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璜、珩
周代组玉佩的造型、形式是多样的1，但以璜为组件的佩玉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重心，尤以“璜”、“珩”的名实问题争讼纷纭。其中陈梦家、唐兰、孙机先生侧重于考辨西周金文材料中的“黄”字2。贾峨先生以文献结合出土玉器分析了从史前到汉代璜的形制变化3，吴棠海、孙庆伟先生着重考证于“璜”、“珩”两器的区别，后者更提出了战国时期珩替代璜的观点4，于成龙先生则结合楚简文字提出战国时期璜仍在使用5。笔者认为，“珩”所指器形大致与璜相似，孙庆伟先生用以所区别二者的关键在于器身穿孔的数量与位置。从考古出土概况来看，珩的起源当与璜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中间的转变，是在于璜作为周代组玉佩的其中一件，因后者佩戴方式的转变，璜才随之改制。其实个中关键处，已被上述前辈学人考证详实，本文旨在对相关细节和争议处稍作缝联，以期梳理璜形器在周代的演变。
关于璜的器形，《说文》曰：“璜，半璧也。”郑玄注：“半璧曰璜”，即是说璜是一种半环形玉器。关于璜的形制历来争议不大，但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可以看
1关于周代组玉佩的类型，参见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8页。2分见陈梦家：《西周青铜断代》，《考古学报》1956年1-4期；唐兰：《毛公鼎“朱韨、葱衡、玉环、玉瑹”新解——驳汉人“葱珩佩玉”说》，《光明日报》1961年5月9日；孙机：《周代的组玉佩》，《文物》1998年第4期。3贾峨：《说璜》，收入杨伯达主编：《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347页。4吴棠海：《春秋玉器概论》，《中华文物五千年集刊·玉器篇四》，故宫博物院，1995年，第127页。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7页；另著：《两周“佩玉”考》，《文物》1996年第9期。5于成龙：《关于战国楚简中“礼玉”、“佩玉”的几个问题》，《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四编·下》，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702页。赞同其观点的还有杨小博：《东周楚地玉器的分类、分期、分区与用玉制度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到更多细节的改变。自红山、良渚至春秋时期墓葬中发现的玉璜，其弧度有圆周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等不同形状，但大体不变，一般器身两端有穿孔，供系带之用，而在战国早期开始出现器身中端钻孔的璜形器。以山西长治分水岭古墓群为例，M269号为春秋晚期墓，出土玉璜1件（编号M269:100），两端穿孔1。而M14号战国早期墓所出璜形器，均为器身中端钻孔，其中编号为M14：20-1的两件，中端穿孔，两端均琢成龙首下垂状，龙张口圆眼（图1-1,1）。该玉璜中端弧顶钻孔应当是在原有基础上改制而来，因为这种变化在楚地墓葬中也有类似发现，如湖北枣阳九连墩M1号墓所出玉璜（图1-1,2）2，与分水岭M14这件不同的是，九连墩出土玉璜中端并无钻孔，九连墩楚墓系战国中晚期墓，而出自战国晚期的澧县新洲M1号墓所出4件，中央则出现圆形镂孔（图1-1,3）3。这表明这种龙首玉璜在战国早期北方地区已将其改制，在其器身中端钻孔，而南方楚人在战国中晚期仍保留原有风格，至战国晚期才进行改制。
