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考古发现的夏商周装饰玉器
夏商周的装饰玉器，是夏商周威仪玉器的衍生物，也有繁复的等级规定和精确的天文内涵，由于装饰玉器的形制、纹样都有天文对位和人间对应，所以黄帝族天子、诸侯、贵族根据其不同身份，佩戴或使用不同的装饰玉器。由于夏商周的装饰玉器数量太多，本文只能略举其要，简释其对上古玉器及其天文历法内涵的承袭。
其一，商周黄帝族的玉猪龙，承袭红山黄帝族。红山黄帝族的猪首玦（图24-1），旧名“玉猪龙”，不确。猪首对应
北斗猪神，玦口位于正东春分，天文内涵是北斗七星围绕北极帝星循环旋转，斗柄指示四季（详见前文《黄帝族玉器总论》）。石峁黄帝族未见猪首玦，夏代黄帝族源于石峁黄帝族，同样未见猪首玦。商代黄帝族源于红山黄帝族，也有猪首玦，见于河南安阳殷墟商墓（图24-2）。西周承袭商代，也有猪首玦，见于河南三门峡西周虢国墓（图24-3），河南韩城梁带村春秋时期芮国墓（图24-4），陕西凤翔南指挥镇战国时期秦国墓（图24-5）。天津武清区十四仓清代墓，也出土了一件历代传世的猪首玦（图24-6）[14]。猪首玦并非商周的祭天玉器，而是具有天文历法内涵的神圣装饰玉器。
其二，商周黄帝族的衔尾龙，承袭红山黄帝族。中国龙源于伏羲族二十八宿之苍龙七宿的连线，见于先仰韶期（公元前5200年）陕西宝鸡北首岭的龙凤互衔图，又见于仰韶中期（公元前4500年）河南濮阳M45的龙虎北斗图，但是前者的龙形尚未定型，后者的龙身尚非衔尾龙。目前考古发现的伏羲族最早衔尾龙，见于龙山晚期（公元前2300年）的山西陶寺肥遗盘（图25-1），标示“龙星纪时”的伏羲族火历[15]。
玉器三族接受了伏羲族的二十八宿、火历及其衔尾龙，于是凌家滩东夷族（图25-2）、小河沿黄帝族（图25-3）、良渚南蛮族（图25-4）、石家河南蛮支族（图25-5）都出现了衔尾龙。石峁黄帝族未见衔尾龙，夏代黄帝族源于石峁黄帝族，同样未见衔尾龙。商代黄帝族源于小河沿黄帝族，也有衔尾龙，见于河南安阳妇好墓（图25-6、7）、河南安阳花园庄东地商墓（图25-8），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收藏品（图25-9）。西周承袭商代，也有衔尾龙。河南三门峡西周虢国墓的一件出土品（图25-10），酷似良渚衔尾龙（图25-4）。河南三门峡西周虢国墓（图25-11）、陕西宝鸡竹沟园西周墓（图25-12）、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图25-13）的出土品、香港钟华培的收藏（图 25-14）[16]，龙身均为大火星纹，充分证明衔尾龙象征东方苍龙七宿的循环旋转。多数衔尾龙都是平雕，两面的视觉效果相近，不易判断衔尾龙的标准视角。妇好墓出土的一件衔尾龙是圆雕（图25-6），只有龙首向东才能看见龙尾，证明象征东方苍龙七宿的衔尾龙，标准视角是龙首向东；正如象征西方白虎七宿的祭天玉虎，标准视角是虎首向西。玉器三族的衔尾龙都是象征苍龙七宿的祭天玉器，中古黄帝族天子对位于领衔二十八宿的苍龙七宿，以龙象征天子，所以衔尾龙并非祭天玉器，而是具有天文历法内涵的神圣装饰玉器。中古文献把衔尾龙称为“蟠龙”，“蟠”通“盘”，训盘曲。
其三，西周衔尾凤，承袭石家河文化。中国凤源于伏羲族二十八宿之西方七宿的早期连线（仰韶中期以后改为虎
形），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证据见于先仰韶期（公元前5200年）陕西宝鸡北首岭的龙凤互衔图（图26-1），天文内涵是东方七宿、西方七宿的终始循环。仰韶中期（公元前4500年）的红山黄帝族第一祭祀中心牛河梁出土的龙凤互衔玉佩（图26-2），是华夏最早的龙凤互衔玉佩，是伏羲族龙凤互衔图的玉器化。牛河梁出土的玉凤（图26-3），则是从龙凤互衔图中独立出来的华夏最早单体玉凤，凤首回望凤尾，造型独特。龙山中期（公元前2500年）的石家河南蛮族又出现了仿效衔尾龙的华夏最早衔尾凤（图26-4）。石峁黄帝族未见衔尾凤，夏代黄帝族源于石峁黄帝族，同样未见衔尾凤。红山黄帝族也未见衔尾凤，商代黄帝族源于红山黄帝族，同样未见衔尾凤。西周黄帝族的族祖后稷，早在尧舜时期已被分封于神农族祖地陕西宝鸡区域，并娶神农族女子姜嫄为妻，因此周族以凤纹为族徽，商末周族崛起称为“凤鸣岐山”。考古发现的西周衔尾凤（图26-5～8）[17]，既承袭了宝鸡神农族的凤纹，又融合了红山玉凤的回首和石家河玉凤的衔尾。衔尾凤玉璧既是周族的族徽，也是西周装饰玉器玉组佩的核心构件。不过上古至夏商的华夏圆璧皆圆，西周衔尾凤玉璧却有圆有方，这与西周盛行“天圆地方”的“盖天说”有关（详下第六节）。
其四，商周天帝骑龙巡天玉雕，承袭良渚南蛮族“天帝骑猪巡天图”。上古玉器三族以北极帝星为北极天枢的标志星，又把围绕北极帝星旋转的北斗七星拟形为猪，于是形成了“天帝骑猪巡天”神话，良渚酋邦则以“天帝骑猪巡天图”为国徽（图27-1）。上古伏羲族也以北极帝星为北极天枢的标志星，又把围绕北极帝星旋转的东方七宿连线为龙，于是形成了“天帝骑龙巡天”神话。夏代黄帝族征服中原神农族建立夏朝，接受了伏
羲族的“天帝骑龙巡天”神话。商周黄帝族进而根据这一神话，制作了“天帝骑龙巡天”玉雕。
西周之例见于山西曲沃晋侯墓（图27-3）：天帝腰部骑龙，而且龙身刻有三个大火星纹，其为表现“天帝骑龙巡天”无可置疑。商代之例见于河南安阳妇好墓（图27-2）：天帝腰部骑着钥匙状的不明物件，学界旧称“柄形器”。因其与晋侯墓玉雕结构相同，可知也是表现“天帝骑龙巡天”，“柄形器”实为大火星纹，亦即龙星纹。所谓“柄形器”，其实是晋侯墓玉雕龙身所刻大火星纹的变体。这一大火星纹变体，常见于商周玉器和商周青铜器。比如西周青铜器臣辰尊（图27-4）、乙公簋（图27-5）的大象尾巴、大象下唇，均为这一纹样，大象的尾巴、下唇不可能是如此形状，也不可能有两条如此形状的尾巴，更不可能有斗形角，所以“大象”实为“天象”，“柄形器”实为大火星纹。“柄形器”是大火星纹的硬证，见于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二十八宿漆箱盖（图27-6）：中心是斗字，斗字外一圈是二十八宿的星名，左右是标示苍龙七宿的龙形和标示白虎七宿的虎形。左面虎腹下方则是大火星纹。大 火星纹不画于龙腹而画于虎腹，则是标示“龙星”的四季旋转。夏商周的大火星纹、，不仅酷似甲骨文的“火”字，而且酷似甲骨文的“山”字。因为龙山时代的伏羲族火历，承袭先仰韶 - 仰韶时代的伏羲连山历，所以作为火历符号的大火星纹，承袭作为连山历符号的山形纹，进而导致甲骨文的“山”字、“火”字极其相似。
不仅如此，由于春秋战国曾经采用“木星纪时”，而木星称为“岁星”，因此春秋战国又从大火星纹衍生出岁星纹，见于曾侯乙墓出土的后羿射日漆箱盖（图27-7）[18]：上下四棵扶桑树，即神话化的伏羲族圭木，标示一年四季。四棵扶桑树上各有二鸟，下面两棵扶桑树之间另有一鸟，合计九鸟。上下两棵扶桑树之间各有一人持箭射鸟，图解“羿射九日”的天文神话。主体纹样是大火星纹衍生出的岁星纹（其形酷似钺形，详上“岁”“钺”相通）：十三个岁星纹，分为两组，标示阴阳合历闰年的十三个月。右面一组六个，三三分布，标示上半年的春夏两季各有三个月。左面一组七个，四三分布，标示下半年的秋季增加闰月有四个月，冬季仍为三个月。黄帝族“天子”的天文对位，传统对位是北斗七星，新增对位是苍龙七宿，不能对位作为“天父”的北极七星，所以只有天帝可以“骑龙巡天”，天子不能“骑龙巡天”。《山海经》记载的大部分“乘龙”者均为天神，唯一的例外是《山海经·海外西经》所言“夏后启乘两龙”，这是违背华夏宗教戒律和天子天文对位的严重僭越，所以商代《归藏》严厉批判了“夏后启欲乘龙登天”[19]。不 过“ 夏后启乘两龙”不可能是史实，而是商代黄帝族杜撰的诬词，用于论证商灭夏的合理性、商代夏的合法性。
