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 5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即将结项之际，笔者到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调研龙山文化玉器的发现情况。2012 年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神木县石峁遗址发掘信息，一座 4000 多年前的石头古城重现天日，石城面积达 400 万平方米。①媒体用“石破天惊”和“改写中国文明史”来形容这次考古发现的意义。2013 年 4 月笔者和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的同仁第二次到石峁遗址考察，并对考古队成员和当地玉器收藏家作初步访谈。本文是这两次考察结果的初步思考，以求抛砖引玉之效。
一、玉门瑶台露真容：石峁石城的避邪神话景观
石峁古城的重现天日，伴随着诸多出人意外的震惊之处，即让现代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系列文化现象。这些现象启发探索者去思考：石峁古城的建城者是什么人？是何种神话观念要素驱使他们做出奇异行为？
第一个震惊是年代的发现。石峁出古玉的名声已经几十年了，但是当地民间大量玉器不断外流，外界和学界却弄不大清楚其具体出处。20 世纪 70 年代，一位考古专业人士通过石峁村干部动员，一次就从村民手中采集到玉器 120 多件②。石峁村周边乱石嶙峋的山岗上分布着若隐若现的石砌城墙，人们司空见惯，一直以为是明长城的残破遗存。这次发掘采样石头城墙中的建筑木料，根据碳十四检测获知，这些暴露在山梁上的干打垒式古城残留，既不是什么明长城，也不是 秦 汉 长 城 ，而是四千三百年至四千年间建造和使用的地方政权之王城（图 1）。
紧接着而来的第二个震惊是古城面积的发现。根据现有城墙残迹的面积测算，石峁石城超过 400 万平方米，比已知的陶寺古城和良渚古城都大得多，于是乎，当下便获得“中国史前最大的古城”之美称。
第三个震惊是这座古城居然有类似北京和紫禁城的环套结构设计：即外城套着内城，内城之中还有一个被当地百姓叫做皇城台的建筑群。这意味着，国人所熟悉历代帝王都城建筑格局早在中原文明崛起以前就诞生在北方的河套地区了！如果说石峁古城的外城相当于北京城，内城则相当于紫禁城，皇城台相当于故宫中央的太和殿等建筑群。其建筑结构中隐喻的天人合一风水意蕴和神圣王权意蕴，只有亲自到
①王炜林、孙周勇、邵晶等《2012年神木石峁遗址考古工作主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2年12月21日第8版。②戴应新《我与石峁龙山文化玉器》，《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228-239页。这批玉器如今藏在陕西省博物馆，有一小部分作为展品常年展出。
现场去体认山川环抱之气势，才好获得真切的领会（图 2）①。
第 四 个 让人 惊 悚 的 发 现是：城墙附近有两 处 集 中 埋 放人头的遗迹，每处都是二十四个人头：一处位于外瓮城南北向长墙的外侧；一处位于门道入口处，靠近北墩台。这两处人头骨摆放方式似有一定规律，但没有明显的挖坑放置迹象。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这两处集中发现的头骨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②
石峁遗址先民建造城池为什么要用砍伐人头的行为作为奠基典礼的组成部分？目前正式发掘清理的只是位于古城地势最高处的一座东城门，就发现有四十八位牺牲者。全城 （外城墙现存长度约 4200米，内城墙现存长度约 5700 米，合计长度将近 10 公里）之下又将有多少被砍伐的人头呢？这四十八个骷髅如果多为年轻女子之头，那又诉说着史前古城埋藏着怎样的父权制社会暴力之历史秘密？③
第五大震惊是玉器出土的位置：以往出土古玉大多在墓葬、房址、灰坑、祭祀坑或祭坛等处。2012 年发掘却在高出地面的东城门照壁墙体里面发现多件玉铲，在倒塌的城门北墩台散水堆积中发现一件玉璜。这意味着石峁石城的建城者将琢磨好的玉器成品穿插在筑城时垒砌石块的缝隙之中（图 3）。
建筑本身 用 玉 的 情 况 ，在迄今的史前考古报告中很少出现。而在商代建筑基址则有零星的发现。大家都知道优质玉料本身 的 稀 有 性 ，使得玉器成为社会中的顶级奢侈品。与石峁遗址相距不远的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是一处龙山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遗存，那里只有高等级墓葬中才能见到零星的玉器和绿松石饰品。对比之下，石峁古城的年代始于龙山中晚期，结束于夏代，持续的时间约三百年，远不如朱开沟遗址的八百年。为什么玉器在朱开沟那里难得一见，而石峁这里不仅墓葬中有玉器随葬，连建城都使用玉器呢？
遗址的级别当然是解答的关键。朱开沟只是一般的史前聚落，遗址总面积 50 万平方米，只是石峁遗址的八分之一。石峁古城的规模和建城所需劳动力数量足以说明，这里不仅是河套地区的史前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而且是整个北方最显赫的聚落中心和地方政权所在，其武力征服和威慑的范围以及所能够获取的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的数量规模，都不是一般的史前聚落所能比拟的。石峁玉器以大件的玉璋、玉刀（图 4）
为代表，所耗费的玉材数量非同一般。即使当地没有玉石矿藏的原材料供应，石峁王国的统治者也能够在一个较为 广大的地域范围调动和 运 送 玉 石 ，保证玉礼器奢侈品的 生 产 和 使 用。这就使得建筑用玉这样罕见的现象得以发 生在四千年前。
研究中国神话的学人都熟悉古文献中一再讲到的瑶台、玉门之类神话建筑，从命名上就不难看出此类神话建筑物肯定和玉石材料有关，而且由此直接催生出中国人有关玉宇琼楼的天界梦想。自儒家圣人推出“不语怪力乱神”的道德禁忌，几千年来没有多少人把瑶台、玉门等玉质建筑当做现实的存在，无非是诗词幻景中描绘的飘渺仙界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对夏代统治者的历史记忆中有明确的玉器宝物和修筑瑶台、玉门之类奢华建筑的信息。