1孙庆伟先生在统计周代组玉佩第二等级墓葬列表中将长治分水岭M269号墓所出璜形器列为玉珩，根据其界定，珩应该为中端穿孔器形，而在长治分水岭考古报告中，M269号墓所出为一件玉璜，两端穿孔，编号M269：100。也就是说，春秋晚期至少在分水岭墓中是没有出现所谓“珩”器的，且就笔者所见，在春秋墓葬中没有发现此类玉器，所以“珩”大概出现在战国早期。详见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1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著：《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336页。2图片转引自杨小博：《东周楚地玉器的分类、分期、分区与用玉制度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44页图八。3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澧县新洲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5期。关于澧县一号墓的年代问题，杨小博先生在其硕士论文中认为是战国早期，而邓绍辉先生列举湖南省博物馆一批流散文物馆馆藏玉器，认为其与安徽长丰杨公墓、澧县新洲一号墓等随葬玉器有诸多相似处。笔者认为安徽长丰杨公墓系战国晚期墓，则澧县新洲一号墓应该也属于战国晚期。参见杨小博：《东周楚地玉器的分类、分期、分区与用玉制度研究》，第44页；邓绍辉：《湖南省博物馆藏战国楚玉器》，《江汉考古》2002年第1期。
关于“改制”不仅见于上述举例，长治分水岭M60墓所出两件素面璜形器（图1-1,4、5），器表两端原各有一孔，已被截掉，而其中间弧顶则钻有一孔，很明显是将原有两端钻孔的玉璜改制成中间钻孔的璜形器。除去这种改制的类型，在战国以后出现更多的是仅在器身弧顶钻孔，考古报告中通常称之为“珩”，无论是在中原或楚地早期墓葬中均有发现，不赘述。从春秋的“璜”到战国时期的“珩”，吴海棠先生认为其区别在于佩系方式的不同，“璜”两端有孔，佩戴时是将凹面朝上，凸面向下，而“珩”中间钻孔，则为凸上凹下2。
“璜”、“珩”配系方式的不同应与佩玉方式的改变有关。石荣传先生总结过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与楚系用玉制度，在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的中原诸侯国，其高等级贵族佩玉一般以多璜为中心的组合串饰为主，大部分为项上串饰，标志着以项上串饰为中心的周式佩玉礼制的成熟。至春秋中晚期，楚国势力扩展到黄河以南，以环或璧、璜为主的组合胸腹佩饰对周式佩玉产生了影响。而到了战国以
1贺占哲：《分水岭出土玉器制作工艺分析》，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2吴棠海：《春秋玉器概论》，《中华文物五千年集刊·玉器篇四》，故宫博物院，1995年，第127页。
后，这种组合胸腹佩饰逐渐出现较为一统的局面1。经孙庆伟先生考证，璜出土的位置多在于人的胸部2。以石荣传先生之说，春秋中晚期至以前流行的项上串饰，其佩戴时垂下至于人体胸部，则与孙意见相合。
比较周式佩玉与楚式佩玉的不同，前者以项上组合串饰为主，则佩玉下端必须连接起来，所呈现的是U形，所以人们会将玉璜两端钻孔，凹面朝上，凸面朝下，制作为环形项圈，如西周虢国君王虢季墓所出的七璜联珠组玉佩（图1-2,1）3。而楚式佩玉系于带上，在胸腹之间，使其垂下，其下分为两行或单行，末端通常各以环或璜结束（图1-2,2）4。在时间比较上，周式佩玉流行于春秋中期以前，楚式佩玉在春秋中晚期开始向北产生影响，在战国早中期占据了主流地位。这些都与璜、珩的交替相符。孙庆伟先生指出珩是璜的替代，笔者则认为两者本是一种玉器，虽然战国时期组玉佩的佩戴方式逐渐改变，璜的佩系方式随之由U形改为倒U形，但璜的称谓是并未改变的，如新蔡葛陵简甲三137：“祷備（佩）玉，各璜。”又简乙三44、45：“佩玉，于山一璜。”5可见战国时期倒U璜形器仍被称之为“璜”，称“珩”之例则尚未见。
1石荣传：《三代至两汉玉器分期及用玉制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77页。2孙庆伟：《两周“佩玉”考》，《文物》1996年第9期。3图片引自李秀萍：《西周虢国君王七国联珠组玉佩》，《收藏家》2000年第2期。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5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
