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该篇为《世界小史》末章，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再版时所加。
一个人从书本里学到的历史与自己经历的历史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还记得吧，我在前几页里，把对人类历史的观察，比喻为在高高翱翔的飞机上观察世界。我们在时间之流的岸边，只能看到一丁点儿细节。不过你也已经读到了，如果有一个波浪向我们扑面而来，从近处看时，这河流会显得大不相同。有些东西可以看得更清楚，有些则完全看不到。
在我这里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前面的一章是以1914到1918年可怕的世界大战结束的。我虽然经历过它，但战争结束时，我也才九岁。所以说，我写出来的，也都是我从书本里读来的历史。
在这最后的一章里，我很愿意描写一点儿自己真正经历过的事情。对此思考得越多，我就越觉得特殊。自从1918年以来，世界发生了太多变化，但是有些变化来得如此不动声色，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一切都好像自然而然发生似的。
比如，当时没有电视和电脑，没有宇宙飞船和核能。但是，最重要的变化人们往往特别容易忘记，那就是，今天地球上生活着的人口比我童年时可多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地球上的人口大约是二十亿，现在则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还要多。这么大的数字，人们不容易形成概念。那么，我们来这样想一下：赤道的一周正好是四万公里，如果人们在一个窗口前排队的话，大约每米站两个人，那八千万耐心等待排队的人可以绕地球一圈。这就是说，当时的人口够绕地球二十二圈，现在全球人口有四十五亿，足够绕地球五十圈。
在人口增加的这些年里，我们生活的地球，在不经意之间变得越来越小。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变小，而是技术，尤其是飞行技术，将各地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当我在飞机场时，机场的广播接连播出飞往新德里、纽约、香港或者悉尼的航班信息，当看到成群的人准备登上这些飞机，我经常就会回想到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那时候，人们会指着一个人说“这个人去过美国”，或者“这个人去过印度”。
现在，这个地球上很少有什么地方是人们不能在几个小时内到达的。即便我们不会去某些遥远的国家，它们也比我青少年时代显得离我们更近了。如果世界上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读到，会在收音机里听到，会在电视新闻中看到。古代墨西哥的居民肯定不知道耶路撒冷曾经被摧毁，当时的中国人可能也不知道欧洲三十年宗教战争带来的后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人们称之为世界大战，就是因为那么多国家和民族都卷到战斗中去了。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到处都是到达的消息都是真的。我自己的经历就表明，不能对报纸上读到的内容都信以为真。我想举个例子：我自己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我以为人们讲给我听的内容都是可以相信的。也正因为如此，前面的“瓜分世界”这章并非像我自己希望的那样，完全没有倾向性，尤其是在最后写到美国总统威尔逊时，事情并非如我当时以为的那样。我描述的情形是，威尔逊似乎对德国和奥地利有所承诺，但之后并没有坚守承诺。我确信我的回忆是正确的，因为我当时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后来也只记录了人们普遍相信的东西。我本来应该去查验一下，尤其在写历史时，这是必须要做的事。简单地说，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初已经提出了和平建议，这没错。但是这件事情的关键是，德国、奥地利和它们的盟友当时还寄希望于打赢战争，因此完全忽略了这个和平呼吁。直到十个月以后，当他们付出重大代价，快要输掉战争时，才想到去接受那个和平建议，可惜为时已晚。
我的错误有多么严重，多么令人感到遗憾，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在战败国的民众当中，人们普遍相信是因为一场骗局让他们坠入了悲苦之中，带有野心的煽动总是特别容易将失望转化成愤怒和复仇的渴望。我不太愿意点出这个煽动者的名字，但是每个人都知道，我在这里首先想到的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
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曾是一名士兵，他也确信，如果没有这个恶意欺骗的话，德国军队不会失败。不光是威尔逊本人，整个敌人的宣传都让留在家乡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最终对前线的士兵置之不顾。希特勒认为，人们应该做的，是在宣传上胜出敌人一筹。他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公众演说者，大众蜂拥着朝他涌去。他尤其懂得在鼓动大众方面，最有效的莫过于将一头应该为他们的苦难的替罪羊牵到大众面前，而这头替罪羊就是犹太人。
