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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是我国散文的滥觞时期，散文的起源很早，它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及西周的钟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已经具备了散文的原始形态。《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在叙事状物、刻画人物、语言铺陈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标志着叙事散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
一、殷商和西周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在上古时代已经萌芽，经过漫长复杂的衍化，到了殷商西周时期，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的出现，标志我国古代散文已走出上古的混沌状态，开始步入起步阶段。
（一） 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
甲骨卜辞作为史学与文学的珍贵资料，其发现与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了。1899年，首次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是殷商时期的遗物。殷商西周的甲骨卜辞，原是商代和西周帝王、贵族占卜时简短的记录，一般用龟骨、兽骨将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吉凶应验情况，刻在甲骨之卜兆旁，一般只有几个到十几个字，长的百多字。卜辞内容庞杂而丰富，有预测祸福、判断吉凶之类，有记述邦国先王，也有表现日常生活的，这些反映殷周时代社会生活的卜辞，后人将之看作是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
与甲骨卜辞一样，未经后人加工的殷周铜器铭文是殷商和西周帝王、贵族镂刻在青铜器皿上的文字，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铭文属于当时的官方语言，风格多庄重典正，文句古拙板滞，大部分为散体，少数有韵。但与甲骨卜辞相比，周代铭文字数增加了，内容复杂了，不仅有记事文学，还出现了与《尚书》诰命类似的记言文字。
（二）《尚书》的文学价值
《尚书》意即上古之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先秦时称《书》，汉以后，改称《尚书》，后儒家尊之为经典，列入“六经”，故又称为《书经》。《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等四部分。其中，《虞书》、《夏书》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而《商书》和《周书》则主要是商周时期的官方文献，基本可以代表当时的散文发展水平。
《尚书》集中汇聚了上古时代的统治意识和施政经验。其核心思想是商、周时代的神权政治观念，此外在《周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周代统治者重视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保民”的口号。《尚书》文体包括典、谟、誓、训、诰、命等，这也是古代早期的散文体式的雏形，虽然文字艰深，古奥拙朴，晦涩难懂，但它对汉代以后的官方文件有一定的影响。刘勰认为：“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文心雕龙·宗经》）柳宗元说：“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杨评事文集后序》）都肯定了《尚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尚书》以记言为主，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比，文章篇幅更长了，内容也更为丰富，部分作品已具备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等多样表达方式。如《商书》中的《盘庚》三篇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虽语辞古奥，但后人依然可以感受到其言谈中的充沛的感情。如《盘庚》上有：“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炪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盘庚在讲述帝王之威严时，使用比喻“予若观火”，以火之暴烈无情喻自己之威势，以使臣民顺服；讲述君臣关系时，使用比喻“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讲述国家建设时，号召臣民应“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由此可见，大量运用比喻说明问题，是《尚书》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尚书》中有些作品运用了较多的语气词汇，使用了诸如“呜呼”、“噫”、“嗟”等感叹词，后人也能从中领略当时语气，同时文章也因此具有较为浓厚的感情色彩。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散文总集，《尚书》中的作品已形成完整的篇章，无论是记事记言，都有一定的成就，体现了初步的艺术技巧和一定程度的形象性，它标志着古代叙事散文正在走向成熟，难怪后人这样评价《尚书》，“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文心雕龙·原道》），其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也有所启发，其在古代散文史上的奠基意义是无庸置疑的。
（三） 《春秋》的艺术特点
春秋以后，历史散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春秋》、《国语》、《左传》等各具特色的历史散文。《春秋》是记录当时周代朝廷和诸侯国重大事件的纪年史和年代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皆有“春秋”，只是名称有所不同，但留存至今的只有鲁国的“鲁春秋”，这就是我们现今所看到的《春秋》的原本。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及其弟子整理、修订，因而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