《山海经·海外西经》讲到夏后启有乘龙升天的本领，其标志物是左手操翳，右手操（玉）环，身佩玉
①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描述的地理位置是：“石峁遗址属高家堡公社石峁队，西距高家堡1.5公里，东北距县城60公里，北距长城10公里。榆林到府谷的公路沿着洞川沟从遗址山脚下经过。”见《考古》1977年第3期。②王炜林、孙周勇、邵晶等《2012年神木石峁遗址考古工作主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2年12月21日第8版。③石峁遗址墓葬的报告尚未发布，但与石峁遗址处在同一地区的朱开沟遗址第三期墓葬，发现多处异性双人或三人合葬景象：一位男性葬于木棺内，棺外陪葬一位或两位女性。考古工作者推测唯有男性家长享有同穴合葬的权力，陪葬者或许为妾。墓葬形式表明四千年前河套地区父权制社会的确立。参看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30页。
璜。在晋代郭璞所作《山海经图赞》中，统治者凭借玉礼器通天的母题再度得到强调：“筮御飞龙，果舞九代。云融是挥，玉璜是佩。对扬帝德，禀天灵诲。”玉器为什么会和通天通神的母题结合在一起？《竹书纪年》卷上也讲到夏启举行礼仪活动的一个特殊场所是玉石装饰的高台：“帝启，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璿台。”“璿台”亦作“璇台”或“琁台”，不论是璿字还是璇字，本义皆为美玉。看来夏代君王的升天通神本领与其拥有的神秘玉器存在某种相关性。《文选》王元长《曲水诗序》云：“至如夏后二龙，载驱璿台之上。”李善注引《易·归藏》曰：“昔者夏后启筮享神于晋之墟，作为璿台于水之阳。”①
修筑璿台的夏启是夏代第一位统治者，修筑玉门的夏桀则是最后一位夏代统治者。笔者在《玉石神话与夏代神话历史》②《三星堆与西南玉石之路———夏桀伐岷山神话解》③等文中已经论述到夏代统治者与玉礼器和建筑用玉的特殊关联性，并引用五处古籍记载———《汲冢古文》说：“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晏子春秋·谏下十八》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弃德行，为璇室、玉门。”《竹书纪年》云：“桀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④《淮南子·本经训》云：“晚世之时，帝有桀纣，为琁室、瑶台、象廊、玉床。”高诱注：“琁、瑶，石之似玉，以饰室台也。用象牙饰廊殿，以玉为床。言淫役也。琁或作旋，瑶或作摇，言室施机关，可转旋也；台可摇动，极土木之巧也。”⑤张衡《东京赋》云：“必以肆奢为贤，则是黄帝合宫，有虞总期，固不如夏癸之瑶台，殷辛之琼室也。”“从表层叙事看，夏桀因为宠幸妹喜或琬琰而亡国，以及因为滥用民力建造玉质宫殿而亡国，说的是两件事；但是从深层的隐喻意义看，两件事也是一件事。因为如前文所分析的，琬琰就是蜀山之玉的人格化、女性化联想的产物。以上五条记载中，桀以玉材营造的建筑有倾宫、瑶台、璇室（琁室）、琼室、玉门、玉床。花样虽多，却都突出一点：玉。”⑥
以往的研究者们即使发挥想象力也难以弄清夏代玉材建筑是怎样的建筑，为什么会给后人留下如此深远的印象，古书中的瑶台、璇室、玉门永远是难解的哑谜。如今有了比夏代纪年还早的石峁古城作为实物证据，是否可以让人明白，玉质建筑不是古人凭空想象的臆造或杜撰，而是以穿插或装点着玉器的建筑作为原型被神话化再造的结果。原来史前石峁人在石头建筑中穿插玉器，不是作为建材用，而是为满足避邪神话功能用的。此种行为的根源在于以玉石为神圣物的信仰和观念。
石峁考古队邵晶介绍说，目前还没有展开对石峁古城的大规模发掘，只对石城东门旁的一段墙体垮塌做清理，就在墙体中发现六件玉器。这证实了当地老乡一再陈述的，采集的玉器常常出在残垣断壁中。史前人建城用玉器的现象耐人寻味，城墙上的玉器和城下的女性头骨足以营造出一种强大的精神信仰气场，用今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语词可称之为“避邪神话”。玉器能够避邪防灾、护身防病，在中国民间是家喻户晓的常识。有曹雪芹笔下主人公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为证。玉之所以能够为“宝”，关键就在于“通灵”。从民间信仰角度看，通灵即通神。这是玉石神话信仰或玉的宗教之最基本教义。有了这样的史前观念大背景，再看把琢磨好的玉器放进城墙内部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就可逐渐打消。对于一切外来入侵者，石峁古城不只是一座物质的建筑屏障，更是一座符合史前信仰的巨大精神屏障：地下的人头和地上的玉器组合起来，贯通天地之气，沟通人鬼神三界。对于城内的居住者而言，还会有比这更加强大有力的精神安全保障吗？
关于人头与玉器的灵力交感互动，有三千多年前留下的甲骨卜辞材料可引为旁证。王平、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一书从商代后期的卜辞文字中归纳出殷商国家人祭礼仪的多种方式，其中第一种称为“斩人牲首法”：“商代最常见的杀人祭神方式，伐字所代表的：用戈架在人之颈上。伐字作动词指屠杀人牲，还作名词指被斩首之牺牲者，或指祭祀礼仪的名称。《甲骨文合集》6016 正：‘戊戌卜，争，贞王归奏玉其伐。’该句卜辞意谓戊戌日占卜，贞人争贞问王返回献玉时是否应该砍下人牲的头用来祭祀。”⑦
要追问殷商国家砍伐人头仪式行为之观念动机，从人类学和原始宗教研究提出的“马纳”（Mana 的音译，意译则为“灵力”）概念中可以获得初步的解
