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德坊、武功坊和朝房
中路是沈阳故宫建筑群的主体，即皇帝日常上朝和居住的地方，清代称作“大内宫阙”，由入关前皇宫和乾隆以后行宫、太庙等几个部分构成。
宫门前庭是中路最南端的区域，它虽然位于宫门之外，但却是整个建筑群功能和布局中不可缺少的“脸面”。
来到故宫门前，首先看到的就是跨街而立的两座高大牌坊──文德坊和武功坊，按照与大臣上朝排班相同的“文东武西”位置，矗立在宫门两侧。牌楼本是中国古代建立在宫殿、陵庙、街坊等处的标志性、纪念性建筑，有木结构的也有石雕的。沈阳故宫门前的这一种，称作“木结构琉璃瓦顶四柱三楼式”牌坊，它们的作用，既是皇宫门前的明显标志，也做为进入宫廷区域的门户。在清代，不仅两座牌楼间禁止路人和车辆通行，而且每座牌楼都设有可以开合的栅栏门，其外路北各有一座值房，有皇宫护兵日夜守卫。即使是官员们要进宫上朝，也须先在牌楼外几十步之处“诸王以下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下马碑前出轿下马，接受盘查后才能恭敬地走入牌楼以内的“宫阙禁地”。由于牌楼实际上是宫前的左右阙门，所以过去沈阳人习惯上称之为“东华门”和“西华门”。
文德坊、武功坊虽建于清朝入关之前，但造型和装饰都堪称精美。两坊均为主间（明间）高两次间低的形式，黄心绿边琉璃瓦顶，每间檐下内外各四组斗拱承托，其下的枋、折柱、雀替、花板等部位，是以浮雕为主，彩绘为辅的装饰，翔龙飞凤，海水流云、瑞树奇花，贴金敷彩，艳丽祥和，既有皇家气派又具地方风格，在古代牌坊中独树一帜。中间坊额蓝地金字，满、汉、蒙三体合璧，除坊名外，并有“崇德二年孟春吉日立”字样，可知建于1637年正月，是沈阳故宫唯一记有落成年代的建筑。
在两牌坊间南侧大清门前的区域，是一组与宫殿正门配套的建筑。东西各有奏乐亭一座，为迎送皇帝入宫出宫奏乐之处；两侧又各有平房和楼房一座（西侧楼已不存），称作“朝房”和“朝楼”，是官员们入宫前候朝的地方，每逢朝会之日和“三大节”在大政殿举行朝贺仪式时，官员们都要在这里事先按次序列队，至规定时辰入宫上殿。在两座朝房之间南侧正对大清门的位置，清早期曾有内务府的司房，乾隆十三年（1748年）改建成一座五龙琉璃影壁，与大清门相衬映，清末民初时被拆毁，其基座至今尚存原处，由此也可想见当年皇宫门前整齐肃穆的格局。
2、皇宫正门大清门
到过北京故宫的人，都知道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沈阳故宫的“午门”则是大清门，当然，它的建筑体量要比午门小得多，并没有高大雄伟的门楼，而只是一座五间硬山顶的屋宇式大门，中间三间为门，南北都设有台阶，两梢间有槛墙木窗，为警卫值班之处。紧贴两侧房山又各有一四柱式小门，分别称为东翼门和西翼门。
大清门建于清太宗天聪初年，开始只按通常习惯称为“大门”，两侧的小门则称“东门”和“西门”。到1636年皇太极改元称帝时，用与新国号相同的“大清”二字来命名这座皇宫大门，可见对这处国家最高统治中心门户和外部象征的建筑物是十分重视的。正式定名的同时还规定，大清门及东、西翼门，要设兵丁稽察出入人员，严加把守。各级官员和侍卫、护军等，在入朝前集合于大清门时，无论坐立，都不准面向或背向正北的宫殿方向，更不许坐立于中间的御道上，只能在御道左右“相向坐立”，即位于御道东侧者面向西，位于御道西侧者面向东。这是因为如面向北，则有窥视宫阙禁地之嫌；面向南则背对皇宫，也是对皇帝的“大不敬”。至于坐立御道之上，更是藐视君王的重罪，当时明文规定，自亲王以下所有官员，都只能由左右台阶出入，中间的御道只有皇帝才能通行。至于两旁的翼门，应是供平时官员及宫女、太监等因事进出宫殿之用。
大清门对于其内部的宫殿而言是分隔外界的门户，对于身处其外的人而言则是皇宫的代表，所以有时也在这里进行一些礼仪性活动。如皇太极曾在此接见谢恩的官员和朝贡的蒙古各部使臣，并曾命礼部在此宴请朝鲜国来使。崇德七年十月皇太极患病曾大赦罪犯，当时就是把相关犯人集合在大清门前传谕释放的。此外大清门前台基上原来还曾放有两架“谏木”（或称“谤木”），其功用是臣民百姓有什么意见或建议而又无法入宫去当面提出，可以把写好的意见书放在那上边，就会有人将其送交皇帝。这是古代帝王体察民情的一种办法，据说后来皇宫皇陵门前的“华表”即是由“谏木”演变而成。努尔哈赤在后金建国初年也曾仿效这种古老的作法，而大清门前的这一对谏木是乾隆时期重新安设的，爱作诗的乾隆皇帝每次到此都要题咏一番。。
