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晚期的良诸，其政治中心转移至太湖北部的常州。这个时代的良诸玉棕，尺寸越做越大，节数越来越多，最多达时竟然达到二十余节。但大玉棕上的刻绘亦简化为神的眼睛层层相重，眼睛的神性越来越大。图一为江苏武进寺墩三号墓玉器出土地情况，玉棕环绕着墓主人，数量多达四十余只；图二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大玉棕，高49.2㎝，出土地点不明；图③安徽省肥东县张集乡刘岗村出土大玉棕，15节，高41㎝，这是目前超过40㎝的大玉棕中，唯一有明确出土记录的一只；图四是大英博物馆藏的一只大玉棕，高49.5㎝，出土地点不明。
传说帝舜名重华是“重瞳”之人，而创造中国字的苍颉亦“四目相重”，南唐后主李煜和秦末在苏州起兵的项羽也都是“重瞳子”，这四人都是东方的帝王或者神，因此很难说他们与东方的玉棕文化以及神的传说无关。孟子说舜是东夷之人，而舜的传说亦遍及浙江以及山东，所以有虞氏帝舜一族兴起于东方应是确凿无疑的。数千年来，人们并不怀疑东夷与太昊以及少昊的关系，但东夷的族源和族系似乎总是在发生着变化。太昊在先，炎帝在后，少昊继炎帝之后都于空桑，不久帝颛顼又取代了少昊，而帝喾凭战功又接替了帝颛顼，成为东方的新主人。我们循着古玉的线索，可以发现除了伏羲或者神农之外，包括黄帝至大禹之间一千多年以来的上古中国史，基本上就是东夷史，也就是说中国史前文明的摇篮在东方。这段东夷史由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位于黄河下游地区的正统的东夷史，一部分是位于浙江省至江苏一带的东南夷史。东南夷，实为东夷重氏祝融一族在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分支，它们虽然偏居江南，但是却是山东的神族重氏家族的正统，从这里衍生出强大的有虞氏，以及后来吴回的后代，包括南方楚人的祖先在内的“祝融八姓”。
47、蛋壳黑陶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兴起。这些黑陶比良诸的陶器更加接近于青铜礼器的造型。在极盛时期，良诸人的势力已越过长江以及淮河扩张到江苏全境而远达山东省南部。大约在距今4500年前，良诸文明之光已经接近于熄灭，而山东半岛进入了以黑陶文化为特征的龙山文化时代。山东龙山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华夏民族从新石器时代跨入文明的门槛，虽然起步于山东，但是最初的动力，则发源于苏、浙地区的良诸文明，而这一切似乎都与有虞氏的北上有关。自帝颛顼至帝尧，黄河下游黄淮地区的济、汶、泗、淮“四犊”之水经常性的泛滥，这使得北方王朝饱受洪水之累。传说帝尧在位之时，洪水肆虐长达60余年之久，尧王朝因此已虚弱不堪。就是在这个时候，太湖良诸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给帝尧送来了一份厚礼，这就是久违了的一支南方部落首领有虞氏重华前来投奔。
传说帝舜生于浙江省余姚市的姚墟，又有说帝舜生于山东之诸城之诸冯，熟是熟非，千百年来，未有定论。盖有虞氏帝舜乃是一族，而非一人，帝舜的遗迹在江南、华北和山西均有出现，这证明了帝舜一族自南向北又向西迁徒的过程，这个过程长达数百年之久，故历史上最少曾有过十几位甚至是几十位的“帝舜”。传说中帝舜从少年到青年时代屡次遭到其弟象的谋害，这说明了帝舜一族自南向北迁的原因，乃是一再受到家族内部的排挤。在帝舜的事迹中，有生于诸冯，迁于负夏，鱼于雷泽，陶于河滨，耕于历山等种种传闻，而舜的后代名“虞阏”者在曾在周时为周的陶正，负责周王室的制陶工作，可见有虞氏有着祖传的高超的制陶技术。那么这些黑陶很有可能与有虞氏的北迁有关，有虞氏在北朝的地位最初可能并不高，传说帝舜最初曾做过帝尧时代的陶正，或者是管理山林的虞官。龙山文化黑陶多为贵族专用陶器，且用作礼器，故有虞氏可能是在北方以为王家制陶而起家，他们慢慢地进入了帝尧集团的权力核心。
48、江苏新沂的花厅遗址出土了大量的良诸玉器，这是良诸文化向北扩张最远的地方，此地出现了良诸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交叉共存的现象，考古学者们称之为罕见的“文化两合”。新沂市的北面与山东省郯城县为邻，东为江苏东海县，西为江苏邳州市。这个地方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传说中大禹的父亲或者是祖先死于这附近的东海羽山，羽山在东海县与山东省临述县的交界处，是东海县的第一高峰。大禹的父亲崇伯鲧在这里被帝尧下令祝融杀死，而罪名是治水不力。那么，只到这时在良诸的祝融集团仍旧听命于帝尧的号令？很有可能崇伯鲧是逃亡至此而进入了良诸的势力范围，或者崇伯一族本来就一直与南方的祝融氏为邻。崇族本来出身于帝颛顼，论血缘他们与良诸的重黎氏或者吴回氏更近。不过时间已过去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良诸的祝融氏大概不可能与崇伯鲧认亲。传说崇伯鲧最终死于祝融氏的“吴刀”，所以他无疑死于吴人之手。