①《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上，方诗铭等《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拙文《玉石神话与中华认同的形成》，《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②《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刊号，2009年7月1日。③《民族艺术》2011年第4期。④《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纪年》。⑤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256页。⑥拙著《中华文明探源：神话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打印稿，2012年5月，第352页。⑦王平、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81页。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石峁玉器新发现及其文明史意义
线索。人头能够集中地代表灵力、魔力的聚集处①，其强大的避邪功能早已为史前社会所惯用，在现存的原住民社会也是常见的。据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学研究室的调查报告，泰雅族的 Mэkatashek 氏族男人有一种风俗，他们剪下妻子的部分头发，缠绕于刀柄上。②按照译注者杨南郡添加的注释：“通常剪下一束敌首的头发，缀系于刀鞘末端，用于避邪。这支氏族的做法特别，借用妻的头发。按原始人相信头颅（包括头发）有灵力，借用灵力驱邪。”③
玉器“通灵”或“通神”的信念同样来自玉石中蕴含“马纳”即灵力的想象。这是我们探寻中国神话发生根源所找到的第一重要的支配性想象。惟其如此，才能够将玉教视为华夏文明先于“中国”而出现的“国教”。就四千年前的东亚版图而言，哪里出现玉礼器生产，哪里就埋下了中国统一的神话信仰种子。到了周代，虽然后起的金属神话显得后来居上，青铜礼器生产之规模已经凌驾到玉器生产之上，但是古老的玉石神话信念却丝毫未减。表现之一是《国语》书中关于“玉帛为二精”的金言；表现之二是秦始皇选择统一中国的至高神权象征物，传国玉玺一旦当选，就成为历代帝王遵循效法的对象，直到大清王朝的末代皇帝。
二、玉（兵）器功能：多重证据看避邪神话与建筑巫术
探讨避邪神话的观念与实践，有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首任会长萧兵先生的专著《避邪趣谈》④。这里要引述和论证的，是史前发生的玉石避邪神话衍生为后代的金属避邪神话的情况。就建筑物的神圣性建构而言，即从建筑巫术用玉石到建筑巫术用金属和钱币。
据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材料，“广西武鸣县西北部和马山县东部的壮族群众认为恶鬼虽然很厉害，但如果人们能及时做好预防工作，一般还是可以避免受到恶鬼的侵袭或最低限度地减少损失的。该地区的壮族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为了防止鬼生事扰人，在举办婚事、丧事和建筑住宅、猪圈、牛栏时，都讲究选择吉日，采取避邪方法，还立下许多禁忌。如在建筑住宅时，必须在房基的四角各放下几枚硬币，意思是向地鬼买地。同时，房屋的内外大门不能串在一条直线上（即不能正相对），需稍微歪过一边，据说鬼行走的路线是直的，不会走弯路。......另外，平常在房屋内的墙隙间放置一些鸡蛋壳，也可使恶鬼惧怕，不再前来生事扰人”⑤。这一则民俗资料给出的启迪是：石峁古城门下埋藏的人头，是否即相当于房基下的硬币，是向地鬼买地用的贵重牺牲品？石峁城墙石缝中的玉器，就相当于壮族房屋墙隙间有意放置的鸡蛋壳，为的是借助玉器蕴含的神力，威慑一切妖魔鬼怪魑魅魍魉？
用人牲、玉器或人牲加玉器给建筑物奠基的现象，早自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就已露出苗头，到龙山文化和夏商两代一直延续为建筑巫术仪式礼俗。有关红山文化的情况，见于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建筑群遗址。在遗址南部石圈形台址东北侧，距地表深约 80 厘米发现一具完整人骨架。在遗址中央方形建筑基址南墙基内侧出土一件双龙首玉璜；在东墙基外侧土层中出土一件绿松石鸮。⑥有关龙山文化建筑仪式情况，宋镇豪《中国上古时代的建筑仪式》一文有如下描述：“如河南安阳后冈和汤阴白营两处聚落遗址，许多房址的居住面下、墙基下、泥墙中或柱洞下，都发现了用幼童、兽类、大蚌壳和别的物品奠基的。后冈发现的 39 座房址, 有 15 座共埋置幼童 26 人，少者 1 人，多者 4 人。还有一些房址单用河蚌奠基，但不少房址兼用几种祭品奠基。举例说，F25 房址，中部房基下有五层迭压的河蚌，东墙基内埋置幼童 l 个。F28 的居住面垫土中埋入一把蚌镰，东墙内侧斜立一件穿孔蚌，东墙外房基垫土中埋置幼童 1 个。均是几种祭品兼用。F5 房址，三个大河蚌环散水面而埋置，西墙侧另有一个小兽坑，此虽未用人奠基，亦是畜、蚌并用。后冈的奠基人牲在房外或散水下者一般头向均朝房屋，在墙基或泥墙中者则与墙平行。白营发现龙山晚期房址 46 座, 有 10 座埋置幼童 12 人，少者 1 人，多者 2 人。奠基情况与后冈略有不同，一是用人奠基则不再用其它祭品，反之亦然，只有极个别例外。”⑦相比之下，已发现的石峁遗址奠基巫术仪式所用人牲的数量更多，两处均为同一数量即 24 个头骨，人牲的身份不是幼童而以青年女子为主。24 这个数字吻合天文历法中的 24 节气，又是十二地支的倍数，肯定不是偶然巧合。石峁
①参看拙著《诗经的文化阐释》第七章第七节“颂仪原始：猎头与祭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5-529页。②③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学研究室调查，杨南郡译注《台湾原住民族系统所属之研究》第一册本文篇（1935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南天书局有限公司共同出版，2011年，第72页，第72页、注释84。④萧兵《避邪趣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⑤吕大吉等总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壮族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22页。⑥郭大顺、张克举《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⑦宋镇豪《中国上古时代的建筑仪式》，《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
