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地方志？阅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曰：“志者，记也”。那么地方志即是记录某个区域事物的著作。
中国历史文化悠长博深，作为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地方志历史也同样源流长久，本文即从地方志渊源言起，向大家讲述中国地方志发展历史之梗概。
方志渊源众说
方志渊源历有众说，若详统不下数十种，其中在方志界有影响的约十几种。
［《九丘》说］元代集贤殿大学士许有壬言：“九州之作，谓之《九丘》。……志之由来当矣。”(《元一统志·序》)明代陈霖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称：“古者，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聚此书。《九丘》亡，而后岁时记于荆楚，风土述于周处，方舆载于祝氏，虞衡笔地石湖。与大名贤者有录，花石有谱，各具丘之一也。而外史之遗意，今志之大凡也。”(正德《新市镇志·序》)
［《山海经》说］当代方志学家傅振伦先生认为：“我国方志源远流长，早在战国时期就有记载古代地理的《山海经》和《禹贡》。前者记载山川、形势、土性、物产、古迹，恰似今天的地文地理。后者记载方域、地质、物产、贡赋、政治，略似今天的人文地理。后世的地方志，即胚胎于此。”(《地方志漫话》)
［《禹贡》说］元代学者张铉在其修纂的(至正)《金陵新志》后的《修志本末》中指出：“古有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纪《职方》，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清人邹汉员在《黄阳山水图记·叙》中也言：“《禹贡》一书，为千古地志之祖。”当代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地方志》一文中指出，《禹贡》是一部最早的全国性区域志书。当代档案学家刘光禄先生认为：“《禹贡》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它记述了全国的区划，将全国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在每州之下，记载了该州的山川、土壤、田等、物产、贡赋、交通等。按照行政区划，记述一地的山川、贡赋等，就地方志书的体例来说，《禹贡》已经是基本上奠定下来了。”(《略谈我国古方志体例的演变》)
［《周官》说］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最早提出志书源于《周官》。其在《河南志·序》言到：“《周官》有职方、土训、通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厉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司马温公集》卷六十六)
［百国春秋说］汉代郑玄谓“志，记，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榛杌》，”(《周记注疏》)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亦持其说。其在《湖北方志叙例》中言：“百国春秋，实称方志。”近代文豪梁启超赞同此论，并作出进一步阐述：“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榛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饮冰室文集·清代学者整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
［《国语》《战国策》说］近代学者金毓黻认为：中国地方志“启于《国语》《国策》以国列为史，继于《华阳国志》，大成于各省州县方志。”(《〈文心雕龙〉史传篇证》《中化文史论丛》1979年第1辑)
［古之图记说］元代卢镇言：“古者郡国有图，风土有记，所以备一方之记载，今之志书，即古之图记也”。(《重修琴川志·序》)
［《汉书》说］清人李世祐在《襄陵县志·序》称：“班固《汉书》有地理、沟洫等志，为史中之体，与表、传分刻，此则郡县志之滥觞。”
［《南阳风俗传》说］《隋书·经籍志·序》载：“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传，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先贤之传。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清人张学都在《太平县志·序》中说：“东汉地区，有南阳风俗、襄阳耆旧之纪，而志郡邑者始备。”
［两汉时期说］当代历史学家史念海先生认为：方志的含义到两汉时期才明确起来。“……《后汉书·西域传》中所提出的‘二汉方志’。当时不仅有方志的名称，而且方志著作也是相当的繁多了，现在传世的尚有《三辅黄图》和《三秦记》等，虽属辑本，大体可见一斑。”(《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中国地方史通讯》1981年第5～6期)
［《越绝书》《吴越春秋》说］清儒洪亮吉持此说。其于《重修澄城县志·序》称：“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有常璩《华阳国志》。《越绝》先记山川城廓冢墓，次以记传，实后世志州县者所仿。”当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亦说：“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典故，开方志之先河。”
［汉代图经说］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认为“地方志的渊源，确乎也可以追溯到汉朝。从《华阳国志·巴志》里可以看到，东汉恒帝时，定郡太守的疏文里提到《巴郡图经》，可见在此以前已有图经。图经就是一方的地图加上说明，这就是方志的前身。”(《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中国地方史通讯》第5～6期)
［《畿服经》说］清人谢启昆《广西通志·叙例》谓：“晋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麾不具悉，凡百七十卷(以上为谢录《隋书·经籍志》)，实后世方志之祖。”