于是强大的太湖祝融集团最终为自已制造了两个死敌和掘墓之人：第一是被迫出走北方的有虞氏，第二便是崇伯鲧的后代夏后氏，这二人均出自于帝颛顼，他们与太湖祝融氏最少也是远亲。有虞氏后来与夏后氏结为同盟，他们先是为帝尧治水、从而获得了极大的信任权力，然后又南下攻击长江中下游一线以及太湖地区的“三苗人”。如《山海经》所记载，三苗人并不是南方炎帝族人，他们其实是早已定居于南方的黄帝子孙。传说帝舜和帝禹最后均死于南方，一个死在苍梧之野，一个死在会稽山，传说二人都是在“南巡”的途中染病而亡，但真实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死于同三苗人作战。而“三苗”的强大，亦可想而知。三苗到底是一些什么人？南方之强大者，莫过于在良诸的祝融家族，因此，三苗人极有可能与晚期的良诸集团有关，只不过他们最后受到北方王朝的讨伐，就不能也不会被冠之以南方之神祝融的名义，而只能像当初的蚩尤一样，被称之为蛮夷。
49、良诸的灭亡是一个极度发达的南方文明的陨落，她像巨星撞击地球一样将文明的碎片抛落在4200年以前的中国大地。图上这些玉器都是所谓的“石峡文化”玉器，它们主要是一些出土于江西和广东省的良诸玉器。这些良诸玉器以首见于广东韶关的马坝石峡遗址而得名。但是除了在韶关，广东省的封开县还有远至南方沿海的汕尾市也都有正宗的良诸玉棕出土，而在江西的鄱阳湖流域，也出土了来自良诸的玉棕，这就为良诸人或者三苗人的逃亡，用玉石划出了明确的路线。而这个路线，极为淮确地与传说中的三苗人最后的逃亡路线相吻合。封开县素有“两广门户”之称，这里已进入珠江流域的上游，良诸文化最后是从珠江传入南海。在封开县的西北境，就是广西的苍梧县和梧州市 ，这证明帝舜南征三苗，可能并非死于湖南永州市的九嶷山或者苍梧山，而是死于广西的苍梧之野。良诸玉棕在南海的出现，也印证了一部分三苗人最后逃入南海以捕鱼为生的记载。传说三苗人曾占据着从鄱阳湖至洞庭湖之间的广大地方，这说明了良诸人在退出太湖地区之后，曾在长江流域的这一带停留，他们一度或者随时淮备复国，但最终还是不能抵挡夏后氏所带领的水军的攻击，从来说北方人不习水战，可偏偏夏后氏所率领的部队，却正好是一支治水长达十余年的专业水军。在石峡文化地区，现在仍居住着大量的苗族和瑶族，而一些地方的苗族古歌，只到现在仍在传唱着她们的祖先本来定居住在太湖。
50、四川地区出土的玉棕。图一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这只玉棕已被考古专家们确定为来自良诸的玉棕，它的年代竟然比这个遗址本身还要早1000多年。图二～ ⑥也是出土于金沙遗址的玉棕，但是这些玉棕却是用四川本地的玉料制作的。图七是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玉棕，这只玉棕带着明显的西部风格。我们发现在良诸古国灭亡以后，玉棕文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泛珠江流域以及南方沿海地区的传播，不久之后便迅速走向消亡，但只有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盆地是一个例外，原因大概由于这本是一个富有的、藏在高山峻岭之中的不易为外部入侵的盆地。古蜀人亦自称是黄帝的子孙，帝颛顼一族最早起源于四川，周人的祖先后稷死后亦埋葬于成都平原，且更有大禹出生于汶山北川县的传说。
那么，在4200年前，是什么人将良诸玉棕带到了成都平原？玉棕文化在四川的传播，几乎是连续而不间断的，所以这是一个奇观：自金沙遗址出土的玉棕，从良诸“原装”的玉棕到夏代玉棕、商代玉棕以及周代的玉棕，品种齐全，应有尽有。图一的这只良诸玉棕，它的出现最少有二种可能性：第一，可能是周人的祖先在战乱之中迁徒至此，果如此，则周人的祖先亦来自良诸。第二，可能是帝尧或者帝舜下令“放欢兜于崇山”的移民政策所致，《山海经》明确记载“欢兜”一族出于崇伯鲧，并且炎融（犬戎）以及苗民的一部分亦出自于崇伯鲧。四川盆地古称蜀州，又称崇州，故崇即是蜀也。中国古代的“三苗”人，他们的族源十分复杂，有学者说“苗人”就是指南方种水稻的民族的总称，言之颇为有理。良诸人的扩张，其势力由浙北波及江苏全境以及安徽、湖南和湖北，那么水稻的种植技术，随之也向上述地方扩散，故所谓苗人，即南方之人也。在北方统治者看来，良诸人是苗，他们是黄帝族，颛顼之后，祝融氏；鲧也是苗，黄帝族，颛顼之后，有崇氏。及至帝舜之时，舜的祖先有虞氏本来无疑也出身于苗，帝尧的儿子丹朱在舜的打压之下逃往南方，竟然受到了一部分苗民的拥戴，于是堂堂的北方王族从此也一并沦落为苗，而北上的有虞氏一旦吃上了黄河的小米，从此就不再是苗了。据说最后一代的帝尧逃往河北省北部，从此末代的尧和他的追随者们，又变成为了北方的“狄”。
51、4000年前在中国西北异军突起的齐家文化玉棕。齐家文化遗址因1924年在甘肃广河齐家坪首先发现而得名。其年代距今约4000～3900年左右，齐家文化遗址分布在甘肃、青海省境内的黄河及其支流沿岸阶地上 。这些玉器出现在一个非常敏感的历史时期，因为其年代正好处在新石器晚期与青铜时代的交叉点上， 这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夏代的初期，那么又是什么人创造了齐家文化呢？我们看到这些玉棕与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棕有某些相似之处，不知到底是古代蜀地的玉棕向北传播到了甘肃，还是齐家文化玉棕南下传播至成都平原？这似乎很难回答。只不过我们知道在甘肃、青海地区并没有发现向北“嫡传”的良诸玉棕，而只是一些“再传”的玉棕，而四川的成都平原却有，延安的芦山峁也有。