建筑用玉器的作用，大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的河蚌。用河蚌做成的蚌镰和用玉石做成的玉铲一样，都可以充当避邪驱鬼的工具或武器。用蚌用玉的差别原因在于玉料供应的有无。在这方面，石峁遗址有充足的玉料供应，而中原龙山文化则相对匮乏。
至于商代建筑巫术情况近年来也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报告问世，人牲加玉石的情况再度呈现。如宋镇豪新著《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指出：“安阳洹北商城近年发现的宫室基址群，呈成排分布，方向均北偏东13 度，与当地太阳南北纬度方向一致。在南北中轴线南段发掘的一号‘回’字形大型宫室基址，在基址夯土中及庭院内外发现 40 余处祭祀遗存，普遍发现羊、猪、犬等祭牲，如主殿正室台基夯土中有一殉狗坑，似属奠基遗存。门塾内外发现的 20 余处祭祀坑，均是压在路土之下，打破基址的基槽，也属于建筑过程中的祭祀遗存，有人祭坑和属于酒祭或血祭之类特殊祭祀仪式的方形‘空坑’，人祭坑中的人牲年龄仅 14-15 岁，伴出玉器等细小饰品。在靠近庭院的 2号门道处有一个长方形人祭坑，里面埋着一具被砍去半个头颅的人架，似属于安门仪式的遗存。主殿台阶前 10 多个祭祀坑，有的埋人，一坑一人，有 4 个坑内同出玉柄形饰。”①2012 年通过答辩的山东大学杨谦硕士论文《商代中原地区建筑类祭祀研究》结合古文字和文献材料，试图划分出三种建筑仪式类型，即“奠”祭、祀墙和祀门，三种仪式中仅有祀门仪式使用玉器。该文还分析祭祀牺牲有人牲、动物牺牲、器物和植物四种，使用了斩首、劈砍、土埋和毁器等处理方式，体现出建筑祭仪与其他商代祭祀的差异。有关商代城墙，该文指出偃师商城、洹北商城、郑州望京楼城址、辉县孟庄四个遗址的城墙中发现建筑类祭祀遗存。祭祀遗存均位于护坡底部或基槽夯土中。不过建筑祭祀用玉的案例目前仅有洹北商城一例。
在古人的信仰世界中，建筑绝不只是一种工程技术的产物，同时也是神圣性的营造过程。建筑巫术现象之所以在考古报告中频繁出现，这和华夏远古社会神话宇宙观支配的吉凶祸福观密切联系在一起。以距今约两千多年的出土《秦简日书》为例，尚可清楚地体认古人观念世界中对一年四季的建筑行为之种种顾忌。以下引用吴小强对秦简记录的现代汉语译文：
春季三月，上帝在申日修造房室，在卯日攻击人，在辰日屠杀生灵，以庚辛日为四废日。
夏季三月，上帝在寅日修造房室，在午日攻击人，在未日屠杀生灵，以壬癸日为四废日。
秋季三月，上帝在巳日修造房室，在酉日攻击人，在戌日屠杀生灵，以甲乙日为四废日。
冬季三月，上帝在辰日修造房室，在子日攻击人，在丑日屠杀生灵，以丙丁日为四废日。
春季三月，不要建造面朝东方的房子。
夏季三月，不要建造面朝南方的房子。
秋季三月，不要建造面朝西方的房子。
冬季三月，不要建造面朝北方的房子。
要是不按照这种规定去做，是非常凶险的，一定会有人死去。
建造面朝北向的门，应在七月、八月、九月进行，具体日子是丙午日、丁酉日、丙申日，并修筑家院围墙。献祭神灵的牺牲是红色的。
建造面朝南向的门，应在正月、二月、三月进行，其具体日子是癸酉日、壬辰日、壬午日，并修筑家院围墙。用来献祭神灵的牺牲是黑色的。
建造面朝东向的门，应在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进行，其具体日子是辛酉日、庚午日、庚辰日，并修筑家院围墙。用来献祭神灵的牺牲是白色的。
建造面朝西向的门，应在四月、五月、六月进行，其具体日子是乙未日、甲午日、甲辰日，并修筑家院围墙。用来献祭神灵的牺牲是青色的。
凡是上帝修造房室的日子，都不能修建房子。如果在上帝“为室日”建大内室，大官就会死；建右边房宅，大儿子媳妇就会死；建左边宅房，二儿子媳妇就要死；修筑外墙，孙子、儿子就要死；修筑北边围墙，家里的牛、羊会死光。在上帝屠杀生灵的“杀日”，不要宰杀六畜，不能够在这一天娶媳妇、嫁女儿、祭祷神灵，卖出货物。在上帝的“四废日”，不能够改建或盖房子。②
如果把《秦简日书》作为出土文献即“二重证据”，那么还可以同时参照“三重证据”即人类学民族志材料。先看台湾布农族的神鬼观：布农族认为横死者的灵魂虽能升天，但不会到 asangqanitu（冥府）。他们是徘徊在宇宙间的鬼灵，不是出来吓人就是会给人们灾祸。③建筑当然要考虑防御此类灵鬼的攻击。布农族巫师多为女性，经常戴着以丝线串着竹环的项链。她们举行占卜的方式“通常是将玉石放置瓢上以判断吉凶”。④占卜即祈求神意，占卜用玉石和龟甲，是因为这两种物质皆被神化。部落中通常因家人频频死亡、横死或自杀、耕地离家太远等因素而迁
①宋镇豪《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5页。②吴小强《秦简日书》，岳麓书院，2000年，第78-79页。③④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习调查会《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六册布农族，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2008年，第62页，第63页
居。此前要寻觅筑屋地点，选定后盖间小屋，于该处夜宿一晚，梦吉则整地，再梦吉即可堆砌石墙并宰猪庆祝。梦兆和占卜一样，是获取神意的又一种方式。有此超自然的启示，方可从事立柱、覆盖屋顶等工事。新居落成之后，先将旧居的粟谷搬运过来，接着宰猪以祈求家宅平安、无病无灾。
还有报告说，达启觅加蕃通常会因为蜜蜂或鼹鼠进入屋内、屋内长出菇蕈、幼儿在屋内遭火烧死、母亲误踩死幼儿或是农作物年年歉收等因素而迁居。此外，房屋老旧、年内有三位家人死亡或是横死者亦会迁居，以避免再遭不测。迁居前先选地盖小屋，卜梦，梦吉则开始整地。整地时，若是锄柄脱落、折断，或有蛇出现等事发生都得立即停工，以免发生意外。建材仰赖亲戚们协助搬运，但若遇亲戚生病或人手不足时，可请邻居前来协助。房屋竣工后饮酒庆祝。东家须准备酒六罋，并宰杀猪牛宴请宾客。新居落成，要先将旧居的粟搬运过来，并以猪肩骨挥祓，祈祷丰收。宰杀牛猪时忌讳使用刀刃，仅能使用竹矛，避免将来粟谷歉收。①以上是日本人类学家在东埔社所做的调查报告。下面再看云南哈尼族的辟邪术：“哈尼族的驱邪和避邪是利用一定的物品来达到防止鬼怪和敌者冒犯的。最早的避邪物，都是生产工具或认为可以抵御鬼神的自然物。如在门头上悬挂黄泡刺、艾蒿、断锯片、蜂窝、鸡蛋壳、烂草鞋、破犁头、黑蛇头壳等，目的是想以这些东西阻止鬼神或邪恶侵入宅内作祟。在哈尼族的避邪物中，金属器皿认为可以抵御鬼神，如铜矛、剑这些东西锋利无比，夜里睡觉时压于枕下，或悬挂门头，皆可以达避邪驱鬼之目的。”②