大清门虽然只是出入宫殿的通道，但做为皇宫的门面装饰也力求华丽美观。除黄绿两色的琉璃瓦屋顶和檐下的雕梁画栋外，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墙体四角的琉璃“墀头”，每组都由上下相联的四部分组合而成，黄、蓝色调为主，间以红、白、绿等色，浮雕云龙飞凤、瑞兽奇花，鲜艳多彩，烧造精致，虽然不处于建筑的中心部位，却成为最亮丽斑斓的艺术杰作。
3、“金銮殿”崇政殿
临朝听政的金銮殿 进入大清门沿御路北行，正面就是清太宗时期的“金銮殿”──崇政殿。中国古代宫殿一般都是由“外朝”和“内廷”（或称“前朝后寝”）两部分组成。其中外朝区域是皇帝临朝理政和举行国家典礼的地方，崇政殿即是沈阳故宫外朝的中心。其正门前至大清门北侧石阶间的殿庭的御路两侧，即是典官礼时王公官员排班站位之处。殿左右连接翊门各三间，分别称为“左翊门”和“右翊门”，是平时进出殿北宫廷区的通道，而皇帝上殿退朝则是由殿内北门进出。
崇政殿在使用功能上与大政殿有显著不同。首先，做为皇宫的正殿，它是皇帝日常临朝理政之处，也就是通常所说“上朝”的地方。在后金早期的宫殿制度中，俗称为“汗宫里的殿”或“内殿”，而大政殿则是举行较大规模的重要集会时的“大殿”，在一般情况下很少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崇政殿相当于皇帝的“办公室”，而大政殿则更像是一座“会堂”。其次，清太宗时期国家的重要典礼，如元旦和万寿节庆典、太祖实录告成、皇子娶妻公主下嫁、明朝重要官员的归降等仪式，都是在崇政殿举行，而大政殿则是在元旦、万寿节等典礼的主要礼仪结束后大宴群臣的地方。第三，崇政殿也是皇帝接见宴请外邦宾客之处，在皇太极时期，主要用以款待前来盛京进贡、朝觐、通婚的蒙古诸部贵族，国内庆典时的一些小规模宴会也常在这里举行。
清朝入关后，从乾隆初次东巡开始，即规定皇帝亲祭盛京三陵的告成典礼于崇政殿举行，并由礼部编写出详细的程序仪节，正式载入《大清会典》、《大清通礼》等官修国家典籍之中。称为“崇政殿朝贺仪”，通俗地说就是群臣祝贺皇帝祭祀祖陵圆满成功。其仪式一般是在皇帝入驻盛京宫殿的次日或第三日，场面和礼节都要比入关前在昆举行典礼时隆重正规。清晨，礼部和鸿胪寺官员就要把所用的卤薄乐器、桌案彩亭、贺表诏书等一切物品陈设停当，时辰将至，随驾王公大臣、盛京地方官员等按品级高低从殿前一直排列到大清门外，届时，中和韶乐奏《元平之章》：“维天眷我清，一统车书四海宁。法驾莅陪京，祠谒珠丘展孝诚，陟降旧宫庭，思祖德、答天明，佳气绕龙旌 ”，皇帝入崇政殿升坐金龙宝座，百官进表称贺，三跑九叩。仪式的最后，还要宣读皇帝关于东巡大礼告成的诏书，等于正式向全国公布本次祭陵圆满成功，并以此告慰在盛京开创基业的先皇在天之灵，可见入关后清帝把这项典礼安排在崇政殿也是颇具深意的。
艳丽多彩的外观装饰 从使用功能上说，崇政殿相当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但是如果将二者的建筑规模做比较，平地起建的五间崇政殿，与坐落在高高的汉白玉台基上的十一间太和殿简直无法相比，何况按照明清宫殿建筑屋顶样式的级别划分，崇政殿的“硬山顶”是最低的，而太和殿的“重檐庑殿顶”则是最高的。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一个是刚刚建立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另一个则是统治全中国几百年的中原大帝国，“金銮殿”的规模当然会有区别，但是，大有大的风格，小有小的特色，崇政殿在建筑装饰方面的艺术价值，是其他任何宫殿都不能取代的。
从建筑样式上说，崇政殿是在东北地区极为普遍的硬山式房屋的基础上，根据皇宫正殿的使用需要加以美化，其殿体高
最能体现崇政殿尊贵地位的，还是其与众不同的建筑装饰。
殿前后红色檐柱都是方形，下面是黑色覆莲式的柱础石，上部则用蓝、白、金等颜色绘“披肩”、莲花等图案，外侧是与大政殿相同的兽面，柱顶部分更是精彩，各有一形象生动的木雕龙头探出，而且两两相对，探爪戏珠；龙身和后爪则在廊内，既起支撑作用，又是别出心裁的美化，仿佛神龙自殿内飞出，高贵而富有生气。檐下的木雕莲瓣、蜂窝、如意等与大政殿一式，和方形的殿柱一样属于藏传佛教（喇嘛教）建筑艺术风格，枋内外的二龙戏珠浮雕，金光闪烁，横贯外檐，增添了华丽精美的效果。