据《尚书》的记载，除了“放欢兜于崇山”之外，虞舜时期还执行过一个“窜三苗于三危 ”的移民计划，传说帝尧晚年欲“禅让”其位于帝舜，但是却遭到了三苗之君的强烈反对，要知道有虞氏帝舜本来就是被南方的瞽叟（姑苏）集团排挤出局的人，好不容易有了翻身的机会，却再一次遭到三苗人的阻挠，这也许就埋下了良诸灭亡的种子。太湖的“苗人”被击溃以后，大量被俘的良诸人被迁徒到了西方“三危”之地，其余三苗则退入鄱阳湖和洞庭湖，最后又陆续退入南岭。
52、4000年前的玉石之路。“三危”到底在哪里？传说在甘肃的敦煌一带，也有人说在宁夏或者青海。“窜三苗于三危”这个事件正好可以作为齐家文化玉棕在宁夏和甘肃出现的背景，也可以反过来证实所谓三苗人其实大部分就是良诸人或者太湖人，他们中有很多人被虞舜集团流放到了西部边垂的三危之地，除此之外，我们无法解释玉棕文化在中国东南部消失之后不久，又突然出现在中国的西北部。除了少数的极品，齐家文化玉棕都是光素无纹的，这可以节省它的制作成本，也可能因为当时的三苗人到了西北以后不再强大和富裕。据说有大约七成的齐家玉器是用的和田玉，而大约三成齐家玉器是用的甘肃当地的玉料。三危之民，这些原来的苗民以及后来的羌和戎，很有可能最早开发并且利用了从新疆至敦煌、玉门、兰州和西安的玉石之路，于是大量的和田玉，沿着渭水上游进入关中，又从关中流入在晋南以及中原的河洛地区，从夏代至商代，这些西部美玉又称作“秦玉”，它们成为当时的西方部落向中原统治者进贡的贡品。
53、二里头出土的玉器。中国史前史最大的迷团，在于夏后氏究竟在何时何地兴起。考古学者们在最近几十年发掘了大量的史前遗址，这其中夏代之前以及夏代之后的遗址遗物都很丰富，但是唯独能证明夏的遗址和玉器少之又少。传说夏代存续了400余年，为什么没有给我们留下令人满意的大型遗存以淮确地证明她的身份？从时间上说，良诸的晚期与夏代已经很近，但良诸有着1100年连续发展的历史，且良诸偏安于江南一隅，故而良诸必然不是夏。西北齐家文化玉器继承的是良诸的血脉，且在时间上已经与夏代的初年相合，然而强大的、第一次将中国统一在一起的夏王朝又怎么可能去到西北边远的“三危之地”建立她的都城？所以最终，似乎只有山东龙山文化玉器可以向我们揭示夏王朝的踪迹。
当今史学界几乎公认河南偃师二里头是夏代的遗址，或者是商代早期的遗址，而且认为夏民族最早起源于中原河、洛地区。但是这种观点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其它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挑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山东作为史前文明中心的证据更是越来越显充分。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在河南偃师二里头之所谓“夏墟”里都出土了一些什么样的玉器，以及这些“夏代玉器”的来龙去脉。二里头出土的玉器，器形有圭、璋、棕、钺、戈、刀和柄形饰等，多为礼器以及兵器，其中玉圭、玉璋、玉钺（戚）、玉刀等格外引人注目，不过这些“夏代”玉器的祖型，却有很多是来自于山东半岛，但也有一部分来历不明。这就是说，在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与二里头夏代中晚期的玉器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环——究竟有哪些是夏代早期的玉器？
54、玉兵或者玉礼兵在二里头文化或者夏代中、晚期文化遗址中的大量出现，证明了自良诸古国灭亡之后，诸神统治中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良诸晚期，玉棕的尺寸最大时高达半米，这种对神权的极度强调和依赖，反过来预示着神的统治即将走向崩溃。在5000年前，人们普遍相信是北方的天神在扭转着天枢（即北斗星），神掌握着日月星辰的运转以及季节的变换，故帝颛顼者，实为帝“转枢”也。但是随着历法知识在民众中的普及，神对历法的垄断作用日益消退，这预告着神统治中国的时代即将过去，而王权主宰中国时代即将到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言出自于《诗经》，但传说它是首次出自于帝舜之口，这样的口号，奠定了夏华民族首个国家体制的基础。大量的玉兵，显示了王的威严而不是神的威严。
在良诸时代，巫神的首领一手执钺，一手执棕，在反山和瑶山的良诸贵族大墓中每一墓均只有一柄玉钺陪葬，而棕的数量几乎不限，这反映出神权在当时的良诸是至高无上的，而玉钺只是神的一种陪衬。值得注意的是在二里头遗址，到目前为止人们只找到两枚玉棕的残片，其中的一枚，又显然是将玉棕解体而改作别的用途。这可能说明夏后氏一族并不喜欢玉棕，玉棕是祝融的法器，而祝融是夏后氏的仇敌——祝融氏曾杀害了夏人的祖先崇伯鲧，而传说夏朝灭亡时，祝融之神又放火烧毁了夏的都城。在夏代玉器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在玉钺、玉戚、玉刀、玉戈和玉璋上面都装饰着扉牙，这种装饰形式一直沿用到了商代和周代。只到今天，没有人能对这种扉牙的作用做出合理的解释，扉牙明显曾加了玉器制作的难度，但它无疑又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刀具和刑具上，这些狰狞的扉牙增加了人们对它的恐惧感，而王权却似乎能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
