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聚落等石峁遗址的发现改变了学术界对新石器时代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认识，引起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的反思，为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输入了新鲜血液。
石峁遗址聚落等级化趋势明显，环壕、城垣等防御设施成为聚落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占卜等现象常态化；大型宫室、祭坛、王陵等考古发现对进一步理解“邦国、王国、帝国”框架下的中华早期文明具有重要意义。级化趋势明显，环壕、城垣等防御设施成为聚落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占卜等现象常态化；大型宫室、祭坛、王陵等考古发现对进一步理解“邦国、王国、帝国”框架下的中华早期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石峁遗址更新中国文明起源认识 探访国内已知最大史前城址
从黄土高原北部边缘的陕北榆林东行100多公里，穿过神木县高家堡古镇，沿着弯曲的小路，爬上山坡，眼前沟壑纵横，一望无际。秃尾河北侧，一座盘延在山梁上的古城横亘在北方的天空下。山梁的最顶端，石峁遗址考古队的旗帜在猎猎西风中飘扬。
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曾表示，石峁城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这座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古城，远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浙江，300多万平方米）和陶寺遗址（山西，270万平方米）。这些史前古城的考古发掘，一次次地更新着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
■石峁遗址出土的玉雕双面人头像
同行的石峁遗址考古队领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孙周勇研究员介绍，石峁城址独特的石砌建筑结构、关键的地理位置、重要的文化内涵，为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
或已进入阶级社会
石峁遗址发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7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06年更名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戴应新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来到石峁考察。沉睡了4000多年的石峁遗址，从此进入考古学家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安半坡博物馆等机构先后开展了调查及小面积发掘。
“作为石峁遗址的主要组成部分，石峁城址是在2011年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工作中发现并首次确认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2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三家机构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石峁城址的城墙结构和城垣走向展开了细致的勘查，确认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建筑群组成。
“皇城台”是当地民众口耳相传的一种称谓，是一个山顶的平坝，大体呈方形，周围由石块垒叠而成，面积8万余平方米，建在内城偏西的中心部位。考古人员从“皇城台”的区位及高度分析，它是整个古城的核心区。与内、外两城不同的是，“皇城台”没有明显石墙，全是堑山砌筑的护坡墙体，石块布满绿色苔藓痕迹，砌筑的护坡墙体保存完好，北侧一段高达20余米，护墙自下而上斜收趋势明显，在垂直方向上具有层阶结构。
石峁遗址的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依山势而建，大致呈东北—西南向的椭圆形。考古调查发现其城墙大部分处于山脊之上，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经测量，其石墙现存长度有5700多米、宽约2.5米，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一段高出现地表1米有余。