《春秋》主要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间的历史，对这一时期发生在鲁国和王朝及其他诸侯中的重大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春秋》开创了编年的体制，基本以某年、某月、某日于某地、某人发生某事的格式记写。这种记载虽是纲目式的，但条陈清晰，言简意赅，几乎没有描写的成份。《春秋》的语言简练、准确，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后人称赞《春秋》“谨严”、“简而有法”，对后世散文尚简传统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春秋》最突出的特点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维护周礼，明王道，重人事，褒善贬恶，反对“邪说暴行”，是其主要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在行文中不是议论性文辞，而是在史事的简略记述中表现出来，作者的“大义”也正是经由“微言”得以体现的，通过谨严的措词来暗寓褒贬之意。如同是记述杀人，无罪者称“杀”，有罪者称“诛”，下杀上称“弑”。《春秋》的这种“一字见义”、寓褒贬于记事等特点，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春秋》也因此成为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作品，后世尊崇为“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史通·叙事》），同时这种特点也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
二、《左传》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古文》、《左氏》、《左氏传》等，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故与《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然而后人对此颇有异议，唐赵匡就曾指出：“《公》、《榖》守经，《左氏》通史，故其体异耳。”（《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事实上，《公羊传》和《榖梁传》纯用义理解释《春秋》，而 《左传》实质上是一部自成一家的编年体史书。后世对《左传》的作者也颇多争议，现在占有主导地位的说法是承袭司马迁、班固说，认为左丘明因孔子《春秋》成《左氏春秋》，书中同时掺有一些后人的附益，所以《左传》成书大约在春秋末年。
（一） 《左传》的文学成就
《左传》虽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它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其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长于叙事，较之《春秋》，《左传》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左传》叙事虽也尚简，但“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史通·六家》）。《左传》记录了春秋时期诸侯政治上的动荡和变故，君王的生卒和更替，强宗大族间的争权夺势以及执政者的阴谋权术等等，其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为后人提供了一部形象的春秋史。
《左传》向以叙事精彩见称，尤其长于战争描写。《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为后人所称赞。《左传》叙事善于描写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事件，运用铺垫、照应、追溯、插述以及白描等手法叙述事件的始末由来，这样故事首尾完整，层次分明，结构疏密相间，跌宕有致。作者在记述历史事件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角度考虑，而是注意故事的生动有趣，书中经常出现引人入胜的情节、生动逼真的细节和场面，大大增强了故事性。如《晋公子重耳之亡》中通过过卫乞食于野人，在齐贪恋安乐而被姜氏与随从灌醉强行带走，过曹时曹共公窥其裸浴，至楚与楚王论晋楚未来关系，在秦得罪怀嬴而自囚请罪等故事，将重耳十几年流亡过程写得跌宕起伏，饶有趣味。正如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指出：“《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
《左传》散文艺术的另一突出成就是善于写人。《左传》长于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表现人物的活动，即善于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中，来立体化地表现人物的思想与性格。通过带有故事性、戏剧性的细节描写，揭示人物的面貌。由于受编年体结构、分年记事的局限，《左传》人物形象的刻画有的是通过分散在各年的记事融合而成的。《左传》运用随事写人的方法，人物之间互相映衬烘托，在动态中凸现了人物各自的个性。老谋深算、虚伪狡诈的郑庄公，野心勃勃、强横“汰侈”的楚灵王，学识超群、稳健保守的叔向，忍辱负重、志在雪耻的越王勾践等等，都是《左传》中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
《左传》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所用语言均极为简炼生动而又富有哲理。其中所记应对辞令之美，更是至今令后人交口称赞。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是温文尔雅，典雅从容，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则是绵里藏针、外柔内刚、委婉尽情。如书中有许多千古传诵的篇章：僖公四年屈完对齐候，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秦师，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成公二年国佐对郤克等等。刘知几认为：“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
（二） 《左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作为我国最早最详备完整的编年史书，《左传》在中国史学和文学发展中具有重大的开创和奠基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左传》对后世文学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散文和小说发展两大方面。
战国以后的历史散文直接受《左传》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不少取材于《左传》，在《史记》中多处可见司马迁学习《左传》的痕迹。叶盛指出：“六经而下，左丘明传《春秋》，而千万世文章实祖于此。继左丘明者，司马子长。子长为《史记》而力量过之，在汉为文中之雄。”（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三）后世文人也多将《左传》作为文学范本来学习和取鉴。中国古代散文的政治色彩和讲究情致韵味的传统的形成也都与《左传》的写作特点有关。
由《左传》形成的史传文学在作品思想内容、结构形式和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传》通过具体的记事描写人，在记事中写人，在写人中记事，注重人物性格与时代的政治标准之间的关系等特点都为后世小说所学习。《左传》的细节描写手法也已成为古代小说塑造人物、展开情节不可缺少的艺术手段，同时《左传》已具备了长篇叙事文学的雏形。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上，《左传》的艺术成就是开创性的，这部搜罗广泛，丰富多彩的史学巨著，对后世史学、散文乃至小说、戏剧的发展，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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