55、山东半岛以及“禺族”活动的地域。自古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华夏民族与夏王朝联系在一起，并且认为夏朝就是夏族所建立的，甚至一些人将整个五帝时代，一概称之为“前夏时代”。但这里面有很多的疑点，中国历史上真的有一个“夏族”吗？这个问题似乎值得探讨。关于夏禹是西方羌人所生也许是可信的，因为禹的祖先帝颛顼本身起源于西方，帝颛顼既然以可从西方长江、汉水之源来到山东，并且取代东方少昊氏的统治，那么他的后代比如鲧、禹等人当然也可以来到山东。
《山海经》记载了东海之神禺虢和北海之神禺疆的事迹，这一点相当值得关注，因为在山东半岛的北部，那里正是传说中的“隅夷”活动的地区，而禺、隅二字，本为一字。顾颉刚先生曾解释大禹的“禹”字为一种虫子，那么大禹与某种虫子有关？可是汉字在它早期的应用中，常常以同音字相替代，这个同音假借的比例在甲骨文中有时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此大禹他未必不是“大禺”或者“大隅”。前文中说过，中国史前史或者上古史，其中的绝大部分就是东夷史，因为五帝时代的故事大多发生在东方。在5000年前，山东人称渤海为“北海”，称黄海为“东海”，称东海为“南海”，所以南海观世音不住在南海，而是在东海普陀山，这对于居住在山东的人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假定东海之神禺虢就是大禹的父亲崇伯鲧，而北海之神禺疆就是大禹，或者说无论禺疆还是禺虢，其实都暗示着在山东半岛的东北部沿海曾经生活着夏民族的祖先——禺族，那么夏民族在山东半岛的存在和活动，似乎可以一目了然：鲧被杀于羽山，这个羽山是江苏东北部东海县的最高峰，而此山北邻山东述阳。东海之神死于东海（黄海）之滨，这再也正常不过了，这一地区同时又是大汶口文化的南境和良诸文化的北境，著名的新沂花厅良诸文化遗址就在羽山附近，所以鲧死于祝融之手亦是可信的，因为祝融亦称作南海之神，这也可以解释大禹在其后南征时为什么一定要杀死防风氏，因为古防风国就在浙江的德清县，正好与良诸镇为邻，所以防风氏被杀并不是因为他在夏禹大会诸神时迟到了，而是因为大禹对祝融一族的仇恨。“禺”和“隅”字本来相通，它们都是“角落”的意思，大禹和他的父亲都生活在海滨，在山东泰沂古陆的东北海角，他们极有可能都是鱼民的领袖，所以这父子二人先后被任命为治水官，因为他们善于航海、造船，熟悉水性。
隅夷生活在山东半岛的莱州湾以及渤海的南岸，这可能是鲧禹一族最初的根据地。传说大禹初封于泗水，在曲阜之侧，这可能是大禹为帝尧治水有功之故，后来竟被赐姓似（泗）。传说大禹又名“高密”，这与“帝高辛”和“帝高阳”的意思是一样的，大禹或者崇伯鲧即是“高密氏”和“帝高密”。也就是说，夏民族之封国，有一个都城是在“密都”，也就是“高密”。密都在哪里？山东有高密市，在潍纺与青岛之间，这个城市竟然与大禹同名。山东又有下密县（在昌邑市），还有密州（在诸城市），这两地均与今高密市相邻，也就是说它们都在古代“隅夷”活动的范围之内，也都在神禹之都的附近。
北海之神禺疆又名“玄冥”，他是北海之神也是北方之神，所以他是帝颛顼的祭司，也就是大禹。关于夏民族和山东的关系，温玉春先生曾著有《夏氏族起于山东考 》一文，力证夏后氏起源于山东。因此本人在此不再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了。与温先生的论述有所不同的是，我以为“有夏氏” 或者“有崇氏”可能并不存在，大禹父子真正的身份其实就是传说中的“隅夷”，是一个时期曾经生活在半岛海隅中的部落，大禹即是“大禺”，他与表示“虫子”的“禹”没有任何关系，而所谓夏族的前身即是隅族、禺族，甚至还有可能是“羽族”。
56、极其珍贵的山东龙山文化牙璋和玉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山东龙山文化存续于距今4500～4000年之间，无论是从地域上讲还是从年代上讲，似乎只有存世少得可怜的山东龙山文化玉器才能向我们证明夏民族最初的形成以及她后来向西方的迁徒。图一是一柄石牙璋，长33.5㎝，宽4.5㎝，厚0.6㎝，此物出土于山东日照市五莲县石场乡，现藏于五莲县博物馆。图二是一柄玉牙璋，长27.5㎝，刃宽7.2㎝，厚0.5厘米，于山东省海阳市司马台遗址出土，现藏于海阳市博物馆。图③的玉牙璋出土于山东临沂市相公街道，长32.5㎝，宽7.6㎝，现藏于临沂市博物馆。
在中国大陆，据说目前山东龙山文化存世的，并且有明确出土记录的牙璋仅此3件，它们件件可谓价值连城，但是在欧美博物馆中，如此珍稀的龙山玉牙璋竟然比比皆是。牙璋流行于夏商周三代，甚至可能流行于唐、虞、夏、商、周五代，其出土地遍及全中国乃至于越南。但是，只有这三件牙璋的年代最为古老，它们是中国所有出土牙璋的祖宗。而这三件宝物却一无例外地出土于山东省的东部，或者说出土于古东海（今黄海）之滨。没有人能解释牙璋为什么是这个模样，它象大刀但是在侧面却并无刀刃，而刃口只开在端部弯弧里。对照二里头出土的牙璋我们可以发现龙山时代的牙璋并没有扉牙，这正是它们作为比夏代牙璋更加古老的标志，也证明了夏代玉器文明起源于山东半岛的南翼。大禹的祖先鲧就是死于这一地域，而他的后代则西散逃亡。这些善于航海的“禺夷”，有一部分人向北逃到了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的大连（辽东半岛），一部分人朝向西南逃回了曾经的老家四川，更有一部分人竟然一路向西逃到了陕西榆林市神木县的石峁——300年后，从前的山东禺族，后来的夏民族终于在陕北与内蒙接壤的河套平原上掘起，距今4000年前，她们在中国北方建立起黄河流域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方国，居海拨1000余米的黄土高原之巅，南面而雄视天下。
