跑到附近一个工厂内，沈某才放弃了追赶，转而找到工厂的工人，希望能够一起帮忙寻找。
最后搜寻无果，沈某只好回家。可这件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余姚警方当天接到了一起报警，一个40多岁的女子一夜未回家，疑似失踪被害。而这个女子正是偷瓜的方某，原来她在被沈某追赶时，慌不择路地逃到了工厂内，准备接着工厂复杂的地形和遮挡物逃离。
却没想到失足坠入工厂的一处池塘中，不会游泳的方某就这样被淹死在池塘里。等警方将其尸体打捞上岸，已经是两天之后。对此方某的丈夫和儿子认为，是沈某在后追赶，才会让方某落水，同时工厂对水塘的存在没有提醒和保护措施，双方都应该为方某的死负责。
于是方某的儿子和丈夫将沈某和工厂负责人告上法庭，要求赔偿13万元。对此沈某自然不认可，他认为方某偷盗在先，自己追方某也是合情合理，最后方某落水身亡时自己不在场，因此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工厂方面也表示无辜，他们什么都没做，方某不请自来，私自闯入工厂，最后在工厂落水生物，因此方某应该为自己的死负全部责任。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到底方某的死应该归责于谁？方某家属的索赔又是否合理？
首先来看方某本身，她的行为虽然不构成盗窃罪，但却违反了法律。我国《刑法》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重点在于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一个南瓜并不属于数额较大，但她的行为却侵害了沈某的财产权，属于侵权行为。因此沈某追赶方某，要求其停止侵权，甚至给予赔偿也无可厚非。关键在于，方某落水后，追赶她的沈某为什么没有施救。
方某的家属认为，沈某在追赶方某时，方某落水溺亡，因此沈某和方某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是沈某的过失行为，导致方某死亡，沈某构成过失之人死亡罪。
在《刑法》中，过失之人死亡罪有三个客观方面的表现，一个是行为人具有致人死亡的行为，第二个是客观上一定发生了致人死亡的结果，最后一个是行为人和死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但显然，沈某仅仅只是追赶方某，而追赶这一行为无法导致方某的死亡，因此沈某并不构成过失杀人罪。至于他需不需要为方某的死亡负责，则看他是否有履行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
作为追赶方某的人，沈某对方某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如果他在发现方某落水后，袖手旁观，坐看方某逐渐溺亡，那么他就需要对方某的死负责，甚至有可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此同时，工厂也对方某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应该在发现方某落水的情况下，给予相应的救助。
但问题是，方某为了躲避追捕，逃到了一个无人发现的角落，在角落内落水。而事发地点也并没有监控摄像头，因此沈某和工厂方都对方某的落水一无所知，自然也无法提供必要的帮助。
综上所述，法院认为工厂和沈某都无需为方某的死亡负责，方某死亡是因为自己的盗窃行为被发现，从而逃到工厂惊慌失措失足落水，且沈某和工厂对其落水一事并不知情，因此她要自己的死负全部责任。而方某家属对工厂和沈某的索赔，自然也没有理论依据，最后被法院驳回。
在这起案件中，重点不在于方某是不是小偷，而在于沈某的行为和方某的死是否有因果关系。我国法律非常重视因果关系，即便方某实施了盗窃，但只要她中止了盗窃行为，那么沈某便不能对其施加侵害。
好在案例中的沈某并没有对方某进行殴打，只是追赶和大声质问。而追赶和质问，本质上是无法对人体造成危害，更无法剥夺方某的生命。使得方某最后死亡，也不能把责任怪罪到沈某的头上。
无论如何，最后的结局都是令人信服的，小偷得到了惩罚，沈某也洗清了嫌疑，想着赚一笔赔偿金的小偷家属，最后自食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