崇政殿的琉璃构件艺术风格与大清门如出一辙，但整体效果更为突出。墀头部位仍然是上下相叠的几组飞龙、麒麟和瑞草奇花，不过主体图案与大清门墀头色调相反，鲜艳中不失凝重之气。在殿顶和房山上端的正脊、垂脊、博风、山花等部位，也都有五彩缤纷的琉璃构件，以黄、绿、蓝为主要色调，行龙火焰珠为基本内容题材，殿顶四角的羊、狮、龙、海马等“脊兽”，也分别用白、蓝、绿、黄、红等不同颜色。这些多彩的琉璃构件，再加上黄心绿边的琉璃瓦屋顶和檐下的木装修，使崇政殿殿体前后、正侧、上下每一个连接处都色彩斑斓、装饰富丽，与金红相间的木隔扇门、白石青砖的殿基月台，共同组合成崇政殿庄严华美的外观。相比之下，北京故宫“黄顶、红身、白座”的太和殿在视觉色彩上要单调呆板许多。
建造这座宫殿时，满族人的政权只有不到二十年的历史。他们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房屋式样，吸取其他民族建筑艺术和技术。按照本民族喜爱色彩鲜艳、火爆热烈的审美习俗，造就了大清国的第一座“金銮殿”，这就是崇政殿的价值所在。
清新华美的殿堂 崇政殿室内，是不加天花板的“彻上露明造”，而且五间贯通，不设隔断，上上下下横直相交的殿柱梁架都可一览无余，因此，几乎所有外露的木构架表面，都装饰着彩绘或雕刻，形成了一处龙飞凤舞的空间。
室内的殿柱，下部为红、蓝、白三色相间的“立水”，再往上是翻卷的浪涛和腾飞的金龙，周围点缀火焰流云。七架梁{大梁}上的彩画也同样精采。中段近似半圆形的“包袱”内为红地金龙和如意云朵，两端是各色奇花瑞草，既高贵深沉又祥和自然。五架梁以上及檐枋、角背等处是比较规范的“龙草和玺”类彩画，红蓝相间的主调衬托金色行龙，犹如在殿内搭起一道道腾空飞舞的彩带，再配以椽间望板上所绘蓝天白云，更增添了富于想象的清新意境。两侧山墙间外露的屋架，柱头部位仍然是奇异的兽面，连同隔扇门上方蜂窝、莲瓣等木装修都是与外檐一致的藏式风格。
崇政殿室内的宝座、屏风等陈设，并非清太宗时期的原貌，而是乾隆十二年（1747年）根据皇帝的旨意重新设计制做的，在殿内正中北侧，是二尺多高的红漆木制地坪，前三侧二共五组台阶，周围是仿石雕式样的栏板和望柱，这种地坪古代称为“陛”，因为官员们见皇帝时都要跪在下面，所以才口称“陛下”。在陛上后部，又有一类似“殿中之殿”的“堂”，全部木制，外罩金漆彩绘，并加饰行龙、兽面等精美雕刻，并特意保持与殿内外原有装饰风格基本一致。其上方的“正大光明”黑漆金字匾，则是乾隆仿照北京乾清宫顺治所书匾题写的。堂陛之内的屏风宝座，是乾隆特命仿北京故宫乾清宫所用加以缩小精心制作的，宝座、屏风各以九条龙做为主要装饰，全部罩以金漆，体现其唯一的使用者──皇帝的无上尊严。屏风上的四言十二句铭文，与乾清宫屏风上的完全相同 ，是康熙皇帝从古代经书中摘出，做为自己和后世皇帝治理国家的座右铭镌刻在御座之旁的。陈设在龙椅前后的鹤式烛台、熏炉、塔式香亭、 端、“太平有象”等，都是乾隆年间宫中精制的珐琅礼器，专用于皇帝御座周围，既为熏香之用，也有驱邪诹吉的寓意，使得“真龙天子”临朝理政之处更具有庄严神圣的气氛。乾隆、嘉庆、道光几位皇帝东巡盛京期间，都曾坐在这里接受群臣的朝贺叩拜，庆祝自己祭陵大典的成功。
此外，为了表示对这座开国金銮殿的敬仰，从乾隆时起，皇帝还把一些相关的题咏诗章手迹制成匾联悬挂殿内。宝座前的“念兹戎功用肇造我区夏，慎乃俭德式勿替有历年”蓝地金字对联、其上方的“御崇政殿受贺”诗匾，都出自乾隆皇帝手迹，殿北门内上方还挂有嘉庆、道光御题崇政殿诗金字木匾，也是他们留给这里永久的纪念。
“镇殿侯”的传说
在沈阳故宫崇政殿内，原来曾摆放着两具用真熊皮和熊头内装木制骨架做成的熊模型。对于其来历，人们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用皇太极生前猎获的大熊做的，也有的说是用乾隆东巡时亲自猎获的熊做的，但在沈阳民间流行较广的，还要数“镇殿侯”的传说、
相传在皇太极还是四贝勒的时候，有两个从小就跟随他的贴身卫士，不但人高马大，虎背熊腰，武艺高强，勇猛过人，而且做事认真，忠心耿耿，在皇太极身边多年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后来皇太极当了汗王，盖成了新宫殿，就封他们二人为御前带刀侍卫，专负责把守皇宫的正门大清门。
两人上任之后，知道守卫皇宫大门责任重大，每天都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不该进宫的人，无论是谁都别想过他们这一关。天聪五年，皇太极率兵攻打明朝的大凌河城，围城三个多月，终于取得全胜，活捉明朝将官数十人，兵民一万多，大军凯旋后，沈阳城里连日摆酒宴，举行庆祝。