图四是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的兽面纹平首玉圭，长17.8㎝，宽6.4㎝，厚0.8㎝。它是二里头平首玉圭的祖型，这件稀世宝物的原型不过是一把雕花玉铲，它再一次证明了夏代玉器文明起源于山东半岛的海滨。[
57、山东日照市五莲县出土的龙山文化玉器。五莲县的五莲山是一座东夷时代的神山，海滨太阳城日照市就在它的东南侧。五莲山的山名可能是一种讹传，它的真名应该叫做“五连山”，也就五峰相连的日出之山。在大汶口文化陶器以及良诸玉器上，我们常常可以见到神鸟负日出五峰的图案，这足以证明五连山在东夷先民心目中的地位。几乎所有在后来的中原地区出现的玉器或玉礼器，我们都可以在五莲山或者日照地区发现它的祖型。这包括玉钺、玉牙璋、玉圭、玉刀、玉筒式镯、玉牙璧（玉璇玑）和龙山玉棕。五莲县出土的龙山文化玉棕，这在山东地区极为罕见。中原王朝流行的玉棕，本来有西传和东传两种样式，西传的玉棕即齐家文化玉棕，遍体光素无纹或者刻有弦线，它从甘肃沿着渭水传至陕西、山西以及河南；东传的玉棕是山东龙山文化玉棕，它从山东沿着黄河传至河南、山西还有陕北。
58、山东龙山文化玉笄与中原衣冠的渊源。图一是中国古代帝王专用的的冕冠，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笄在其中所起的固定作用。图二是一支仰韶文化玉笄，长25.7㎝，出土于陕西省武功县游凤新石器时代遗址，现藏于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博物馆。很显然它是用来固定一种原始的头冠状物的，这种笄最早流行于黄河中部地区，而在山东地区的土著，更习惯于使用獐牙来束发。图③四伍是出土于山东省临朐县西朱封村龙山文化大墓中的遗物，这包括一只玉刀和两只玉簪（笄）。图伍中的玉簪通高23㎝，柄长19.6㎝，通体饰有竹节旋纹，玉簪的簪首是一片极为精美的兽面纹透雕，它是黄河文明与东海文明的结合体。临朐县出土的玉笄是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中的极品，即便是在商代和周代，这样的精美的玉笄仍然十分罕见。此物可以证明在龙山文化时代，山东地区的统治者本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征复者们的后代，数百年后，他们又在这里创造了新的东夷文明。山东半岛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她成为了大东亚文明的大溶炉和摇篮，各种北来的，南来的和西来的地方文明在这里汇合、成长以及升华。在龙山时代早期、中期、晚期和夏代早期，当有虞氏、夏后氏先后带着全新的东方文明重返中原时，有如一群中原文明的“海归”，一举奠定了数千年中原华夏文明的基础。
59、神秘的玉牙璧（璇玑）是海隅文明的代表玉器之一。玉牙璧和玉牙璋、玉圭等礼器一样，也是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品，它们都起源于山东半岛，最后又都风行于夏、商、周三代。图⑴出土于山东省海阳市司马台遗址，现藏于海阳市博物馆，直径14.4㎝，孔径11.4㎝，厚1.05㎝。图⑵出土于山东临朐市西朱封村遗址，外径10.8㎝，内径6㎝。图⑶出土于山东日照市五莲县丹土遗址，外径22.5㎝，内径17.2㎝。图⑷出土于大连市长海县吴家村遗址，直径6.5㎝，厚0.5厘米。图⑸⑹⑻⑼均出土于山东胶州市三里河遗址 。图⑺和图⑾均出土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四平山遗址。图⑽出土于山东滕州市里庄遗址。牙璧的这种特殊形状，与牙璋一样不可思议，它曾被看作是古代的天文仪器，或者是织机上的零件，这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个必须的过程。但是当我们分析夏民族或者“海隅族”的起源，就不难看出这几样东西的原始用途。笔者之所以称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为“海隅文化玉器”，而夏民族起源于山东之海隅，是因为包括长条形玉刀、玉牙璋和玉牙璧在内的玉器，它们最早都是从鱼民所用常用之工具中进化出来的。
长条形弧刃或者是直刃的玉刀，是剖鱼工具，用它剖鱼或者去鱼鳞都很方便。牙璋的锋刃在其端头的弧线上，这是原始的剖蚌刀的造型，它端头的弧刃可以用来切断蚌类的闭壳肌，从而打开紧闭的蚌壳。从上图⑺和⑻中，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的玉牙璧其实是一只三刃刀片，这是鱼民们在织鱼网或者修补鱼网时用来割断网绳的工具，此物有两到四个钩形的刃，不为其它，只是为了轮番使用，以增加刀片的使用数命。夏代的玉礼器很多，但是唯有玉刀、玉牙璋和玉牙璧始终保留着鱼民的文化特色，也就是山东海隅民族的特色。
图⑾的三件玉牙璧，虽然均出土于大连四平山，但是东西却在日本。上世纪初日本人占领辽东半岛，挖地三尺，只为寻找大和民族在中国的根，这样就可以为它吞并中国找到借口。1978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大连市长海县吴家村遗址采集到一只岫岩玉做的牙璧，见上图之 ⑷，欣喜若狂，因为凡是能挖走的，当年日本人都挖走了，想不到还有劫后之余。而直到长达六十七年以后，日本人才公布了当年在四平山遗址的考古报告，于是图⑾的三件牙璧，才得以重见天日。