那么“珩”又是指什么呢？唐兰先生认为“珩”即古之“璜”，汉以后学者通常将“葱衡”误释作“葱珩”，其实“葱衡”为系带，“璜”、“珩”指佩玉。只不过“璜”是古字，“珩”是春秋以后出现的新字1。孙庆伟先生在此基础上认为璜形器在战国时称“珩”，认为战国时珩兴而璜废，且在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数件龙形佩，其器身均有墨书“珩”字，且器身中间拱部有一穿孔，其器外形可作为“珩”的参考2。然玉龙佩器身虽自书为“珩”字，但于成龙先生指出，此“珩”又自名为“琥”，“衡”、“珩”是言器用，而非说其器形3。此说值得深思，只是须指出的是“衡”既非指佩玉，也不是器用4。笔者前文已提出，战国时期璜形器依然被称为“璜”，“珩”所指与璜形器无关。于成龙先生认为“珩”是“衡”的假字，是佩玉上端的一个构件，“衡”义取佩玉之上横梁的作用。其说在此之前就已有唐兰先生考证，“衡”是带，理解成“横”的意思是没有错的，但与“珩”不是一物，参照贾公彦等训诂家所说“珩”、“衡”是玉佩上方一块横的玉无疑是错误的。综看各家异说，虽互相辩驳，其实各有其可取之处。“衡”是指带，与
1唐兰：《毛公鼎“朱韍、葱衡、玉环、玉瑹”新解——驳汉人“葱珩佩玉”说》，原载《光明日报》1961年5月9日，后收入《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语言文献卷）》，第154页。2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8页。3于成龙：《关于战国楚简中“礼玉”、“佩玉”的几个问题》，《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四编·下》，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710页。4“葱衡”二字几经考辨，详见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3页。
“珩”相异，不指佩玉，这是可信的。春秋战国时期璜形器一直被称作“璜”，无关乎“珩”，亦已被考。
至于“珩”的器形，孙庆伟先生举例战国中山国墓中的佩玉，认为其就是“珩”的实物，笔者以为此件玉佩更可能称“琥”（图1-3）1。“琥”在望山二号墓遣册中亦有记载，简2：50的内容有“环”、“双璜”、“双琥”、“玉钩”、“革带”。而出土玉器有玉璧、玉璜、龙形佩、玉带钩、玛瑙环。除了龙形佩与简中的“琥”不符外，其余皆能对应上，所以这种龙形佩只能是“琥”。关于玉器“琥”的实指，《周礼·春官·大宗伯》贾公彦疏：“谓以玉为虎形，猛属四方，是象秋严也。”琥是雕为虎形的玉器，《说文·玉部》曰：“琥，发兵瑞玉，为虎纹。”琥又被认为是器表刻有虎纹的玉器。清人吴大澂以为虎形或虎纹的玉器皆称作琥2。80年代时夏鼐提出“刻有虎纹的玉器应该依器定名，前加‘虎纹’二字。至于虎形玉器，有孔的可称为虎形玉佩，无孔的当为玩器或陈列品，可称玉虎。”3春秋时期河南黄君孟夫妇墓、淅川下寺墓中出有不少虎形器（图1-4）4。
1图片引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舋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541页。2（清）吴大澂：《古玉图考》，清光绪十五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第72页。3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4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龙形佩流行于春秋晚期以后，而与此同时，虎形器在战国时期楚墓中出土非常少。杨小博将玉虎、玉觹和玉龙佩对比绘制了玉龙佩的演变图，从图中可以看到玉虎的头部逐渐演变成玉龙的头型(图1-5,1)1。战国时期中山国自名为“珩”的玉件，兽头型类似于龙形佩，器身穿孔，尾部下垂而尾尖上卷，口尾两处形成圆孔，且其身上又书“琥”字，无论是从器形还是从器表自名的“琥”字来看，这件玉器就是“琥”的实物。而望山M2中的龙形佩（图1-5,2、3）2，虽然动物形状已与春秋时期楚墓中所出的虎形器有差异，头和嘴部尖长，更似龙形，但遣册上仍称之为“琥”，可见龙形佩是由虎形器转化而来，在战国时候兽形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仍称之为“琥”。