民族志材料的旁证表明，石峁出土的大量玉兵器和玉工具包括玉器残件在内，在当时都可能发挥类似的驱邪避鬼功能。尤其是史前玉文化中常见的玉兵器，以往的学界争论在于其用途方面：即玉兵器究竟是作为实战武器使用还是作为仪仗用途的礼器？现在看来，玉兵器的产生是以实用性玉工具为基础的③，但玉兵器本身却不是实战武器，而是神话想象的强大武器，即驱鬼避邪类神话信仰所催生的精神武器。由此看，龙山文化以来的建筑巫术活动，目的无非是针对两类防御对象：一类是实际的外来攻击者，异族武装之敌人；另一类是虚幻的神话想象的攻击者———鬼怪游魂之类。
《周礼》中规定的六种玉礼器之一的圭，从其方形尖顶玉片的外形看就和玉戈玉矛一类兵器有着渊源承继关联。钟敬文主编《中国民俗史（先秦卷）》依据《周礼·玉人》所言“大圭长三尺，柕上，终葵首，天子服之”，郑注：“终葵，锥也”，认为终葵为巫师所戴方形尖顶面具，亦为方形尖顶的玉片或石片———圭，两者皆当与驱鬼有关。④随着玉器时代的结束和青铜时代的到来，避邪驱鬼之器自然会从玉器转移到金属器。
玉器时代说是中国学界针对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的情况提出的，国际上常用的名称是铜石并用时代。柴尔德《考古学导论》在讨论考古学时代划分标准问题时，认为应该坚持通用的五个时代划分（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而不宜轻易添加其他的时代划分。柴尔德还对意大利史前学家提出的铜石并用时代说提出质疑，认为在所有地方的青铜时代初都有类似的现象，即当时金属非常昂贵，仅为社会中少数人所占有，所以一般工具制造仍然沿用石器：“土耳其的学者们被德国的发掘者引入歧途，不幸使用了‘铜石并用’、‘铜器’和‘青铜器’时代来标志安纳托利亚（Anatolian）史前史的连续阶段，实际上他们所说的‘铜器时代’无论类型和时代都等同于爱琴海沿岸和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早期青铜器时代’。至于在其以前的‘铜石并用’好像是和希腊的新石器时代排列相类似，或许与爱琴海的早期青铜器时代相一致，这样一来‘铜石并用’和‘铜器时代’是应该废弃的。至于中石器时代已经确立了，不能轻易地废掉。因而研究者必须全力地使用五个时代的分期。”⑤
不过，柴尔德本人在实际上并未遵守他提出的原则，在《欧洲文明的曙光》等书中，他又回到铜石并用时代的划分。如他提到铜石并用时代的欧洲西部伊比利亚半岛遗址出土珍贵材料，黄金，象牙、硬玉、黑玉、绿松石等。⑥在讲述特洛伊遗址二期的青铜文化层时，他提到与铜器同时出土的有精致的石器和玉器情况：“最精致的石制武器是产自珍宝 L 期的磨制与装饰精美的绿玉斧，斧柄末端装有水晶球。它们一定是权威的象征。”⑦他还注意到，除了金银外，水晶、青金石、玛瑙和象牙也是特洛伊人的杰作。作为
①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习调查会《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六册布农族，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2008年，第105页。②吕大吉总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丛编·哈尼族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06页。③拙文《中国戈文化的源流及其文明起源意义》，《民族艺术》2013年第1期。④钟敬文主编《中国民俗史（先秦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8页。⑤柴尔德《考古学导论》，安志敏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25页。⑥⑦柴尔德《欧洲文明的曙光》，陈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10页、116页，第52页
玉石奢侈品的青金石，其出产地在中亚阿富汗，主要消费地是苏美尔、埃及、巴比伦等最早文明城市，经过土耳其的特洛伊传入迈锡尼和希腊。运送青金石的数千公里路线乃是欧亚大陆最早出现的玉石之路①。在《历史发生了什么》一书中，柴尔德讨论世界最早的城市文明之发生———“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革命”，注意到早期城市兴起以神庙建筑的奢侈品为中心形象，还特别提示建造神庙所用的珍贵材料及所需的大量劳动力：“矗立纪念性神庙和人工塔山、生产砖块和高脚杯状陶钉、（从叙利亚或伊朗山区） 进口松木，以及用天青石（即青金石———引者注）、银、铅和铜装饰神龛，表明存在可观的劳动力———巨大的人口。就其规模而言，社群已经从村落扩大为城市。同时，它也变得越来越富裕。”②
在这里，柴尔德强调伴随城市文明而来的规模性利用贵金属材料，以及对当时人同样珍贵的非金属的石料———青金石（天青石）。至于加工这些在史前社会中没有也不需要的珍贵材料之特殊工匠集团的性质，柴尔德作出精辟的推测性判断，认为他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手工业工人，而是一批带有宗教热情的人士，甚至是以为神献身的精神而不计报酬地投入建造的神圣工程。这样看来，催生早期城市文明的神庙建造者，不宜简单视为一般的手艺人。从史前部落到文明城邦，社会的财富和劳动力是围绕着祭拜神灵的目的而逐渐集中起来的。神话想象中的天神们，无形中成为驱动历史前行的动力源头。这对于认识中国史前玉器生产与文明起源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文明城邦的建立与跨地区的商品贸易密切相关，为了修筑神庙而需要大量的贵重材料，其中多半是本土所缺乏的，要依靠远程贸易来大量进口。