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春节期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联合组成的邺城考古队，
在邺城遗址东郭区内
抢救发掘了一处
佛教造像埋藏坑遗迹。
埋藏坑位于
临漳县习文乡北吴庄北地的河滩内，
是一个专门埋藏佛教造像的
不规则方形土坑，
边长约3.3米、深1.5米左右。
发掘出土佛教造像编号
共计2895件(块)，
另有造像碎片3000余块。
经整理研究发现，
出土造像绝大多数是白石质，
少数为青石质，
其中有题记的造像约300件，
时代主要集中于东魏北齐时期，
另有少量北魏和唐代造像。
此次发现是
中国佛教考古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当时的发掘现场埋藏坑。
邺城地处
晋冀鲁豫四省交界,
扼华北平原南北交通之要道。
史载春秋时期齐桓公在此筑城,
始称为邺。
东汉以后,
成为古河北地区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历为曹魏(213-220年)、
后赵(335-350年)、
冉魏(350-352年)、
前燕(357-370年)、
东魏(534-550年)和
北齐(550-577年)
六朝国都,
也是十六国以来中原北方地区
佛教传播、发展的肇始地之一。
佛教源起于古代印度，
约在公元前后沿着
丝绸之路系统地传入中国。
佛教初兴于六国后赵时期，
历经北魏的发展，
在公元6世纪中期的
东魏北齐时期达到顶峰，
成为北方地区继大同、
洛阳之后的佛教文化中心，
邺城佛学上承北魏传统，
下启隋唐宗派，
在中国古代佛教史上
占据着其重要的地位。
1983年以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联合组建的邺城考古队，
在邺城遗址持续进行考古勘探和
发掘工作，
确认了城作为建安文学发祥地、
都城规划肇始地和
佛法弘传中兴地的历史定位。
谭副造释迦像
这件造像
面部已残毁，
但仍能看出佛像头部
残存水涡纹发髻，
身穿通肩大衣，
右手施无畏印，
左手持衣缘，
跣足站立于莲花座上。
背屏上，
还可以看到
对称的飞天、火焰纹、力士等图案。
背屏背面
背屏背面上部
浅雕弥勒兜率天说法图，
两侧分别由帝释天、大梵天、
难陀龙王、那难陀龙王以及供养像，
下有一列伎乐天。
中部为像主
谭副夫妻及子女供养像。
下部刻有发愿文：
……五日辛丑。
……佛弟子发干县谭副，
……上为皇帝陛下、皇太子敬造
释迦牟尼清石立像一躯，
光趺七尺六寸……
造像题记中有
“邯郸县庞安兵”
“释迦牟尼青石立像”等文字，
以及对国家富强、平安的祈愿。
背屏造像背面的像主
谭副夫妇图像
张雄造观世音像
公元5世纪后期
北魏太和改制后至东魏，
摹仿南朝造像风格的
“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造型
是北方地区佛教造像的主流。
北魏建国之初,
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开始实施国家力量
推行佛教的政策。
公元五世纪中叶,
沙门统(最高僧官)罢曜主持
开凿了著名的云冈石窟,
其中最为壮观的是
摹仿北魏五个帝王的形象
创建的护法窟,
反映了当时流行的
“帝王即为当世如来”的思想。
云冈早期造像具有
犍陀罗和印度笈多造像的特征,
其样式对中原北方地区
佛教造像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被誉为“云冈糢式”。
伴随佛教的发展与传播,
佛教造像逐渐广泛流行。
除了作为主尊安置在
寺院殿堂及石窟之中,
为僧俗信众礼拜供养之外,
古人还常常以金属或各类石。
木铸造或镌刻绋像,
为生者、亡亲或己身祈福,
与写经、造寺、建塔等
具有同等功德。
东魏初年造像特征与
六世纪初龙门石窟造像相近,
反映的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全面实行汉化政策后,
摹仿南朝造像
而出现的新样式。
这种样式的佛教造像
及组合在中原北方地区
普遍有见,
时代约相当于
公元六世纪初至六世纪中叶之前。
东魏后期
造像面相较丰腴,
肉髻扁圆,
袈裟仍以褒衣博带式为主,
衣褶繁密,
双袖及两侧衣裾下摆平直垂下,
是北魏晚期至东魏初年
造像样式的继承和自然发展。
东魏继承北魏崇佛之风,
普度僧尼、广建寺塔。
公元534年,
东魏迁都邺城,
除王公大臣和士卒百姓外,
百工伎巧、洛阳僧尼亦随之东迁,
邺城佛教由此复兴。
迁都之初,
因百姓在城内
擅自舍宅立寺之风太盛,
东魏朝廷不得不下令检括禁断,
并诏“天下牧守令长,悉不听造寺”。
然而时过不久,
孝静帝即下诏
