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平潭，是因为这个岛屿很可能是法属波利尼西亚南岛语族向海外迁徙的第一块踏板。
——罗莱
考古人老范
↑福建省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范雪春（左一）与同事在龟山遗址现场
老范说他与平潭有缘，是与平潭壳丘头新石器遗址探秘结的缘。这处距今6000多年的史前遗址，是福建沿海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今年57岁的福建省博物院资深研究员范雪春，脸庞黝黑，身材敦实，总是背着一个巨大的地质背包，手执一把考古小手铲，用时下流行语说，已是专业考古三十年的“活化石”。
老范，这个醉心于史前调查研究的考古人，这次带了团队来平潭，一待就是一年。这一年，老范的团队在平潭展开了全岛田野考古勘探调查，发现了许多“宝藏”——14处以上的先秦遗址。其中，旧石器时代遗址3处，新石器时代遗址3 处，新石器-青铜时代遗址2 处，青铜时代遗址6 处。他说，基本上摸清了平潭主岛史前遗址的分布范围、规律和埋藏情况，取得了重大收获，填补了平潭没有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空白。
老范说，考古就像连接古今的时空隧道，置身其中，伸手就能触碰过去，触摸历史。对他而言，此次领衔平潭史前考古调查任务，一方面，是受平潭综合实验区之邀来考察平潭壳丘头文化遗址公园建设的定位问题；另一方面，来这里寻找史前文化遗存，探索史前先民殖民太平洋的动因和证据，即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这是他这些年一直在研究的国际性课题，平潭是他关注的一个区域，他认为这里很可能会找到第一批去征服太平洋岛屿的古代先民遗存。
2016年12月20日，深冬的平潭岛暖阳高照，福建博物院的考古车驶入平原镇，老范在车上对来自大洋彼岸的考古学家罗莱说，马上就到平原上攀村的龟山遗址了。
早在12年前，老范与罗莱就在平潭“并肩作战”过。2004年，他主持的中美联合考古队由福建博物院、美国夏威夷毕士博博物馆和夏威夷大学人类学学系联合组成。罗莱作为夏威夷大学人类学学系的教授，他在平潭参与了壳丘头遗址为期一个月的取样挖掘和玄武岩调查。
在龟山遗址试掘现场，罗莱与老范蹲下来，仔细察看。老范拿起一块陶片递给罗莱，并告诉他，目前从这个晚于壳丘头遗址3000年的龟山遗址，可以看出有3个文化堆积层，最上部这层文化层堆积是该遗址的主要文化期，陶片成片成层堆积，遗物非常丰富，器类很多，质地优劣参半。老范说，主要的陶片有灰色、灰黄色、灰黑色、灰白色、灰褐色、红黄色等色彩；纹饰则有素面的、绳纹的、方格纹的、回纹的等。
此次龟山遗址还有一个重大发现，生活器具可辨器形有釜、罐、杯、甗等。初步判断该遗址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遗址。
老范激动地说，龟山遗址的发现，证明平潭有大型青铜时代的聚落遗址，其面积可达数万平方米，而且从目前调查情况看，平潭北部从平原镇的西营至白青乡剑福村公路两侧都有古遗址，南北长达6公里，这是一个很大的古代聚落群遗址。龟山遗址下层很可能年代更早，这种有多期文化的古遗址太难得了，它让构建平潭史前文化发展的谱系框架成为可能，为探索史前聚落形态、聚落群之间的地理分布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证据，为壳丘头文化遗址公园的建设定位找到了科学依据，大大丰富了遗址公园的文化内涵，古人类生活场景的还原将更丰富多彩。
老范与罗莱围着这个长、宽约4米的方坑，反复研究着地表上的陶片与石器。老范兴奋地说，此次龟山遗址的文物更加讲究美观，器物的外观都有漂亮的花纹，说明先人已经掌握了比较高明的烧制技术。
“有一件钵形釜器皿，材质为夹砂灰黄陶，下腹局部有灼烧痕迹，造型为敞口，表面装饰为交叉绳纹，这样好看的器皿，是古人用来盛放食物的，真是‘高大上’啊！”老范说，在龟山遗址文物里，还有一个完整的陶杯，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经懂得用轮制的方法来制作陶器，这也是先民的智慧。通过出土的各类文物可以发现，龟山遗址的文物比壳丘头遗址的文物装饰更多样化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人类聚落有了大规模的发展，而这里距离壳丘头遗址不过1公里，说明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这一带一直是古人类居住的家园。
谈及此次考古新发现，美国考古学家罗莱说，就龟山遗址的现场来看，试掘土层的下层为贝壳等遗物，土层为贝丘层，陶片烧制粗松易脆，与壳丘头遗址相同，但龟山遗址出土的陶片质地坚硬，表面光滑，工艺也更好。
如同老范所言，此次发掘发现了很多不同时代的遗址，这为未来平潭建壳丘头遗址公园提供了多样的实物与遗址群落，同时也为研究海岛新石器时代遗址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各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探掘，平潭很可能是法属波利尼西亚南岛语族向海外迁徙的第一块踏板。”罗莱如是说。
说到考古，似乎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但揭开那层面纱的背后，是不为人所知的苦与累。
今年8月，老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南考古研究基地高级技师李水常，前往北厝村进行田野调查。李水常是此次考古团队中最得力的骨干，也是一个有着几十年考古经验的“大咖”。
他们在去北厝村祠堂后的路上，要穿过密林与荆棘，一边走一边探路，而炙热的阳光仿佛要把人烤化，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天空那么蓝，风景也不错，大家却没有时间欣赏，只想在这个山上找到新的遗址群。