［《华阳国志》说］清代学者刘光漠称：“方志之书，始于吾蜀。《华阳国志》其鼻祖也。”(《章石斋文钞·县志分篇议》)
上述方志渊源之说不仅皆是方志界大家，而且立言有据，可以作为研究方志起源的重要参考。就个人而言倾向于章学诚、梁启超之观点———春秋起源论。
方志之发端
目前有文字记载的方志可以追溯至周王朝。《周礼》(也称《周官》)记载，周代两职史官所掌，“小史掌邦国之志”，类似后代全国性的志书；“外史……掌四方之志”，类似后代分区性的志书。所谓四方之志，即地方志，亦称方志，是当时概括性的称呼。孔子周游列国，得见“百二十国宝书”，当也是这类方志。具体到各列国，名称却有不同，《孟子·离娄(下)》云：“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概言虽然几大诸侯国的史籍命名相异，但其同为史籍的性质是一致的，都是记载这些郡国的地方类的史书。周代的所谓国，法制是周王朝下的各个诸侯封域，相当于后世郡县的各个政区，所不同的是地方执政者有世袭和临时委派之分而已。故《乘》《祷杌》《春秋》等“百二十国宝书”，即春秋战国时期的方志。
春秋战国时期，还有诸如《禹贡》《山海经》等舆地图经，也是方志的一类。《禹贡》作者已不可考。据顾颉刚等历史学家考证，该书约成书于战国时期。从内容上看，《禹贡》采用分区之法，将全国分为九州，记述了当时黄河流域的区域、地质、物产、土贡、田赋和风俗等，内容虽然简明，但记述范围广褒。《山海经》共有18篇，由《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组成。据考其中14篇为战国时作品，《海经》4篇为西汉初期著作。内容记载了山川、形势、土性、古迹及道里、民族、药物、物产、祭祀等。这两部是春秋战国时期侧重于记述地理方面内容的方志，是后世方志中地记、图经类地理书的发端。
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秦王朝推行郡县制度，在全国设置了36个郡。秦统一后，面对前期诸侯割据、战乱频繁的状况，出于统治的需要，一方面加强思想统治，“焚书坑儒”，使诸如“百二十国春秋”等大部分方志经籍毁于一旦，是中国方志史上的一大损失。然另一方面，为了了解各地情况，秦王朝曾颁令全国，要求地方将舆情详细上报，便于朝廷掌握各地情况作为加强统治的参考。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入关，诸将争掠咸阳金帛府库，独丞相萧何先取秦府图籍，因而“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由此可见，各地上报秦廷的舆地详情，既有图，又有文字记载，其内容包含地理形势、民俗、户口、物质、经济等情况，较之以前的《周官》等方志和《禹贡》《山海经》等地理书，在体例内容上有了很大发展。但因秦王朝时间短促，且焚禁书记，加之项羽入关，焚烧咸阳，秦一统前后的本国典籍毁于大火，故有秦一朝史籍难知，有关秦朝方志方面的情况，只能从此窥知一斑。
汉朝建立统一的政权之后，疆域扩大，地区性渐趋复杂，生产虽然恢复，但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也是呈现着地方上的巨大差异，“广谷大川异制，人居其间异德”。(《隋书·经籍志·序》)汉朝为了巩固政权，加强统治，“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同上)为了掌握全国经济、地理和地方向朝廷输运贡赋情况，命令各地方政府把记载当地物产、贡赋和交通等资料随同天下计书既庋存于太史今，副本还要送丞相府作为行政的参考。其后由于地方文献的汇集编录，这类图籍随之而发展成为地志、地记。
汉朝撰述地志、地记的人较多，书名亦很多。如《三秦记》《上党国记》《上党记》《代都明记》《三晋记》等等。据《隋书·经籍志·序》记载：“(汉)武帝时，计书上于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赣条记风俗，班固因之做《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史记·河渠志》《汉书·地理志》的资料来源，多是郡国地志和地记。班固的“地理志”，其条例明晰，内容翔实，是一部地志佳作。范晔在《后汉书·郡国志·序》中赞言：“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自此志问世，不但正史以其为范本，地方志也都仿此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清人李世祐称“班固《汉书》有地理、沟洫等志，为史中之体，与表、传分刻，此则郡县志之滥觞。”(《襄陵县志·序》)可以说，《汉书·地理志》对地方志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东汉初期，还有两部地方志名作，即《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越绝书》15卷，由会稽人袁康、吴平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52年)所撰，是记越国复仇之书，记述了春秋战国时期越国(今江浙部分地区)的地方历史沿革、城市、山川、人物、特产和风俗习惯等内容。《吴越春秋》为东汉人赵晔撰，记叙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的兴衰始末。全书15卷，今存10卷。前5卷叙吴国，起自周文王之子太伯，迄于吴王夫差；后5卷记叙越国，始于夫余，终于越王勾践。虽然记叙的史事与《越绝书》相似，但该书只记人物，不载地理及都邑、特产等，就对方志发展的影响而言，因其在体例、内容上比不上《越绝书》的充实周备，故其远不如《越绝书》影响深远。清代方志学家洪亮吉即赞“一方之志始于《越绝》”(《重修澄城县志·序》)。
汉朝地志、地记盛作之时，又出现了图经的萌芽。有王逸纂《广陵郡图经》和《巴郡图经》等。“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玉海·十四》)据《周官》所记：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司险掌建九州之图；职方掌天下之图，主上方职贡；土训掌是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由此可见，在秦汉之前，图经为各官分掌，故图经分载。到了秦汉图经已是左图右史，二者合而为一。这为隋唐时期图经类地方志发展奠定了基础。