1杨小博：《东周楚地玉器的分类、分期、分区与用玉制度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年，第48页。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第二章战国时期楚国佩玉结构
第一节随葬玉器与佩玉
因文献材料稀缺，而出土的玉器丰富大量，结合出土材料分析的方法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战国时期的大中型楚墓在墓主内棺中普遍有随葬玉器，所以不少学者研究周代组玉佩时会将出土玉器纳为参照对象，至于这些佩玉是否能够作为周代贵族生前佩玉结构的参考，于成龙先生曾对此提出质疑1。笔者认为以生前佩玉作为死后随葬之物，在文献中也可找到相关记载，例如《吕氏春秋·安死篇》曰：“鲁季孙有丧，孔子往弔之，入门而左从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径庭而趋，历级而上，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高诱注：“璵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庙佩璵璠，故用之，肆行非度。”2这件事在《左传》中也有记载，定公五年，鲁国季平子卒，其家臣阳虎要以宝玉“璵璠”敛尸。杜预注：“昭公之出，季孙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庙。”“璵璠”是国君所佩，季平子既行君事，又佩璵璠举行宗庙祭祀，去世以后其家臣还要以璵璠敛葬，可见佩玉作为主人生前佩饰，死后亦可作敛葬之用。但考古所见诸多墓中随葬玉器的数量、放置位置等诸多细节不尽相同，这可能是由于佩者身份高低、职事不同等原因造成。接下来我们以战国时期不同级别墓葬内棺玉器分布图为例分析：
（一）楚国上大夫或封君级别墓葬中多有发现盗洞，随葬器物并不完整。相对完好如战国晚期的包山M2号墓，中室共出有玉璧6件、玉璜2件、碎玉3颗，其中有一件玉璧脱落立于中棺的底板上3。所以墓主棺内共有5件玉璧、2件玉璜。根据考古报告中的内棺随葬器物分布描述，“彩绘内棺中东北角放一玉璧，并有
1于成龙：《关于战国楚简中“礼玉”、“佩玉”的几个问题》，《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四编·下》，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711页。2（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卷五《孟冬纪·安死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46页。3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69页。
三颗碎玉，南放一骨笄，人骨颈间部放两个玉璜，腰下放两块玉璧，西北角叠置两块玉璧”。如图所示1：
（二）1.在大夫级别墓葬中如战国早期的长沙楚墓M89（长沙浏城桥M1），棺椁保存完好，墓主人生前地位相当于大夫级2。墓主头向朝东，内棺随葬玉器分布如图：
2.战国中期的望山M2出土玉器较多，且保存完好。望山M2墓主为女性，墓葬规模与望山一号墓大致相同，墓主身份据推测等同于一号墓，为下大夫3。二号墓中所出玉石器共有玉璧8件、玉璜12件、龙形佩5件、玉带钩1件、玛瑙环1件、水晶珠20件、石璧2件、石璜12件、石佩4件、石管饰4件。而根
1图片来源：《包山楚墓》，第95页。2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4页。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据考古报告描述，棺内随葬玉器为：“人骨架旁所置玉器，数量较多且有一定规律，头部顶端有大玉璧一块，其下压着一件玉璜，头部右侧放玉璧1件，胸部骨架上有玉璧、玉璜各1件，左肩部有玉璧1件，胸腹部右侧有玉璜、玉璧各1件，腹部骨架下面有3件玉璜，在腹部上面左右各有龙形玉佩2件，腹部左侧下面有玉璜2件，左上腿骨有玉璜2件，在脚趾骨下面有大小玉璧2件，以上共放置玉璧7件、玉璜12件、玉佩5件。⋯⋯，玉饰品上都有小穿孔，在入葬时应是穿饰于死者衣着上的组玉”，如图所示1：