综上所述，商代妇好墓玉雕与西周晋侯墓玉雕一样，都是表现“天帝骑龙巡天”，而且与夏商周万舞的“天帝降龙伏虎”舞姿有关（详见前文《华夏万舞是万字符之舞》）。“天帝骑龙巡天”玉雕并非祭天玉器，而是表现天象崇拜和天帝崇拜的神圣装饰玉器。
其五，商周玉蝉，承袭石家河文化的灵蝉崇拜。华夏灵蝉崇拜，起源于上古玉器三族。红山黄帝族（图28-1）、良渚南蛮族（图28-2）均有少量玉蝉，东夷族也有一件玉蝉（图例未见），石家河南蛮族则有大量玉蝉（图28-3）。华夏灵蝉崇拜的天文历法内涵，不像华夏四大神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那样直接来自四方天象的连线，而是上古先民通过主观联想，认为蝉仅需吸风饮露就能存活，而且死后可以复生，生死循环类似于天象循环，于是把蝉视为象征天道循环的灵物加以崇拜。石峁黄帝族未见玉蝉，夏代黄帝族源于石峁黄帝族，同样没有玉蝉。与夏代同时的东北黄帝族夏家店下层文化，则承袭红山黄帝族，也有玉蝉（图28-4）。商代黄帝族源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东北黄帝族，也有不少玉蝉，见于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墓（图28-5）、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图28-6）、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图28-7）。西周承袭商代，也有不少玉蝉，见于山西曲沃西周晋侯墓（图28-8）、浙江安吉递铺镇
战国墓（图28-9），以及香港钟华培的收藏品（图 28-10）。战国秦汉的“神仙”思潮（“神”源于天象，“仙”源于祭司，详下第五节），把华夏灵蝉崇拜推向顶峰，导致汉代把玉蝉列入必备的葬玉，希望死者能像灵蝉一样死而复生，羽化登仙。汉代玉蝉含于死者嘴中，专名“玉琀”（28-11~16）[20]，风格简洁，刀法洗练，史称“ 汉 八 刀 ”。
灵蝉崇拜与天象崇拜关系密切，可举两项证据。一是把观天玉器“璇玑玉衡”的“璇玑”（旧称“三牙璧”）三牙，雕为蝉形，成为三蝉璇玑。第一例见于石家河文化的传世品（图29-1），不过三蝉不易辨识。第二例见于河北藁城台西村商墓的出土品（图29-2），三蝉清晰可辨。另外两例见于震旦博物馆的收藏品（图29-3、4），三蝉更为具象。二是把祭祖玉器玉琮的四棱雕为蝉形，成为灵蝉玉琮。第一例见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商代早期双节八蝉玉琮（图29-5），第二例见于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商代晚期单节四蝉玉琮（图29-6）[21]。
华夏灵蝉崇拜的最终结果，是诞生了蝉翼仙人的形象。其证见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曲腿羽人玉雕（图30-1），陕西西安出土的西汉曲腿羽人铜雕（图30-2），香港钟华培收藏的西汉曲腿羽人玉雕（图30-3）。这些羽人之羽，并非鸟翅之形，而是蝉翼之形。东汉
以后，蝉翼才演变为既非鸟翅又非蝉翼的羽毛之形，见于四川新津东汉画像石的羽仙六博图（图 30-4）[22]。上古至夏商周的灵蝉崇拜，仅仅信仰“死后复生”，尚非“神仙”崇拜。战国秦汉以后的“神仙”崇拜，转为信仰“长生不死”，但是后人不再明白羽仙之羽源于灵蝉之翼。玉蝉并非夏商周的祭天玉器，而是表现灵蝉崇拜的神圣装饰玉器。
其六，西周大火星纹玉项饰，体现了源于伏羲族火历的“龙星”崇拜。夏商周玉器、青铜器常见的大火星纹，还
被单独制成玉佩，见于山西闻喜上郭村西周墓（图31-1），又见于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战国墓（图31-2），尽管时空相距甚远，但是细节部分的刻纹完全相同，证明夏商周王朝类似于良渚酋邦，也对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的形制和纹样实行了严格有效的统一管理。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出土的西周装饰玉器，则用玛瑙珠把六个大火星纹玉佩（图31-3）串连成玉项饰（图 31-4）[23]，既体现了源于上古伏羲族火历的“龙星”崇拜，又体现了中古以后天子对位“龙星”衍生出的“天子”崇拜。
本节仅仅列举了一部分源于天象崇拜和宗教崇拜、具有天文历法内涵的夏商周神圣装饰玉器。夏商周另有大量的世俗化装饰玉器和世俗化实用玉器，比如玉笄、玉梳、玉碗、玉杯、玉韘（音shè，射箭拉弓的扳指）、玉觿（音xī，解开绳结的工具）等等，这些世俗化装饰玉器、实用玉器的形制，大多出于实用需要，但其纹饰无不源于观天玉器、祭天玉器、威仪玉器。夏商周黄帝族最重要的装饰玉器，是把各种玉器串连成组、用于彰显世俗身份的玉组佩，其每一组件无不源于观天玉器、祭天玉器、威仪玉器，如同虢国墓的大火星纹玉项饰，均有精确的天文历法对位和宗教神话内涵。
综上所述，中古夏商周的玉器全面承袭上古玉器三族的玉器，夏代玉器主要承袭西北石峁黄帝族的玉器，商代玉器主要承袭东北红山黄帝族（含小河沿黄帝族、夏家店下层黄帝族）的玉器，西周玉器则对承袭石峁黄帝族、红山黄帝族的夏商玉器兼收并蓄。所以夏商周的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与上古玉器三族的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一样，均有精确的天文历法对位和宗教神话内涵。
三、考古发现的夏商周祭司玉人
夏商周黄帝族的四类玉器，均由祭司阶层执掌。观天玉器尽管是一切玉器的源头和基因，但是夏商周的礼玉制度，仅是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的使用制度，而非观天玉器的使用制度。因为黄帝族入主中原以后实行“绝地天通”，严禁传播天文历法知识，因此观天玉器仅在祭司阶层内部使用，中古文献绝不记载观天玉器的使用制度，仅仅记载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的使用制度，但又绝不解释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必须如此制作、如此使用的天文历法对位和宗教神话内涵。
祭司阶层内部使用观天玉器，观测天象，编制历法，外部执掌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的使用制度；并且根据天文历法对位和宗教神话内涵，对每种玉器的形制、颜色、纹样、尺寸，做出权威规定，但是绝不对外解释。祭司阶层外部执掌祭天玉器的使用制度，必须根据天文历法对位和宗教神话内涵，确定每种祭天玉器的形制、颜色、尺寸，监督玉工制作；然后根据祭司编制的历法，确定祭天的具体时间，主持祭天的繁复仪式，使用祭天的相应玉器。祭司阶层外部执掌威仪玉器的使用制度，必须根据天文历法对位和宗教神话内涵，确定天子、诸侯、贵族所用威仪玉器的形制、纹样、尺寸，监督玉工制作，发放给相应等级的使用者。祭司阶层外部执掌装饰玉器的使用制度，必须根据天文历法对位和宗教神话内涵，规定什么等级可以使用什么装饰玉器，不能使用什么装饰玉器，不可越礼僭用。
