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上，《时政记》曾是一种重要的官修史书，兴起于唐朝，盛行于宋朝，元、明、清三朝则不再编修。朝鲜王朝立国之初，制度上多仿效明朝，文化上有强烈的“慕华”思想。对于文化繁荣的宋朝，朝鲜王朝也多有仿效，《时政记》的编修即是一个典型例子。学术界对于唐宋时期《时政记》之编修多有论及，却鲜有学人注意到朝鲜王朝的情况。本文试爬梳《朝鲜王朝实录》等原始材料，略加论及朝鲜王朝《时政记》之纂修及其特征，并试图透过这个例子，分析朝鲜王朝学习和效仿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以求方家指正。
一、唐宋《时政记》之编纂及其特点
《时政记》兴起于唐朝，确切地说是兴起于武周时期。唐初建立了周密的史馆制度，沿袭汉朝旧制，设立起居注。起居注官随文武百官上朝，记录帝王起居言行、国家政事以及大臣廷对等重要的“军国政事”。唐太宗时期，太宗皇帝有时退朝后还与宰相等大臣单独商议要事，多涉及国家机密，起居注官亦可参与，并作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极详”[1]。但唐高宗时期，宰相许敬宗、李义府专权营私，他们密谋之时，经常不准起居注官到场，使得起居注多有缺漏，原来所定制度遂坏。武则天时期，宰相姚璹认识到“自永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他“以为帝王谟训，不可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于是“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2]。其编撰方式，则是“以事采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2](卷43《职官志》)，乃是以皇帝为中心的朝廷军国大事以及典章制度方面的原始记载。这样就从姚璹开始，为了弥补起居注制度的缺陷，由宰相撰著《时政记》。可见当时《时政记》乃是从起居注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史书。纵观有唐一代，《时政记》时断时续，并没有坚持下来。李吉甫分析其原因：“(宰相)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总谓机密，故不可书以送史官；其间有谋议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闻知，即史官之记，不待书以授也。且臣观《时政记》者，姚璹修之于长寿，及璹罢而事寝；贾耽、齐抗修之于贞元，及耽、抗罢而事废。”[2](卷148《李吉甫传》)故而有唐一朝，编修《时政记》只是为了弥补起居注缺漏而设的一项临时性修史制度，且真正成书的只有姚璹的《时政记》四十卷。不过，这一制度在宋朝得以发展，成为一项常设的修史制度。
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以后，《时政记》的编修成为一项定制。有宋一代，其编撰制度也多有变化，初例以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负责，后来以中书门下及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二府职掌不同，事务亦少有交集，乃由参知政事和枢密院副使各一人或二人负责编撰。从淳化五年(994年)开始，“自今崇政、长春殿皇帝宣谕之言，侍臣论列之事，望依旧中书修为《时政记》。其枢密院事涉机密，亦令本院编纂，每至月终送史馆。自余百司凡于对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条报本院，以备编录。”