辽宁大连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而长海县其实是一个群岛，所以，这么多的牙璧在辽东半岛出土，更进一步证明了它们本来就是鱼民用具。图⑽的这件牙璧，出土于山东内陆的滕州市，但是它早已不是鱼民用品了，而是一件标淮的礼器。它的钩和刃都不见了，但却“长”出了扉牙，这些扉牙原本不该这么细这么尖，因为最初的这些扉牙只不过是为了增加握持刀片的磨擦力，如此而已。辽东半岛出现了大量的龙山文化遗物，这包括著名的龙山黑陶和玉器。辽东的黑陶无疑来自山东，因为两地的海上交通十分方便。但是关于玉牙璧的起源人们却一直争论不休，有的说起源于山东传至辽东，有的说起源于辽东再传至山东。但其实它无论起源于山东还是起源于辽东都不重要，而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此物与渤海以及黄海的鱼民有关。帝尧和帝舜曾将大量的政敌流放，这其中的一件事便是“流共工于幽州”，古幽州之地包括河北省北部和辽东半岛，所以山东的玉器、陶器自然就会流入辽东。扉牙是夏代玉器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些扉牙在最初只是刻在牙璧上，然而到了夏代中晚期无论是戚、钺、刀、璧、戈以及牙璋上竟然都有了扉牙。
60、龙山时代早期，陕西省延安市碾庄芦山峁遗址出土的玉器，这是年代最早的中原玉礼器。在所有的北方龙山时代玉棕中，唯有芦山峁遗址出土的玉棕仍然保留着良诸时代的兽面纹图案，但是它们的刻绘方法仍然不同与真正的良诸文化玉棕。芦山峁遗址出土的玉棕，它的形制最接近于良诸玉棕。有虞氏出身于良诸，正是有虞氏将玉棕文化从良诸带出了太湖，然后沿山东、河北、山西，一直传播到陕西的中北部。当有虞氏的祖先从一个小小的来自南方，并且又向西北迁徒的部落而逐渐强大起来之后，他们又从陕西延安向东渡过黄河来到晋南，于是晋南成为有虞氏帝舜部的龙兴之地。 “五帝”之中的帝舜决非一人一代，而是一个至少延续了数百年的方国，在有虞氏来到中原地区以前，中原之地的玉器一直乏善可陈，但有虞氏在中原的发展和强大很快改变了这一局面，并且，正是有虞氏为中原地区后来成为夏商周的政治中心打下了基础。
61、龙山时代，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玉器。陶寺遗址被称为中原龙山文化最大的城址，学者们公认它的年代早于夏代，于是关于这个遗址到底是尧的都城还是舜的都城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当然，也有人说这里是“夏墟”。其实从这里出土的玉器可以看出，它的棕发源于良诸，但是已不是良诸的制式，而更加接近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形制。从这里出土的玉牙璧和玉兽面佩饰来看，它们都带有山东龙山文化的色彩。这里出土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尖首圭，它对后来的商周玉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襄汾的陶寺遗址和芮城的清凉寺遗址，最有可能是有虞氏西迁陕北然后又东迁山西之后的遗迹，并且此时的有虞氏，已经开始走向她的极盛时期。
62、龙山时代，山西芮城清凉寺遗址出土的玉器。清凉寺遗址属于中原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存，其具体的年代不详。有关清凉寺出寺玉器的资料不是很多，但它与同在山西晋南地区的襄汾陶寺遗址相当接近，两者都出土了玉棕还有玉牙璧。芮城位于豫西、晋南以及陕西东南部的结合之地，所以在这里出土的玉器亦带着明显的西部玉器特色。传说在有虞氏的极盛时期，其活动的中心在晋南，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有虞氏的文化特色。延安芦山峁遗址、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山西芮城的清凉寺遗址，均分布于黄河出吕梁至三门峡一线的两侧，它们相隔很近，均出土了龙山式玉棕还有玉牙璧，这就是有虞氏玉器文化的特征。这里有大量的玉棕出土，但是却没有出现夏代常见的牙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第一是有虞氏可能从未到达过山东东部的沿海地区，而尽管有虞氏时代的玉器亦受到早期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第二可能是因为玉牙璋之为物，其本身的出现较晚，它是在有虞氏的后期出现的，地点在山东半岛的东南翼，这不是有虞氏的活动范围。山西和陕西的有虞氏，曾经和中晚期的帝尧平行发展，而帝尧的势力范围，在山东省的中部、西部、河南的东部以及河北，因为躲避洪水，尧王朝曾而多次迁徒。尧部落甚至也曾迁徒到晋南地区，这就为尧舜的“禅让”？或者有虞氏最终取代帝尧而创造了条件。