将邺城旧宫改建为天平寺、
改曹魏文昌殿为文昌寺,
而大丞相高澄府第
则时常有
延请高僧、译经说法之举。
政府法令名存实亡,
北魏洛阳修建寺院、
营造石窟之风
得以在邺城重新崛起。
公元534年,
北魏分裂,
东魏权臣高欢挟持
孝静帝迁都邺城,
《北齐书·神武帝纪》载:
“诏下三日，
车驾便发,
户四十万狼狈就道”。
此次东迁人口众多,
除王公大臣和士卒百姓外,
洛阳城内大量的僧尼
也在随迁之列,
《洛阳伽蓝记》载
“暨永熙多难,皇輿迁邺,
诸寺僧尼亦与时徙”。
正是由于
菩提流支、勒那摩提、
佛陀扇多及慧光、
僧稠、道凭、
法上等大量中印高僧的东迁,
中原佛教中心
由洛阳转向了邺城。
龙树背龛式造像
邺城出土的佛造像
因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
因素的影响
而呈现出与别处不同的风格，
也由此产生出
“兼容并蓄”“和韵共生”的特点。
公元5世纪后期
北魏太皇太后冯氏及
孝文帝主政期间，
实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
摹仿南朝造像风格的
“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造型
成为北方地区佛教造像的主流，
并由北魏延续至东魏。
北齐时，
受印度笈多造像风格影响，
继承北魏以来背屏式造像
龙、塔、飞天、璎珞等传统因素，
同时充分利用东魏以来
白石造像的透雕技术形成了
“龙树背龛”的
新式背屏式造像。
“龙树背龛式”造像
主要出现在邺城及周边地区，
是邺城佛造像独特的题材，
其造型精美，
特征鲜明，
与早年流行的
尖楣状背屏造像形式迥异，
在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史上独树一帜。
——何利群《北齐“龙树背龛式”造像的技术传承和构图特征》
北齐的皇室贵冑事佛甚敬,
“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功”。
北齐文宣帝高洋
以禅僧僧稠为师,
远赴辽阳甘露寺,
并于“甘露寺禅居深观,唯军国大政奏闻。”
孝昭帝高演剃度僧尼
三千多人,
武成帝高湛大营寺塔,
广施檀财。
后主高纬
不仅将
邺城旧宫施与寺院,
还改并州尚书省为
大基圣寺、晋祠为大崇皇寺,
另外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
燃灯供养,
一夜燃油万盆,
光照宫内。
邺城遺址周边的
南、北响堂石窟、水浴寺石窟,
以及近年考古发掘的赵彭城
北朝佛寺和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
都是当时皇室崇佛的真实写照。
白石（大理石）
是邺城地区出土造像使用较多的原料，
这种石材在当地很常见。
作为北朝时期北方政权的中心，
当时的邺城集中了大量能工巧匠，
他们因材施雕，
赋予了造像不同的神韵。
“龙树背龛式”造像的
背屏立面呈弧扇形，
由两株交互缠绕的菩提树构成，
层叠的树冠形成
背屏锯齿状或扉棱状的边缘，
伴有有龙、塔、飞天、璎珞等装饰，
造像主尊造型则
吸收了印度笈多王朝新一轮
传入的造像样式。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造像不仅正面工艺精细，
背面也充满故事！
舍利函
发现于核桃园,
为北齐皇家佛寺大庄严寺
佛塔的遗存。
舍利函为青石质,
略呈正方体,
由函盖和函身两部分组成,
石函通体较为粗糙,
未经打磨,
有凿刻痕迹,
函身上边缘四角刻有字迹。
青釉罐内
出土的钱币、舍利等遗物。
舍利
2019年
时值建国70年大庆之际
这些石刻造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举办了临漳邺城造像出土造像特展，
以至于现在
当时参加过这场特展的造像
都会专门标识参加过国博建国70年特展
毕竟能在国内最高级别的博物馆展出
是再好不过的宣传方式了。
后来这些造像又在成都博物馆
参加了南北朝佛造像特展。
这座博物馆
之前就叫做邺城佛造像博物馆
经过几轮的巡展
2020年底对布展重新调整后
改名为邺城考古博物馆，
也算是迎合当下对考古工作的重视。
我是在这里调整后
重新开放不久去的，
当时正值2021年元旦，
也恰逢当时石家庄疫情初期
邺城所在的邯郸市临漳县
虽离石家庄还有一定距离
我在返程的途中难免会碰到。
以至于我回来后两个星期都不敢出门
也是怕耽误别人。
现在去回顾那段经历
好在是有惊无险～
不过也给自己长了个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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