这一天，皇太极的五哥、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刚在庆功宴上喝了酒，醉熏熏地来到大清门前，说是要进宫去向皇上祝贺。若是别人喝成这样想入宫，两个侍卫早就给拦住了，但这是皇上的亲哥哥和朝中有名的三大贝勒，二人不好阻拦。他们见莽古尔泰肋下挂着腰刀，就客气地对他说：“三大贝勒，请您把腰刀摘下来放在这再进宫”，莽古尔泰不知是喝多了酒还是别有企图，听说让他摘下刀就气势汹汹地嚷道：“你们这两个把门的奴才，竟敢管起我皇兄贝勒爷来了”，两个侍卫忙陪笑说“您别生气，我们只是按照朝廷的规矩办事，并不是想难为您”，可莽古尔泰就是不摘刀，还要硬往宫里闯，两个侍卫死活就是不放他进去，结果惹得莽古尔泰勃然大怒，竟然拔刀杀死了二人。
皇太极听说这件事后，对莽古尔泰的蛮横无礼非常气愤。立即召集众贝勒审议，以带刀闯宫之罪，革去了他的大贝勒爵位。对于两个因严守制度而被杀的侍卫，则为他们举行了厚葬，并把没收莽古尔泰的家产赏给他们的家属，皇太极想起二人跟随自己多年，为保卫皇宫尊严无辜被害，心里十分怀念。
说来也怪，此后每次他进出大清门时，都能看见有两只威武的大熊站在新换侍卫的前面，可一到近前熊又不见了。于是，皇太极就命人用自己猎获的两具熊皮，制做成与真熊一样的模型，摆放在崇政殿内金銮宝座的两边。有一天，莽古尔泰奉旨到崇政殿见驾，刚一进门就吓得面无血色，向两只大熊的模型磕头不止，嘴里还连声说“二位武士饶命，二位武士饶命”，皇太极见了这种情景心中恍然大悟，原来自已在大清门看到和做成模型摆在殿内的大熊，都是那两个侍卫死后的化身，仍然像活着的时候一样，忠诚地保卫着自己的安全，而令仇人莽古尔泰丧胆。据说莽古尔泰那天回家后，不久便得暴病而死。后来在他家里果然查出了企图谋反篡位的证据。
为了感激和纪念那两位忠于职守的御前侍卫，皇太极就把崇政殿里两只大熊模型用他们的名字命名，并传下圣旨，正式册封其为“镇殿侯”，做为保卫皇帝安全的忠诚卫士永远安放在盛京金銮殿内。
4、飞龙阁和翔凤阁
在崇政殿前东西两侧，各有一座样式相同的五间硬山顶二层楼房，东为飞龙阁，西为翔凤阁，与大清门、崇政殿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建筑布局单元。
这两座楼阁虽然是金銮殿的左辅右弼，却并不是清入关前所建。清太宗时期的沈阳故宫确曾有过飞龙、翔凤两座楼阁，但应是在崇政殿后，而不是在殿前。现在二阁所在的位置，原本是一座三间的小厢房（东侧）和一座二层七间的银库楼（西侧）。乾隆八年（1743年）清高宗弘历第一次东巡盛京来到故宫，觉得崇政殿前左右的两座建筑高低不同，样式各异，有失整齐美观，他在故宫内各处仔细查看了一番后传下圣旨，在此新建造型相同、东西对称的两座楼阁取代旧有建筑，将已年久失修的旧楼阁拆除，把飞龙、翔凤的名称移到新建的二阁上来。于是，便有了崇政殿前现存的面貌。
在清代宫廷中，以“阁”命名的建筑大多是做存贮古器文玩、图书典籍之用，飞龙、翔凤二阁也不例外。从乾隆时期至清末，这里都是盛京清宫最重要的藏珍蓄宝之处。
飞龙阁内上层，原用作存放清历朝皇帝所用武备。满族是一个以骑马射箭著称的民族，清代的皇帝们自幼即练就娴熟的弓马技艺。飞龙阁内所藏，便是他们生前用过的各种弓箭、鞍辔、甲胄、刀剑中的一部分，从太宗朝至穆宗（同治）朝共有四千多件，绝大多数是乾隆至光绪年间陆续由北京送到这里的。皇帝东巡盛京时，往往要亲自登楼阅视这些先帝遗物，以示珍视和敬重。飞龙阁下层的主要藏品，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奉旨从北京运来的一批古代青铜器。包括商、周、汉、唐历朝所制鼎、彝、盂、盘、卣、爵、觚、钟等共八百件，按编号存放在十三座大柜中。在乾隆晚年著录宫内所藏古铜器时，将盛京的这批蒇品集中收载在《西清续鉴》一书中，成为清宫藏宝一个特殊的专项。
翔凤阁内贮存的，主要是供皇帝东巡期间使用和赏赐的物品，基本上都是乾隆时期从北京宫中调运至此。其种类之多、历史和艺术价值之高，比飞龙阁内所藏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供各宫殿内陈设的御用器物，包括玉器、瓷器、漆器、珐琅器、金银器、竹木牙角雕刻制品、文房四宝等，连同备用品在内共两千多件，大多是清代宫中御用珍品；二是备皇帝至盛京时穿用和赏赐的服饰、衣料、荷包等，共四千余件；三是供皇帝驻跸期间查阅和欣赏的古籍、舆图、书画等近千件，其中唐、宋、元、明、清历代名家作品三百余件尤为著名，后人曾有《盛京故宫书画录》一书专门记述。
