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海而生的史诗之航
——熊育群《金墟》开拓的文学新境
文 | 舒文治
摘要
《金墟》是一部开拓文学新境的作品，在内容上写出了华侨归侨与海相依的历史和命运，破解了赤坎百年兴衰和新时代破茧重生的密码——得海洋之助，守文化之根；在形式上取法于大洋，创造出一种如海浪般绵延叠进的新形态。它是中国作家向海洋和世界打开文学表现空间的最新成果。由它及其同类作品引申出新海派小说概念的提出及初步论证。
关键词
向海求法；史诗性；新海派小说
《金墟》作者：熊育群
熊育群在十年间创作出版的三部长篇小说可视为他不断求新突破的“文在旅途”，其史诗性追求的写作野心一直勃然而兴。《连尔居》是一个散文意味浓郁的长篇小说新体，呈现出水生植物一般的记忆触角和曼妙美学的交织。《己卯年雨雪》在定势化、扎堆状的抗战小说写作中破阵而出，显现出中国作家在处理民族冲突和文化冲突这类重大题材时曾长期缺失的国际视野、复调叙事、理性深思及艺术高蹈。《金墟》横空而出，好评如潮，细读之后，得出一个互鉴的印象，若说《连尔居》是一汪湖（回忆形成的）、《己卯年雨雪》是一条江（有着历史和心理的纵深），《金墟》便是一片海，面对历史和现实相互渗透的海量素材，熊育群挑战自己的创作极限，要打造出一艘前所未有的巨轮，它虚实相生却了无焊痕，它在不见尽头的时空之间自由航行，它既有确定的目标又不急于直达，它拥有复杂的内部结构却杂而不乱，它的甲板上和船舱内生者与死者齐集并展开对话，而作为建造者和船长的熊育群，带着这一切完成了一次“史诗之航”。作为读者的我一时产生了幻觉，仿佛自己也在这艘大船上，航海般的阅读体验油然而生，我知道这是虚拟的，却丰盈而冲动，这种不同往常的读后感难被理性所规驯，突然涌出《庄子·天地》中一句：“荡荡乎，忽然出，勃然动，而万物从之乎！”
顺着这一漫漶印象，再次进入《金墟》，并参阅了不少评论家言，包括作者的夫子自道，我以为，在浩如烟海的长篇小说中，《金墟》是一个坚实而独特的构造，它经得起对史诗品质所要求的航海测试，其宏阔视野、宏大叙事由立起来、活起来的人物群像以及通体质感丰富的细节支撑起来，体量如此之大，细处如此之精，气象如此之新，决定了它是一部可以有不同新发现、带来新惊奇的大作品。
试着就它“向海而生”所开出的长篇新境界谈些一孔之见。
《金墟》将华侨归侨与海相依的历史和命运写得深沉而悲壮。回到小说艺术再现的场域，由此获得的历史感和命运感便进入了崇高的审美范畴。按照立普新的美学理论，“命运的崇高性”是指人格中的那种“善的内在力量”——它在苦难中得以显示，并奋力地同恶势力进行对抗。［1］华侨出海，是一幕接一幕以海为舞台的搏命演出，他们中绝大多数已经进入了历史的不明区域，因为后辈的追寻、发掘和讲述（也是一种家族历史的记忆再造），幸存者得以赓续血脉，留下传奇。书中写到，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邑侨乡就有人前往南洋“揾食”。关忆中的祖先在一百几十年前，依靠七条只有三十英尺长的帆船，横渡太平洋。“海路航程万里，历时半年，他的祖先很可能走的就是这条海路。这是一条危路，'黑潮’除了大浪还有暗涌，可以将大帆船上的人抛下大海。小小渔船走在危路，随时都会发生海难。”［2］海上再险，也阻挡不住华人向海求生的探险，“百万人从这些村落出发，漂洋过海。”［3］而他们的苦难史才刚刚开始，在异国他乡，他们饱受歧视，遭遇驱逐，或被羁押（移民集中羁押地有一个颇具讽刺性的名字——天使岛），他们干的苦力脏活，历尽千辛万苦，不少人凄苦死去。“修铁路的一万多华工，死一路埋一路。一年后，中华会馆的人沿路来捡骨骸，挨近铁路有一千多座华工墓……更多的墓地只有几块垒起的石头，他们的坟墓全部朝向东方，二十万磅的白骨和遗物用火车送到萨克拉门托，再经水路运回国内。”［4］读到此处，共情产生了强烈的内心波涛，久久难平复。
熊育群的魔幻之笔穿透被遮蔽的近现代史，绘出像教堂壁画所凝固的悲壮故事（且形成了故事长卷），写活了多个华侨归侨形象，包括他们的后辈，从画卷和形象中，激活了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和先人，导引我们突破视野和偏见，沉思华侨所创造的自身历史，他们参与的他国史和祖国史，以及他们累经数代所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如此将华侨史当作史诗来写的小说极少，而像《金墟》这般以史写人、以人串史、于历史深处显鲜活当代的鸿篇巨制，更是创造了一个新范本。