“大约公元前 3000 年前，红铜或青铜、建筑木材、至少用于制作手推磨和门墩的石头，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对神祇而言，金、银、铅、天青石和其他贵重的物品都是生活必需品。的确，这些材料在遗存中大量出现，则表明进口贸易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而且从杰姆代特奈斯尔文化阶段起，进口物品在墓葬中也很常见。红铜主要来自波斯湾的阿曼，也可能来自东部山地；锡矿来自伊朗东部的德兰吉亚纳（Drangiana）、叙利亚、小亚细亚，甚或来自欧洲；陶鲁斯山（Taurus Mountains）是银和铅的主要产地；来自山区也有可能来自叙利亚沿海的木材运达东北部地区；最优质石料来自阿曼，天青石来自阿富汗东北的巴达克善（Badakshan），珍珠母来自波斯湾，贝壳来自印度半岛。贸易是如此广泛、如此活跃，产自印度河流域的商品———印章、护身符、珠子，甚至陶坯也被运来了！”③在讲到近东的史前文化哈拉夫文化时，柴尔德特意说明魔力的观念如何支配当时人们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雕刻的护身符不仅逼真实用，而且也同样具有魔力。印章的作用也是如此。在粘土上盖印章，应看作是传递魔力的行为。④讲到冶金术的发明，同样涉及到辟邪仪式的背景。⑤印章、串珠和护身符等物品生产与史前中国玉器生产有着异曲同工的观念基础，即避邪神话。
玉石、印章和护身符等能够承载避邪的神力，因为这些物质在信仰中代表着神。如古埃及神话信仰认为的，天神，即天空女神，又叫绿松石女神。绿松石的天蓝色恰好类比蓝天。中国的青绿色玉石也是如此，所谓“苍璧礼天”之说即是来自颜色类比的神话认识。哈托尔女神有时被说成 Re 神的母亲，表现为一只母牛，在两只牛角之间顶着太阳盘，也有些材料称她为 Re 神的女儿或神的眼睛。她的名字意思是“荷鲁斯的神庙”（Huwt-Hor），这个名称强调的是她作为“天空夫人”（Lady of the sky），因为荷鲁斯是天空之主。⑥对她的崇拜不仅仅是埃及人，也有希腊人，并同他们的爱神阿佛洛狄忒相联系。在拜布罗斯，她还被奉为“拜布罗斯夫人”。在西奈半岛，为古代世界提供绿松石的地方，她被供奉在她的庙宇中，奉为“绿松石女神”（mistress of turquoise）。⑦
人类学家昆兹《宝石的巫术与护身符》一书引述一则古埃及故事，表明绿松石在当时的神奇价值：法老为了解除精神压力，让二十名盛装美女划船在宫廷的湖中荡舟。其中一位美女在划桨时不小心将头上戴着的一个精美绿松石头饰掉进水里，她为此懊悔不已。一位名叫 Zazamankh 的宫廷巫师有能力通过他的法术对此做出补救。他口中念诵一段法力强大的咒语，那绿松石竟然从水底升起来，漂浮到水面上，这使得美女将它捡起来，重新戴到自己头上。⑧这个古埃及的首饰故事表明，对于现代人而言的装饰品，在远古时不仅是装饰，其承载的美学价值和身份等级意义是派生的，其巫术魔法价值，才是原初的和原生的。古埃及人确信不同种类的宝石都具有特殊
①参看拙文《苏美尔青金石神话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拙著《金枝玉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4-182页。②③④⑤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李宁利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77-78页，第81页，第61页，第66页。⑥Fergus Fleming & Alan Lothian,The Way to Eternity: Egyptian Myth, London: Duncan Baird Publishers,1997,p.60.⑦⑧George Frederick Kunz,The Magic of Jewels and Charms, New York: Dover, 1997, p.282, p.316。
的护身保佑作用，他们将这些美石组合到自己的项链上，以便获得抵御外来邪魔侵袭的神力。通常的美石有翡翠、红玉髓、天青石、玛瑙、紫水晶、绿宝石、半宝石、金珠、银珠、琉璃珠、陶珠等，为了增强这些首饰的辟邪神力，还要将小型的神像和神圣动物像加在各种宝石之间。即使在木乃伊和木乃伊棺木上，也会模拟性的绘制出装饰有此类珍贵玉石、花卉等图像的项链或项圈作为护符。①中国史前玉器中的玉人形象，石峁玉器中较为少见的玉人头像（图 5，图 6），
曾有玉学专家解说 为 想 象 中 的“一目国”形象②，是否也能够从 承载神力或祖灵的意义上重新解说呢？还有，榆林地区收藏家收集的出自石峁遗址的石雕人头像 （已公 开 发 表 的 17件），已有学者参照批量出现的牙璋 等 玉 礼 器 情况，判断为石峁巫觋集团宗教法事用具③。目前根据新发现的石峁石城建筑用玉器和 埋 人 头 现 象 ，用避邪神话解释这一批石雕人头像，似比泛泛归之为巫觋用品能够更加明确其精神屏障功用。
三、石峁玉器：玉教信仰是史前中国的统一要素
玉文化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催生玉文化的精神因素是玉石神话信仰，可简称为玉教。出土的史前玉器成为佐证玉教传播范围的生动物证。考古发现表明：距今 4000 年以前，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县的石峁文化与位于广东韶关的石峡文化④不约而同地产生出批量生产和使用玉质礼器的文化现象。将两地在东亚地图上标出并在二者之间划一条联线，便呈现出依据考古新知识重新开始思考中华文明发生的学术契机：石峁遗址在黄河流域北端的河套地区，石峡遗址在接近中国版图最南端的邻近珠江水系地区，二者间的直线距离约 1800 公里。从气候、温差、降雨量、地理地形、动植物和农作物、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看，石峁和石峡在自然生态与文化习俗上都相差很大，甚至毫无可比性。可是面对类似的玉礼器，我们必须发问：是什么因素导致史前文化在如此广大的范围里呈现出惊人的雷同现象。从石峁向西约700 公里，有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那是河西走廊的腹地；从石峁向西南约 700 公里，有青海民和喇家遗址，那里是黄河上游地区，这两个地方同样发掘出距今约 4000 年的史前玉礼器文化，以玉璧玉琮玉刀为主要器形。