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简要梳理了近十年（2000~2016）来山西旧石器考古发现和研究概况，总结出一些山西旧石器发展特点，初步分析了制约山西旧石器发展的因素，指出山西旧石器今后必须加强对后备人才的培养，同时联合全国同行的力量，除了继续在原有工作区域开展阶段性、立体式工作外，还需在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行山西麓以及中条山南麓等旧石器考古与研究薄弱地区展开调查、发掘和系统研究工作。
前
言
近十年来山西旧石器考古发现
本世纪初，王建、王益人先生曾对山西旧石器考古与研究进行全面回顾，梳理了山西过去近八十年的旧石器考古发现，总结上个世纪山西旧石器研究特点，在展望部分，他们指出，21世纪，山西旧石器考古应该加强区域文化研究，针对不同区域展开长期而系统的旧石器考古与科研工作，重视多学科综合研究，同时，建议加强我国旧石器考古基础理论研究，建立一套统一而完备的田野考古模式和学术研究操作规范。
自此十余年已过，山西旧石器考古有了一些新收获，学术研究取得了一些新成果，很有必要对这十多年的成果做一次归纳总结，以便了解山西旧石器考古这些年的进展与工作特点，作为后续开展野外工作与深入研究的基础。
从区域划分的角度看，十余年里，山西旧石器考古区域的分布情况是：吕梁山南端，以柿子滩S1地点为中心的遗址群的大规模调查和重点发掘；汾河谷地，集中在汾河中下游，以丁村遗址（54：100地点）为中心的丁村遗址群；太行山西麓南端，以陵川县为主要区域的洞穴遗址的调查与试掘。
1、吕梁山南端
1980年代柿子滩遗址被发现，并进行试掘，收获显著。
进入2000年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为主导，在吉县清水河两岸进行拉网式野外调查，核查、新发现旧石器晚期地点25处。2000~2007年，前期，选择20个地点试掘，确定了以高楼河为中心的旧石器晚期遗址分布区；后期，重点对S9、S12、S14、S24等地点发掘，四处地点不仅出土数量庞大的石制品、动物化石、烧骨、烧石、石磨盘和棒、鸵鸟蛋壳装饰品等，还在S12A清理用火遗迹3处，S12C清理1处，在S14地点清理用火遗迹17处。
2009~2010年，配合临吉高速公路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文博学院、吉县文管所联合，从大田窝村至高楼河村一线6公里范围内展开大规模考古调查，新发现旧石器地点近50个，重点对S3、S5、S13、S26、S29、S47、S67等发掘，S29堆积厚、文化遗存丰富，出土各类文化遗物极其丰富，并清理出用火遗迹285处。发掘显示，以S29地点为中心，柿子滩遗址群的又一个人类活动中心区域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与上述发现相匹配的发掘简报大多数已经发表（2009~2010年配合基本建设的野外工作除外），此外，研究者对遗址出土的部分器物进行了功能分析，探讨粟作农业起源，分析穿孔器的钻孔方式及穿系方式等，这些研究都与微痕实验数据分析与比对密切相关。也有个别属于基础性研究，主要是楔型细石核的类型学分析，并讨论吕梁山南端细石器文化与太行山西麓细石器文化传统问题。
研究者就S9地点出土石磨盘和棒实现了对其表面残留物提取及淀粉颗粒分析，结果表明这类石质工具主要加工草本和栎属植物，同时石磨盘和棒微痕分析结果与先期试验数据比对，显示它们也用来研磨颜料和磨制装饰品。这类石质工具的功能较为多样。通过对石磨盘棒功能分析，结合S9地点的工具类型、绝对年代数据等，研究者得出了值得关注的结论：占据S9地点的史前人类已经出现了半定居模式，而且处于粟作农业起源初始阶段。无疑，S9地点可作为探讨黄河中游农业起源的核心区域之一。
柿子滩遗址群数量上的扩充和丰富的文化遗存表明，吕梁山南端毫无疑问是山西旧石器考古现在与未来开展野外工作的重要区域，也是探索华北细石器文化发生、早期现代人流动、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等学术课题的重中之重。与吕梁山隔黄河相望的是陕西黄土高原南段，宜川县龙王辿遗址与柿子滩遗址遥遥相对，文化遗存面貌呈现出较高一致性。柿子滩遗址东北方向，有同样处于吕梁山南端的细石器文化遗址——薛关遗址，文化面貌与柿子滩遗址有相似也有差异，年代与柿子滩S9地点相当。从已有发现看，黄河两岸黄土高原南端，可划出一个细石器文化圈。这里将是进行细石器文化研究的重要区域之一。
柿子滩遗址S12A地点发掘现场
2、汾河谷地
汾河谷地发现的旧石器遗址比较集中，一个是汾河上游古交旧石器遗址群，一个是汾河下游襄汾丁村遗址群，此外在靠近黄河左岸处，有零星旧石器地点。
