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字在陶文中都可看到：
(双墩遗址陶文刻符)
(河南殷虚出土陶器刻符)
河南殷虚陶文刻符看得更为清楚，鱼和网都在其中，第三行左数第五个符号是网，而第四行从左向右数最后一个刻符是田，两者的写法是完全不同的。
从陶图到甲骨文，都可以看出，网字与田字是区别清楚的，所以甲骨中的网字应当肯定，田字方正，与田字相比，网字形多样，字形一般不是方形，常有开口或是表示拉索的笔划附加在上。
这里要顺便提到关于良渚文化陶文的一段考证，下图是浙江余杭南湖1987年出土的黑陶罐，编号是873-658。也是良渚文物。上边有八个符号。陶文释读是：
朱旗戔石，网虎石封。
其释读的根据是：第一个符号从形状上判断与甲骨文中的“朱”字类似。因为上端作枝叶形，下端作根形，有膨大部分，中间用三横笔标识。第二个符号上端作枝形，下端仅有膨大部分而没有根形，中间向右有一长方形，形如旗，与甲骨文“旗”字接近，只不过在甲骨文中这个字没有右边的“其”部。第三个符号象两个戈形兵器相对，左方的形制完全，与良渚文化的钺相似。右方的较为简略，前端朝下，这个符号的结构像甲骨文中的“戈”字。第四、七两个符号形状相同，都是上曲下直的弓月形，这个符号与中国博物馆所藏的琮底部符号相近，应当释为石。联系到商代妇好墓所出石磬上的铭文“妊竹入石”中的“石”字，形状大抵相同。第四至第五符号之间的直竖锯齿状线，被认为是分隔符号。第五符号是方格网形，与甲骨文的“网”字相似。第六个符号是兽形，状同于甲骨文的“虎”字，只是甲骨文中的“虎”字单耳两足，而这个符号是四足而已。其四足朝天，表示被网获。第八个符号，上端为枝形，下端有膨大部，曾见于弗利尔美术馆所收藏的良渚文化壁和大汶口文化的陶器，释为“封”字。这样，李学勤先生解释为：
“朱旗”是红色的旗子，在此可能为族名或人名。“戈”读作“践”，意思是行、往。“石”是地名。“封”，训为境。所以“朱旗戔石，网虎石封”的意义是：朱旗去到石地，在石的境界网捕老虎。用网捕方法捉虎，见于甲骨文，如《殷虚文字缀合》387。1
笔者曾经对于余杭黑陶刻符发表过不同的看法。对于所释的八个字，笔者认为，如果从象形文字，也就是与商周甲骨文不同的文字系统（商周文字是表意文字系统）出发来看，这二组刻符从罐口向下看，从右向左可以分别释为两组：
（第一组为）男 女 孩 釜 丝，
（第二组为）网 犬 玉 箭。
这其实是两组相联系的文字而非图形，表达了完整意义的语句而非文字画。上组是五个文字，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这两个形象之间的区别十分明显，女性形体较小，而且有不同的饰品，男性体格较大，刻符也不同。中间一位是一个大人与儿童，大人与女性刻符相同，只是坐状，表示是老人在照看儿童。这个字可能有普遍性，与中国古代文字中的“孩”有相近之处，表明各民族的思维与表达是相近的。第四为古代的家居生活最基本的用具釜。最后一图是“丝”，表达出吴人很可能当时已经有了丝织活动。这一组总体上是家居生活场景。下组是四幅图，依次为：一张网；一只犬；一块石刀，一枝箭，表达了狩猎与捕鱼活动，可以说是吴地渔猎生活的典型。3
聪明的读者可以看出，笔者这里所突出的是渔猎生产状态，以刻符来解释，而不愿以成系统的文字来释读。此外，将图中动物看成是犬而不是猛兽。
现在笔者对这幅图及李学勤先生的解释作一个补充，从典籍记载来说，网捕猛兽是完全可能的，特别是在渔猎时代，人类尚处于自然界中的弱势，各种猛兽会危及人类安全，而当时尚没有强有力的武器，以网捕之也是重要手段。所以李先生的解释是完全有道理的，与笔者的解释并不冲突，可以互相说明。
无论南方与北方，这些遗址共同之处在于：主要生产形态是渔猎，我们可以想象，在中华大地星罗棋布的文明，特别是在黄河长江流域，已经具备了相当发达的渔业与猎狩，人类在自然中不再受到野兽的威胁。我们在各文明遗址中，没有发现被野兽所伤害的人类骨骼，也没有发现与人类同在一起的猛兽骨。这说明，当时的社会中，人类已经基本控制了自然，可以自由的居住生活。
同时，也可以看到，农作物的栽培与陶器同时产生，遗址中有野生水稻与栽培水稻两种植硅石，这也是最早的农业栽培记录，中华民族的先民们是在栽培水稻的同时，开始了陶器制造。这是黄帝与神农氏时代发明种植、制陶和蒸煮熟食的文明证据。
遗址较多为山洞，是从穴居向房屋的进化过程之中，这是中国的特色，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中国不同，其房屋建筑较早，陶器与房屋几乎同时出现，在距今９０００年到５５００年的耶莫文化(Jarmo Culture)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中国相近的粗糙早期陶器，只不过这里的房屋建筑已经相当发达，村落形成。两河流域的陶器直到３０００年后才出现了突变，从粗糙陶器转变成了精美的陶器，这就是哈拉夫文化(Haraf Culture)的出现。
这是一个从石器和骨器向陶器过渡的时期。当然，石器与骨器并不会随着陶器的出现而完全不用，但是，陶器的出现将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取代石器与骨器，两者之间并不对立，当然存在一个石器、骨器与陶器并用的时代。这一特点不仅出现于中国，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古代印度文化也基本相同。
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陶器比较粗糙，烧制简单，又有三个共同点：其一，陶窑的出现是陶器历史上的重大技术进步，烧陶从平地烧制或是封土烧制转为窑烧，意味着专业烧窑的出现。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陶窑是在裴李岗文明遗址发现的，这是一种横穴窑，堪称中华第一窑。不过至今１００００到８０００年前的多数陶器不是窑烧的，是平地烧陶，这是最早工艺的特征之一。其二，陶土不纯，陶土中含砂，这说明当时陶工选料受到条件的限制较大，就地取土，比较随便。陶土中含有砂土或有机质，所以烧后的陶中有夹炭和砂石。这也说明，陶器制作是自发的，首创的，不是利用了外来的经验。
陶泥文明，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初露端倪，在其中期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
注：
1 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吴文化历史背景的一项探索》，见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吴地文化一万年》，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2－13页。
3 参见笔者为吴恩培《勾吴文化的现代阐释》一书所写的“吴文化起源与文化对话（代序） ”，吴恩培《吴文化的现代阐释》，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关于这一组文字的解释，笔者在有关吴文化研究的其他文如“于吴文化的源起”，（《寻根》，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６期）等处讨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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