关于这个古老民族的命运，我在这本书里曾几次提到：他们自愿出走；他们在耶路撒冷被毁掉以后，无家可归；在中世纪欧洲又遭受到迫害。尽管我自己就来自一个犹太人家族，但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我的有生之年，这种恐怖还能再度发生。
在这里，我还必须公开承认自己犯的另外一个错误——我在这本历史书里让这个错误溜了进来，几乎成了一桩丢脸的事。这个错误就是在“真正的新时代”一章里，读者可以读到的那个说法：当人们的思想从先前时代的血腥转移开始，当十八世纪的启蒙理念和理想被普遍接受认可时，真正的新时代才开始。当我写这些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再也不会出现人们自我践踏、迫害有其他信仰之人、刑讯逼供或者蔑视人权这种事。但是，那些我曾经以为无法想象的事情，却实实在在发生了。这样一个令人悲伤的倒退，几乎让人难以理解，不过也许年轻人来理解这些，会比成年人容易些。他们只需要在学校里睁开眼睛看看身边发生的事情就可以了：学生们变得越来越不耐心；他们会嘲笑老师，正因为老师穿了件不那么时髦的衣服，让他们觉得可笑。一旦他们对老师失去了尊重，魔鬼便被从瓶子里放出来了。
如果一名同学与其他人有些不同——可能是他的肤色、头发或者说话、吃饭的方式不同——就很容易成为牺牲品，他会被万般折磨、欺负。肯定不是全班所有同学都特别残忍或者没有怜悯之心，但是没有人会愿意成为一个扫大家兴的人，大多数人都是或多或少的跟风者，他们喊叫是因为别人也在喊叫，直到他们都快认不出自己来。
可惜，成年人的行为也好不到哪里去。尤其在无所事事或处境不是特别好——或者说自以为处境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他们就与那些实际或者假想的同病相怜的人聚集在一起，迈着同样的步伐走上大街，对着扩音器重复着完全没有意义的词汇，而他们还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我亲眼看到过，穿着褐色衣服的希特勒追随者们袭击维也纳大学的犹太人大学生。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希特勒已经在德国掌权。这个超级政权迟早会让奥地利政府成为它的牺牲品，只是时间问题。对于我个人来说，正好能够在1938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占领奥地利之前来到英国，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当时在我们那里也和德国一样，如果谁不把“希特勒万岁”当成见面的问候语，就有危险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很快发现，对于这类运动的追随者来说，罪行只有一种：对他们所谓的元首缺少忠心；美德也只有一种：无条件服从。每一条可能会让胜利早日到来的命令，都必须被遵守，哪怕它蔑视人性的准则。以前人类的历史上也肯定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些我在书里写过了，比如穆罕默德最早的追随者们。人们也认为，对耶稣会教士来说，服从比一切都重要。列宁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在俄国胜利时，我也简短地提到，那些坚信不疑的共产主义者也不会容忍他们的反对者。当他们不顾一切要达到自己的目标时，就会无所不做，哪怕是让上百万人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宽容从生活中消失了。这些国家的政客告诉普通人，在“瓜分世界”中，他们得到的太少，因为他们本来就有资格通知其他民族。他们要让意大利人记住，意大利人是古罗马人的后代，日本人有贵族的武士，德国人要记得古代日耳曼人、卡尔大帝或者腓特烈大帝。人类并不是平等、有同样价值的，就如同狗的品种，有些品种比其他更适合于狩猎，而德意志人是人类当中最好的品种，适合于统治的人种。
我认识一位年长且有智慧的佛教僧人，他曾经在演讲中对他的国人说，他想知道为什么：如果某个人说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强大、最勇敢、最天才的人”，大家都会觉得很可笑很丢脸，而当他把“我”换成了“我们”并告诉大家，“我们”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强大、最勇敢、最天才的人”时，在他的祖国就会有很多兴奋地鼓掌，称他为爱国者。这与爱国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一个人当然可以热爱自己的家乡，但是用不着去强调除了自己的家乡以外其他人都是劣等的无用之徒。但是，相信这种胡言乱语的人越多，和平受到的威胁越大。
这时还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让很多德国人失去了工作，战争似乎是一条最简单的出路：可以让失业者变成士兵或者生产军工产品的人，战争可以取消在凡尔赛宫和圣日耳曼宫签订的令人痛恨的条约。人们以为，西方民主国家，即法国、英国和美国，早就成了热爱和平的国家，已经软弱不堪，根本不会自我防卫。那里没有人愿意发生战争，这的确是事实。人们竭尽全力去表现出和平的意愿，避免给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口实。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借口总能找到，所谓的“偶发事件”也可以策划。
就这样，德国军队在1939年9月1日开进了波兰。我当时已经在英国，目睹了那里的人们有多难过，有多坚决要准备投入战争。这次，没有人唱欢乐的战争歌曲，没有人希望得到战争荣誉。人们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责任，因为必须用战争的方式来清除发动战争的狂妄。