如果没有夏商周祭司阶层明确规定又不对外解释的天文历法对位和宗教神话内涵，那么夏商周玉工就不可能制作出不同用途的不同玉器，本文所举夏商周玉器的形制、颜色、纹样、尺寸也不可能与华夏天文历法、华夏宗教神话具有全方面的精确对应。如果夏商周祭司阶层轻易对外解释，就会消解绝对王权和礼玉制度的神圣性、神秘性。因此夏商周玉器的天文历法对位和宗教神话内涵，既是本文系统论证的客观存在，又是不见于明文规定的隐秘存在。
夏商周祭司作为礼玉制度执掌者的重要证据，见于表现祭司祭天的大量祭司玉人（图32）。这些表现祭司祭天的夏商周祭司玉人，集中体现了夏商周的天文历法观念和宗教神话理念。华夏祭司玉人的最初形象，由红山黄帝族创制，见于牛河梁的出土品（图32-3）：祭
司玉人双臂曲肘拜天，双腿直立。这一造型南传东夷族，见于凌家滩的出土品（图32-4），祭司玉人仍然双臂曲肘拜天，双腿变为曲腿下蹲。这一造型西传石家河南蛮族，见于巴黎赛努奇博物馆的收藏品（图32-5），判断族属的依据是石家河文化特有的天盖冠（详见前文《龙山玉器总论》）。石家河祭司玉人把凌家滩祭司玉人的正面下蹲，转换为侧面曲腿。石峁黄帝族没有祭司玉人，源于石峁黄帝族的夏代黄帝族也没有祭司玉人。商代的祭司玉人（图 32-6~12），承袭石家河文化的祭司玉人，均为侧面曲腿。冠冕形制则有多种，既有斗形冠（图32-6、7），又有斗形龙冠（图32-8、9），也有天盖冠（图32-11）。西周的祭司玉人（图32-13~18），承袭石家河南蛮族至商代黄帝族的祭司玉人，均为侧面曲腿。冠冕形制均为斗形龙冠，主要是龙首在下，龙尾在上，卷曲如同发髻；少数是龙首在上，龙尾在下（图32-18）[24]。
或问：为何石家河南蛮族和商周黄帝族的祭司玉人都是侧面曲腿？原因大致有二。其一，蹲姿源于伏羲族的北极天帝“帝俊”（图32-1）。“俊”字古作“夋”，又 作“ 踆 ”，训“ 蹲 ”。伏 羲 族“ 帝 俊 ”东 传 良渚南蛮族，导致骑着北斗猪神巡天的良渚玉帝也是蹲姿（图32-2）。伏羲族“帝俊”东传东夷族，导致凌家滩的祭司玉人尽管整体承袭牛河梁的祭司玉人（图31-3），双腿却从直立变为正面曲腿下蹲（图32-4）。伏羲族“帝俊”南传石家河南蛮族，导致石家河的祭司玉人变为侧面曲腿下蹲（图32-5）。北极天帝“帝俊”是上古至中古的华夏至高神，是全部天象的最高主宰。祭司的一切祭祀仪式，即使是专祭局部天象及其神灵，归根结底都是祭祀全部天象的最高主宰“帝俊”。因此祭司所跳万舞的第一舞姿和第二舞姿，双腿的腿姿均为模仿“帝俊”的下蹲，仅是手姿有所区别，或为模仿伏羲族天帝的双手上举，或为模仿南蛮族天帝的双手下按（详见前文《华夏万舞是万字符之舞》）。其二，祭司所跳万舞的第三舞姿，模仿万字符的折线，侧面曲腿正是万字符折线的最佳拟形（详见前文《华夏万舞是万字符之舞》）。由此可见，侧面曲腿最为浓缩、最为直观地概括了祭司所跳祭天乐舞“万舞”的三大舞姿。所以侧面曲腿的商周祭司玉人，成为表现祭司万舞祭天的最佳形象。这些万舞祭司玉人，旧称“玉人”“玉羽人”“玉舞人”等等，均不确切。
商周两代另有大量的侧面曲腿玉鹰（图 33）[45]。鸟类的最大特征是双翅而非双腿，然而这些商周玉鹰却强调其侧面曲腿，除了人首换为鹰首，其他细节均与万舞祭司玉人基本相同，一是均为侧面曲腿，二是多有斗形冠（图33-1、2、3、15、16），三 是 多 有 斗 形 龙 冠（图33-10、11、12），四是多有大火星纹（图33-4、10、12、13）。说明这些玉鹰实为万舞祭司玉人的神化形象，亦即表现祭司在万舞祭天之时的灵魂飞升状态。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以后，祭司阶层消失，万舞秘义失传，因此秦汉以后
无法正确理解这些万舞祭司玉人和象征祭司通灵升天的玉鹰，而是根据秦汉之际曲解华夏天文历法和华夏宗教神话的“神仙说”“仙人说”，把这些玉人、玉鹰视为“羽人”“仙人”“神仙”等等。华夏宗教神话，植根于华夏天文历法。华夏“神”“仙”观念，同样植根于华夏天文历法。尽管“神”与“仙”密切相关，但是不宜混为一谈：“神”是天上星象的神化，“仙”是人间祭司的神化。祭司万舞祭天，意在“降神”。祭司万舞迷狂，谓之“升仙”。
由于商周之变的“人文化”、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秦汉之际的“秦火汉黜”，中国文化发生了多次重大断裂，中国历史发生了多次重大改道，夏商周观天玉器、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的天文历法内涵和宗教神话内涵全部失传，八千年华夏玉器的天文历法源头也全部沉入历史忘川。
四、西周“以琮礼地”与盖天说“天圆地方”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玉器领域的“商周之变”，总括而言是商代以前的一切玉器无不“天文化”，西周以后的一切玉器无不“人文化”。影响中国文化最为深远的一例“商周之变”则是：商代方明六玉“以圭璧祭天，以圆璧祭地”，西周祭天六玉“以圆璧祭天，以方琮祭地”。简而言之，商代用圆璧祭祀地球，乃是遵循主张“天地皆圆”的“浑天说”；西周用方琮祭祀大地，则是遵循主张“天圆地方”的“盖天说”。
“浑天说”属于天文理论，出于上古伏羲族。“盖天说”属于意识形态，出于中古黄帝族。上古伏羲族的天文历法远比玉器三族的天文历法先进，所以伏羲族的天文理论“浑天说”，以及伏羲族的连山历、昆仑台、二十八宿、立圭测影、天球赤道等等天文知识、天文方法、天文基准全部东传玉器三族，成为上古华夏四族（包括上古黄帝族）共同接受的天文历法体系。
中古夏商周的天文历法官均由伏羲族担任，所以夏商周的天文理论仍是上古伏羲族的“浑天说”，夏商周的天文台仍是上古伏羲族的“昆仑台”，夏商周的天文基准仍是上古伏羲族的“天球赤道”。然而夏商周三代为了维护黄帝族对农耕三族的统治，仅在天文历法领域秘密遵循作为天文理论的“浑天说”，但在人文政治领域却公开宣扬作为意识形态的“盖天说”。不过夏商两代又与西周略有不同：夏商尽管已经实行“绝地天通”，严禁传播天文历法知识，但是仍然严格区分天文理论“浑天说”与意识形态“盖天说”的使用范围，所以均以圆璧祭地，亦即承认大地实为圆球。西周为了避免天文理论、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分裂，不再以圆璧祭地，改以方琮祭地，亦即否认大地实为圆球，公开宣扬“大地为方”。
中古黄帝族的意识形态“盖天说”并非凭空炮制，而是出于政治利益的实际需要，对上古伏羲族的天文理论“浑天说”进行了偷梁换柱的改造。具有手段有二：一是曲解“浑天说”的正确理论，二是暗用“浑天说”的正确数据。
先言“盖天说”如何曲解“浑天说”的正确理论。上古伏羲族的“浑天说”，包括“天道为圆，地道为方”两个层面。“天道为圆”意为，天象运行的轨道（道之第一义），乃是终始循环。“地道为方”意为，获取天文知识“天道为圆”的方法（道之第二义），乃是建立地面的方形昆仑台，昼测圭影，夜观星象。“浑天说”的两大要义“天道为圆，地道为方”，见于多种中古文献，略举其要。其一，《吕氏春秋》：
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 母 （《 序 意 》）”。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 圜 道 》）。其二，《淮南子·天文训》：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圆者主明。
其三，《大戴礼记·曾子天圆》：
单居离问于曾子曰：“天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曰：“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道曰方圆耳，非形也。’”