考古调查与勘探表明，石峁城址的外城是利用了内城东南部分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其绝大部分墙体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现存长度约4200米，宽度为2.5米左右，保存最完整的一段也高出现地表1米多。
孙周勇告诉记者，依据地形差异，石峁墙体建造方法略有差异，其构筑方式包括了堑山砌石、基槽垒砌及利用天险等多种形式。在山石绝壁处，多不修建石墙而利用自然天险；在山峁断崖处则采用堑山形式，下挖形成断面后再垒砌石块；在比较平缓的山坡及台地，多下挖与墙体等宽的基槽后垒砌石块，形成高出地表的石墙。这些石墙均由经过加工的砂岩石块砌筑而成，打磨平整的石块多被用于砌筑墙体两侧，墙体内石块多为从砂岩母岩直接剥离的石块，交错平铺并间以草拌泥加固。
考古调查发现，在内、外城城墙上均有石墙由沟底攀山坡而上的迹象，外城还发现了沟壑底部的加宽石墙，石峁城址内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内城城内面积约210余万平方米，外城城内面积约190余万平方米，石峁城址总面积超过430万平方米。另外，在“皇城台”和内、外两城城墙上均发现有城门，内、外城城墙上发现了形似墩台的方形石砌建筑，外城城墙上还发现了疑似“马面”的建筑。
石峁遗址这些规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动员并组织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显示出中国早期文明形成关键阶段的社会发展程度，或许代表了阶级的形成。“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考古工作者只有通过对遗址的发掘，根据出土的材料和器物，才能对遗址的修建、使用和废弃年代、布局、功能有不同程度的新认识，揭示所对应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聚落形态演变。”孙周勇说。
在北方文化圈具有核心地位
步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由青褐色的乱石片堆垒的城墙、墩台遗址平整，残存的城墙有3米多高，站在墩台高处俯视，内外城廓错落有致，气势恢宏。
东门建在外城东北部，门道为东北向，由“外瓮城”、两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内瓮城”、“门塾”组成。东门遗址的墙体中，每间隔1米左右距离，就会插有一根原木，外形及木纤维结构仍清晰可见。这些原木的年代经碳14测年，并结合相关技术手段，通过专业仪器的测定，属于龙山时代中晚期至二里头早期。
已经清理的一处“马面”，位于外城东门北侧约50米处，凸出城墙墙体6米。因墙体曾被盗掘而坍塌，外侧墙体和文化层受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考古工作最初由清理外城东门附近倒塌的城墙墙体展开。
孙周勇介绍，2012年对石峁外城东门遗址的考古发掘，确认了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构筑技术先进的门址、石城墙、墩台、“门塾”、内外“瓮城”等重要遗迹，出土了玉器、壁画及大量龙山晚期至夏朝时期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重要遗物。发掘工作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清理出一些层位关系明确的遗迹和一批年代特征明显的陶器和玉器，为确认石峁城址的年代提供了重要证据。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初步认定石峁城址最早（皇城台）当修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兴盛于龙山晚期，夏朝时期毁弃，属于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与以往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石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考古发掘工作不仅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背景，更对进一步理解“古国、方国、帝国”框架下的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人员还在石峁遗址东门外的一处“马面”旁坍塌的筑石中发现一尊石雕人面像，石像为砂岩质地，高20多厘米、宽十几厘米，眼睛深陷、鼻子高耸，呈现出典型的北方民族的特征。此前，“皇城台”区域也曾发现具有类似特征的20多件石雕人面像，这些人面像面部轮廓成几乎标准的椭圆形，从底料中被清晰地勾勒出来，雕刻得栩栩如生。
