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史话】商代书法（上）

在中华文明史上，夏、商、周合称三代。到目前为止，考古发现还不能证实夏王朝已经发明了文字。文献上的记载与考古发现所勾画出的夏王朝还是支离破碎的。但是商代却不同，出土的大量地下文献，再与考古发现以及历史文献相印证，几乎可以复原出一个鲜明完整的王朝。在这一点上，出土文献即商代的文字起着决定性作用。《尚书·多士》载周公之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也明确地告诉我们，文字是殷商先人创造使用的，中国的书法史也从这里开始起步。

甲骨刻辞及其形式与规则

甲骨文又称卜辞，是商、西周时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用于记录占卜内容的文字，其中以商代甲骨文最具代表性。商代的甲骨除殷墟小屯外，侯家庄、后岗、四盘磨等地也都有出土，直至2003年在济南大辛庄又出土了大批的甲骨。虽然深入的研究还没有展开，但有学者已初步断定，这批甲骨属于商代的一个诸侯国。如果认为现存的商代甲骨均出自殷墟是不正确的，不过对于甲骨文的认识与研究仍然主要来源于商代甲骨。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龟甲有腹甲与背甲，占卜所用以腹甲居多；骨有羊、鹿、猪、虎等兽骨，占卜所用兽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占卜所用的甲骨首先要经过一定的整治，然后在 整治平薄的甲骨片的背面施以钻凿。钻就是在甲骨的背面按一定的程式钻一个圆形的凹槽，凿就是在已钻好的凹槽一侧再凿出一椭圆形的凹穴。在相连的凹槽中施灼，槽穴底部甲骨较薄，一经灼烤，发生爆裂，正面就显现出裂痕，称为兆纹，纵向的为兆干，与兆干相交的为兆枝，甲骨文占卜的“卜”字就是兆纹的象形字。施灼就是占卜，人们通过爆裂显现出的由兆干和兆枝构成的卜形兆纹来判断所问事务的成败吉凶。在甲骨的正面、兆纹的旁边，用文字记录下占卜的内容，就是卜辞。这是一套繁琐却又严密的程式。卜辞的契刻遵从着一套严格的程式，这套程式也奠定了中国书法最初的书写规则。

一篇完整的卜辞，字数多寡不 同，多者将近百字，少者只有三四字，一般情况为二三十字左右。卜辞内容通常由叙事、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组成：叙事主要记录占卜的时间和占卜人的名字；命辞是占卜人征问之事；占辞是卜兆所示对所问之事的成败吉凶；验辞是记载应验与结果。在卜辞中，叙事、命辞、占辞、验辞四项俱全者为数不多，一般都无验辞。甲骨文中除大量卜辞之外还有一些记事刻辞，比如甲子表、祭祀表、四方风名以及记录龟甲的进贡与兽骨的采集等。除了记事刻辞外，甲骨文中还存在一些习刻，这说明甲骨文的书写与契刻者是训练有素的。习刻是3000年前的书写者最初留下的技巧训练的痕迹，通过习刻，我们看到了中国书法从最初的稚嫩拙涩 向着美轮美奂的境地前行时的步履。

 

甲骨文的书写规则，即通常所说的行款对于中国书法形式法则的确立也是至关重要的。前人对此有过一些探讨，胡小石著有《甲骨文例》，专论行款。但内容繁琐，把许多枝末掺杂其中，反而不得要领。甲骨文无非如下三种（个别例外可忽略不计），即：

竖列左行例；

竖列右行例；左右对贞，则左侧左行，右侧右行。

三种行款又有共同之处，即每行字都是竖向排列的。这样的排列方式一直延续到近代，这样的行款 是中国文字独具的特点，是中国书法始终遵循的一个重要形式法则。我们用现代视觉心理学的知识可以知道，这样的行款（文例）、行气（书法）以垂直轴为参照，获得了优势定向。因为人们对于图式均衡感的判断是以垂直轴的定位为基准的。

甲骨文的竖向排列，不是严格地沿着一条垂线，而是有机地随顺着甲骨的边缘和质地组织的走向向下逐步推移的。在甲骨文中，我们还发现有漏刻横画的甲骨，由此可以推知甲骨的契刻者是以竖画为主导的，竖画随顺于甲骨质地的组织，便于刻得挺健顺畅。相反，由于契刻的限制，环曲斜出的线画就弱化了。甲骨文的契刻与材料的有机结合，使得甲骨书法的体势以纵 势为主导，这也为此后的书体规范作了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