可见“天圆地方”之“地方”，真意并非“大地为方”，而是“地道曰方”“道曰方圆耳，非形也”。《大戴礼记》所记曾参转述的孔子之言，是对“盖天说”致命漏洞的最强驳斥：圆天不能盖住方地的四角。
或问：询问曾参的单居离，以及古今无数人，为何会把“浑天说”的“天道为圆，地道为方”，普遍误解为“盖天说”的“天空为圆，大地为方”？这一普遍误解始于何时？为何虽经多种文献反复辟谣，甚至被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及其弟子曾参也曾辟谣，这一普遍误解仍然难以消除？古今无数人的普遍误解，源于西周庙堂出于统治需要的故意误导。西周以方琮祭地，则是普遍误解积重难返、
反复辟谣毫无效果的重要原因。西周庙堂故意误导民众的证据，并非西周遵循“盖天说”的方琮祭地，而是西周“盖天说”的集大成著作《周髀算经》。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窃闻乎大夫善数也，请问古者包牺立周天历度。夫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可将尺寸而度。请问数安从出？”商高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周公曰：“大哉言数！请问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方数为典，以方出圆。”《周髀算经》故意不言“天道为圆，地道为方”，仅言其缩略语“天圆地方”，正是为了确保除了天文历法官之外的一切人，包括天子、诸侯、百官、民众，都把“浑天说”的“天道为圆，地道为方”，普遍误解为“盖天说”的“天空为圆，大地为方”。
那么西周庙堂为何刻意宣传错误的天文知识“天空为圆，大地为方”？因为“浑天说”的正确天文知识“天道为圆，地道为方”，不利于支持王权、强化王权、神化王权。而“盖天说”的错误天文知识“天空为圆，大地为方”，有利于支持王权、强化王权、神化王权。夏商周的人间秩序仿照天文秩序而建构，黄帝族天子对位于龙星，黄帝族百官对位于繁星，农耕族民众对位于大地，如果遵循“天地皆圆”的“浑天说”，亦即遵循天象绕着地球转的天文秩序，那么黄帝族的天子百官就必须以农耕族的民众为中心。只有设定天空为盖而永远在上，大地为方而永远在下，才能使农耕族的民众永远在下，黄帝族的天子百官永远在上。
再言“盖天说”如何暗用“浑天说”的正确数据。数学史大家钱宝琮（1892 ～ 1974）的《盖天说源流考》认为，《周髀算经》的天文数据与“盖天”理论互相矛盾，天文数据并非出于客观实测，而是出于主观虚构[26]。天文史学家薄树人（1934~1997）的《再谈〈周髀算经〉中的盖天说》进而认为：《周髀》的天和地是两块平行的平面或曲面，并且天的转动轴线是垂直于地面的。所以在《周髀》的体系里就不可能建立起赤经差的正确概念，更无法提出测量赤经差的方法。无法测量赤经差，却又说出了一个测量的结果，而且是和实际赤经差相符的结果，这个奇妙的情况说明，在《周髀》的作者面前，这个结果早就已经有了。赤经差正是浑天说的表征。这样，我们可以肯定，《周髀》 中的盖天说乃是在浑天说创立和浑仪发明之后出现的。过去人们总以为盖天说的成立要比浑天说早。这是一种成见，实在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周髀》中的盖天说，只能在浑天说发展起来以后，借助于浑天说提供的若干数据，才组织起目前这样的数学模型来......中国历法的发展与盖天说没有关系[27]。钱宝琮首先揭示了《周髀算经》的天文数据与“盖天”理论互相矛盾的事实，薄树人进而揭示了《周髀算经》的天文数据与“盖天”理论互相矛盾的原因：天文数据并非主观虚构，而是借用了遵循“浑天说”实测所得的真实数据，用于支持“盖天说”的虚构理论。钱、薄二氏的杰出研究，充分证明《周髀算经》的“盖天说”是无法实用的政治理论，是配合“绝地天通”、用于支持王权、强化王权、神化王权的伪天文理论。因为“盖天说”的“天圆地方”可以支持“天尊地卑”，“天尊地卑”可以支持“君尊臣卑”。至于薄树人所言《周髀算经》借用的浑天说数据，究竟来自何时何地，仍是一个重大悬案。然而历史之谜的揭破，常常出人意表，却又丝丝入扣毫厘不爽。200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何驽研究员，在山西陶寺观象台旁的大墓中发现一件用黑、绿、红三色漆分出色段的漆杆[28]。中国科学院的孙小淳研究员认为，漆杆是横置于地，测量表木投影
的圭尺。较长的黑色段、绿色段，功能是间隔。较短的红色环，功能是刻度。2009年，孙小淳使用陶寺圭表的复制品，在陶寺观象台遗址进行实测（图34-1），证实了二分二至等重要节气的表木之影，全都投于漆杆圭尺的红色环带；每条红色环带的对应日期，又符合陶寺观象台每条日出测缝的对应日期。夏至的表木之影，投于圭尺的11 号红色环，影长 1.6 尺，正是《周髀算经》借用的浑天说数据“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29]。夏至是圭影最短之日，所以清代孙家鼐的《钦定书经图说》，即以“夏至致日图”解说《尚书·尧典》的立圭测影（图34-2），证明夏商周圭表承袭陶寺圭表。南京博物院所藏东汉铜圭表（图34-3），仍然承袭陶寺圭表[30]。何驽、孙小淳的天文考古和实测发现，充分证明《周髀算经》用于支持伪天文理论“盖天说”的真实天文数据，正是来自西周遵循伏羲族“浑天说”的立圭测影数据。
中国天文学史上的最大公案，至此水落石出：黄帝族通过“炎黄之战”伐灭山西陶寺神农族酋邦，平毁了陶寺太极台，废弃了伏羲族“浑天说”的升级版“浑夕说”（宣夜说），因为“浑夕说”的“宇宙无极论”，更加不利于黄帝族的统治[31]，所以夏商周黄帝族仅在天文历法领域秘密接受上古红山黄帝族早已接受的伏羲族“浑天说”，且在天文观测和历法编制中始终使用伏羲族“浑天说”及其观天仪器，包括圭表、浑天仪等等；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宣传有利于黄帝族统治的伪天文理论“盖天说”。
必须特别强调，《周髀算经》为了支持“盖天说”而暗用的浑天说数据，尽管与陶寺神农族酋邦的浑天说数据相同，但是这些数据并非来自陶寺神农族酋邦的浑天仪实测，而是来自夏商周的浑天仪实测。因为从上古伏羲族四千年，到中古夏商周两千年，再到秦汉至今两千年，八千年来的华夏天文学始终遵循伏羲族的“浑天说”观测天文、编制历法，未有一日遵循中古黄帝族的“盖天说”观测天文、编制历法，此即东汉末年蔡邕所言：
周髀术数具在，考验天象，多所违失，故史官不用。惟浑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32]。《周髀算经》论证“盖天说”的天文数据，分为真实数据和伪造数据两部分：真实数据借用了实测的浑天说数据，伪造数据则是支持意识形态的故意伪造。两者夹在一起，第一作用是混淆视听，使人如堕迷雾；第二作用是永远无法证实，也永远无法证伪。不懂天文历法的外行，包括使用“盖天说”支持“君尊臣卑”“三纲五常”的绝大多数经学家，并不知晓《周髀算经》具有浑天数据与盖天理论的
内在矛盾。了解天文历法的历代史官，也不敢点破“盖天说”并非天文理论仅是意识形态，于是支持王权并被庙堂力挺四千年的伪天文理论“盖天说”，遂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误视为曾经长期使用、甚至使用时间最长的中国天文理论。