63、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神木石峁遗址。神木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的山峁上，这是一处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的超大型史前石城遗址，也是中国已发现的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这个遗址的年代在距今4300～4000年之间，是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初期的大型遗址。人们常用“石破天惊”来形容那些令人震惊的考古新发现，当年发现良诸是如此，如今发现石峁亦是如此。人们称石峁遗址是中国北方史前文化的中心聚落，这是一个超强超大的遗址，一个有足够的能量改变中国古代历史的遗址，它位于黄河中段以及黄土高原的最北方，与内蒙古的草原接壤。中国北方民谚常说“黄河百害，唯利一套”。 讲的是黄河河套地区不仅良田万倾，并且没有水害，故石峁遗址出现于此地，决非偶然。在所有的中国史前遗址中，还没有一个遗址象石峁遗址那样动人心魄，因为在这里，我们即将见证第一个真正的华夏国家的诞生。雄伟的石城，巍峨的城门，还有令人激动不已的宫殿和彩绘。
64、龙山时代晚期或夏代初期，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器。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什么呢？令人激动的是这些玉器我们都似曾相识：玉牙璧（即玉璇玑）和玉牙璋最早出现于山东半岛，但是很明显，石峁的玉牙璋其年代稍晚于山东海隅出现的牙璋，而又早于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牙璋。玉戈，人们一直以为在二里头出土的玉戈才是中国最早的，岂料更早的玉戈出土于石峁。玉戚，这种以前不知是商代还是夏代才有的玉器出现在石峁，明确地证实了玉戚是夏代初期才开始有的玉器。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推论夏民族起源于中原河洛地区，但是石峁的玉器却足以否定这样的推论，如果说二里头遗址是夏代中晚期的遗址，那么早期的夏在哪里？除了石峁，别无其它，因为只有石峁才出土了真正的夏代初期的玉器。
石峁遗址的出现，可以向我们解读很多的历史迷团：比如说，大禹确实是黄帝的后代，并且出身于帝颛顼一族；崇伯鲧不是帝颛顼的儿子，但却是帝颛顼的后代；有崇氏曾长期活动于山东少昊氏故地，故在尧时曾任治水官；大禹也不是鲧的儿子，但却一定是鲧的后代，并且这一对“父子”的年龄其实最少相差了300年。
在鲧死后数百年，大禹作为崇或者禺族的后代，再一次出任帝舜时期的治水官。民间传说以及《山海经》中都记载着颛顼氏“死而复生”的神话，那么颛顼氏是如何“死而复生”的？北风起时，天降大雨，遍地如涌泉，于是“偏枯”之鱼，死而复生。在历经帝喾、帝尧两个王朝之后，帝颛顼的“儿子”鲧在大洪水中“复生”了。鲧被杀之后，他的后代逃往陕北河套，三百年后，也就是帝舜晚期，他们在神木石峁建立起最初的大夏国，这就是神木石峁竟然出土大量的“类山东玉器”的原因。传说大禹生于石纽（柳？），石纽在哪里？石纽即石峁也，石峁亦即禹所“积石之山”，大禹正是出生于这样一座传奇的北方石城，而大禹的“儿子”夏后启，亦从石中出生也。帝舜之时又逢天降大水，鲧的“儿子”大禹时隔数百年之后又再次“复生”了，这就是北方之神颛顼死而复生的故事。
65、神木新华遗址祭礼坑出土的玉器。神木新华遗址就在神木石峁遗址附近，考古学者发现这是同一个民族留下的两个遗址。新华遗址留下了36件玉器，这些玉器全部集中地出土于一片墓地中心部位的一个祭祀坑，玉器原本是32件，其中有4件玉器是被故意对剖成两块，故一共是36块。36块玉器出土时全部以刃口朝下插在坑底，方向一致十分整齐地排成六排，但每一排放置的玉器数量并不相等。这是一种奇特的以玉祀神的风俗，墓地中并没有玉器出土，而全部出土于祭祀坑。也许，神木人初到陕北，一时并没有解决玉料的来源问题，故而采用如此节省的方式。
66、夏民族迁徒路线示意图。在当今中国史学界，有关夏民族或者黄帝族起源于中国北方或者西北方草原游牧部落的观点有着相当的市场，这极有可能与匈奴人、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先后南下入主中原所造成的历史影响有关，这是中原民族的心理阴影。如今我们细数中国史前玉文化几千年来的脉络，就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大约在距今4500年前，在有虞氏尚未到达陕西和山西时，中原地区基本上无象样的玉文化和玉礼器可言。有虞氏起源于浙江，在良诸中后期，向北迁移至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然后复又折返于山西，并在山西建立了她的大本营。有虞氏是良诸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向中原地区传播的第一个东方部落和南方部落，是他们最先打下了中原文明与礼制的基础。
夏后氏起源于山东半岛东南部的海滨，距今4300年前，有崇氏鲧的部落在山东因治水获罪，崇伯鲧被当时的帝尧指使南方祝融部杀害，于是有崇氏余部开始了向西北的逃亡。神木石峁靠近内蒙古鄂尔多斯，那里十分接近东北红山文化的势力范围，但是在神木竟然没有出现一片红山文化玉器，这十分让人惊讶。神木石峁出土的玉器大部分是源于山东半岛龙山时代的玉器，并且这些玉器中的玉戈、玉戚、玉牙璋和玉柄形器等填补了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空白，否则二里文化玉器几乎成为无本之木。