2014年，考古人员对石城墙的构筑方式进行了成功“解剖”，揭开了4000多年前城防建筑起始阶段的构筑技术与方法。“解剖”发现，石砌城墙是由石块和草拌泥构筑而成；城墙因地势开地槽筑基，尤其是靠向城外方向的基槽要向下深挖一米左右，需砌上一米左右深的石块之后，再与面向城内的地面找平，向上继续砌筑城墙。这种地基既防止了城墙向外坍塌，又确保了城墙坚固耐用。
石峁遗址考古队副队长邵晶介绍，目前还没有对石峁城址展开大规模发掘，只对外城东门旁的一段垮塌墙体进行了清理，并在墙体中发现了6件玉器。这证实了当地传闻，在残垣断壁中可以采集到玉器。早在石峁遗址发掘之前，流传在外的石峁玉器就非常出名。神木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屈凤鸣告诉记者，“20世纪70年代，有考古人员在石峁征集到127件玉器，其中不少被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目前，流失在世界各地的石峁玉器有4000件左右。”大部分玉器出自石峁遗址城墙之内，这意味着石峁石城的建城者将琢磨好的玉器成品穿插在筑城时垒砌石块的缝隙之中。优质玉料本身的稀有性，使得玉器成为当时社会中的顶级奢侈品。建筑本身用玉的情况，在迄今的史前考古发掘中很少出现，只在商代建筑基址有零星的发现。石峁先民为何用玉器筑城？
“古人在石头建筑中放入玉器，不是作为建材使用，而是为了避邪。此种行为的根源在于以玉石为神圣物的信仰和观念。”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舒宪说，“史前玉文化中常见的玉兵器，以往的学界争论在于其用途方面，即玉兵器究竟是作为实战武器使用还是作为仪仗的礼器？现在看来，玉兵器的产生是以实用性玉工具为基础的，但玉兵器本身却不是实战武器而是礼器，即驱鬼避邪类信仰所催生的精神武器。”叶舒宪表示，“祀与戎”合二为一，玉制兵器的功能在于从精神信仰上防御和化解实际的武力攻击，即“化干戈为玉帛”的中国式和平理想，其物质的和观念的前提是由北方红山文化和南方良渚文化在5000年前奠定的基础。玉兵器和玉礼器的出现是华夏文明起源时期特有的文化现象。
石峁遗址已经陆续发现了80多个或集中或分散的头骨，被较为集中地掩埋在城门或城墙附近。外城东门附近下层地面里发现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两处，均有24个头骨。一处位于外瓮城南北向长墙的外侧；一处位于门道入口处，靠近北墩台。这两处人头骨摆放方式似有一定规律，但没有明显的挖坑放置迹象，摆放范围为外瓮城外侧呈南北向椭圆形，门道入口处的遗迹略呈南北向长方形。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
这么多的人头骨被较为集中地掩埋在城门或城墙附近，加之城墙间极其奢侈的建筑用玉，这其中包含了4000多年前先民怎样的文化观念和信仰体系？
考古人员认为，城墙上的玉器和城下的女性头骨足以营造出一种强大的精神信仰气场，用今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语词可称之为“避邪神话”。玉器被认为能够避邪防灾、护身防病。从民间信仰角度看，玉能通灵，通灵即通神。有了这样的史前观念大背景，再看把琢磨好的玉器放进城墙内部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就可释然。对于一切外来入侵者，地下的人头和地上的玉器组合起来，石峁城址不只是一座物质的建筑屏障，更是一座符合史前信仰的巨大精神屏障。对于城内的居住者而言，还会有比这更加强大有力的精神安全保障吗？
源于新石器晚期的巫术和祭祀，很可能是后世中华之“礼”和礼制文化的直系源头。“在古人的信仰世界中，建筑绝不只是一种工程技术的产物，同时包含神圣性的营造过程。建筑巫术现象之所以在考古发掘中频繁出现，这和华夏远古宇宙观下的吉凶祸福观密切联系在一起。”叶舒宪说，龙山文化以来的建筑巫术活动，目的无非是针对两类防御对象，一类是实际的外来攻击者——敌人；另一类是虚幻的神话想象的攻击者——鬼怪游魂。
石峁壁画技法成熟
壁画作为一种装饰品，在石峁遗址一些重要和高等级的建筑物上普遍存在，由此，石峁遗址成为龙山时期遗址中发现壁画数量最多的遗址。2015年10月，考古人员在石峁遗址外城东门遗址内，发现一块目前最大的史前壁画残块。据推测，这块壁画残块应该是城墙墙体坍塌后，被埋在了土层下。壁画残块一部分正面朝下，背后有草拌泥。按照壁画发现的位置推测，这块壁画以前应该是绘在外城东门门道内侧的墙壁上，壁画面积将近40平方厘米，而此前在遗址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壁画残块为30平方厘米。此次发现的壁画残块与之前在外城洞门口和皇城台发现的壁画残块整体风格一致，图案由几何图形构成，以白灰面为底，包含了红、黄、黑等几种颜色。