以上所举两阁藏品，大多数于民国初年袁世凯统治时期被运往北京，抗战以后又流散各地。1929年沈阳故宫内的博物院正式开放后，飞龙、翔凤二阁成为清宫文物陈列室，以致于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这两座外貌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楼阁，曾经是收藏过上万件宫廷御用珍品的皇家宝库。
5、东西两座“七间楼”
在飞龙阁和翔凤阁之后，各有一座七间二层的楼房，其建造都比较朴素，青砖青瓦，板门方窗，而且没有描龙绘凤的彩画和雕刻装饰，一看就会猜到属于仓房之类。因此皇帝也没有给其取什么好听的名称，只是按所处的方位叫做“东七间楼”和“西七间楼”。
这两座楼房虽然建于清朝入关之前，但在乾隆初年也曾有过一些变化。东七间楼原来的位置要比现在向北移两间房距离。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1746──1748年）增建东、西所行宫时，奉皇帝旨意将其北侧的两间拆除接在南侧，以便使新建行宫宫门前道路畅通。西侧的楼房原来并非七间而是九间，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将北边两间拆掉，成为七间。这样一改，不仅使中路通往东、西两侧的通道变宽，而且也使两座楼房的拉置和外观趋于对称，也可以算是一举两得了。
东、西七间楼内存放的物品，虽不像飞龙、翔凤阁所贮那样种类繁多，价值珍贵，但也都是皇帝东巡期间使用或由北京专门送往这里的宫廷文物。
东七间楼的主要藏品是大约十万件清宫瓷器。其运来盛京的时间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当时因为北京宫殿瓷器库存过多，而且品种比较单调，所以皇帝命将库存瓷器移送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和盛京故宫各十万件。本年六月，这批瓷器到达沈阳后，便存放在东七间楼中，直至清末。所以从那时起这座楼也被称为“瓷器库”。根据档案的记载，此次运来盛京的十万件瓷器，都是景德镇烧制的官窑瓷，其中康熙朝的三万五千件，雍正朝二万五千件，乾隆朝四万件，内有许多是尚未挂彩釉的黄、白色素瓷盘碗，有的一种款式就有上千件。除此之外，楼内还有一些乾隆以后陆续由北京运入的瓷器，共约四千多件，既有清代制品，也有明代制品，其种类和质量都要强于前项。这十万多件瓷器，在民国初年袁世凯当政时也被运往北京，以后又辗转运往各地，现南京、台湾等地博物馆中都有收藏。
西七间楼在清代也称为“书籍墨刻楼”或“档子房”，据此可知其在用途主要有两项：其下层是主管东北地区皇室事务的盛京内务府存放档案之处，民国时期统计，共存有满、汉文档案六万件（册）。楼内上层即为存放书籍墨刻之处。根据乾隆年间的规定，北京故宫内武英殿修书处新刻的内府图书（俗称“殿版”），必须送一部或数部至盛京收藏，至清末，楼内有这类书籍近五百种、一千一百多部、一万五千多册。所谓“墨刻”，则是历代书法名家书迹或清代皇帝御笔诗文的刻拓本，也是由清宫内精于此技者细心制做，有的装裱成册，有的装裱成卷轴，与前述书籍一并保存。此楼内的藏品因价值略逊于其他楼阁，所以在民国初年并未外运，侥幸保存下来，现分别收藏在辽宁省档案馆和辽宁省图书馆。
6日华、霞绮楼和师善、协中斋
在崇政殿北的与凤凰楼前的空地两侧，有东西对称的两组建筑。靠南边各是一座三间二层的小楼，东名日华缕，西名霞绮楼；楼北各有一座五间房，东名师善斋，西名协中斋。这几处建筑，都是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1746──1748年）期间，在旧有建筑基础上，重新孜建增饰和命名的。
关于这几座建筑的用途，过去曾有人根据其“斋”的名称，推测为东巡时皇帝读书或随驾皇子居住之处。但在档案中，只见到有关在这些房子中存放门神、对联、毡片等宫内所用一般物品的记载，未见有住人的记述，对于其具体用途，我们只能按清宫制度加以分析。
依照清宫惯例，凡皇帝、后妃以及皇子皇女居住之处，都是在四周建有围墙和附属性建筑的正规院落中，而这四座楼、斋所处的位置，属于沈阳故宫外朝和内廷间过渡区域的空地。其建筑更多地是起着为整体布局配套的作用，乾隆皇帝将其改成左右对称的形式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也没有为其修建院落和值房等服务性建筑，并非按照供人居住的宫殿加以规划。