由于庙堂力挺伪天文理论“盖天说”，因此执掌天文历法的史官制作的天文仪器，不得不用外在的“天圆地方”假象，掩盖其内在的“天地皆圆”真相。为此三国时代的王蕃不得不发明了假装“天圆地方”、实为“天地皆圆”的浑象，宋代苏颂所制浑象承之：外部结构貌似“天圆地方”（图35-1），内部结构实为“天地皆圆”（图35-2）[33]。
综上所述，黄帝族的伪天文理论“盖天说”，滥觞于牛河梁、东山嘴的红山黄帝族方形地坛、圆形天坛（详见前文《昆仑台传播史》），草创于“绝地天通”的夏商两代，完成于“方琮祭地”的西周，记载于首言“天圆地方”的《周髀算经》。“盖天说”并非真正的天文理论，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先以“天圆地方”的伪天文知识虚构“天尊地卑”的伪天文秩序，再以“天尊地卑”的伪天文秩序设定“君尊臣卑”的人间秩序，从而达到支持王权、强化王权、神化王权的政治目的。夏商周黄帝族的伪天文理论“盖天说”，背离了华夏政治的最高原则“顺天应人，以人合天”，走上了“悖天逆人，以人灭天”的歧途。西周的“圆璧祭天，方琮祭地”，则是支持伪天文理论“盖天说”的政治表演。
所谓“中国人自古以来认为大地为方”，并非真正的史实，而是夏商周黄帝族的伪天文理论“盖天说”四千年来愚民洗脑虚构的伪史实。这一流传极广、贻笑世界的谬论，侮辱了中华民族的杰出智商，玷污了伏羲族领先全球七千多年的先进天文历法。
五、西周“玉器之德”违背华夏“玉器之道”
夏商周的观天玉器、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只有作为统治族群的黄帝族“君子”有权使用，作为被统治族群的农耕族“小人”无权使用，亦即“君子用玉，小人用陶”。黄帝族“君子”（“君王之子”的简称）佩戴使用的装饰玉器，既是身份标志，更是族群标志，亦即统治族群的标志，所以《礼记·玉藻》说：“古之君子必佩玉。”“居则设佩，朝则结佩。”“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山海经·西山经》则说：“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为祥。”前八字言天神以玉为食，后八字言君子以玉为饰，两者深刻相关，亦即黄帝族之神食玉，黄帝族之人佩玉。
由于西周把玉器的“天文化”内涵予以“人文化”，并且强调“以德治国”，于是形成了“君子以玉比德”的“人文化”玉器新义，严重阻碍了后人探索华夏“玉器之道”的天文历法初义和宗教神话内涵。“人文化”的西周“玉德”，不见于商代甲骨文和涉及上古、涉及夏商的所有文献，主要见于春秋末期孔子创立儒家以后的四种文献。其一，玉有十德，见于《礼记 · 聘 义 》：
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珉之多欤？”孔子曰：“非为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其二，玉有七德，见于《荀子·法行》：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恶！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谪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
其三，玉有九德，见于《管子·水地》：
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谪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彻远，纯而不杀，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宝，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
其四，玉有五德，见于《说文》：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礼记》《荀子》所记孔子之言，大同小异。《管子》《说文》所记玉德，又与孔子之言基本相同。可见四种文献所记“玉德”，是孔子对西周黄帝族关于“君子佩玉”“君子以玉比德”的“人文化”附会的概括。孔子称颂西周制度“郁郁乎文哉”，也称颂“君子以玉比德”的“人文化”附会。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也不语天文历法和宗教神话，又对上古至夏商的华夏宗教神话进行了全面解构和“人文化”附会。
孔子创立的儒家，出于执掌朝廷礼仪的礼官，传承黄帝族的人文政治之术，所以借由褒扬“玉器之德”，褒扬“君子之德”。老子创立的道家，出于执掌天文历法的史官，传承伏羲族的天文历法之道，所以借由贬抑“玉器之德”，贬抑“君子之德”。所以《老子》反对西周对“君子用玉”“君子以玉比德”的“人文化”附会，讽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表示“不欲琭琭如玉，（宁可）珞珞如石”，主张“见素抱朴（璞）”，反对玉器式的雕琢。《庄子》同样反对西周对“君子佩玉”“君子以玉比德”的“人文化”附会，因而讽刺“白玉不毁，孰为珪璋”？主张“雕琢复朴（璞），息黥补劓”，反对玉器式的雕琢。
由于只有黄帝族君子可以佩玉并且“以玉比德”，所以西周所言世俗化装饰玉器的“玉器之德”，是违背华夏玉器“天文化”初义的“人文化”附会，属于意识形态，不是玉器本义，不仅违背华夏“玉器之道”，而且并非真正的“玉器之德”，仅是根据黄帝族君子所佩世俗化装饰玉器的政治属性、意识形态而附会出来的“君子之德”。大部分玉器研究者常常既不探索华夏“玉器之道”的天文历法起源，也不了解从上古玉器到夏商玉器的“天文化”初义已被西周“玉器之德”的“人文化”新义彻底遮蔽，于是把西周“玉器之德”（实为离题万里的意识形态“君子之德”）的“人文化”附会，视为上古至夏商“玉器之道”的本义，因而难以窥破华夏“玉器之道”的真正奥秘。
结语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玉器古义沉入忘川
夏商周的礼玉制度，从属于夏商周的国家制度，即游牧民族统治农耕民族的征服者国家制度。其国家形态是天子分封诸侯的“分封制王国”，天子顺天应人
是天下共主，诸侯是天子之臣。每个诸侯国的统治者都是黄帝族或非黄帝族的功臣、戚族。经过夏商周两千年，黄帝族与农耕三族已经高度融合，无法区分黄帝族“君子”和农耕族“小人”，于是中国的国家形态从“分封制王国”走向了“郡县制帝国”。“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的历史变迁，经历了从春秋到战国的五百年震荡，最终结果是秦国统一天下，秦“王”僭号称“帝”，终结了夏商周两千年的中华王国史，开启了秦汉以后两千年的中华帝国史。
两千年中华王国史，“天子”是对位北斗七星的“王”，“天父”是对位北极帝星的北极帝君“太一”。所以夏商周天子必须祭祀天帝，因为天父高于天子，神权高于君权，君权必须神授，所以夏商周祭司地位极高、权力极大，可以左右政治。两千年中华帝国史，“天子”是对位北极帝星的“帝”，“天子”占据了“天父”的位格，“天子”没有“天父”。“天帝”“上帝”不再有明确的天文对位，仅是虚幻无据的“天意”“君权神授”变成了“君权天授”。所以秦汉以后祭司阶层彻底消失。皇帝登基，上帝退位，宗教退场，天子高于“ 天 父 ”，君 权 高 于“ 神 权 ”。
