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人从南京被押往重庆。周走后第三天的晚上，周的儿子周之友回到家中，看到戴笠在二楼客厅里和自己母亲杨淑慧、外祖母、舅母谈话。
杨淑慧一见周之友就说:“你父亲一到重庆就旧病复发，戴先生已经把他送到四一医院请美国医生治疗。戴先生要我带着看护马小姐明天去重庆照顾你父亲。戴先生要你也去。”
周之友说:“我不会照顾，我不去。”
戴笠马上插嘴:“你过去不是很想到大后方去看看吗?现在一起去不是很好吗?”
周之友说:“看是想去看看，但是现在抗战刚胜利，交通没有恢复，局势不那么安定，我还是等局势稍稳定后自己去好了。”
戴笠沉下了脸说:“你知道，当我要什么人干什么事的时候，是没有人敢违背我的意志的。”
周之友马上回答:“我又不是你的部下，没有必要执行你的命令。”
戴笠脸一板，说:“你不去?今天晚上你就跟我走!”
这时气氛非常紧张，周之友的外祖母和杨淑慧都哭了，劝周之友还是去好。周之友只好说:“去可以，但第一，我不和他们住在一起；第二，我要有行动自由。”
戴笠说:“好，我答应你这两个条件，但你也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不许你用现在这个名字。”
杨淑慧插嘴说:“你祖父叫周逵几，你就叫周祖逵吧。”
戴笠接着说:“第二，不许你去看你父亲在重庆的老朋友。”
周之友答应后，戴笠说:“现在我写封介绍信，到重庆后你去看毛人凤，由他来安排你。”
就这样，第二天一早，周之友就和母亲、马小姐、伪中行秘书处处长马骧良的老婆，以及一个广东老保姆坐飞机到了重庆。他们在白市驿机场着陆，军统总务科科长侯祯祥立即用汽车将他们送到重庆郊外磁器口军统大本营，戴笠的住地杨家山。
此时，丁默邨、罗君强等人已经在杨家山。从他们口中，周之友得知父亲的病倒是真的，戴也确实把父亲送到四一医院。
第二天ー早，周之友和母亲来到医院。周佛海一人占用了病房，由他自己和跟去的副官使用。周佛海在美国医生的治疗下病情已有好转，能坐起来和人谈话了。他一见到儿子，就毫无表情地说:“不是我叫你来的!”周之友默然不语。
周之友到杨家山后第三天，由侯祯祥带他去见毛人凤。他把介绍信给毛，毛并没有仔细看，只是瞅了一眼，说:“你的问题，戴先生已经用电报告诉我了。他要我告诉你，你的事由他回重庆亲自安排，望你安心等着他。”
周之友故意向:“戴先生不是在信里说，要你为我安排的吗?”
毛回答:“我只能按戴先生的电报办事。我很忙，你还是回去安心多等几天吧。”结果几天后，周之友就搬到了白公馆。
1946年春节后不久，周佛海前妻所生的儿子周少海也来到白公馆。周少海原是军校十四期毕业生，在胡宗南部当连长，周当汉后，戴笠把他关了起来。
周少海从小和父亲的感情不好，已过继给叔父周佛生。他认为这几年吃官司，完全是父亲的关系，所以一来就和父亲吵架。
戴笠死后不久，周佛海等要求毛人凤把周之友送走。周说：“我的儿子在这里已经住了7个月了，他完全没有必要住在白公馆，戴先生生前也答应让他出去的。”
毛人凤倒是一口答应了，不过他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周之友出去后不准去看周佛海的老朋友；第二，不准在重庆逗留，也不准回上海，因为上海认识周之友的人太多，只能到成都去。
到了4月底，周之友接到通知可以出去了。当晚，杨淑慧帮他准备行装时说:“你明天要出去了，应该去和你父亲谈谈。”于是，周之友就上楼和父亲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周佛海说：“你妈妈给你的钱，供你到美国读三五年书是不成问题的，你还是到美国去好。”
周之友却说：“我的一生到现在为止都是由你支配的，今后我要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了。”
周佛海听了以后说:“好吧，由你自己决定吧，这也是人各有命。”
周之友是第一个离开白公馆的人，大家对他离开后的安全十分关心。搞特务的丁默邨教周之友:“你出去以后，到了成都要想办法在重庆《大公报》上登一个广告，告诉我们你出去以后的情况。”周之友出去以后，照丁默邨的办法做了。
周之友离开白公馆以后，周少海和周佛海大吵一次，要周佛海和军统联系，尽快放他出去。周佛海这才把侯祯萍找来，说:“你把他送走吧，否则我一天好日子都不能过。”结果，周少海也离开了白公馆。
周之友在成都住了半个多月，又回到重庆，艰难地买到了回上海的机票。6月初，周之友从重庆飞回上海。到了上海，他才知道母亲杨淑慧已被军统送到上海，关起来追逼财产，搞了一个多月。因母亲吞金自杀，军统慌了，只好把她放出来，追逼财产一事才草草收场。
当时，周之友已和地下党取得联系。6月底，地下党的同志把他送到了解放区。到了淮阴华中分局联络部，杨帆部长接见了周之友，并发展他为党员，决定再派他回上海工作。（周之友原名周幼海，参加革命工作后改名为周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