[3](卷439《文苑·梁周翰传》)乃明确中书省与枢密院所编《时政记》的具体内容。景德三年(1006年)五月丙午，进一步明确枢密院《时政记》的编撰，“月终送中书。……大中祥符中，又命直送史馆。”[4](卷1)每月汇总于中书省，再交史馆。太宗祥符五年(1012年)，由李昉开始，开由皇帝先阅览、再付史馆的制度。当时三省及枢密院分设时政记房，为汇集材料、掌管杂务的机构。南宋时期，继续实行《时政记》的编修制度。故而宋代制度屡有变更，并非一成不变，但已是一项常设的修史制度。元明以后，此项制度则废止不存。元朝“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字椽掌之，以事付史馆”[5](卷285《徐一夔传》引其《致王祎书》)。明清二朝也不再有《时政记》之编修。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宋《时政记》编修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最初它是从起居注制度中分离出来的，由宰相撰修，以弥补起居注之缺而设立，主要关注的乃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军国大事。尽管宋朝将这项制度由唐朝的临时性变为常设制度，基本内容则没有太大的改变。其由中书省所编之《时政记》和由枢密院所编之《时政记》，内容虽有不同，但以皇帝为中心则是基本原则，这是一个基本特点。编修的主要人员则是宰相，宋朝则为中书省及枢密院之堂上官，尽管设立时政记房，其房吏只负责杂务，并不真正参与编修事务。
第二，《时政记》乃是直接为编修日历而作准备的，并间接服务于实录的编修。南宋章如愚谈及当时的史书：“(本朝修史)其凡有二：曰纪载之史、曰纂修之史。时政有记，起居有注，其纪载之史乎！纂修之史，名目滋多：实录云者，左氏体也；正史云者，司马体也；纪其大事，则有玉牒；书其盛美，则有圣政；总其枢辖，则有会要。其曰日历，合纪注而编次之也；其曰宝训，于实录、正史之外而撰定之也。”[6](卷16)可见依当时人看来，《时政记》与起居注一样，乃是“纪载之史”，而“日历”正是“合纪注而编次之”书。宋人对《时政记》的价值品评甚高。朱弁云：“凡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相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记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四曰《臣僚行状》，则其家所上也。四者惟《时政记》，执政之所自录，于一时政事最为详备。”[7](卷9)诚如蔡崇榜所言：“编次《时政记》、起居注为日历，删日历为实录，修实录以成国史。《时政记》与起居注实际是宋朝国史修撰之初最为重要的史料汇编，是构成国史的史料基础。”[8]谢贵安亦指出：“宋代的《起居注》及《时政记》修纂的目的是为《日历》纂修提供史料，而《日历》最终又是为《宋实录》修纂提供史料。”[9]诚哉斯言。
第三，《时政记》编成之后，月终实封，送史馆保存，除了为编修日历之用外，并不能随意取看，乃因其“事关机密”，必须严加保管。
那么，这项修史制度是何时、通过什么途径传入朝鲜王朝的呢？传到朝鲜王朝后，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二、朝鲜王朝《时政记》编撰之原则与特征
朝鲜王朝初期，并未编撰《时政记》，其最初始于世宗年间。世宗李裪(1397-1450年)乃是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他励精图治，大力发展文化事业，颁布《训民正音》，创制了韩国文字，并大力组织朝臣编修各类史书，如由郑麟趾(1396-1478年)编修了《高丽史》。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编撰《时政记》也被提出来了。世宗十四年(1432年，宣德七年)，同知春秋馆事郑麟趾上书：
