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门是正阳门城楼和它南面箭楼的统称，是明清两朝北京内城的正门，因其位于皇城和宫城的正前方，人们也称其为“前门”、“前门楼子”。它始建于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原名“丽正门”，明正统年间改名“正阳门”，这一称呼一直沿用至今。正阳门历明清两朝，四次毁于火灾，又四次重建，见证了几个世纪的国运兴衰、朝代更替，是很多老北京人最为深刻的城市历史记忆。
正阳门城楼旧照
三桥、四门、五牌楼
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正阳桥和五牌楼以及正阳门瓮城内的关帝庙、观音庙共同构成了一组布局合理、造型庄严、气势恢宏的建筑群，其建筑规格高于内城其他八门，素有“三桥、四门、五牌楼”之说。
正阳门五牌楼旧照
三桥是指箭楼正南前方护城河上的正阳桥。它其实是一座石拱桥，但宽阔的桥面被栏杆分隔成三路通道，居中的通道正对着箭楼门洞，称为御道，只有皇帝才能通行。四门是指正阳门共有四个门洞，即城楼门洞、箭楼门洞、瓮城两侧东、西闸门各一个门洞。内城其它城门只有城楼门洞和瓮城单侧闸门的门洞，而它们的箭楼皆无门洞，只具备防御堡垒功能。五牌楼的名字缘于正阳门是五间、六柱、五楼的建筑样式。在明代，京城九门都建有牌楼，但正阳门的牌楼规格最高，有五个开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藏清代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关于正阳门牌楼奏销黄册内，不仅详细记述了修葺牌楼所用工料开销，还明确记载了正阳门牌楼的建筑规制，如牌楼正中面阔三丈一尺，二次间各面阔二丈二尺六寸，最小的两间均面阔一丈七尺七寸……这些数据为我们今天对正阳门牌楼的修缮提供了历史依据。
乾隆二十七年总管内务府呈正阳门牌楼工程奏销黄册
四毁四建
正阳门城楼自建成后曾四次被火，四次重建。第一次在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第二次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第三次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第四次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清代档案中较为完整的保留了清代三次修缮正阳门的情况。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正阳门城楼失火。乾隆皇帝命英廉和和珅监督，同年十月完工。然而，此次重修并不顺利，因采用砖石材质斤两沉重，修好后的箭楼和门楼未及几个月竟出现了闪裂的情形。乾隆皇帝对监修官员进行了处置，并要求监修官员赔付50%的工程款，其中作为第一责任人的英廉赔付35%，其余监督官员赔付15%；另一督办官和珅因修城门时在热河，并未督工，不予追究，但和珅仍主动上奏请旨赔付。
乾隆四十六年总管内务府为正阳门楼闪裂查议监修大臣事奏折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二月，正阳门外东月墙铺户起火，火势漫延，殃及正阳门第一层箭楼。由于“明年修复方位不宜”，道光皇帝指派内务府大臣迅速勘估兴修，务必要赶在立春之前开工。
光绪三十二年户部右侍郎陈璧为增加正阳门楼维修工程经费事奏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对于当时的清王朝来说是个多事之秋。这一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正阳门城楼和箭楼被重炮轰击，雪上加霜的是驻扎在城内的印度军又不慎把正阳城门彻底烧毁，只剩下城墙和门洞。清政府为此投入巨资修缮正阳门。这次工程分了两个阶段，历时六年之久。据负责此次修缮工程的户部右侍郎陈璧估算，约需花费白银四十四万三千两之多。这对于当时内忧外患、国力凋零的清政府来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从各省筹解工程银两。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各省陆续解到银五十二万三千四百八十八两零三钱。第一阶段以修缮正阳门门楼为主，至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阙楼、堆拨房、将台、千斤闸等工程均已报竣”。门楼修缮完成后，剩余的银两便用来修东西闸楼。
光绪二十九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为承修正阳门城楼工程择吉供梁事奏折
正阳门内两座庙
正阳门内越城东边建有观音庙，西边建有关帝庙。在京城九门之中，唯独正阳门旁建了两座庙，这说明正阳门的规格等级之高。
根据一史馆藏档案记载，观音庙在乾隆十年（1745年）由官方耗银两千九百二十一两进行修缮。修缮后的观音庙有大殿三间、后殿五间、东西配殿五间、碑亭一座、焚锦炉一座。关帝庙为私庙，由庙内住持道士自行修理。直到道光八年（1828年），道光皇帝在关帝庙拈香后，该庙才由官府出资修葺，并每月给香银三两。
道光八年掌仪司为每月添给正阳门瓮圈内关帝庙香供银两数目事呈稿
清代皇帝在天坛或先农坛祭祀完毕，经过正阳门时稍作停留，到关帝庙和观音庙拈香。据光绪朝实录记载，光绪皇帝曾到正阳门的关帝庙和观音庙拈香达68次之多，大都是在先农坛行礼，在圜丘祭天，去皇穹宇拈香等事毕之后。这从侧面反映出面对日薄西山的清王朝，皇帝无力回天，只能将国泰民安的希望寄托在神明的护佑之下了。
正阳门作为京城九门中地位最高的城门，有关它的传说和史事记载很多。这也印证了一座城门和一座城市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修葺一新的正阳门依旧屹立在那里，继续见证着历史和我们时代的进步。
如今的正阳门城楼和箭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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