《金墟》破解了赤坎百年兴衰和新时代破茧重生的内码——得海洋之助，守文化之根。通过人瑞老人司徒不徙的回忆讲述，赤坎在历史上曾有过三起三落：“当年从水上货运起步，赤坎墟第一次兴于明代海上走私贸易，第二次兴于关氏牛墟和司徒氏东埠市场，第三次因为华侨，兴于民国十五年（1926）的城市建设……”［5］特别是第三次，是一次有规划、有协商、有组织、投入够多、体量够大、品质够高的现代化造城，虽历经波折，却成就了潭江边这一座东西合璧的华侨之城，犹如梦中才显的奇迹。在司徒不徙的孙子、赤坎镇长司徒誉眼里，“这些业主散布在世界各地，他们忍辱负重，拼命赚钱，把银纸汇寄回乡。他们的人生在今天看来，就是一个全球拼搏的故事。”［6］随着叙述不疾不徐地展开，华侨们寄回乡的岂止银纸？还有他们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理念、审美、建材及其风格，更有他们不会被改变、只会越来越强烈乃至坚固不化的乡愁、家族情结和家国情怀。完全可以作如下设想，若没有华侨们的海外打拼创业，就不可能有“赤坎城成为一代人的传奇”，若没有这样一群根脉、文脉如此独特鲜明且盘根错节的华侨们，赤坎城也不可能建成如此的格局和风貌。碉楼、骑楼乃是物象的绵延呈现，是凝固在大地江边的独树一帜的诗篇散章，而《金墟》的文字具有穿透力，直指世道人心和文化根脉，追问建筑群背后的尘封故事；又有审美再造力，在一片废墟之上给我们带来一座座深而美的建筑单元，升腾起浓郁的侨乡人间烟火气息，展开一个个回环往复、扣人心弦的华侨故事。
在时光魔术师的无影手中，赤坎墟在新世纪再一次见证奇迹，一家实力雄厚的国际公司投资数十亿改造它，更确切说，是再造它，将它定位为中华历史文化名镇复兴新标杆，富有侨乡特色的智慧小镇、绿色小镇和人文小镇，再上层楼，建成粤港澳大湾区古镇类文旅旗舰项目、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华侨华人交流平台。为什么这家中荣公司要选择赤坎来作如此高标高质的大项目？《金墟》层层剥茧、娓娓道来，既关乎项目实际操作人关忆中的卓见与乡情，又关乎几级政府的合力推动；既关乎赤坎本身具有的有待发掘的巨大价值，又关乎它与海外华人及其亲属业已形成的共生共荣关系。正因为赤坎将文化自信建筑在侨乡土地上，适逢国家对外开放彰显出综合国力，得天时、地利、人和，它的凤凰涅槃也就有其必然性。饱经沧桑、见证兴衰的司徒不徙对此有独到而深刻的认识：“这一次兴衰不再是凭借赤坎自身的力量，改变赤坎命运的力量来自远方，它跟国运联系在一起，跟无数陌生的人联系在一起。”［7］而老人可能并未意识到的是，他自己和他守护的图书馆钟楼也成了赤坎历史的象征和正在变化的见证。熊育群充满诗意地把他在场感知到的赤坎重生的消息捎给我们：“不变的唯有钟声，这洪亮悠扬充满金属质感的声音，响彻潭江两岸，像一道睇不见的光，瞬间照得天高地阔，令人莫名兴奋。”［8］钟声和光都是密语，它们的丰富意象不能简单图解，需作为复杂现实和曲折历史来解码，这就需要对《金墟》文本的深度进入，熊育群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通道及路标：“这里不只是一个利益相争的平台，还是人性展示的舞台，乡村振兴的实验场，新旧观念碰撞，记忆与传承、发展与保护、过去与未来、推陈与出新等等，其复杂程度超乎想象。”“小说从赤坎古镇旅游开发切入，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在横跨太平洋两岸的宏大时空与地理中，由两大家族代表人物展现出全球视野下的传奇人生与生活、家国命运，我力图写出它的史诗性。”［9］史诗性的要求，必然指涉文本、结构、语言和表达对象的融合性创造，在难度、深度、维度和长度上均必须相称性地完成，其内部还得有坚韧而发达的文化根脉。以这些指标来衡量《金墟》，它是自觉清醒的，也自有底气。然而史诗更需要时间来作苛严的检验，创造主体在完成之后只能等候命运的裁决，这是否意味着作者只有置后的被动呢？布鲁姆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渴望创造不衰的想象，也许就是伟大史诗的真正标志。”［10］在《金墟》中，我看到了这个句子一直在熠熠闪光。