今进欧阳修论奏，甚得史官之职。今我国家礼义政刑及可否论议，一依欧阳修所论，令春秋馆逐时修撰，名曰《时政记》，其余机密事及人物贤、不肖等事，自如成法，以待后日，则国史庶几不至于疎漏。[10](卷58，世宗十四年十一月壬午)
这是《朝鲜王朝实录》中最早出现有关《时政记》的史料。郑麟趾是朝鲜王朝的重臣，四朝为官，先后任过吏、工、礼、兵曹判书，最后官至领议政。他亦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学者，既是创制韩国文字的主要组织者，又是《高丽史》的主编。春秋馆则是朝鲜王朝重要的史馆机构，“掌记时政，并用文官，以他官兼”[11](卷1《吏典》)。其最高长官领事一员由正一品的领议政兼，监事二员由正一品的左、右议政兼。因为朝鲜初期并无严格为实录编修准备史料的制度，在编修太祖、太宗实录时，史料零散，难以成篇，而当时郑麟趾为同知春秋馆事，负责实录编撰事宜，遂以欧阳修之论奏文，提出应当仿效宋朝建立编修《时政记》的制度，由春秋馆负责，以确保以后编修实录有充足的史料，世宗国王表示支持。两年后(世宗十四年，1432年)，春秋馆呈上更为详细的计划，详谈《时政记》等史书的编撰事宜：
一、艺文、春秋二馆，本为一体，且艺文直提学直馆二员，别无职事，宜择清直有文学者，依式兼带史官，日坐本馆，凡大小衙门供报文书，常加点检，编次年月，随即撰录。国家礼乐、刑政、制度、文[物]，为见行事务关于大体者，悉皆书之，使无漏失。依宋朝故事，名之曰《时政记》，以为后日修史之用。一、台谏上疏及臣僚上书言事，令记事官录呈，以备记载。一、堂上官一人，每月一次坐于本馆，《时政记》修撰勤慢，严加检察。一、凡本国出使人员，其关国家军民事体者，依书状官闻见事件例，备书首末，进呈本馆，以为恒式，令本馆检察。一、《时政记》，但书见行之事而已。为史官者备记时事，虽其职分，然其见闻所及，人物贤否得失，与夫秘密等事，务要详悉直书，私自藏置，以待收纳。一、《时政记》一副，每当曝晒年次，依式藏之忠州史库。[10](卷66，世宗十六年十一月戊寅)
这是春秋馆事提出要扩大编辑史料的奏书，详细讨论了《时政记》的编撰，相当重要，以此就奠定了朝鲜王朝编修《时政记》的具体制度。从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编修《时政记》的机构是艺文、春秋馆，由专职史官编修，并非像唐宋由宰相或枢密院副使执笔。“《承政院日记》及各衙门紧关文书，每岁季启册数，艺文馆参下官奉敎以下，置八员，专掌修史。下番捡阅，常仕政院，腾(誊)出《(承)政院日记》。上番以上，常仕春秋馆，取考各衙门紧关文书，纂修《时政记》。下番所书，如有踈漏，则上番纠检，而又有踈漏，则次次纠检。”[12](卷201，宣祖三十九年七月丙戌)可见，朝鲜分“上番”、“下番”两批史官。“下番”史官乃仕于艺文馆，艺文馆乃是“掌制撰辞命，并用文官”[11](卷1《吏典》)，置正七品的奉教二员、正八品的待教二员、正九品的校阅四员共八员，这就是“下番”史官，负责编修《承政院日记》。“上番”史官仕于春秋馆，乃是从正三品的修撰官、编修官到正五品、从五品的记注官，他们再以《承政院日记》与“各衙门紧关文书”为基础，加上大臣的上书、谏言以及诸道资料进行核对，最后撰为《时政记》。“上番”史官有监督“下番”史官的职责。弘文馆被视为“翰林院”，其“掌内府经籍，治文翰，备顾问”[12](卷1《吏典》)，也参与《时政记》的编撰，“翰林常所书者，《时政记》也。使其堂上，别为检摄，亦祖宗之制也”[13](卷36，中宗十四年六月甲子)。其实，弘文馆的官员兼任春秋馆修撰以下的官职，故而是“上番”史官的重要人员。朝鲜的弘文馆、艺文馆、春秋馆、承文院等皆是正三品衙门，官员互相兼任，一身数职，虽说艺文春秋馆负责编修《时政记》，实际上弘文馆等其他衙门的官员也全力参修。