古交旧石器遗址群自20世纪调查，并对其中的后梁地点试掘后，此后并未开展更多工作。2013年古交遗址群的王家沟和后梁地点被批准成为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古交李家社和石千峰地点核查，获得少量石制品。
2012年12月，在襄汾县上鲁村石沟砂场发现属于同一件人类枕骨化石碎片两块，2013年4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中心王益人研究员等前往石沟砂场考察，决定对这里实施抢救性发掘。由此，拉开丁村遗址群新世纪野外工作的序幕。
2013~201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为主导，沿汾河两岸并向原来丁村遗址群范围东北往南方向黄土台地扩展，一边对石沟遗址抢救性发掘及周边调查，一边在襄汾县城南大运路周边开展大规模调查，并选取重点区域如老虎坡、九龙洞、过水洞等发掘，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重点体现在两大方面：1，在黄土台塬地新发现旧石器地点50余处；2，改变了对丁村遗址文化遗存的埋藏认识，由原来的河流搬运埋藏到原地黄土层堆积，由此，在新发掘的地点中发现人类打制石器现场等现象就成为可能——九龙洞遗址A和B区均发现了人类打制石器现场；老虎坡清理出疑似石铺地面或原料储备区。
丁村遗址群范围老虎坡遗址发掘现场
野外工作开展的同时，以王益人研究员为首的丁村遗址考古队及时整理出土资料，争取尽快将发现成果以简报形式先报道出来，并开展了丁村遗址群埋藏环境预研究等。
丁村遗址发现六十周年时，由王益人研究员主编的《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1978~1980年丁村遗址群发掘报告》正式出版，陈淳先生高度评价该报告是“继往开来的鸿篇巨制”，是“旧石器考古研究一座新的丰碑”。这部报告全面披露了丁村遗址1978至1980年全部地点的石制品测量数据及简图，为考古界同行乃至对旧石器感兴趣的人提供了最详实的检索资料，报告内石制品分类方法亦是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参考和借鉴。
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1976-1980）发掘报告
3、太行山西麓南段
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曾是太行山西麓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的黄金期，此后却陷入沉寂。2012年以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重新启动了对太行山西麓旧石器考古工作，工作重心主要放在了晋东南，其一，陵川县附城镇丈河流域旧石器地点调查，部分洞穴遗址小面积试掘；其二，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在沁水盆地的下川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以便建立深入、系统研究下川遗址的基础。
2012年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陵川县西瑶泉村调查，试掘后河洞和麻吉洞陵川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共出土各类石制品、动物化石、烧骨、烧石和石块等近3000件，在后河洞清理出一处残留用火遗迹，麻吉洞清理出四个灰烬层。与之相关的简报和石制品综合研究已初步完成。
2014年，杜水生教授等在下川盆地的富益河圪梁和牛路地点发掘77平方米，出土了楔形析器、圆头刮削器、石叶、细石叶、石磨盘、砍砸器等，清理火塘6处，发现大量用火遗迹。经过对挑选的木炭样品进行年代测定，获得13个测年数据，由此可知下川这两处地点的年代最早可追溯到距今4万年前，最晚可能延续到了距今1万年前。
太行山西麓南段自北而南发现了十处旧石器洞穴遗址，还有多处旷野地点，其文化时代几乎全部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检索这些遗址或地点，以晋东南盆地的晋城地区最为集中，然而多年来整个太行山西麓的旧石器考古和研究工作几乎完全停滞，重新启动该区域的旧石器调查、主动课题式研究，是迫在眉睫的事。杜水生教授在沁水盆地的发掘与研究就属于主动课题式。
除了前述三个大区域，西侯度遗址2005年的发掘及后续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值得关注。