从建筑装饰和室内陈设看，皇帝后妃居住和使用的宫室，一般都使用黄色琉璃瓦盖顶（在沈阳故宫是在黄瓦周围加绿色剪边），这是等级制度的体现，不能随意变更。而这四座建筑都没有用黄琉璃瓦却只用青布瓦（泥瓦），也可以说明其并不是供帝后所用。沈阳故宫各主要宫殿建筑室内，都有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匾联，而且在皇帝皇帝东巡期间，一般都曾赋诗题咏，而这四座建筑却既无匾联又无题诗，即使是用作皇子读书之处也不应该如此。另外，沈阳故宫乾隆时期行宫中供帝后使用的宫殿内，都有相应的家具和陈设品，这在清宫的档案中都保留着当时的记载，而却不见有关这四座楼、斋者，据此分析，这些建筑应是供存放宫中一般物品用的库房性质，并非居人之所，
虽然如此，这四座建筑在沈阳故宫中路布局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因为其所处位置，是连接殿和宫两个区域的必经之处，皇帝在此居住期间常由这里经过，所以其外观的整齐和典雅仍是不可缺少的。这也许就是乾隆皇帝为其命名并亲题门匾的原因吧。
7、内廷门户凤凰楼
沈阳故宫的内廷部分──即清太宗时期皇帝后妃居往之处，位于中路崇政殿北的高台之上。按照满族人过去在山区居住的风俗，部落里酋长的住宅，都是建在寨子里最高的地方，既便于守卫，又利于观察了望。迁居平原城市之初，他们仍然受这种习俗的影响，所以沈阳故宫帝后寝宫建在特意筑起的近
修建寝宫的这处高台，很像是一座城堡。下面是从平地起建的近
进出这座皇宫城堡的通道，就是其南侧正中的凤凰楼。这是一座进深、面宽均为三间的三层歇山琉璃瓦顶的楼阁，屹立在高台之上，其下层明间是进出寝宫区的通道，前有二十几级台阶通往台下地面，只要关上大门，帝后寝宫区就成为一座居高临下的森严城堡，因此，凤凰楼的功能也很像是一座居高而建的城门楼。
在皇太极时期，凤凰楼是皇帝后妃们夏日观景纳凉之处，史书中还记载，当时清太宗也曾在这里召集诸王贝勒读书讲史。由于凤凰楼是清代盛京城内最高而且最漂亮的建筑物，从城里的各方位都能望得见，所以成为沈阳城著名的景观，“陪都十景”、“盛京八景”中，把“凤楼晓日”、“凤缕观塔”列入其中。又因为站在凤凰楼上可以看到全城，所以清入关后历代皇帝东巡来沈阳时，都要登楼观景，赋诗咏怀，至今楼内仍然保留着按乾隆题御笔手迹制做的黑漆金字诗匾。
从乾间起，凤凰楼还被用作存放一些重要的宫廷文物。主要有以下三项：一是《实录》。乾隆八年（1743年），皇帝为尊崇盛京开国宫殿的地位，命将太祖至世宗（雍正）五朝满汉文国史《实录》，各缮写一部送往盛京尊蒇，即放于凤凰楼上、中层的30顶大柜之中，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才移至崇谟阁。二是“圣容”和“行乐图”，即皇帝画像。其中身着朝服于宝座上端从的“标准像”称为“圣容”，而读书听琴、骑马射猎等带有生活场景的称“行乐图”，也是乾隆皇帝特旨定制命送至盛京“供奉”。至光绪年间楼内共有太祖至穆宗（同治）历朝皇帝圣容各一份，乾隆、嘉庆、道光行乐图共13份，都精心收贮在特制的大画箱中。三是清初皇帝玉玺。原藏于北京交泰殿，乾隆十一年（1746年）奉旨移往盛京凤凰楼，共有“大清受命之宝”等10颗，乾隆曾亲撰《御制宝谱记》述其事原委。这些皇帝画像和御玺，都属于清宫中最重要的文物，其政治意义远胜于飞龙、翔凤阁中的古董珍玩，由此也可见凤凰楼在清代沈阳故宫中的地位。
8、帝后寝宫清宁宫
在中国古代宫廷中，一般称皇帝处理政务，举行国家典礼的建筑为“殿”，而称帝后居住的建筑为“宫”。满族人建立政权之初，其语言中还没有与汉字“宫”相应的词汇，只是用与汉字“家”相同的词”boo”来代替，反而显得更加形象，因此，沈阳故宫崇政殿后高台上的内廷，实际上也就是清太宗时期皇帝的“家”。在这个区域里，共有七座宫，两侧是六座配宫，正面居中而建、坐北向南的是中宫清宁宫，即太宗皇太极和皇后哲哲居住之处，这里是整个宫殿的核心。
满族住宅的典范 清宁宫是五间硬山顶前后廊式建筑，除了殿顶的琉璃瓦和檐下的彩画，没有过多的外部装饰，做为“内廷正寝”可以说相当朴素。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满族传统建筑的典型风格，人们通常将其概括为“口袋房、万字炕、烟囱建在地面上”。
所谓“口袋房”，也称“筒子房”，即清宁宫五间房的屋门，不是开在正中一间，而是开在东侧第二间，加上室内西侧四间不设间壁墙，就像从一端开口的口袋，与汉族地区比较多见的中间开门式“一明两暗”或称“钱搭子房”、“挑担房”，有着显著的区别。这种格局来源于满族早期只设一个出入口的“地窨子”式住宅，也与过去满族以一家几代同往一室为家庭和睦象征的观念相吻合，增大室内空间，也便于举行祭祀、宴会等活动。。