《时政记》由史官编修，艺文春秋馆之堂上官负责督察，以便及时完成。其编修的机制，乃是史官分成小组，即如梁诚之曾建议：“以艺文馆禄官五人，兼官五人，二人为一厅，各分三年而编摩之。仍令春秋馆堂上考察，以为日课，以成重事。”[10](卷40，世祖十二年十一月乙酉)史官分工合作，春秋馆堂上官加以监督。不仅春秋馆堂上官监督修撰，同时另派员查检核正，以免出错，“自祖宗朝，以弘文馆二员，定为常坐春秋，使之捡核修正”[13](卷77，中宗二十九年六月己酉)。但有时也无官督查，致使《时政记》不能按时修完，成宗年间就曾发生这样的事情。“凡时政，春秋馆逐年修之，谓之《时政记》。然己丑年即位以后，适因多事且无监董之人，专不撰录，请以职带史局位高者，常仕监之。”[14](卷66，成宗七年四月甲申)朝鲜史官高位兼职者甚多，成宗遂采纳这条建议，以确保《时政记》能够按时编完。
与此同时，《时政记》编修的好坏成为评判史官的一种重要依据，“每当褒贬之时，将所撰《时政记》，春秋馆堂上齐会查看，以凭殿最”[12](卷201，宣祖三十九年七月丙戌)。所谓“褒贬”，乃是朝鲜每年皆进行的一项官员考察制度，“京官则其司堂上官提调及属曹堂上官，外官则观察使每六月十五日、十二月十五日，等第启闻”[11](卷1《吏典》)。实际上是每年由各衙门堂上官，分别于六月和十二月两次给属员根据政绩定等级，上报朝鲜王廷。何谓“殿最”？“殿最，所以区别贤否，以凭黜陟，以示劝惩，所系至重。”[15](卷3，文宗即位年九月庚戌)也就是考察官员之时排定等级，“下功曰殿，上功曰最。殿，后也，言课居后也。最者，凡要之首，言课居先也。”[16](后集《注解上·户典》)“殿”乃是最下者，“最”乃是最佳者，根据官员的政绩排出他们考核的等第级别。“京外黜陟，每五考三上以上加资，三中仍旧资，四中罢黜，虽一考，不可不察也。今京外官褒贬之时，以被劾而不列等第者，后日考绩升黜之际，考据为难。请自今毕推后，殿最等第，随即启闻，追录官案，以凭后考。”[10](卷35，世宗九年二月己巳)可见，所谓“殿最”就是考核时之高下等级，乃是官员奖惩的依据，因而相当重要。《时政记》的好坏作为史官考核“殿最”的重要依据，可见监督甚严。光海君年间，《时政记》一度阙修，引得春秋馆官员不满，因为无《时政记》，史官“褒贬”就缺少依据[17](卷158，光海君十二年十一月己丑)。春、夏考核无凭，故而引得春秋馆的官员不满，希望能够稍作变通。这是常考制度。有时也因为《时政记》不修而直接惩处史官的。若史官不能按时完成《时政记》的编撰，拖沓不成者即被处罚。孝宗三年(1652年)四月，前正言赵嗣基下狱，乃因“嗣基曾经史官，而《时政记》未修正者，至于累朔。大臣以怠废职事，陈达于筵席，命拿推”[18](卷8，孝宗三年四月癸亥)。因之，朝鲜王朝对编修《时政记》的史官，有一套严格的监督和考核制度，以确保《时政记》能按时保质完成。
可见，朝鲜不仅有专职的史官编修《时政记》，而且有严格的监督机制，不仅“上番”史官督察“下番”史官，而且由弘文馆之堂上官监督整个编修史官，以确保史书编修进度；若是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还要加以惩处。《时政记》的好坏成为朝鲜王朝考核史官的重要依据，因之朝鲜王朝《时政记》之编修，不仅是一项常设制度，而且是由专职史官修成，为了保证史官尽职尽责完成编修任务，遂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考核制度。