山西旧石器考古研究特点
经过简要梳理，山西近十年来旧石器考古与研究工作具有明显特点：
1、以某个区域为主，集中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无论是吕梁山南端以柿子滩遗址群为中心，还是汾河谷地以丁村遗址群为中心，都是大规模调查与探沟式试掘和重点地点的发掘相结合，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一方面新发现的地点不断增加，一方面出土文化遗物不但数量增长，质量上也有突破。这也反映了我国考古学发展的新特点。
2、以某个区域为主，相关研究不再满足于撰写报告或简报，更追求对考古资料的深入阐释。遗址埋藏学研究、石质工具的生产全过程分析、遗址年代学深入研究等等被引入到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研究中，不仅注重出土器物分析，也重视与之相关的背景（context）探讨，立体式、系统式研究正成为旧石器以至我国考古的新理念。
3、借助实验、微痕分析等手段，同时借鉴、吸收国际上的石器研究方法，对考古学材料转向了更深层次的分析与阐释，一步步实践着透过考古学材料见远古人类的考古学研究目标。由此，对遗址，对石制品、甚至是动物化石标本，都获得比以往更多的认识，取得创新性成果。
野外工作与室内研究同时拓展了考古工作者对区域内遗址群——实质上是对古人类活动及行为方式的认识。
小结与期望
很显然，近十年特别是近三年来，虽然太行山西麓南端也做了一些工作，中条山南侧靠近黄河岸边也有零星发掘，但是山西旧石器的侧重点在汾河流域和吕梁山南端。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行山西麓中段及周边区域，曾有不少重要的遗址被发现，有些还进行过发掘，如许家窑遗址、峙峪遗址、后沟地点，可在进入新世纪后，这里的旧石器工作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不得不承认这是山西旧石器考古人的遗憾。这些区域未能开展工作，受多种因素制约，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力量欠缺。加强旧石器后备力量培养，创造良好环境促进旧石器研究人才成长是山西旧石器未来发展的真正推动力。
山西旧石器遗址或地点的数量居全国之冠，从旧石器早期到中期到晚期，均有代表性遗址，在探讨人类起源与演化、早期现代人起源及流动、细石叶工艺发生、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等等学术前沿问题上都非常关键，山西也是讨论我国北方旧石器晚期工业多样化的重要区域，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向外延伸出多个子课题。因此，加强山西旧石器考古与研究是每个旧石器人的使命。
太行山西麓旧石器洞穴遗址和旷野遗址发现数量多，迄今仅停留在对代表性资料的报道外，石制品类型学研究、太行山旧石器文化分期分区研究等基础性研究极为薄弱。不仅如此，几乎全部遗址的考古学资料都属于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调查或试掘得到，其所包含的埋藏学、人类行为等相关信息几乎为零，“资料老化”程度可想而知。太行山旧石器文化的整体面貌、各遗址之间相对早晚等年代序列也不清楚。史前考古学分期分区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领域研究，针对考古学资料相对匮乏区域，陈星灿研究员曾指出，“应将重点放在寻找发现旧石器遗址地点方面。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定性描述，更应注重应用技术类型学、定量分析等方法技术，以更客观地总结不同地区文化特点及其脉络。”?太行山旧石器文化应首先把基础研究做起来，其后才可以开展更深入的工作。
未来，期待山西旧石器人联合更多同行力量在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行山西麓、汾河上游等区域，也能实践如柿子滩和丁村遗址群类似的野外工作模式，开展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不仅如此，在原有的区域仍然能将工作阶段性、系统式进行下去。
（文章来源：《文物春秋》2016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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