“万字炕”也称“蔓枝炕”、“弯子炕”、“转圈炕”，即正房内搭设南、西 北三面转角相连的火炕，其中南北两面炕较宽，供人起居坐卧，俗称“对面炕”。其长度根据所在房间的面宽又有“连二炕”和“连三炕”，清宁宫内的炕设于西侧三间，即为“连三炕”。西炕较窄，一般不住人，供摆放祭器等物品使用因其上方的西墙是安设祭神祭祖的神位之处，西炕既不可随意坐卧，也不能乱放杂物，所以满族民间有正房内“以南为大”（南炕供长辈居住）、以西为尊”的说法。“万字炕”是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适应当地冬季严寒气候的创造。早在满族先世金代女真人时期就已普遍采用，至今在东北地区农村仍十分常见。
清宁宫连接火炕烟道的烟囱建在房后西侧，是从地面起建而不像汉族住宅那样建在屋顶。这种形状类似小塔的烟囱满语称作“呼兰”，早年在山区是用中间被虫子蛀空的大树树干做成，日久开裂再用藤条捆缚，外涂黄泥，既简便实用，又利于防风防火。进入汉族居住区后，满族住房仍沿用这种烟囱，只不过改用土坯和砖砌筑。清宁宫的烟囱截面为方形，由下至顶逐级上收，共十二层，有人传说这是象征清朝共有十二个皇帝，此外，由于现在沈阳故宫内只保留下这一座烟囱，又有人说这是当年皇帝特意按排的，其用意是“一统（筒）天下”。
除上述几个主要特征外，清宁宫还有一些具有满族早期特点的地方。如室内陆面下留有烟道，成为冬季可以烧火取暖的“火地”；前后的窗棂都只用横直相交的“码三箭”式，显得朴素大方；室内的间壁墙结实厚重，上部用木板草泥的“拉合墙”等等，都是适合满族人的传统生活习俗而形成的特色 。
清宁宫的使用 清宁宫室内间隔成两个部分：东侧的一间是皇太极和皇后的寝居之处，室内靠窗设炕，史书记载，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端坐无疾而终”的。东侧第二间室搭设烧炕和祭祀时煮肉用的锅灶。北面窗下设两口大锅，南面宫门旁设一口锅（其在祭祀时的用途详见后述）。西侧三间通连，搭设“万字炕”，即是室内的主要使用空间，除供帝后日常饮食起居之外，其与皇帝处理国家政务有关的用途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召见王公大臣议事。这主要是在非朝会日期、或有重要事情需要召集一个或几个王公官员的场合，皇帝传旨让他们进内廷奏事并面授机宜，被召见者大都是深受信任的亲贵重臣，所商议的也往往是紧急或机密的事务
二是宴请重要宾客。当时一般的宴会都是在大政殿或崇政殿举行，但逢有特别身份的客人或重要的节日，皇帝就要在自己的“家”——
清宁宫中摆酒席款待，以示重视和亲近。如皇太极的皇后和几个地位显赫的皇妃都是出身于蒙古贵族之家。每当她们的父母兄弟来盛京时，皇帝除在殿里举行“国宴”外，一般都要将其请入清宁宫中另外再举行一次家宴，逢皇室其他成员与蒙古贵族结亲，皇帝也常把接亲或送亲的“亲家”请入清宁宫特别招待一番，也有的时候是皇帝和王公大臣陪同男性的蒙古客人在崇政殿进宴，皇后和妃子们则在清宁宫设宴款待其女眷。另一类在清宁宫里举行的宴会就是春节时的家宴。参加者是皇帝的近支伯父、叔父和兄弟子侄，这时的皇帝既是一国之主也是一家之主，席间众人要向皇帝行君臣之礼，皇帝和皇后也要亲自给长辈和兄长们敬酒拜年，行家族之礼，尽管与其中的一些人平时可能有很深的矛盾，但在这家族欢聚的场合也显现出浓浓的亲情。此外，皇太极时期还曾在清宁宫宴请过一些归降的明朝高级官员，能被皇帝在家中设宴相请，对这些人来说当然是永生铭记的莫大荣耀，他们自然也就会感激涕零，尽忠效力。由此也可以想到，清宁宫里的任何一次宴会，都不是单纯地被皇帝请到家中作客，而是具有特定政治意义的“国事活动”。
清宁宫家祭 除召见官员和宴客之外，清宁宫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职能，就是其西侧四间也做为宫内举行萨满祭祀的场所，因此也有人称之为“神堂”。萨满教是一种以信奉“万物有灵”为特点的原始宗教现象，也是满族自氏族社会就有的信仰习俗。萨满教的祭祀分为在山林田野中进行的“野祭”和在住宅内进行“家祭”两类。过去的满族人家住房中，都在西墙正中安设祭祀神位，民间称之为“祖宗板子”，即祭神祭祖的供位，清宁宫内也是如此。在室内西炕中间的墙壁上，设有前挂黄幔的“扬手架”，即是供神之处。