由于夏商周礼玉制度的族群背景、历史背景、政治背景、宗教背景、神话背景、天文背景，经过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在秦汉以后全部消失，因此礼玉制度在秦汉以后退出了历史舞台。实用的观天玉器、神圣的祭天玉器全部消失，仅剩无根的威仪玉器、世俗的装饰玉器。上古四千年至夏商周两千年华夏“玉器之道”的天文历法初义及其宗教神话内涵日益淡化，不再为人所知。
本文论证了夏商周的观天玉器、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无不全盘承袭上古玉器三族的玉器，主要承袭上古黄帝族的玉器，其次融合了上古东夷族、上古南蛮族的玉器，无不具有精确的天文历法对位和宗教神话内涵，而夏商周的天文历法则以上古伏羲族的天文历法为核心，融合了上古玉器三族天文历法的部分特色。
夏商周礼玉制度经历了从夏到商、从商到周的演变，尤其是从“天文化”到“人文化”的商周剧变。因此研究上古玉器和夏商玉器，必须避免的最坏倾向，就是把西周“玉器之德”的“人文化”内涵，直接视为上古玉器至夏商玉器的标准解释。
上古华夏四族以其卓绝智慧获得的“天眼通”，是人类文化发生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古黄帝族的“绝天地通”以及“商周之变”的历史改道，四千年来深埋于历史风沙之下。伏羲学将会帮助炎黄子孙穿越历史风沙，回到上古现场，找到八千年华夏文化、四千年中华文明的知识总根，找到过去八千年华夏文化、过去四千年中华文明兴衰祸福的根本原因，找到未来华夏文化、未来中华文明重新复兴的正确方向。在伏羲学第一部分“伏羲之道”解密上古伏羲族的彩陶纹样、第二部分“玉器之道”解密上古玉器三族的玉器纹样之后，伏羲学第三部分“青铜之道”将会解密中古夏商周的青铜器纹样对上古华夏四族彩陶纹样、玉器纹样及其天文历法对位和宗教神话内涵的承袭、融合与发展，完成上古四千年华夏知识总图与中古至今四千年中华知识总图的全面对接，完整呈现八千年华夏文化史的知识总图及其基因解密。
注释：[1]图14-1，牛河梁出土红山文化玉冠，采自郭大顺、洪殿旭：《红山文化玉器鉴赏》增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图14-2，内蒙大甸子出土夏代玉冠，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图14-3～11，五帝三王戴冠像，采自[明]王 圻、王思义：《三才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2]图15-1，反山M12良渚钺王，采自《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5 年版。15-2，图 15-2，良渚玉钺形制示意图，采自《瑶山》。图15-3，1978年河南临汝阎村出土鹳鱼石斧图陶缸。图15-4，石峁玉钺，采自戴应新：《回忆石峁遗址的发现与石峁玉器》（上）。图15-5，石峁玉钺，采自许满贵：《赏玉戚话亲戚》，载《东方收藏》2015年第9期。图 15-6、7、8，二里头出土夏代玉钺、玉戚；图 15-9，河南安阳小屯出土商代玉钺；图16-10、12，妇好墓出土商代玉钺；图15-11，河南安阳罗山县莽张乡出土商代玉钺；图15-13、14，河南安阳花园庄出土商代玉戚；图15-18，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出土西周玉戚；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图15-15、19，河南平顶山出土应国西周玉钺、玉戚，采自《平顶山应国墓地》。图15-16、17，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西周玉钺，采自《张家坡西周墓地》，[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9年版。[3]转引自林沄：《说“王”》，载《考古》1965年第6期。[4]图16-1、2，山东滕州前掌大出土商代斗形龙玉钺、斗形龙；图16-3，河南安阳孝民屯出土商代斗形龙；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5]图17-1，陕西石峁出土石峁文化玉戈，采自戴应新：《回忆石峁遗址的发现与石峁玉器》（上）。图17-2，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夏代玉戈，采自《二里头》，[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图17-3，河南新郑望京楼出土商代玉戈；河南洛宁县陈吴乡寨子村出土商代玉戈；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商代铜内玉戈；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图17-4，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西周玉戈，山西曲沃晋侯墓出土西周玉戈，陕西扶风强家村出土西周双凤玉戈；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6]图18-1，红山文化北斗猪神权柄，现藏辽宁省文物总店；图18-2，内蒙巴林右旗那斯台出土红山文化勾形权柄，采自《红山文化玉器鉴赏》增订本。图18-3，良渚出土南蛮族权柄，采自《反山》。图18-4，江苏花厅出土东夷族权柄，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图18-5，肖家屋脊出土石家河文化权柄，采自《石家河文化玉器》。图18-6，99M27 ：1，神木新华出土石峁文化权柄，采自《神木新华》，[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图 18-7、8、10、11，二里头出土夏代权柄，采自《二里头》，[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图18-9，二里头出土夏代权柄，采自《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载《考古》1976年第7期。图18-12，二里头出土夏代玉权柄；图18-13，敖汉旗大甸子出土夏代勾形权柄；图18-14、15，河南安阳后冈出土商代权柄，正面朱书“父癸”和“祖甲”；图18-16，山东青州苏埠屯出土商代权柄；图18-18，湖北盘龙城李家嘴出土商代权柄；图18-19、21，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商代权柄；图18-20、22，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商代权柄；图 18-23、24，山西洪洞县永凝堡出土西周权柄；图18-25，山东沂水刘家店子出土春秋权柄；图18-26，甘灵台县白草坡出土西周权柄；图18-27，河南洛阳出土西周权柄；图15-28，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西周权柄；图18-30，山西曲沃晋侯墓出土西周权柄；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图18-17，殷墟出土商代权柄，采自《殷墟出土玉器》。图18-29，故宫博物院藏西周权柄，采自该馆官网。[7]图19-1～4，采自[南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8]尺寸均见《周礼·冬官·考工记》。[9]参看郑玄注：“不执圭者，未成国也。”[10]图20-1，山西陶寺无孔玉圭；图20-2，A 夏都二里头，采自常素霞：《中国古代玉器图谱》，[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B 内蒙大甸子出土夏家店下层文化，C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出土齐家文化无孔玉圭；图20-3，A、B