第二，朝鲜王朝《时政记》的内容并非完全以国王及朝廷为主，所包括的范围更广泛，乃是“国家礼乐、刑政、制度、文(物)，为见行事务关于大体者”。凡朝中一切礼乐制度正在实施者，皆是所书范畴，其特别强调“但书见行之事而已”，那些以前虽有但不再实施的制度不在所书范围之内。其中虽包括国王之举止言行，但不是重点内容，反而着重于现行制度的记述，这与唐宋不同。对于这种差异，朝鲜君臣也很清楚。成宗年间经筵日讲之时，讲及武周时期的《时政记》，成宗问朝鲜《时政记》何以为之，左承旨李克基对曰：“今之《(时)政记》，只撰集诸司文书耳，唐时则不然。宰相畏其物议，故撰之饰美掩过耳。大抵史官畏大臣害己，故不直书其事。”[14](卷77，成宗八年闰二月丁卯)尽管这里对唐朝《时政记》的评价并不确切，不过其所言朝鲜之《时政记》“只撰集诸司文书”则基本恰当。其之所以将现行的制度文书全都包罗进来，乃是担心若不编辑成册，很可能会散漫无存。世祖年间大司宪梁诚之曾上书言：“《时政记》不可不急也。若岁月差久，则文籍散失，国家大典，诸臣拟议，泯没无传，诚为可虑。乞自壬申五月，至今丙戌年十一月，议政府、六曹、台谏、承政院文书，聚于春秋馆。”[10](卷40，世祖十二年十一月乙酉)可见，乃先是将朝中各衙门的各种文书送交春秋馆收藏，史官就在这些文书资料基础上编成《时政记》。《时政记》是实录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大抵《实录》修撰之例，《承政院日记》、《时政记》、《经筵日记》、诸司《誊录》，凡可考文书悉皆裒集，分年分房，使各斤(斧)正编辑。诸臣史草，随年月日，直书全文，附入其间，片言只字不得有所增减编成”[19](卷30，燕山君四年七月乙卯)。可见，《时政记》是编修实录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其编撰的最初动机也是为实录准备材料的。
同时，《时政记》并非只是记叙史实，而是有许多评论，几乎每一条史实史官都附上自己的评论语，甚至对国王的行为他们也敢于评论，这同中国的史书不同。仁祖九年(1631年，辛未)《时政记》中，多未附评论语，引得春秋馆史官不满。春秋馆诸堂上启曰：“史臣之设，不但为记录时政而已，所以褒贬是非，以为后世公论者也。今此冬等褒贬时，考见辛未年《时政记》，则全无史断之语，殊失修史之体。当该史官请推考。”[20](卷27，仁祖十年十二月甲戌)故而《时政记》中，史官评论相当重要。不过，评论是否得体，则是考察史官的一条重要标准。全湜(1563-1642年)讲了一个随意乱评的例子：
以记注官仕宣宗实录厅。一日，见《时政记》中有尹相斗寿在湖南状启，盖军粮措备事也。语不紧切，特循例催攒者也。史臣赞之曰：“以如此忠诚才识，不难于廓淸恢复，而为柳某(西厓)所沮，不得设施，呜呼痛哉云云。”其日堂上吴判书亿龄、郎厅则校理朴思齐、修撰朴曾贤及余也，相顾不即取舍。朴曰：“可以抹去矣。”余曰：“修史大事也，言虽不伦，不宜任意去取。徐待总裁官齐坐，处之如何？”吴曰：“是言是矣。”即付长标朱书以识之。不久，总裁官来坐，三房堂上亦会，一坐传看，皆笑之。总裁亲自抹去曰：“如此之处，如此议处甚善云。”[21](卷6《随手札录》)
全湜所讲的故事，乃是史官评论不合情理。他因此评论曰：“国朝设史官，例以新进少年，主莫大之事，以致论议如此，岂不谬哉！如使久于谙练稍有识虑者当之，虽不免为知己有所云云，而岂于尹相事，有如此笔法哉！可笑可惧也。”[21]可见，新进史官任意褒贬、不着边际，实在有些过分。但是《时政记》中又必须有评论语，如何写出恰如其分、论断得体的评论语来，并非易事。尽管《时政记》现皆不存，但《朝鲜王朝实录》中的史评相当丰富，或许是受到《时政记》的影响，将这种评论继承下来了。