皇太极时期清宁宫内的祭祀，可分为“常祭”和“大祭”两类。其中大祭是比较隆重的。在民间多是在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也有只在秋冬季节举行的。在宫廷中，由于不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则要更频繁一些，除每月的祭祀外，逢元旦（正月初一）或在大军即将出征作战之前等时候，也都要祭祀，以求得神灵的保佑。
这种祭祀民间称作祭祖祭神，具体礼仪比较复杂，大致分为朝祭和夕祭两个步骤，其供祭的对象，朝祭是释迦牟尼、观音和关羽等神佛，夕祭则是本氏族的部落神和祖先神等传统神灵。清宁宫祭仪的主持者是爱新觉罗皇族的“家萨满”，他（她）们被视为能在神与人之间进行沟通的使者，熟悉祭神的仪式，会演唱神歌和表演请神、酬神的舞蹈。祭祀时，他们戴神帽、扎神裙、系腰铃，手持神刀神鼓，颇具原始时代的遗风。其祭祀的过程是先在西炕前的供桌上摆好祭器和糕、酒等供品，由皇帝和其他参加祭祀的家族成员上香行礼，随后是“领牲”仪式，即杀猪献祭。所用的必须是由自家饲养、黑色无杂毛而且无疾病的公猪，将猪绑四腿放在供案上，由萨满用酒或凉水灌进猪耳，如猪摇头，便认为是被受祭之神接受，众人欢喜叩头，这个仪式便称为“领牲”，如一次不成，则要继续灌酒水或者换猪，直到成功才能进行下面的程序。领牲之后，便可以杀猪煮肉灌血肠。清宁宫内南侧的锅灶即是供褪猪时使用的，而北侧两口更大的锅则是用来煮祭肉的，第一次煮肉是把猪按部位卸成几大块，煮好后再按猪的原型摆到供案上，俗称“摆件”，再从每个部位割下少量的肉放在碗内，俗称为“拿件”，由萨满边唱边跳边献祭，皇帝等诸人随之行礼叩拜，随后再把肉切成三四寸的“方子”，用木盘端上，参加祭祀的人坐在炕上，用自已携带的解食刀切片食用，而且既不放桌也不许蘸佐料，很显然是沿袭狩猎民族野外就餐的习惯。由于这些肉在观念上已是神赐给众人的，所以称之为吃“福肉”。
这种祭礼，在满族人看来特别重要，所以清朝入关后，皇帝也将其带到北京宫中，为了适应祭典的需要，顺治年间还特意按照清宁宫的格局，将北京宫殿的中宫坤宁宫进行了改造，直至1925年逊帝溥仪离开故宫之前，坤宁宫的萨满祭祀始终没有间断过，足见其影响之深。
“索罗竿”和祭天大典 在清宁宫院庭内西南正对宫门的地方，有一根安放在石头底座上的红漆木竿，高近
满族的萨满家祭分为祭神和祭天两个部分，其中的祭天也称作“还愿”，即在平时遇到的很多事情都要祈求天神（满语称“阿布凯恩都里”）保佑，在祭祀时用行礼和上供来酬谢，“索罗竿”就是祭天时的崇拜物，所以民间称为“祭竿子”或“立竿大祭”。皇太极时期祭天的场所主要有两处，一是盛京城东门外的“堂子”，另一处就是清宁宫前。这促典礼通常是在室内祭神大典的第二天，供桌就摆放在神竿前。按照风俗，每次祭天典礼时，都要换一根新的索罗竿，而且必须是由男主人（在宫内即为皇帝）亲自从山林中砍来，一般用松木为多，并且要求长短粗细合适，笔直无弯，这样才能表现出对神的虔诚。
祭天的仍是由萨满来主持，还要念满语的祭文。包括皇帝在内的参加者都到神竿前的庭院中，所用的供品除了猪之外还有装在碗里的米和米饭等。杀猪时仍需领牲，但吃肉的程序略有不同。比较明显的区别是要在院内支一口锅，“拿件”的碎肉煮熟放在碗里摆供祭祀后，倒入锅内，连米饭加佐料一起煮成“小肉饭”，民间也称为“鞑子粥”，按风俗不仅参加祭祀的人食用，外姓人只要在索罗竿前磕头也可同吃，而且吃得越多主人越高兴，吃完后还不必道谢，体现出狩猎民族的原始遗风。当然，宫内祭典很难有普通的外姓人在场，都是经皇帝特许的一些大臣、侍卫参加。祭天仪式中，后妃等女眷在清宁宫内面向神竿行礼，她们的“小肉饭”也是在室内食用。至于其后的吃“大肉”，则与室内祭神时基本相同。
对于新更换的索罗竿，也要有一些仪式。要用祭猪血涂在竿尖上，并把猪喉骨套在顶端，再将猪内脏等切碎放入锡碗中，以备饲喂乌鸦，然后才将新竿在石座立好。至于为什么满族人祭天要立这种神竿，按照比较通俗合理的解释也并不复杂，因为这根高竿与“天神”的距离自然要比在地面上的人近一些，放在锡碗里的祭肉由在天上飞的乌鸦等鸟类叼去，人们也宁愿相信它们能够把自已的心意带给凡人无法见到的天神，由此得到心理上的安慰。
还应该提到的是，清帝迁都北京后，清宁宫的萨满祭祀并未就此绝迹。乾隆皇帝第一次来到盛京，就地清宁宫举行隆重的祭神祭天仪式，并将其列为以后皇帝东巡盛京期间必行之事，正式载入《大清会典》之中，此后便循例而行。直至现在，宫内还保留着“万福之源”、“合撰延祺”和“清宁宫敬记”等乾隆、嘉庆、道光御书匾额，即是当年他们在此留下的实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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