望山M2中还出有记载随葬器物的遣册，关于玉器部分的简2-50记载：“一革带，佩：一□□□，一韘，一耑环。一绲带，一双璜，一双琥，一玉钩，一环。”2简中“环、璜、琥、钩”，与内棺中的玉器种类大致相同。2.墓主身份属同一级别的望山M1，内棺随葬器物描述为：“内棺置少量兵器和服饰器，头部左侧有一件大型金银铁带钩，墓主骨架的上下均有玉瑗和玉环等，骨架的左侧有越王勾践剑和铜削各1件，右侧置1件漆木弓和4件铜镞。”3如图所示：
1图片来源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2页。2刘国胜：《楚丧葬简牍集释》，科学出版社，2011年。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发掘人员认为，秦家山M2随葬有玉覆面，并非楚墓所应有的葬制，但玉覆面的脸型、五官等显然是以当时的楚人为蓝本，通过葬制和随葬品推测，秦家山M2的墓主可能并非楚人，其族属可能是中原或秦，尔后在楚国生活了一段时间1。此外，从随葬玉器的摆置也可看出与以上楚墓有明显差异。
4.同属于战国中期偏晚的九连墩M1中室也未被盗，棺内佩饰保存较好，以玉器为主，墓葬综述中描述为：“器类有璧、瑗、环、璜、珩、珑、觹、珠等，是初丧时为死者沐浴装殓后，依其身份组串佩戴在身上的饰物，出土时串联的丝带均已腐烂，且因尸骨移动过甚，佩饰的放置原貌不清。”2
5.战国晚期的平粮台M16主棺内也有不少随葬玉器，考古报告中玉器分布为：“共出土玉器三十五件。其中二十五件出于棺内，排列有序。墓主人头枕玉璧，足蹬玉璧，胸部又放置一件玉璧。龙形玉佩、方形玉佩、玉管、玉匕等放置在胸部以下。玉璜放置墓主人的两肩和股骨之间。棺外东部有玉环一件，其他玉器均出自于棺外东北部。”根据其具体描述，玉璜1件置于墓主人两股之间，2件分别置于墓主人两肩。圆形环1件在右胸，1件在口内。椭圆形环1件置于左臂下。玉管2件置于股骨间，1件置于骨盆处。玉龙佩1件置于左手璧下，2件分别置于两股骨下端，2件放在骨盆左侧，5件置于右股骨上端下侧，玉条2件，分别置于肱骨间及左脚下，如图所示3：
1王明钦：《湖北荆州秦家山二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99年第4期。2湖北省博物馆：《九连墩：长江中游的楚国贵族大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0-21页。3曹桂岑、张玉石：《河南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0期。
6.同属战国晚期的湖南澧县新洲M1，葬制具有很多楚墓特征，但较战国晚期的平粮台M16、安徽长丰杨公M8、M9有特殊之处，发掘工作者认为原因在于湘北澧水流域曾为秦黔中郡，而墓葬年代可能在“白起拔郢”前后，所以葬制变化十分明显1。虽墓葬早年被盗，但棺内安然无恙，随葬玉器保存较好，据描述：“棺内之物虽稍有错位，但仍成双成对排列有序。其中I式佩二件，玉璧二件位于头、胸部，II式佩位于脚部，铜剑二柄位于身体左侧，条形饰二件位于右侧，其余玉器、琉璃器皆位于中间偏左。”2分布如图所示：
1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澧县新洲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5期。2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澧县新洲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5期。
（三）士级墓葬中亦有一些随葬玉璜，且每座随葬数量多为一件，这些墓葬多出于家族墓地中，具体葬式不明。
（四）1.王一级殉葬墓中也有佩玉出土，熊家冢殉葬墓随葬器物主要以组玉佩为主，且数量和种类差别较大，其中PM1棺内有12件玉璧、4件玉璜、1件四龙二螭形玉佩、1件龙形玉佩、7件紫晶珠、1件水晶环1。棺内随葬玉器分布如图：