第三，《时政记》所涉范围固然广泛，所书内容也力求详尽，一旦有缺，总设法补修。“为史官者备记时事，虽其职分，然其见闻所及，人物贤否得失，与夫秘密等事，务要详悉直书。”一旦有缺，当立即补修。仁祖初年发生李适之乱，“江都之变，本馆实录、《时政记》之移置者，尽皆散失”[20](卷34，仁祖十五年二月丁酉)，致使“《光海日记》、《时政记》，散失殆尽，购得之数，不满十分之一矣”[20(卷4，仁祖二年二月丙午)，一方面追究当时负责《时政记》等史书保管的史官检阅金光炫的责任，“以《时政记》、《日记》移置江华事，受点之后，未及输运而尽为散失。虽缘事势忙迫，駄马不具之致，而其不察职事之罪不可不惩，请命罢职”[20](卷5，仁祖二年三月戊午)。另一方面，组织史官重新补修，“请依《政院日记》修正例，别出兼春秋二员，收合各处所存朝报及其时史官家藏草册，使之逐日仕进，与时任史官，同察修正，而本馆堂上，亦令输回检饬”[20](卷6，仁祖二年五月戊午)。“《时政记》修正事，已为设厅，将依当初建请之意，撰集填补矣。”[20](卷6，仁祖二年六月辛亥)得以批准。
第四，实录未编前，保存《时政记》也有一套完整制度。《时政记》编修完毕后，乃由春秋馆“私自藏置，以待收纳”。当曝晒之年，方要求史官将《时政记》稿交付忠州史库收藏，以后作为实录编修之史料。实录修完之后，《时政记》与史草一并洗草不存。孝宗年间，《仁祖实录》修成后，实录厅上书征求如何处置《时政记》，认为“实录今已完毕。初草、中草及史官《时政记》，皆应入于洗草之中”。但有人认为“《时政记》当还于春秋馆，不可并洗”，随引起争论，询问以往史官前朝的处置办法，“则皆不能记忆云”，故而《时政记》是否洗草，实录厅官员“不能遽尔断定”[18](卷10，孝宗四年六月庚申)。四年后，有史官认为“或以为《时政记》，则不可并洗云。无前例可据，而揆以事势，则累朝史记，不可以两件流传”[18](卷19，孝宗八年九月庚申)，最后得到国王批准，将《时政记》与史草一并焚毁。以后《时政记》皆在实录编完后，与史草一并毁掉，大多采取洗草的办法，乃是将这些史书放入汉江之遮日岩处，以水将文字洗掉，而将纸浆留存，作为制新纸的原料。肃宗年间，想改修《显宗实录》，但《时政记》已被洗草，“今当改修，无可考据。自己亥至甲寅，史官私藏草本，请使收纳”[22](卷10，肃宗六年十月庚寅)。可见，《时政记》在实录修成之后一并洗草，成为后来遵循的一种定制。英祖年间，亦是如此。英祖七年(1731)五月辛巳，国王与朝臣讨论实录编完后如何处置《时政记》，英祖决定：“先朝实录，事体至重，洗草之时，不宜埋没，故尚今迁就，意故有在。而《时政记》不宜一向留置于馆中，速令洗草可也。”[23](卷29，英祖七年五月辛巳)英宗八年(1732年)三月庚午，史官请曰：“《景庙实录》既成，《时政记》及中草，臣等请与实录堂郎，齐会遮日岩，依旧例洗草。”得到批准，是日实录堂郎会遮日岩洗草[23](卷31，英祖八年三月庚午)。宪宗四年(1838年)闰四月己亥，“纯宗朝《时政记》及实录初草、中草、初再见，洗草于遮日岩”[24](卷5，宪宗四年闰四月己亥)。因此，实录修成之后，《时政记》与实录之史草一并洗草，成为朝鲜后期的一项制度。尽管朝鲜花费很大人力物力编修《时政记》，但只是为编修实录提供资料，一旦实录编成，《时政记》与史草一样皆被洗草，不再保存。所以尽管朝鲜王朝现今还保留了很多像《承政院日记》这样的日记、《备边司誊录》这样的各司誊录，却无《时政记》留存，充分说明《时政记》编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实录编修保存资料，一旦实录编成，《时政记》也就失去其保存的价值，因而皆被洗草。
综上所述，尽管朝鲜王朝《时政记》乃效仿宋朝制度，但仍有很大差异。其目的是为编修实录而准备资料，编修者是专职史官，为了确保史官尽职尽责，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史官监督与考核制度。《时政记》的内容尽可能详细地收罗各司文书及档案资料为主，实录一旦编成，《时政记》就和史草一样一并被毁。可见，朝鲜王朝之《时政记》，和唐宋两朝之《时政记》，名虽同，实则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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