四川成都金沙出土商代无孔玉圭；图20-6，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西汉无孔玉圭；均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图20-4，A 春秋秦国石圭，采自《陕西凤翔孙家南头春秋秦墓发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8期；B 安徽长丰杨公墓出土战国无孔玉圭，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图20-5，A 山西侯马出土，采自《侯马盟书》；B 河南温县出土，采自《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载《文物》1983年第4期。[11]图21-1，东汉柳敏碑六瑞图，采自[北宋]洪 适：《隶续》，[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图 21-2，冒圭、躬圭（命圭），采自[南宋]《新定三礼图》。[12]郭宝钧：《古玉新诠》（史语所集刊第二十本下册）第25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 [13]图23，周礼六瑞命名推测图，采自郭宝钧：《古玉新诠》（史语所集刊第二十本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14]图24-1，内蒙赤峰敖汉旗出土猪首玦；图24-2，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商代猪首玦；图24-3，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出土西周猪首玦；图22-4，河南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出土春秋猪首玦；图24-5，陕西凤翔南指挥镇秦墓出土战国猪首玦；图24-6，天津武清区十四仓清墓出土传世猪首玦；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5]参看张远山：《伏羲之道》第100页。[16]图 25-1～5，伏羲族、东夷族、黄帝族、良渚南蛮族、石家河南蛮支族衔尾龙，已见前文《龙山玉器总论》。图25-6、7，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商代衔尾龙；图25-8，河南安阳花园庄出土商代衔尾龙；图25-10、11，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出土西周衔尾龙；图25-12，陕西宝鸡竹沟园出土西周衔尾龙；图25-13，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西周衔尾龙；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图25-9，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商代衔尾龙，采自该馆官网。图25-14，钟华培收藏品，采自钟华培：《熙墀藏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17]图26-1，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龙凤互衔壶，采自《宝鸡北首岭》，采自[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参看张远山：《伏羲之道》第42页。图26-2、3，牛河梁龙凤玉佩、玉凤，采自《牛河梁》出土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图26-4，石家河衔尾凤，采自《石家河文化玉器》。图26-5，陕西宝鸡竹沟园出土西周衔尾凤圆璧；图26-6，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出土衔尾凤圆璧；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图26-7、8，美国赛克勒博物馆藏西周衔尾凤圆璧、方璧，采自佳士得2009年春季拍卖会图册。[18]图27-1，反山M12出土琮王之“天帝骑猪巡天”神徽，采自《反山》。图27-2，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商代“天帝骑龙巡天”玉雕；图27-3，山西曲沃晋侯墓出土西周“天帝骑龙巡天”玉雕；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图27-4，西周青铜器臣辰尊大象之大火星纹，采自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图一六一，[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图27-5、6，曾侯乙墓漆箱盖甲、乙，采自《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19]《王家台归藏》：“明夷曰：昔者夏后启卜成乘飞龙以登于天。”引自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新出简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参看《路史·后纪》十四引《归藏·郑母经》：“明夷曰：夏后启筮御龙飞升于天。”《太平御览》九百二十九：“明夷曰：昔夏后启上乘龙飞，以登飞天，皋陶占之曰：吉。”《山海经·海外西经》郭璞注：“夏后启筮御飞龙登于天。”[20]图28-1，内蒙那斯台出土红山文化玉蝉；28-2，反山M14出土良渚文化玉蝉；图28-3，石家河文化玉蝉；图28-4，内蒙赤峰大甸子出土夏代玉蝉；图28-5，山东滕州前掌大出土商代玉蝉；图28-6，山西灵石旌介村出土商代玉蝉；图28-7，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商代绿松石蝉；图26-8，山西曲沃晋侯墓出土西周玉蝉；图28-9，浙江安吉递铺镇垅坝村出土战国玉蝉；图28-11，河北定县东汉中山简王刘嫣墓出土东汉玉蝉；图28-15，河北阳原三汾沟村出土东汉玉蝉；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图28-10、13、16，香港钟华培收藏汉代玉蝉，采自钟华培：《熙墀藏玉》。图28-12，香港关善明收藏东汉玉蝉，采自杨伯达：《关氏藏玉图录》。图28-14，首都博物馆藏东汉玉琀蝉，采自《中国传世玉器全集》。