在东门附近一段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有200片之多，部分壁画还附着在晚期石墙面上。它们以白灰面为底，用红、黄、黑、橙等颜色，勾绘出几何图案，经过研究、分析，这批壁画无论在制作工艺还是绘制技法上都和汉代以后的壁画较为相似，这说明中国早期壁画的制作工艺及绘制技法早在4000多年前的史前时期就已经确立。
“或许是宗教或巫术的感召促使先民不辞辛劳地创作了这些壁画。”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王保安介绍，“壁画最早被先民利用来装饰宫殿或城墙，作为观赏娱乐和宣扬礼制的手段。春秋时代的墨翟在回答禽滑厘怎样使用锦绣等工艺美术品的时候，就曾提到商纣时有宫墙文画。”王保安认为，石器时代是中国绘画的萌芽时期，伴随着石器制作方法的改进，原始的工艺美术有了发展。“若干年以前，我们所掌握的中国绘画的实例还只是那些描画在陶瓷器皿上的新石器时代的纹饰。后来，在云南沧源发现的岩画反映了人类的活动，包括狩猎、舞蹈、祭祀和战争。岩画的构图更趋于复杂，所表现的内容也由单个的物体发展为互相关联的具有动感的人。”王保安说，“石峁壁画采用起稿线，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绘画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皇城台”遗迹显示巫觋阶层存在
登上东门墩台瞭望，当地民众以前修筑的道路一部分就在石峁古城外城墙遗址上。从东门到“皇城台”，要翻两座山、越三道沟。在此实习的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研究生卫雪带着记者来到“皇城台”。
“皇城台”是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的核心分布区，8万平方米的台顶分布着成组的宫殿、池苑等建筑遗迹和壁画、鳄鱼骨板、鸵鸟蛋壳等珍贵文物。其周边堑山砌筑着坚固雄厚的护坡石墙，自下而上斜收趋势明显，将皇城台紧紧包围起来。目前，考古队在垂直达70米的方向上发现有九级石墙护坡的层阶结构，犹如巍峨的阶梯式金字塔。
考古人员通过地层关系，考证从古城里出土的陶器、玉器及出土遗物，初步认定最早一处修建的就是“皇城台”，在龙山中期或略晚（距今4300年左右）；其后向内城扩展，在龙山文化中晚期；于龙山文化中晚期至夏代，延伸至外城。
记者在“皇城台”的一道护坡石墙上看到，三块大小基本一致的菱形石头，构成一个“别样的”石雕人面像。从布局上看，先民通过浮雕眼框来表现眼睛，两只眼睛的中间隔一块石头。
邵晶认为，“皇城台”是石峁城址的核心区、祭祀区，巫觋阶层和贵族居住的区域。“不仅贵族居住区域、在重要的城防设施的核心区域，个别墙体上也使用了这种石雕的人面像。”邵晶说，石雕人面像和菱形眼睛装饰的大量发现，说明石峁存在一个掌握宗教权的巫觋阶层。通过对城址墙体的“装饰”，产生一种威慑感，使其他地方服从自己的中心地位。
完整发掘尚需百年
考古人员在2013年发现的一座与石峁城址同时期的小山包疑为祭祀台遗址，坐落在外城南城墙外两三公里的大山岭上。“祭祀台”地势虽没有外城“东门”高，但视野却比“东门”墩台上开阔。祭祀台考古发现了上下三层结构的建筑遗址、祭祀坑及祭品等遗迹遗物。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经现场考察认为，这个“祭祀台”很可能是石峁城址外围的瞭望塔军事防御体系之中的一个。石峁城址外围这类缜密的军事瞭望防御体系，在中国史前城址当中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史前都邑考古中尚属首见，其学术意义极为重要而深远。
“发掘工作已进行了4年，我们看到的仅是冰山一角。”孙周勇告诉记者，目前对外公布的石峁城址的面积仅是石峁遗址的一部分，城址外围还存在许多石峁遗址点，通过实时动态差分法测量，现在所知的遗址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而单就石峁城址来说，已经是国内目前最大的史前城址。
要对这座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石城进行完整发掘，国内文物专家达成的共识是：需要近100年。“这个遗址的价值，我们今天不一定就能全部认识。考古工作不是三五年就能结束，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才能完成。”中国考古学会前理事长张忠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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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记者：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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