《金墟》取法于大洋，创造出一种如海浪般绵延叠进的新表现形态。表现对象的繁复和深隐，必须有与之相谐的叙述语言。集诗人、散文家、小说家于一身的熊育群，历来在语言上特别讲究，“言不厌精，语不厌细”，也许可涵括他小说语言的一个特质。《金墟》要处理好时空跨度、文化深层、虚实相生、人物群雕、主题拓展等诸多方面汇集而来的难题，对作家的题材掌控力、文本结构力、语言表现力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一种史诗驾驭的综合能力决定了会写出一部怎样的作品。语言织出的看似是一层轻薄近乎透明的壳，实则应是一个“无尽藏”。《金墟》在熊育群超强的文本组织和语言表现下，呈现出张弛有度、细针密缕、从容不迫、流韵溯芳的小说形态之美，像是海浪徐徐之际，一直在诉说、暗示，倾听之，细察之，让我想起伍尔夫著名小说《海浪》的开篇：“……随着天际逐渐泛出白色，一道幽深的阴影出现在地平线上，分开了海和天，那块灰色的布面上现出一道道色彩浓重的条带，它们前后翻滚，在水下，你推我拥，相互追逐，绵延不绝。”［11］遑论内容和主题，如果从节奏感、叙述语调、诗化意象来比较，《金墟》和《海浪》有神似之处，而前者既要脱实向虚，又要化虚为实，面对海量信息，需要大胆剪裁、自由转换、合理想象，唯有创造出新的表现形态，才能使文本既有饱和度，又有自由基；既有历史感，又有时代性；既有个体形象的鲜活，又有特定群体的赋能。即使用苛刻的眼光 来打量，《金墟》在形式上也是恰到好处的，其中的艰难困苦，唯有作者自知，为写出这部以海为师、向海求法的开放型小说，他把自己封闭在大雁山上，与蛇虫为伍，一年下来，熬白了头发。
读《金墟》便有了观沧海的感受。近六百页文字犹如横无际涯的海浪奔涌，洪波之上，是现实混杂的底色，不可避免会有不少漂流物，纠葛、冲突和问题、矛盾肯定会层出不穷，正是这些汇成了生活的洪流，却是小说创作可能捕获大鱼的海域，熊育群贴近再贴近，紧跟不舍，写出了不断新生的故事，也写出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现实拼搏者、创业者，他们的故事并未结束，还在经受洗涤和磨砺。在波涌潮生的天际，可见历史发展的脊梁——无数民众在合力推动赤坎开拓新路标、创造新未来。最难得的是，这一部分，他是“以写实风格写出魔幻”，时代大潮的澎湃之力写得并不概念化，足见艺术功底。读之，如船行海上，满眼海景，均在变幻之中，心里自然兴奋、敞开、期许。洪波之下，是历史在暗处和底下潜行，那些人物和事件并未消失，它们被作家召唤而回。重现往日总令人百感交集，继而有所思，原来是历史之海托起了现实之舟，或者说是往日成就了今天，是先人塑造了我辈。若将历史删除，赤坎立马会像马孔多小镇一样消失不见；若抽出这一部分，《金墟》也必将坍塌变成一堆碎片。而《金墟》屹立如此，气象恢宏，细部精妙，蔚为大观，得益于写出了赤坎的叠加态——历史和现实相互交融、亡人和今人彼此守望。可以想象的是，海水层层叠加，终成大海，史诗品格的作品，肯定是意蕴多层的复合体。管仲说过：“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广海镇的一位老渔民说起海中远航，表情生动地说：“中海和深海的流水有几层，有时上层的流水往东边走，第二层流水往西边走，第三层流水又不动。到了五、六月西南风最急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12］老渔民道出的，借用到小说形态上，何尝不是一种理想状态的史诗体结构呢？
熊育群构筑《金墟》，充分发挥了他建筑师出身的优势，不少评论家都注意并论及了此点。能随物赋形，将小说写出流动态，写成涌动的大海，于静态中见动感，于物象中见人性，于现实中见历史，于宏大主题中见诡异时空，并统一在“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时代行进之中，这是《金墟》为当代小说美学作出的一个创造性贡献。
讨论《金墟》——“风物还宜放眼量”，应置于放眼全球、心怀天下的大背景大格局之中。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这一美好愿景不能一厢情愿，更不能光说不练，关键在于拿出什么样的作品扬帆出海，让更多外国读者和评论家接受和认可。当下，有一股已成风气的长篇小说写作取向值得深思，作者出于什么顾虑或由于自身局限，自动设定写作边界，以返乡回家为旗帜，以小半径的地方性书写为中心，对大时代提出的尖锐之问往往采取巧妙的回避策略，热衷于历史幻象和乡村美景的制造，这样的小说一扎堆，此领域的内卷化便成为问题本身。当然，写什么如何写，作者有选择的自由（其中也有被动的隐情），然则，“反者道之动”，中国作家应向海洋打开文学表现的新空间，“向人类的悲欢、世界的命运敞开胸怀”——也应是一种文学倡导。因其声微、其众小、其量少，更有为之摇旗呐喊的必要。《金墟》的出现，不仅是岭南文化催生的硕果，不仅是海洋文学的精彩亮相，也代表中国作家站在时代之巅，面朝大海，将主体意识与创新精神渗透到全球化的前沿和纵深地带，并探寻一切得以形成的来时路，思考一时还“暧昧不明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破圈”效应、它的方向性启示，并不小于文本的自身价值，由它引发的可以深入探讨话题可能更多。
