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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绢的国家，商周时代，我国内陆已能生产华美的暗花绸和彩色的刺绣，随后又发明了罗纱和织锦。春秋战国时，丝绸生产已遍布黄河、长江流域。汉初丝绸的织造和印染技术有了发展和提高，所产丝绸品种更加繁多。这种华美的丝绸，由于深受人们的喜爱而成为东西交流中的重要物品，西域的大宛、大月氏、安息都曾经是重要的转输地。
西汉末期，罗马帝国是中国丝绸的最大主顾。英国学者斯坦因言：“中国出品中为使臣携至西方者以细丝为最著。自是以后，希腊及罗马文化所被之都市皆知‘织丝之西利斯人之名’。西利斯者即古罗马语，对于中国人之称呼也。其后数世纪间，西方丝业皆为中国所专利。可知丝织品通商与中国关系之重矣”。 丝织品在罗马市上价格高至与同量重之黄金相等。凯撒大帝曾身穿丝绸长袍去看戏，引得在场的贵族羡慕不已。此后不久，丝绸便风行罗马，公元后的几个世纪中，罗马城内的托斯卡区开设了专售中国丝绸的市场。4世纪罗马历史学家马赛里努斯宣称：“过去我国仅贵族才能穿的丝服，现在各阶层人民普遍服用，连搬运夫和公差也不例外。” 罗马帝国的贸易中心泰尔、培卢特等城的丝织业多以中国绢丝为原料。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认为，罗马帝国的灭亡同它与中国丝绢贸易中的巨额逆差而带来的国库空虚密切相关。
我国是最早发明生铁冶炼技术的国家，冶铁技术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战国时代我国就已能生产渗碳钢，汉代则进一步发明了铸铁脱碳的百炼钢以及低硅灰口铁与球墨铸铁，钢铁的应用日渐普及。南北朝时代我国又出现了灌钢法，可生产出优质的高碳钢。至此，除合金钢铁外，我国的铸铁已基本达到现代的品种，炼钢技术也十分先进。从春秋晚期到战国、秦、汉的一些著名宝剑，如干将、莫邪等名剑，便是用优质钢制成的。中原的冶铁技术对西域产生了了很大的影响，为了维护统一并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西汉政府对西域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调动汉族士兵戍边，并组织西域军队，生产精锐武器。《汉书》第70卷记载西域原“自宛以西至安息国……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 公元36年，张汤到西域时，见到胡人武器远不如汉兵，“矢刃朴钝，弓弩不利”，进而西域兵士“颇知汉巧”，可以“三而当一”，“弓矢渐利”，（《汉书》）这具体证明了古代中亚的冶铁技术是由汉人传过去的。此后汉人先进的冶铁技术不断输入西域。冶铁技术在西域的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较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
凿井术在中国出现很早，甲骨文中已有了“井”字。凿井术的发明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及人们生活带来莫大便利。大约在秦与西汉初年，凿井技术由流入匈奴的汉人带入塞北，后又随匈奴势力的伸展而向西方传播。公元前103年，汉武帝遣李广利率3万人征讨大宛，包围了大宛城，《史记》记载当时“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李广利“遣水工徙其城下水以空其城”，“可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 李广利遂与大宛议和。说明了当时得“秦人”把打井技术传到西域的事实。而李广利所带水工“徙其城下水以空其城”的工程又是更加先进的井渠法。井渠法是中国人的发明，武帝时所修龙首渠即用此法，此法是沿水脉间隔打井，“深者十余丈……井下相通行水”，用来控制水源和防止沿岸崩塌。这种技术随着西域屯田与征战的需要，由大批随军水工 带到西域，并进而流传到中亚、西亚诸地。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105年蔡伦改进造纸法后，纸张率先传入西域各国，继有西域的商胡贩客转向更远的地区。近代以来，西域各国的城邦中屡屡出土这一时期的纸张残片。如斯文赫定在楼兰遗址中发现大批的古纸，有粗糙的、网状的，也有精致的微黄色信笺。斯坦因曾在甘肃西部古长城的一座烽燧遗址中找到几封2世纪中叶的粟特文纸信，可见纸张在西域地区十分流行。汉朝统一西域以后，汉字流行于西域，从政府文告到民间书信契约，多用汉字书写。考古发掘出大量且内容丰富的汉代木简。西域的国王有许多取汉文名字。汉字还出现在西域所铸造的钱币上，如和阗等地出土的东汉时的和阗马钱，并且其货币单位也采用了与内陆相同的“铢”。
在中原文明传入西域的同时，西域文明也逐渐东来，与中原文化相融相济如水乳之不可分。西域的舞蹈和杂技，在两汉时代陆续传入内陆。西域的舞蹈以矫健的姿态，表现跳跃翻腾的动作，傅毅《舞赋》有“浮腾累跪，跗蹋摩跌”的描绘。中原汉家音乐，很早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了西域伊州乐、龟兹乐的精华，不少西域民间音乐家长期入居中原，对汉乐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古今注》说：“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麾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生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即是明证。其他还有来自西域的胡笳、胡角、琵琶、笛子、箜篌等乐器传入中原，加入中国民间乐队。杂技在汉武帝时，已由传统的角抵戏，发展成节目繁多的“百戏”，走索、倒立、扛鼎、缘杆、弄丸、弄剑、鱼龙变化、戏狮搏熊等。陈暘《乐书》曾列举“汉世之撞末伎、舞盘伎、长蹻伎、跳铃伎、掷倒伎、跳剑伎、吞剑伎、舞轮伎、透峡伎、高晅伎、猕猴幢伎、缘杆伎、椀株伎、丹朱伎、唐世并在”。有些还一直流传倒今天，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张骞出使西域后，西域各游牧部落的马匹源源不断输入中原。公元前105年，乌孙王曾以良马千匹为聘礼，求娶汉公主。这一时期大宛的特产汗血马也传入中原。《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武帝“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云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由于武帝“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汉武帝，曾遣使通大宛，知其产骏马，欣然遣使赍千金求换骏马，大宛惜马，不与，且劫杀汉使，汉武帝大怒，于公元前104年，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兵攻大宛，因不清大宛详情，汉军失利。公元前102年，李广利再征大宛，获胜，得大宛良马三千余匹，号为天马，又名汗血马。《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武帝)作《西极天马之歌》”。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引《广文选》，记其词曰：