[21]图29-1，石家河文化三蝉玉璇玑，现藏中国文物信息中心，采自《中国传世玉器全集》。图29-2，河北藁城台村出土商代三蝉玉璇玑，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图29-3、4，震旦博物馆藏商代三蝉玉璇玑，采自该馆官网。图29-5，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双节八蝉玉琮，采自《商代遗珍：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图29-6，妇好墓出土单节四蝉玉琮，采自《殷墟妇好墓》。[22]图30-1，新干大洋洲出土商代玉羽人，采自《商代遗珍：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图30-2，陕西西安出土西汉青铜羽人器座，采自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5 年版。图 30-3，香港钟华培收藏东汉女羽人，采自钟华培：《熙墀藏玉》。图30-4，四川新津出土东汉画像石羽仙六博图，采自孙 机：《从历史中醒来》，[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23]图31-1、2，山西闻喜上郭村西周墓、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战国墓磊火星纹玉佩，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图31-3，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大火星纹玉项饰，采自《三门峡虢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24]图32-1，甘肃天水大地湾伏羲族天帝纹，采自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编号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图32-2，良渚反山M12出土琮王之南蛮族天帝纹，已见前注。图32-3，牛河梁出土红山文化祭司玉人，采自《牛河梁》。图32-4，凌家滩出土东夷族祭司玉人，采自《凌家滩玉器》。图32-5，巴黎赛努奇博物馆藏石家河文化祭司玉人，采自该馆官网。图32-6，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商代祭司玉人；图32-8，河南安阳黑河路出土商代祭司玉人；图32-14，山西曲沃晋侯墓出土西周祭司玉人；图32-15，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出土西周祭司玉人；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图32-7，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商代祭司玉人；图32-16，故宫博物院藏西周祭司玉人；采自《中国传世玉器全集》。图31-9，美国史密森宁研究院藏商代祭司玉人，采自该馆官网。图32-10、17、19，香港钟华培藏商代、西周祭司玉人，采自《熙墀藏玉》。图32-11，震旦博物馆藏商代祭司玉人，2015年10月15日张远山摄于上海震旦博物馆。图32-12，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商代祭司羽人，已见前注。图32-13，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出土西周祭司玉人，采自《三门峡虢国墓》。图32-10，香港关善明藏西周祭司玉人，采自《关氏藏玉图录》。[25]图33-1、8、11，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商代曲腿玉鹰；图33-4，山东滕州前掌大出土商代曲腿天鹰；图33-5，河南安阳刘家庄出土商代曲腿天鹰；图33-5，天津博物馆藏西周曲腿天鹰；图33-9，山西浮山出土商代曲腿天鹰；图33-10，山西曲沃晋侯墓出土商代曲腿天鹰遗物；图33-14，山西闻喜上郭西周墓出土西周曲腿天鹰；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图33-2，香港钟华培藏西周斗形冠玉鹰，采自钟华培：《熙墀藏玉》。图33-3、18，美国赛克勒博物馆藏商代曲腿天鹰；图33-6，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商代曲腿天鹰；图33-12，台北故宫藏品商代曲腿天鹰；采自各馆官网。图33-7，河南安阳黑河路出土商代曲腿天鹰，采自《安阳殷墟出土玉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图33-13，西周曲腿天鹰，《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六号墓清理报告》，载《文物》1996年第12期。图33-15，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出土西周曲腿天鹰，采自《三门峡虢国墓》。图33-16、17，天津博物馆藏西周曲腿天鹰，采自《中国传世玉器全集》。[26]《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第377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27]薄树人：《再谈〈周髀算经〉中的盖天说——纪念钱宝琮先生逝世十五周年》，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第4期。[28]何 驽：《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I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29]黎 耕、孙小淳：《陶寺IIM22漆杆与圭表测影》，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年第12期。[30]图34-1，陶寺圭表实测图，采自黎 耕、孙小淳：《陶寺IIM22漆杆与圭表测影》。图34-2，夏至致日图，采自[清]孙家鼐：《钦定书经图说》，光绪内府石印本。图34-3，南京博物院藏东汉铜圭表，采自采自陈久金、杨 怡：《中国古代天文与历法》，[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版。[31]参看张远山：《伏羲之道》第110、201页。[32]《后汉书·天文志》注引。参看张远山：《伏羲之道》第111页。[33]图35-1，采自[北宋]苏颂《新仪象法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图35-2，采自陈久金、杨 怡：《中国古代天文与历法》。
完结
文章来源：张远山， 社会科学论坛 2017年08期 ，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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