当时我的任务是收听德国电台，将他们的广播翻译成英语，好了解这些广播在向德国人讲了什么、隐瞒了什么。因此，在1939-1945年的这六年中，我以一种齐特的方式经历了这场可怕的战争，可以说是“亲历”双方的战争，尽管方式有些不同。在英国，我看到了决心，也看到了艰难，看到人们对前线士兵的担心，看到了空袭的后果，看到人们对占据不定的忧心。在德国的电台里，我听到这是胜利的叫喊和恶毒的咒骂。希特勒相信宣传的力量，当战争最初两年的成果超出了最大胆的预期时，他的信条似乎得到了证实。波兰、丹麦和挪威、荷兰和比利时、法国、俄国的一部分以及巴尔干都被踏平，只有小岛英国以及欧洲边缘上的国家还在抵抗。但这种抵抗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了，德国电台在军号声中反复宣布，他们潜艇击沉了多少艘原本要向英国运送食品和武器的船只。
但是在1941年12月，日本不宣而战，偷袭并几乎彻底摧毁了停在珍珠港的美国舰队。1942年秋天，当德国军队在北非被击退以后，希特勒也向美国宣战。1943年1月，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受到俄国军队重创，德国空军被证实无力阻止对德国城市的可怕轰炸。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光靠花言巧语和大吹大擂是无法赢得战争的。当丘吉尔在几乎前景绝望的情况下接手英国政府时，曾经说过：“我能承诺的只有献血、汗水和眼泪。”也正因为如此，当他指给我们一点希望亮光时，我们相信了他。不过有多少德国听众真拿那些借口和承诺——那些我每天在德国广播中听到的——当一回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所知道的是，无论德国听众还是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德国人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在提到这个可悲的情况时，我不由得要提到前面写到的文字，也就是在讲西班牙的墨西哥征服者在那里实施暴行时，我曾写下的：“从那里开始，西班牙人以最残忍的方式，灭绝了美洲其他地区古老文明的印第安人。人类历史上的这一章让我们欧洲人感到如此震惊、羞愧，我还是对此保持沉默为好。”
我原本还是相对我们这个世纪发生的大暴行保持沉默，因为毕竟这本书是给小读者的，人们不愿让他们看到这些令人愤怒的事情。但是，孩子也有一天会长大成人，因此他们必须从历史中学会，通过煽动和不宽容，人是那么容易变成“非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在德军占领下的欧洲各国中，几百万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孩子，被从家乡驱逐，运往东部，并在那里被杀害。
关于这些情况，德国电台一点儿也没向它的听众透露。当战争结束（1945年），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被披露出来，我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几乎无法相信。可惜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这些可怕的罪行确确实实发生过。尽管这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这些事情不能被忘记，也不能被掩盖。这点很重要。
生活在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的人应该学会的是，尊重与相互容忍变得越来越有必要，因为通过技术上的改进，我们彼此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美国军备工业的实力储备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这也让英国和俄国从中受益，让战争的结束变得指日可待。尽管德国士兵在殊死抵抗，英国人和美国人还是在1944年的夏天登陆法国诺曼底，让德国挺进。同时，俄国人也在追击力量遭到削弱的德国军队，并于1945年4月到达柏林。这时，希特勒在柏林自杀身亡了。这次没有人谈什么和平协议。胜利者一直在军事上占领着德国，长达四十年之久。在德国境内，贯穿着一条被严格看守的边界线，东边是共产主义苏联的势力区，西边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势力区。
德国的投降当然并不意味着世界战争的结束，因为在此期间占领了亚洲大片地区的日本人还没有被打败。看不到战争何时会结束的美国人，使用了一个全新的武器：原子弹。
在战争爆发之前，我偶然遇到过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他谈到了丹麦伟大的科学家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发表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波尔讲到了制造“铀弹”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其摧毁力量将远远超过任何已知的爆炸材料。我们当时一致看法是：我们只能希望，人类历史上这样无与伦比的武器最多应该扔到无人岛上，以便让朋友和敌人清楚地看到，到目前为止关于战斗与战争的设想都已经过时。许多科学家在战争期间紧锣密鼓地为制造这样的武器而工作。他们也有着同样的希望，但这种希望没能实现。日本的城市长崎和广岛，成了这种难以设想的灾难的首批受难者。日本果真也因此投降了。