那么，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与陕北龙山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密切关联意味着什么？齐家文化玉器的玉料来源大体上明确，主要是就地取材的祁连玉外加上少量来自新疆的和田玉 （这一点目前还有争议）；石峁玉器的来源问题尚未解决，有就地取材说和外来输入说，两种观点都还有待深入论证。如果经验观察表明石峁玉器与齐家文化玉器具有同源性的看法能够得到证明，则西玉东输的玉石之路黄河道路线图就会呼之欲出，石峁遗址成为联接史前西北玉文化与中原文明发生期夏代玉文化的最重要的节点或中转站。这样的推断同华夏神话资料中提供的古老文明史信息有对应之处：第一是古书《管子》说的“尧舜北用禺氏之玉而王天下”，究竟反映的是神话想象还是历史记忆？第二是《穆天子传》描述的西周帝王穆天子赴西方昆仑山会见西王母之前，为什么会绕远先到河套地区拜会主持玉礼器仪式祭拜黄河之神的地方豪强河宗氏？第三是东周时期北方赵国方面流传的和田玉经过河套地区和山西北部进入中原的运输路线。
综上所述，石峁文化作为中国史前最大的石头城和批量使用玉礼器的河套地区玉文化据点，给上述文献记录的三类信息提供出极佳的重新求解之实证材料，使之从以前的“死无对证”悬疑状态一下子变得柳暗花明，水落石出。石峁古城和玉器的存在将在何种意义上改写中国文明发生史，这在很大程度
①George Frederick Kunz,The Magic of Jewels and Charms, New York: Dover, 1997, p.317.②杨伯达《“一目国”玉人面考———兼论石峁玉器与贝加尔湖周边玉资源的关系》，《巫玉之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0-151页。③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罗宏才《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石雕像群组的调查与研究》，《从中亚到长安》，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0页。④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文物》1978年第7期；吴汝祚《试论石峡文化与海岱、太湖史前文化区的关系》；广东省韶关市曲江人民政府编《曲江文物考古五十年》，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年，第177-183页
上取决于史前玉石之路的具体路线图研究。依照我们已经认识到的每一种古代玉器都蕴含着一种神话观，石峁玉器中至少有四类玉器可以给出明确的神话传播路线。
第一类玉璧玉琮类：良渚文化———陶 寺 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过去对齐家文化玉琮的起源一直无解，因为良渚文化距离齐家文化过于遥远，缺乏中间过渡区。现在看，石峁玉器可能充当东玉西传的二传手。
第 二 类玉璋：石峁文化———偃 师 二里 头———山 东龙山文化———四川广汉三星堆———广 东 增城、广东东莞
第 三 类玉璇玑：山西芮城清凉寺———石峁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采集的石峁玉器中就有玉璇玑，如今本地收藏家的石峁古玉中玉璇玑占有相当比例。华夏出土玉璇玑年代最早的地点芮城清凉寺，和石峁一样都临近黄河，这是否意味着史前玉石之路黄河道的存在呢？值得深究。
第四类玉人头像及玉鹰：石峁文化———石家河文化———禹州瓦店
以上四类玉器的传播路线，合起来构成两纵两横的交叉网格，将玉文化先于武力和政治而统一中国的轮廓和盘托出！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石峁玉器与西北齐家文化玉器的文化联系，这将从实证方面解决西北玉矿资源输入中原文明的时间和路线问题，从而将河西走廊西端的新疆与中原文明精密联系为一个统一体，笔者称之为资源依赖的文化共同体。它将辅助说明为什么华夏文明数千年来以中原为基础和中心，却从来也不能忽视西域和新疆！这就给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提供出又一生动而真切的支持性案例。
我们将考察华夏文明发生的时间坐标向前推数百年至一千年，即距今 5000-4400 年前，是山西芮城清凉寺遗址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山西襄汾陶寺文化率先呈现出玉琮玉璧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玉礼器体系组合的情况。其玉文化观念的起源和玉料来源问题均悬而未决。好像是在此前两千年的仰韶文化传统中没有出现过的玉礼器，突然间降临到中原地区黄河北岸的史前聚落，随后数百年间向北影响到石峁遗址玉器，向南影响到中原“王都”二里头文化的玉器生产。与芮城清凉寺出土玉器同时，或比陶寺玉器更早的史前玉文化高峰，分别出现在北方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南方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及环太湖的良渚文化。笔者用“高峰”一词的根据，是 2007 年凌家滩一座顶级墓葬的随葬玉石器多达 300 件的奢侈奇观。到距今四千年前后的文明诞生期，迄今再也没有发现比 300 件更多的随葬玉器。直到殷墟妇好墓所代表的殷商晚期王者级别墓葬，才能有效突破这个数字。
玉器生产无疑是史前社会中的奢侈品生产，批量出产玉礼器的条件至少有三：一是要有玉石承载神力、灵力的相关神话观念和信仰、崇拜；二是需要有足够的玉石原材料供应；三是掌握切瑳琢磨加工技术的专业人员。前一个条件是精神和意识形态的。第二个条件是物质的，它意味着玉文化出现的两种选择：要么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要么是外来输入玉石材料。后者又暗示着史前奢侈品生产物资开采贸易运输等一系列事项。第三个条件是社会的，意味着史前聚落社会中出现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工。