1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6~200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
2.冯家冢殉葬墓中也有一些随葬玉器，其中以BXM1棺内随葬玉器为最：玉璧3件、玉玦1件、玉套环2套、玉珩4件、玉双龙佩1件、玉管形玦2件、玉贝形饰26件、玉珠232颗、琉璃珠1颗1，分布如图：
笔者之所以将范围仅限于墓葬的内棺中，是根据组玉佩作为随葬品的性质、功能而决定的，首先左传中写到阳虎用“璵璠”为季平子敛尸，说明佩玉是作为
1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八岭山冯家冢楚墓2011~2012年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2期。
“敛尸”之用，一定会与墓主尸身放在一起。其次，若随葬玉器确为组玉佩，即是墓主生前所佩戴之物。在考古发现中，随葬玉饰若为“生器”，通常也会随葬于墓主内棺中1。第三，依据蔡庆良先生的说法，随葬玉器中的圆嘴玉龙佩饰，在汉代墓葬中几乎消失，原因则是因为玉料被用于加工玉衣片，制作玉衣2。以此趋势来看，战国时期的随葬玉器渐渐向汉代的“玉人”过渡，意味着随葬玉器用于“敛尸”的功能日趋细致和完整。而这一切，均依托于墓主尸体本身。基于以上原因，在将随葬玉器视为组玉佩的参照材料前提下，笔者选择将范围划定在内棺中。
以上材料皆选用楚墓中内棺保存完好者为例，从中可以看到上述所见墓主棺内组玉佩的放置由一定规律（需作说明的是，其中秦家山M2墓主头下枕2件玉佩，随葬2件玉璜；湖南澧县M1棺内东首也为一件玉佩。这两者随葬玉器的摆置与其他楚墓不同，而根据考古报告，二者葬制在其他方面也有特殊性，其族属为中原或秦），如种类以璧、环、璜、带钩为主，墓主头端均置有一件玉璧，内棺中不少玉饰是成对出现。且在望山M2和九连墩M1发掘中有详细描述，这些随葬玉饰器身有小穿孔，尤其是九连墩M1中明确提到出土时串联的丝带已腐烂，这些均说明随葬玉器是以组玉形式串联。但观察上述不同等级墓葬的内棺随葬玉器，我们也不难发现，不少内棺中动辄随葬二十余件玉器，且不少玉器如玉璧、玉环等直径达20余厘米，笔者以为内棺中的随葬玉器是作为整套组玉佩饰的可能性极小。若按照“君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法，楚国贵族们日常生活或战争中佩戴如此重量级的一套玉饰，是不合情理的，且在战国时期，一条长长的玉佩饰从腰间垂下，那么有些内棺随葬较多玉饰的，佩戴起来或将拖至地上。
其二，内棺中的随葬玉器放置是有一定规律的，上文中已提到过，上述墓主头向均朝东，墓主头部或头侧均置有一块大玉璧，大小程度通常盖过人头部，可以肯定的是，置于头边上的玉璧就绝非是组玉佩的一部分。第三，有一些楚墓中墓主人身上附葬玉，葬玉通常为口含或手握、脚夹，秦家山M2还出有玉覆面。葬玉多为象生器形，或模仿人的五官。第四，笔者在上一章第三节中将楚墓中随葬的玉龙佩饰初步推测为“琥”，蔡庆良先生将其称之为圆嘴玉龙，并认为其制
1巫鸿：《“生器的概念与实践”》，《文物》2010年第1期。2蔡庆良：《试论器物学方法在玉器研究中的应用》，《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38页。
作虽较为粗糙简省，但并非随意之作，而是工匠截取主要玉料用于制作双身龙纹玉璧之后，将剩余玉料稍加修整而完成的作品，因而造型千变，圆嘴玉龙乃是丧葬专用玉器1。综上观察，笔者认为上述提到的数种随葬玉器需与作为佩饰的组玉佩区分开，至于剩下的玉器是否为组玉佩，再无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之前，因慎重待之。
至于随葬玉器中是否含有组玉佩，笔者认为不排除部分墓葬随葬组玉佩的可能，除去上文中引家臣阳虎以“璵璠”为季平子敛尸之例外，望山M2遣册中记载到的“其佩：⋯⋯”也是明确证明了随葬组玉佩的存在，但同时考古发掘者也发现，望山M2中仅内棺随葬玉器数目就超过了遣册记载中的佩玉数目，这一点也正说明了望山M2号墓中的随葬玉器包括了组玉佩和丧葬专用玉器两种。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发表时间：2016-05-01 硕士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