如此则夏民族的来历由此而变得十分的清晰：距今4300年以前，他们先是山东人，为禺族或者崇族，后经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向西迁移至陕北。距今4000年前，夏部落在吸收了北方草原民族的营养之后变得强大起来，于是由原来西迁的路线重返山东。他们是来治水还是来复仇至今已无人知晓。
大禹治水的故事，其实是这个民族数百年来十几甚至几十代人治水事迹的总和。无论在山东半岛、陕西神木以及偃师二里头，我们都极少看到有玉棕的出土，这就是夏后氏玉器与有虞氏玉器的重大区别。有虞氏玉器最初来源于南方，随后又吸收了大汶口文化晚期以及早期龙山文化的因素。夏后氏玉器则起源于海隅，多兵器以及仪仗，这是夏后氏以强大武力统一中国的写照。周民族的祖先亦有可能出自良诸，后稷（弃）的经历告诉我们周的祖先将良诸玉器文化溯长江向西传播到了四川盆地，然后又北上越过秦岭到达渭水流域。传说尧部落起先受封于山东定陶，这与帝喾的统治中心不远。帝喾和帝颛顼均采取了东和少昊、南伐共工的战略，但是从帝尧开始，却发动了对东夷的战争，以及越过长江打击共工氏的战争。尧命后羿族射“十日”、杀“凿齿”等东夷诸族的传说，正是尧的部落在山东对东夷族大开杀戒的证明，因为东夷是崇拜太阳的民族，并且几乎所有东夷人都有“凿齿”的习惯。战争和洪水使尧的国力每况愈下，而南下讨伐共工氏的祝融一族竟然在江南自立为国，一去不回。为了躲避洪水尧不得不向西方和向北迁移。传说帝舜囚禁或者流放了最后的尧帝，这是因为尧的西迁使先一步到达山西的有虞氏感到了威协。于是尧部落只好逃往河北省北部的唐县，史称帝尧之“北教八狄”，于是尧的这一族最终沦落为北方的狄人。尧部落所去的地方正在夏民族东归的路线上，他们是否曾遭到夏人的迎头痛击，一切已无从得知。
大约距今3600年，大夏王朝在历时400余年后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黄帝的孙子帝颛顼及其后代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汤武革命，新的东夷商族人推翻夏王朝入主中原。鸣条一战，最后的夏帝夏桀被杀。而夏桀的儿子淳维（熏育）此时竟然将其父亲的姬妾全部据为已有，于是商王大怒，熏育在恐惧之下急忙率部众向北方逃亡。熏育逃亡之地，正是其祖先大禹的龙兴之地——陕北的神木，在商时此地称为“龙方”。熏育的子孙逐渐在蒙古大草原上成为牧民，传说后来他们演变为匈奴人和蒙古人的祖先。
全文到此结束。本作者出身草根，是为一些人所不齿之“民科”也。愚以为：华者，文明开化之谓也，夏者，中央帝国之谓也。所谓华夏文明，在古即中央帝国之文明，在今即中华民族之文明。夏民族或者夏帝国只是华夏文明的造创者之一，但并非全部。本文十分粗浅地探讨了距今8000年～4000年之间，中国史前玉器与古中国文明的起源，由辽河写到长江、珠江、渭水以及黄河。
由于收集资料有限，加之个人资历不逮，或许漏洞百出，但愿抛砖引玉，为后来者启发一二。以往之说玉者多不及史，而论史者又多不及玉。殊不知中国之史前史，竟是用玉写成的，至于一些人不识中国古玉，遂以假玉以及假玉上的假古文编造中国上古史，诚为可笑矣。夏代以及夏代以前的中国文字，有就是有，没有便是没有，一切有待新的考古发现予以证明。若是妄图以百分之百的、根本无出土地点，或者完全编造出土地点“出土”的假古玉虚构中国历史，则不仅可笑，而且有罪矣。中国史前玉器固非中国史前文明之全部，然而却是古中国文明的精华。
在收集古玉资料的过程中，每见国外所藏之中国古玉，远较国内之博物馆收藏为多、为好，痛哉惜哉！八千年文明之精华，竟多为外人所得也。然而这些流失的古玉，断不可收回，亦不必赎取，须知遗失其出土地点之物，几乎毫无考古研究之价值可言也。如今赖洋人代为保管，反比放在中国好，直到新中国之人人皆知保护文物之重要意义，一百年以后，只要国人努力，不需出一分钱她们就能回归。故本人不藏古玉，知其藏之无益也，古玉的价值在于对历史之研究，纵使个人收藏千百，亦并无价值可言。盗坟者罪不可赦，盗祖宗坟者罪不可赦，盗祖宗坟掘取文物卖与外国人者罪不可赦，天诛地灭之。今后凡有向读者诸君兜售出土文物者，其人非奸即盗也，亦或其物必假也！谨告之。
七十年前，傅斯年先生首创“夷夏东西论”，谓东方民族为“夷”，而西方民族为“夏”。余试探中国之上古史，初信之，后疑之，至今遂不以为然。4000年前，中国之人并无夷夏之区别，因为“夏”既为中国，则中国之未立，又何来夷夏之分？故“夏”之概念，实起源于夏后氏初创中央帝国，此为中国国家体制之始也。故中国之既立，有“夏”，同时也就有了“夷”，而所谓夷者，中央帝国之四邻也。夷与夏，本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关系，故无有夏，则必无夷，反之，若无有夷，则必无夏也。本博试论华夏文明之起源，而非论华夏文明之本身，以古玉为线索，或者为本博之首创？果真如此，则幸甚之至也哉！夏后氏首创中国，居功至伟。夏者，国家也，大夏终结了数千年之部落联盟体制，中国人至此始得有夏，有国家。又华者，文明也，非有文明强大之国家，则更无“华夏”之谓也。以此论之，夏帝国是华夏，商帝国是华夏，八百年东西两周，亦是华夏也。所谓华夏文明，乃是古中国诸民族诸部落文明之大创造、大交流与大集合，实为我中华各族人民之所共创也。煌煌中华，悠悠古国，千秋万代，长命不绝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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