平潭正在大开发大建设，抢救性的发掘刻不容缓，所以他们在全岛开展了地毯式调查。就这样来来回回走了近半个月后，老范的团队终于在山顶发现了一处贝丘遗址，有贝壳、陶片、石片、砺石、石砧等，这些石头遗物原料为灰色英安岩。英安岩也属火山岩，是玄武岩的一种。为什么说通过这些出土陶器、石器，就能断定它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呢？
老范说，陶片在断代上优于石器，因为陶器易打破损坏，所以更新频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器形被制作出来，我们通过这些器形的变化轨迹，就能判断其早晚变化的关系，从而很容易判定它的年代，而石器在很长时间里的变化不大，使用时间又很长，断代上价值不如陶器，但可以看出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北厝村祠堂后遗址出土的陶片，上面有刻划纹、戳点纹、压印纹、组合纹饰等。“这些陶器的纹路与此前福建发现的最早的6500年前的壳丘头遗址相似，经碳14测定，遗址距今约7000年，它还略早于壳丘头遗址，这就将平潭新石器时代又往前推了近500年。”
因此，可以认为这又是一个重要发现，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新石器时代距今7000年左右，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原住民开始向海外迁徙，这是南岛语族向海洋扩散的关键时间点。
19世纪20年代，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就开始了探索南岛语族的来源，经过考古界的缓慢考察，认为在中国沿海以及福建、广东粤东地区，为南岛语族起航的起点。
平潭壳丘头文化遗址，考古定性其为福州先民历史肇始的地方，是闽台文化之源，是目前福建省沿海地区发现最早的一处遗址，也是台湾海峡西岸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对于研究福建史前文化、闽台关系、南岛语族起源等问题都有重大意义。“壳丘头遗址记载了史前福建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依海为生、逐海迁徙的生活状态，同时也反映了另一部分迁徙到台湾或太平洋其他地区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如果要编制壳丘头遗址公园规划，一定把这个考虑进去。”老范说。
近三十年来，老范在现实与远古两个世界之间交替穿越，尝试解开远古时代的层层密码，也希望从历史的遗存中解读其中的诸多含义。他和福建省博物院的同事们，走遍了福建各个地界，探索这片沿海地域的前世今生。
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羊泽林是老范的同事，在平潭挂职一年了，这次平潭全岛的史前考古田野调查，与他前期详细的书面考古报告分不开。羊泽林如是评价老范：他所主持的10多项考古发现填补了福建史前考古领域的空白，他还积极探索国际学术界的热点课题，主持、参与完成36项福建考古发掘项目，被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4处，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1处。特别是2009-2011年发现并发掘的漳平奇和洞遗址，填补了福建乃至中国东南区域史前文化的空白，被评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老范想把这一次平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系列考古，作为自己退休前的“收官之作”。
在存放考古遗物的仓库里，我们见到了此次的考古成果。老范开玩笑地说：“很多人总把考古等同于‘挖宝’，实际上，我们拿着一把手铲、小锄头，挖啊，刨啊，为的就是有新发现。虽然挖掘出土的大部分是不起眼的破陶片，而非绝世珍宝。然而，这些‘古代垃圾’在我们考古人的眼里，就是‘宝贝’。考古工作者的职责就是从最普通的迹象和物品里抽丝剥茧，还原我们祖先的历史和文化。”
这些考古遗物年龄都在3000年以上，确实称得上“宝贝”。
做考古，除了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对文物的热爱、责任心，这是考古人必备的。老范说，考古人有一个雅称“中国最基层的知识分子”。是的，从地下到地上，漫长艰苦的野外工作，与文学、影视作品里描写的惊险刺激好玩沾不上边，更多的是长年累月在野外风吹日晒，重复着跋山涉水、挖土、刮面、画线的动作。
范雪春进大学时选择的是历史系，却没想到入学不久就被分到考古专业，误打误撞学了考古，竟成了他终身的职业。不仅野外勘察时极耗体能，室内的整理更是枯燥乏味，但这是考古人每天结束野外的活计后必做的工作：对出土文物进行修复，每一件文物的清洗、描述、建档、撰写文字说明、绘图和照片拍摄，细致而繁琐，最终汇成成果。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赵辉先生曾说：“考古，是一种生活方式。”“我非常认同，这次在平潭考古，单单清洗陶片、石器与贝壳类的遗物就有几千件，还要分类、列表、记录，这就是我们考古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了解古代先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方式，从而揭示我们的出身、文化认同、民族形成与根源。”老范说。
都说考古是探索文明的一盏灯，考古者就是持灯的人。老范说，愿意一辈子做那个手执考古铲的持灯人。
来源：平潭时报
记者 余小燕 李序拓/文
记者 林映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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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丫丫 监制：张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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