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类是早已经落草为寇。比如，在少华山占山为王的朱武、陈达、杨春；在桃花山打家劫舍的李忠、周通。他们上梁山，只不过是草寇团伙的合并，说白了无非从这一个强盗窝挪到了那一个强盗窝，跟“逼”字一点都沾不上边。至于杜迁、宋万、朱贵本来就是梁山泊的“老班底”，属于坐地户，自不待言。
再一类属于地痞恶霸。比如，穆弘、穆春、李俊、李立、张横、张顺，他们在揭阳镇、揭阳岭和浔阳江一带独霸一方，是有名的“三霸”。还有阮氏哥仨在石碣村、施恩在快活林都属于这样的人物。他们虽不是明目张胆的强盗，干的却是地地道道的黑道勾当。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想干啥就干啥，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上梁山是被人“逼”的。
第三类是无业游民。比如，武松、李逵、史进、石秀、刘唐，他们固然讲情义，但蔑视王法，我行我素，放荡不羁。他们貌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汉，实乃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他们这些人基本都有人命案子在身，为了躲避官府的缉拿，梁山无疑是他们最理想的桃花园、避风港，上梁山是他们必然的选择，用不着谁去“逼”他们。
第四类是有钱有势的。比如，李应、卢俊义，他们财大气粗，堪称一方绅士。他们属于体面人，对于他们来说，经过生活的“波折”，人去财空、名声扫地，也就意味着在主流社会已经无法立足。尽管上梁山他们上的多少有些无奈，但梁山泊的那道门坎终归是他们自己跨进去的。如果他们自己不想进，谁“逼”也白扯，神仙也没辙。
第五类属于特殊平民。比如，解珍、解宝，他们有一身惊人的武艺，靠打猎为生，虽算不得标准的“普通百姓”，但比之于其他上梁山的，他们显然称得上最底层的“安分守己”者。不过，个别官吏的腐败并不代表一个政权的腐败，由此引发的个人不幸，不足以成为抗法的客观依据。解氏哥儿俩最终越狱上了梁山，我以为，不但谈不上“逼”，相反，恰恰证明了大宋政府的软弱与法的无力。
第六类是保国安民的将官。比如，林冲、关胜、秦明、董平、呼延灼，等等。他们之中，林冲的上梁山，乍一看似乎最具“逼”的色彩，其实不然。比之于其他的将官，林冲的形象之所以显得高大并获得普遍的同情，实在是因为他百炼成钢后英雄意识的觉醒，而绝非源于他“官逼民反”的悲剧情调。踏进梁山的门槛皆为草寇，唯独林冲变成了英雄。这样的“视觉差距”，谁能逼得出？
第七类是吃皇粮的公务员。比如，宋江、雷横、戴宗，他们这些人——尤其是宋江，似乎很讲哥儿们义气，这没错，错的是他们把江湖的习气派错了用场。花着朝廷的银子，给土匪买裤子穿，宋徽宗再糊涂也懂得“吃里扒外”的理儿。所以，他们的上梁山，看似为朝廷所不容，但说到底还是自己的作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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