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趣横生的 “知青语”
（这里以下乡到黑龙江的知青语言为例）
来源：小小地名大乾坤
转自：粤海知青网
从1968年下乡至1978年大批知青返回原籍，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使得大批城市知识青年来到东北、内蒙、山西、云南等地区。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在极为特殊的生存环境中，来自不同城市或地区的知识青年，出于交流便利等需要，不同方言或语汇，以及农村话语开始碰撞、融合、衍生，逐渐形成“知识青年”这一特殊阶层所使用的群体用语，我们姑且成为“知青语”吧！
由此可见，“知青语”是知识青年的城市话语与农村话语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产物，可以推断，应该都有各地的“知青语”。由于黑龙江本身的方言情[冰-水+兄]，当年上山下乡黑龙江的建制，也由于下乡到黑龙江的青年的方言更广，自然给黑龙江的“知青语”以更大的发展空间。黑龙江“知青语”由此也更为成型，故我们就以黑龙江为窗口，去简略了解“知青语”的概貌。
黑龙江的“知青语”使用于下乡到黑龙江的京、津、沪、浙、哈等地的知识青年之中，是一种奇特的“群体用语”。黑龙江的“知青语”在语音上“各自为战”；在语法上“精华互补”；在借词上“丰富壮大”；在风格上“调侃幽默”。
“知青语”的形成缘于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从1968年开始，大约有近百万的青少年从经[泳-永+(文/(〡*〡))]发达、文化先进的大都市 (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宁波、温州、哈尔滨)来到黑龙江的三江平原、嫩江平原和大小兴安岭、完达山等人口稀少的“广阔天地”。
这些操着各种地域方言的青少年来到黑龙江后，不少成为当地的主要人口，其人数大大地超过了当地人。由于黑龙江的上山下乡多是兵团、农场建制，多方言的人群集中生活居住，劳动时又与当地居民混杂在一起，正是在这种条件的催化下，知识青年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知青语。
黑龙江省的语言现象比较复杂，主要有满族、蒙古、锡伯、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人口很少的少数民族；境内还有外迁来的汉、回、朝鲜、柯尔克孜等民族；人口最多的汉族大多是山东、河北、辽宁来的移民。黑龙江属北方方言区，语音与普通话差异不大，词汇中杂有多个少数民族的借词。
知青们居住劳动的地方多为或国营农场、原劳改农场，多属新垦区，原就以来自五湖四海的转业军人、关内移民、下放干部、刑满就业人员为主要居住人员，已经存在着多种地域方言融合混杂的趋向。
发达地区的人们，总是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方言。“方言优越感”在上海知青、北京知青中尤为突出。他们总是借方言来表明自己的身份，甚至用方言来表示对管理干部的不满、不屑和轻蔑。他们不仅没有放弃方言的想法，反而将其作为自我表现的工具。所以在当年的垦区不是因为方言的多样而使普通话得到更为普遍的推行，或是融合成为一种新的方言，而是产生了“知青语”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
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们，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了交流，便产生了一种既非普通话又非某一方言的群体用语知青语。这种知青语各以本方言为主，兼收并蓄京、沪、黑等地方言中最有生命力、最富于表达的语汇，从而组成一种奇特的语言。北京、天津、黑龙江都属北方方言区，上海、杭州、宁波、温州都属[口/天]方言区，可以说，黑龙江“知青语”，正是在那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北方方言与[口/天]方言碰撞相融而产生的。
如前所述，由于强烈的“方言优越感”所致，这种知青语在使用时，是各操各的乡音．而交际的另一方，也全无障碍。由于朝夕相处，各地知青对彼此的方言，尤其是对沪、浙的南音，已不再认为是神秘的“咒语”，南腔北调，也都能听得懂。
请看下例，十分有趣：
上海人：阿拉明朝去两分场白相相，依傍吾一道去来塞吧?
