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何时跨入礼乐文明？ 孟维 礼，应该说从原始社会就存在。女娲造人神话故事中，女娲造的小人一成活就喊她“妈妈”，这就是最初的“礼”。在母系社会中，人只认其母，并且围绕着母亲组成家庭，然后又有了以母亲为核心的团体，再后，团体增大了，就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氏族内有辈份，有管理者，有分工，就需要用“礼”来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达感情，和建立秩序。 当人类从“食物采摘者”变成“食物生产者”，开发了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在有河流的平原定居的时候，就进入了父系社会，进入了私有制社会，也可以说进入了权力社会。社会中的尊卑亲疏、权力划分、财物分配、祭祀活动，都需要定规矩，讲秩序，于是，“礼”进一步得到了规范。 按照古文献的说法，中华文明中第一次明确制度“礼”制的人是三皇时期的伏羲氏。 伏羲制定了当时中国的嫁娶制度，实行男女对偶婚姻，并规定用鹿皮为聘礼，结束了原始社会的乱婚、抢婚制。 伏羲发明了姓氏，以区分不同的家族、氏族。人们或以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处、官职为姓，并规定同姓不婚。这些都属于“礼”的范畴。 “礼”是什么？ 最初的“礼”是“亲”，原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情；而后有了“敬”，“敬神致福也”；再而后是礼仪，“礼，体也。”；到文明进入氏族社会后，“礼”是规制。 “脩六礼以节民性。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发展到部族、方国、王朝时代，“礼”则是秩序，是阶级、等级、尊卑的体现。 所以，《礼记》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五帝、夏、商时期，都有自己的“礼制”，都用“礼”治社会，用“礼”推动着中华文明向前迈进。 商王朝是一个鬼神泛滥的王朝，它的“礼”就有许多神权的烙印，不适应新兴的周王朝，也不适应中华文明的发展了。因此，周武王去世后，他的弟弟周公旦辅佐周武王幼子成王时，重新制定了“礼”，把“礼”制成一整套的“礼乐制度”，使之适合周朝的封建制、宗法制。 “周公制礼”制定的“礼”，强调的是“别”，区别，强调“尊尊”，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分尊卑、别贵贱。社会不仅分阶级，还分阶层，王在最顶层，下面是分封的公、侯等等，不同的阶层，“礼”的待遇是不同的。 如何区别呢？周公想到了一个办法，用“乐”。就是音乐、歌舞。
中华文明很早就有音乐。考古人员在距今8000年前的河南省贾湖遗址中，就发现了一枚骨笛，骨笛有七个孔，说明还处于旧石器时代的中国人就懂七阶音律了。
周公的“礼”规定，不同阶层的人享用的音乐、乐器、歌舞的种类和规模不同，“乐”就被升华成一种待遇，一种秩序的象征。例如歌舞，天子的歌舞人数是八列八行六十四人，诸侯如果用了这样的阵容，就是僭越，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大事。
“礼”强调的是“别”，即“尊尊”；“乐”的作用是“和”，是“亲亲”。有别有和，周王朝就建立了一个从上到下有序和谐的社会。
“礼”、“乐”，造就了周王朝全新的意识形态，形成一种包括饮食、起居、祭祀、婚丧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新文化，形成了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这是中华文明的飞跃，从商王朝的“神”和人文明飞跃到以人为本的礼乐文明。
说周公的礼乐制度主要用来维护统治者的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当然对。但客观上也使得社会和谐有序，人民生活循规蹈矩，安定融乐。
从中华文明发展的角度说，周公制定的分封制先进于夏、商时代的方国制。分封制的意思是，国土归周王所有，只是把部分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向周王缴纳贡赋，周王有予夺之权，所以，最初的封地都不是国家。
礼乐制度以“乐”确定“礼”，使社会以“亲亲”、“和和”确立“尊尊”，虽然等级森严，但也使社会井然有序，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使中华文明向前跨进，跨入了“礼乐文明”时代。
周公制礼，使周王朝上下能够安分守己，社会安定，政治、经济、文化稳步发展，呈现繁荣景象。
礼乐制度，或者说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精神塑造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总体来说，中国人具有“温良恭俭让”的精神，其源头就是“礼乐文明”。
后世儒学的精华部分也可以说来自这个“礼乐文明”。如儒家学说中的“尊礼”、“正名”、“大义”、“和和”、“中庸”等等。孔子十分景仰西周时期的礼乐文明，赞以“郁郁乎文哉”。孔子痛心东周春秋时期的“乐崩礼坏”，他一生都在奔走呼号“克己复礼”。
总之，周公制礼形成的礼乐文明，使中华文明跨进了以人为本，以礼为规，以乐为亲的现代文明。礼乐文明辉煌了中国三千年的农耕文明，它有别于西方的海洋文明，商业文明。虽然在中国的农耕文明走到了尽头的时候，它不适应于近代的文明了。
但笔者相信，
礼乐文明的精髓，“礼”、“乐”、“尊”、“和”以及“秩序”、“温良恭俭让”等，还是和现在的社会，现在的人，现在的文明相融的，相辅相成的，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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