我们所有人都很清楚：有了这一发明，世界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对原子能的发现几乎可以与火的使用等量齐观。火能带来温暖和毁灭，但是与今天原子武器的毁灭性力量相比，火造成的毁灭几乎不足挂齿。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一发展不会被用来对抗人类。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两个大国——西方的美国和东方的俄国——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尽管他们都知道，使用这种武器的结果是他们自己也无法幸存。
当然与从前相比，如今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在战前还属于大英帝国的民族在这期间获得了独立，可惜他们并没有变得更互相容忍一些。尽管在地球上的不同地区，一直还有残忍的争斗和充满威胁的危机不断爆发，但自从1945年以来，没有再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一场世界大战将意味着世界历史的终结。这是一个很微弱的安慰，但毕竟是一个安慰。
当然，这一人类历史上的新情况，也让许多人去诅咒这类的科学进展，因为它们将我们推到了毁灭的边缘。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正是科学和技术让那些在战争中遭受毁灭的国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与其他国家同步，让那里的正常生活开始得比人们设想的早了一些。
在这里，我也想对我的书再加上一份小小的修改，补上一份错失，这是我心里很看重的。我在“人与机器”一章里所写的内容也许不是错的，但有些片面。的确，工厂作业取代了手工业，带来了很多困苦；但是我也应该提到，没有这样大规模生产的新技术，就不可能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不能给他们提供衣食住行。越来越多的婴儿来到人世，越来越少的婴儿在出生后夭折，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医学的进步，得益于供水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毫无疑问，欧洲、美国和日本不断增长的工业化，让我们损失了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它带来了多少福祉——对，是福祉。
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在我青少年时期，如果人们提到“穷人”时，指的是什么：不光是那些看起来与大城市的市民阶层有所不同的遭受困境的人，或者乞丐和无家可归的人，还有从穿着打扮上很容易辨别出的那些男女工人们。女工们最多有一条用来御寒的围巾，没有哪个工人会穿白色衬衫，因为太容易变脏。对，当时人们也会谈到“穷人味儿”，因为很多城市居民住在通风条件很糟糕的公寓里，顶多在楼梯间有一个水龙头。当时在市民阶层家庭（不光是在富人家庭里）一般会有一位厨娘，一位清扫工，通常还有一位儿童保育员。这些人在那里的生活条件会比留在自己家里好，但是也会有些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比如每个星期只有一次可以“出门”，他们根本就被当成了“仆人”。
也恰好在我的青少年时期，人们开始对这些情况有所思考，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法律将他们改称为“家政助手”。我来柏林读大学时，一些临街的房门上还经常写着“电梯仅供主人使用”，这令我非常尴尬。服务人员和送货员必须使用后面的楼梯，即便他们运送重物，也不可以使用电梯。
但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就像一场噩梦一样。现在欧洲和美国的城市里肯定仍然有穷困和穷人区，但是大多数工人甚至是失业者所拥有的生活水平，也比中世纪城堡里的骑士们希望过上的日子要好些。他们吃得好了，尤其是比以前健康，一般来说也比以前活得长。人们从一开始就梦想着一个“黄金时代”，可是现在，在这个“黄金时代”对那么多人来说几乎已实现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意识到这一事实。
在东方，苏联的军队在那里实现了共产主义制度，但情况有所不同，尤其是生活在东德的人们早已看到生活在相邻西方的人们过得比他们好很多，终于有一天，他们拒绝在接受这种经济制度对人提出的要求。就这样，1989年发生了无人敢想也无人敢信的事情：东德人强行打开边界，德国的两个部分统一了。这种情绪传到了苏联，那里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统治体系瞬间崩塌。
我当时用这段话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一章：“大家都在期待着一个更好地未来，它必定会到来！”它真的来了吗？对于我们地球上的的很多人来说，它还远远没有到来。在人口不断增加的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还存在与过去一样的种种艰难。就在不久以前，这种艰难在我们这里还被人为司空见惯、理所当然。但是，向他们提供帮助也并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因为在那些地方，像历史上一直出现的情况一样，悲苦与不宽容总是携手并行。由于信息传输得到改善，富裕国家的良心也让那里的人多少能感觉到一些。当远方的一个国家因为地震、泥石流或干旱造成灾害时，富裕地区成千上万的居民也会贡献出自己的财力，帮助那些受灾者。这种情况，以前还不曾有过，这也证明了我们有理由去寄希望于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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