天津人：二分场有嘛，不去。
东北人：那疙瘩有啥意思。在家眯一会多好。
南北方言之间完全用不着翻译，彼此交流极为通畅，毫无障碍。多种语言碰撞时，往往是一个成为战胜者，另一个退出，或是以一种为主的融合，知青语并没有依此规律，如此使用各自方言又没有阻隔的交际，该看作语言的一个特例。
知青语虽然在语音上坚持“乡音”，但在词汇上却并没有也不可能“闭关锁国”。
例如：
北京人：上河边打衣裳，不要你的面孔了。(“打”“面孔”是上海话或南方话)
上海人：侬自家去，好了，河湟小咬吃伊不消。(“小咬”是黑龙江方言 )
此外，东北人把鼹鼠叫“豆杵子”，京、沪全没有这种东西，但因生活需要，这样的词语当然也进入了黑龙江“知青语 ”。
“知青语”在语汇方面的相融，不仅表现在互补所缺的“词语”方面，更在于相互吸收各个方言中最富有表达能力的部分。请看以下各例：
隔路，闲扯蛋，憋屈，掉蛋 (东北方言)。
猪头三，十三点，骂山门 (上海方言)。
显呗，撒丫子，颠儿(北京方言)。
都十分传神，很难用普通话对译或用其他方言替换。再比较下面各例：
搞花头巾(上海话)——做表面文章；搞形式。
弄景儿，臭显(北京话)——故意装样子。
没治了(东北话 )——不行了；不可救药。
很显然，前者要比后者形象得多。此外，各地一些十分精彩的惯用语也融入了知青语，比如上海人说的“死蟹一只”，意指本来很有价值的东西，一下子变成了一文不值。这个意义，普通话很难说清，知青语也吸收进来了。可以说，知青语就是这样一种吸收各地语汇精华的语言。
知青语的使用范围是知青之间。上海知青的家乡人完全不知道“热特”“尤特”(拖拉机名)，“小叶张”(一种草的名)，“拉拉蛄”(一种虫的名)；北方知青的家人也不会熟悉“捉牢”“不搭界”的意思。
知青回家探亲，南方家里人对他们语言中夹杂着的诸如“棒”“烦”“揍”“埋汰”等不知所云；哈尔滨的亲友对“揩面”“打相打”“搞百叶结”也莫名其妙。
此外，由于各地知青的成分不同，甚至各农场、各连队都有自己的内部语言，外人一时难以明白。除了交际需要，如大批判、大颂扬，或对方不是知青，要使用生硬的普通话外，在知青内部之间，他们基本上是使用知青语的。
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能排斥外民族的词语，汉语里也有许多外来语。大城市来的知青一般都学过英语，一些英语音译词也自然地进入了“知青语”。
比如，知青经常把“接吻”说成“打开思”(kiss)，将“脸”说成“费斯 (face)，把“拳击”叫做“包克逊”(boxing)。
由于黑龙江方言中本来就掺杂着俄罗斯、日本等外语词汇以及蒙古、满、鄂伦春等少数民族词汇，所以俄语的“维大罗”(一种水桶)、满语的“乌拉”(一种皮鞋)、鄂伦春的“麻达山 ”(迷路)，也就都跟进了知青语中，使知青语的“借词”更加丰富多彩，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局面。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一些小青年喜欢赶时髦，将社会不良分子的一些“行业用语”、“黑话”也带进了“知青语”，如将“脸”叫“盘儿”，将“钱”叫“叶子”等 ，这恐怕也算是另一意义上的“借词 ”。
除了表情达意，使用“知青语”多含有感情意义和调侃味道。
在借用其它方音时，有时还要做一番“改造”。比如上海话“敲定”，用北京音来发，近似“靠定”，于是“小北京”们，往往对确定恋爱关系的知青称之为“靠腚”了。也算是一种善意友好的玩笑，一种苦中作乐的调侃。
共同的艰苦生活，渐渐使来自五湖四海的知青们拉近了距离，创造出这种“知青语”后，他们也喜形于色。凡是知青在一起时，就不约而同地使用自己的知青语在外人听不懂时，他们反而自鸣得意。
在这里，方言歧视、排斥变成了语言亲近、相融。当一个上海人可以对交际方毫无障碍地说沪语时，实际是给予对方的一种肯定，一种承认，是把对方当作了自己人。反之．如果对你说的是普通话，你反而会有一种陌生感，一种委屈感，认为是把自己划到了圈子外边。在那段特殊的“激情岁月”，在那片“广阔的天地”，知青语的情感作用已经超出了一般的乡音的作用。
从1968年下乡至1978年大批知青返回原籍，知青语从诞生到鼎盛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这种知青语，并没有因为知青返城，并没有因为知青变为中年、老年而完全消逝。
知青已经成为历史了，可是直到现在，当年的知青相遇总是爱用这种奇特的语言来表述彼此的亲近和共同的经历。这种语言能让他们回忆起许多往事，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现在的一些老知青，不管原来是否相识，只要见面说上“知青语”，就像是[這-言+弟]上了不容拒绝的通行证，就像对上了地下工作的接头暗语，马上亲密无比。
知青运动还造就了许多南北组合的家庭，造成了大城市青年与黑龙江本地居民甚至少数民族同胞组成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更是通行这种知青语 (而且恐怕还要更复杂一些)，他们的孩子也往往使用这种语言与父母交谈。当年的知青总是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使用自己的家乡语言，这种“恋家情结”也是人之常情，是“方言优越感”的顽强表现。但是，他们教给孩子或是影响给孩子的却并不是纯正的家乡话，而恰恰是知青语。这恐怕也不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与不少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走南闯北的家庭的语言情[冰-水+兄]是大同小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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