东汉时期后汉光武(刘秀)，注意地方文献掌故，“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目之书，由是而作。”(《隋书·经籍志·序》)一时仿效之作而起，各种“耆旧传”“先贤传”“风俗传”“风德记”以及异物、水道、山水等记纷纷而出。这些著书内容，一般都各自侧重而突出彼此的相异。“耆旧、先贤”多记乡里先贤耆旧之事，以表彰风德，以利教化，实际是一方的人物志。“风俗、风土、山水”等则记一方风土，如疆界地域、山川土地、道里户口、民情风俗等。另外，还有一些记载城廓、宫阙、苑囿、观阁、仓厩、陵庙、坊市之作。可以说两汉时期的地志、地记、图经，以及风俗传记、耆旧传、风土记等体例章法，虽各自为体，散而不统，但形成了方志的雏形，尤其《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其体例为后世地方志所取法，影响较深。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政治大分裂、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当时社会动荡，政治演变复杂，学者文人多失志于仕途，转而潜心于著述。这时，两汉期间的独尊儒术思潮开始衰落，代之以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尤其是史学，十分繁荣，出现了8家《后汉书》、19家《晋书》，还有家乘、族谱、行状、志铭等。方志方面则涌现出地志、地记、图经、风俗、异物、山川等多个门类，勇敢地跻身于学术之林，与史学、地理学相互影响，竞相发展。但由于当时书写工具艰贵，各种文籍数量稀少，加以兵焚水患频仍，文籍损佚惊人，至今能幸存者寥若晨星，仅陆广微《类地记》等数种粗保原貌，其余非亡佚则残缺，仅书目录于《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地理类述山水者凡8种，述风俗者凡6种，述建筑者凡7种，述物产者凡5种，述坟墓者凡1种，其中多为魏晋南北朝时作品。除地志范畴单一的书籍外，南齐陆澄集《山海经》以来160家，编《地理书》149卷，录1卷；梁朝任防于陆书之上新收84家，编《地记》252卷；南陈顾野王复抄众家言撰《舆地志》30卷，这3种皆为地志总汇。在图经方面，西晋裴秀绘《禹贡地域图》18篇，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每幅地取方丈，是今所知世界最古的历史地图集。其余以州、郡地区的书籍共398种，从其中如常宽《蜀志》，晋《三辅故事》和《大魏诸州记》等书目看，性质应属方志类著作。但由于上述书籍未得传世，有目无文，无内容可查。从这些书的书目看，多数卷数甚少，其记述的内容必不全面，说明此时记述地区性著述，十之八九内容单一、形式简短，言其为后世成体之方志可谓勉强，应属方志的一部分。即使如是，这些著述对中国地方志发展起到了承前续后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堪称成体方志的，以后世标准当得三书要议的，当首推西晋挚虞撰《畿服经》和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隋书·经籍志·序》记载：“晋世挚虔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亨、城、道里、土、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悉具，凡百七十卷，今亡。”从上述记载中可知《畿服经》不仅记述了地理，而且还记述了特产、风俗、人物等内容，是一部综合性的志书。然文已佚，无法从记述的内容中核其良莠。《华阳国志》12卷，门目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祖志》《刘后祖志》《大同志》《李特、雄、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记》《后贤志》《三州士女目录》等。其时限上起远古、下迄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内容少许涉及全国的统一、割据，详细记述地方政权的兴亡，其余如地望、物产、风俗、人物、道路、关隘、民族、大姓等皆有记述。如果细分，《华阳国志》一卷至四卷主要记载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地理，类似后世方志中的地理篇；五卷至九卷以编年体形式记述公孙、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4个地方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的历史，略似后世方志中的本纪和后世史书中的大事记，但较之详繁；十卷至十二卷记载三州自汉至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望族大姓”，相当于史籍中列传和后世方志中的人物传。从内容上看，《华阳国志》史实、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上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贯通，为中国方志编纂之首创。其书钞传世翻刻既久，文字虽复多衍逸窜讹，但能传世于今，成为西南地区考史之重要依据，实属现存最早最典型之方志。故唐刘知几《史通·杂述篇》，称其说“详审不朽”。宋吕大防在重刻此书的序文中称“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而清代刘光谟更是奉其为方志之源，称“方志之书，始于吾蜀。《华阳国志》其鼻祖也。”(《章石斋文钞·县志分篇议》)东晋常璩不仅编撰不朽之作《华阳国志》，而且对方志的价值和作用也有精辟的见解。其在《华阳国志·序》中言：“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这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对方志理论的最早阐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出现了大批私撰地志。自东汉开始，出现了一些私人撰书的州郡地志。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地志的数量激增。甚至出现郦道元《水经注》这样传世不朽的地理志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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