华夏的史前先民为什么会在不同地域中不约而同地生产和使用非实用亦非装饰性的玉礼器？这主要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观念或意识形态的问题：是什么因素驱动玉礼器的生产和使用？目前所能够得出的推断是神话学和宗教学的：有关玉石的神话信仰的形成和传播，使得诸多史前社会相继受到影响，先后接纳此类神话信念，带动各地的玉器生产，从一开始的星星之火逐渐走向燎原之势，最终统一了华夏文明的大部分地域。
对石峁建筑用玉的新认识是：玉器承载灵力的观念及其辟邪禳敌的宗教护卫功能。结合公元前二千年之际各地古城、古国大面积崛起的背景，玉兵器和玉礼器相当于一种精神盾牌的重大神话性功能，使之能够和新兴的青铜器同步发展，并以金玉组合和金声玉振的新形式开启夏商周礼乐文明之先河。玉兵文化并未因为青铜兵器的出现而消失，而是和实用性的青铜兵器同步发展，在商周两代达到鼎盛期。这和玉教信念的持续传承密切相关，即相信借助玉石中蕴藏的神秘灵力，可达到精神上的辟邪镇宅和护身保卫。
在结束本文之前，略提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玉石之路黄河段的求证问题。石峁玉器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但不应孤立地看待石峁。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与石峁隔黄河相望的两岸多地都有史前玉器发现的报道。如山西省柳林县出土长达 36 公分的三孔玉器（现存柳林县文物旅游管理所）①。黄河西岸的陕北地区，已经发掘的朱开沟文化，虽然目前仅有较为零星的玉器发现②，但是石峁以北的府谷县和以南的新华遗址，均有史前玉器。后者在一个祭祀坑中就发现 32 件玉器。神木以南的佳县石摞摞山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玉器，少量标本见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孙周勇经过调研后指出：“府谷县愣乡出土玉铲、玉刀（现存府谷县文管所），此外还有横山 县陈塔、响水沐浴沟、韩岔梨树焉、高镇油坊头等出土了玉刀、玉铲、玉斧（钺）、玉环等，其时代确认为龙山晚期。据笔者观察，其玉质、玉色及器形等与新华玉器大致相同。”③又据马明志的研究，包括石峁陶器和朱开沟陶器在内的河套地区史前陶器中，有部分属于齐家文化的产品。④这个有关陶器类型归属的认识，间接预示着从陕甘宁大背景上审视石峁玉器的研究前景，凸显齐家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的关联和互动。就石峁当地的史前文化遗址看，神木县境内就还有多处，其中不仅有龙山文化（图 9，图 10），
而且还有早于龙山文化时期的仰韶文化。这说明河套地区的史前社会文化传承有序。⑤当地先于龙山文化的仰韶文化没有玉礼器生产传统，而龙山时期的玉器显然是受到外来玉文化影响的结果。从年代顺序看玉文化传播路线，一个大体上的推测是：从芮城清凉寺玉器和陶寺玉器到石峁玉器，再到西北齐家文化玉器。这就是说，石峁遗址位于黄河中游的特殊位置，使之有可能同时充当“东玉西传”（玉文化传播）和“西玉东输”（玉料传播）的中转站。
关于陕北史前玉器的玉料来源问题，目前公开发表的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就地取材说，以姬乃军⑥、孙周勇等人为代表。后者对新华遗址出土玉器的 24 个标本检测分析认为，新华玉器玉质繁杂，包括叶蛇纹石、阳起石、透闪石、绿泥石、大理石等，其中以叶蛇纹石为主，其次为阳起石-透闪石类。“对比新华遗址玉器主要化学成分中部分主要元素含量，比较接近于岫岩玉。但其产地，却不敢贸然断定与辽宁岫岩有关。学者们多倾向于石峁玉器及延安芦山峁玉器的产地就在陕北或周围一带。结合陕北地区同期类似玉器出土地域不断扩大及数量增加的现状，将其解释为贸易或战争所得显然难圆其说。我们认为，正如新华遗址出现的大量石质生产工具而现在却在遗址周围根本找不到石头产地一样，陕北地区或周围当存在着目前尚未被发现的玉料产地。”⑦
二是认为石峁玉器材料是外来输入的。对于具体的玉料输入源头，有人推测部分是来自辽宁岫岩玉，部分是来自贝加尔湖地区。也有人认为来自甘青地区的西北系玉矿可能性更大。就目前情况看，只要没有发 现 陕 北本 地玉矿资源的存在，外来输入说就 成 为 理所当然的选择。考古学 界 关 于玉石之路 的 讨论已有数十年，石峁古 城 及 玉器对于求 证 西玉东输的又一条北方路线，有着怎样的启迪意义呢？
四、结论：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玉石神话信仰作为精神文化要素，先于秦始皇的武力征服约二千年，就开始了统一中国的历程。从距今 8000 年 到 距 今5000 年，玉文化用了三千年时间由北向南传播，主要覆盖到中国东半部，随后向西传播，在距今4900-4500 年时进入中原，形成黄河以东晋南地区的玉礼器体系。这一史前信仰文化的传播过程可概括为“东玉西传”。接下来是继续向西北地区的传播。约距今 4000 年前后，位于新疆昆仑山的和田玉开始输入中原，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这种西部优质玉石资源的东传，可称为“西玉东输”。石峁遗址及其玉器的新发现，给东玉西传和西玉东输这两种双向运动同时找到新的传播交汇站点，成为考察玉石神话信仰率先统一中国历程的实证性前沿个案。其意义首先在于提示“玉石之路黄河段”的存在可能性，预示着中国东部与西部之间又一条重要文化交通路线，比德国人李希霍芬 1877 年提出的“丝绸之路”要早一倍之久，而且对华夏文明形成起到更关键的作用。石峁古城建筑用玉器的新发现，一方面验证了古书上关于夏代帝王修筑玉门瑶台之类神话建筑记载的可信性；另一方面也验证了中国人信仰玉石避邪驱魔功能的史前渊源之深厚。
文章来源：叶舒宪， 民族艺术 2013年04期 ，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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