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由沈从文挑起的一场文学论争中产生了海派文学的概念，广义的海派文学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群体，包括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亦在其中，其狭义所指的是新感觉派。后者作为一个现代小说流派，追求形式翻新，注重感官描写，价值观念较消沉，在现实主义必然成为号角和旗帜的时代需求下，其文学价值受到遮蔽也在所难免。如今，对海派小说应有新的评价，特别是它在中国小说的探索道路上形成的形式和结构的技巧值得借鉴。若追根溯源，熊育群的语言风格可照见到新感觉派的影子。本文不打算讨论这一值得玩味的小说美学问题，而想提出一个设想，新海派小说是否已经悄然形成？当然，它远远超过了当年所指涉的内涵和外延，也非旧瓶装酒，更像是一种顺时而生的写作取向，是一群更加自觉、更有抱负的作家的创造实践，因为要举旗倡导，便需要打出一个旗号罢了。我感觉到（仅是感觉而已），从更广阔地域的弧度到作品的不断集结，从共同的写作价值到作家雄心勃勃的气度，新海派小说可以如是说，可作如此观。
“向海而生”——我也理解为当代长篇小说要向困住它的多重挤压主动寻找突破，史诗决不能被旧的厚布紧紧捆死，破茧而出者方能破浪远行，继而发现新大陆并在那里拓荒。当年从赤坎走向茫茫大海的华侨，他们的搏命求生既是写作资源，也可视为文学求变创新的启示录。韩少功在《海念》一文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海是一切故事最安全的地方。”［13］他在文末又意犹未尽说了如下一段，我引用作为本文的结语：
“……你相信在海边所有的念头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一定是海的馈赠，是海的冥隐之念。
“大海比我们聪明。
“大海蕴藏着对一切谶言的解释，能使我们互相恍然大悟地笑起来。”［14］
［1］转引自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387页。
［2］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深圳出版社2022年版，第438页。
［3］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深圳出版社2022年版，第513页。
［4］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深圳出版社2022年版，第199页。
［5］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深圳出版社2022年版，第97页。
［6］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深圳出版社2022年版，第96页。
［7］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深圳出版社2022年版，第97页。
［8］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深圳出版社2022年版，第27页。
［9］熊育群：《挑战与超越》，《文艺报》，2023年3月24日。
［10］［美］哈罗德·布鲁姆：《史诗》，翁海贞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11］［美］弗吉尼亚·伍尔夫：《海浪》，曹元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12］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深圳出版社2022年版，第516页。
［13］韩少功：《海念》，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14］韩少功：《海念》，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65页。
作者单位 | 湖南省汨罗市委办公室
来源 |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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