天马徕兮从西极，径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跋山涉水、跨漠越壁、来自西方的天马会给边疆带来安定团结。寄托了汉武帝的远大抱负。《汉书·武帝纪》还记载，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屋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但《汉书》并未记载歌词内容，逯钦立先生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引《武帝集》，载有《天马歌》，其词曰：
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
骋容与兮逝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
另外，《乐府诗集》载汉郊祀歌，其中也有一首《天马》，据传也是汉武帝所作，对《宝鼎天马之歌》又作了进一步地增饰，歌曰：
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
志俶傥，精权奇。笞浮云，晻上驰。
体容与，逝万里。今安匹，龙为友。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
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
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
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
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
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
这首诗将天马的特征写得生动形象，是西域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合的具体表现。
西域的各种观赏动物和牲畜，也随着丝路的开通而传来中原。汉武帝专门建有畜养奇禽异兽的博望苑。西域的“天马”、驴、骡、毛牛、骆驼的引进，为内陆社会生产和交通运输带来了明显效益，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动力。安息的狮子、天竺大象、中亚骆驼、南海珍禽等观赏动物的输入，则为中原人民的文化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和乐趣。
原产西域大宛的葡萄、苜蓿，亦为汉使所带回。《史记·大宛列传》说，“宛左右以薄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萄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离宫别馆旁尽种葡萄、苜蓿极望。”这种大宛种的苜蓿，是很好的营养丰富的饲料，传入汉朝后，“离宫别馆旁”种植极望，并迅速普及于各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28卷说，“杂记言苜蓿原出大宛，汉使张骞带归中国，然今处田野有之，陕陇人亦有种者”。葡萄也是出使者自西域带回，始在中原推广，又学习西域果酒酿造技术，制出甘淳的葡萄美酒。唐代名句“葡萄美酒夜光杯”之出笼，恐怕还得感谢黄泉之下的汉朝使者呢。
红兰花，产于埃及、印度、克什米尔等地，可用作染料以制丝绸，又可用为中药以活络经血。据张华《博物志》云，此物乃“张骞得种于西域”而在中原广泛移植。胡麻，乃“汉使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种，故名胡麻”，既可食和又可入药，即今之芝麻。大蒜，“张骞使西域始得。”胡瓜，“张骞使西域得种。”石榴，原产波斯、阿富汗，张华《博物志》说“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胡桃，本波斯特产，“汉时张骞使西域始得种归，植之秦中，渐及中土，故名之。”胡豆、胡萝卜，皆为张骞使西域得归。据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云，胡萝卜“有黄红二种，甘甜堪食，可生可熟。昔人题去：‘不是张骞通西域，安得佳种自西来。’盖出西域，故云”。
佛教也随着丝路交通而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土。张骞出使西域时，从大月氏人那里“始闻浮屠之教”。此后，随着中原与西域交往的日渐发达，佛教逐步输入中原。《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传口授《浮屠经》。”这表明佛教及其经典引起了中国士大夫们的注意。东汉时代，佛教流传甚广，光武帝之子楚王英即“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的诏书中也称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汉书》卷四十二《楚王英传》）《洛阳伽蓝记》称：“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传入中国之始。”东汉末年，不仅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民间崇佛立寺者亦时有出现。灵帝时，丹阳人笮融就在徐州广陵之间“大起浮屠之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阁堂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象，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后汉书》卷七十三《陶谦传》）佛教传入并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文化教育、哲学、医学、建筑、雕塑等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汉赋中有许多地方涉及到西域。班固《两都赋·西都赋》曰：“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此处“大宛”、“条支”、“昆仑”，皆为西域古国名、地名。“大宛”，汉代西域国名，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条支”，汉代西域国名，在今伊拉克境内；“昆仑”，汉代既为山名，又指西域边塞之地。
张衡《西京赋》曰：“珍物罗生，焕若昆仑。”“既乃珍台蹇产以极壮，磴道逦倚以正东。似阆风之遐坂，横西洫而绝金墉。”此处“阆风”乃昆仑之第二层，“西洫”即西海，“金墉”即金城，二者当泛指西域之地。
张衡《东京赋》曰：“驸承华之蒲梢，飞流苏之骚杀。”“左瞰炀谷，右睨玄圃。眇天末以远期，规万世而大摹。”此处“蒲梢”即西域大宛汗血马，《史记.乐书》曾记载：“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汉书·西域传赞》又载：“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颜师古注引孟康注此曰：“四骏马名也。”“玄圃”即阆风，为昆仑之第二级，属西域之地。王褒《九怀》有言曰：“朝发兮葱岭，夕至兮明光。”“向吾路兮葱岭，连五宿兮建旄。”“葱岭”，是秦汉时期人们对于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诸山的总称，处于古代西域的中部。
刘向《九叹》曰：“登昆仑而北首兮，悉灵圉而来谒。选鬼神于太阴兮，登阊阖于玄阙。回朕车俾西引兮，褰虹旗于玉门。驰六龙于三危兮，朝西灵于九滨。”“排帝宫与罗囿兮，升县圃以眩灭。”此处涉及西域地名的有“昆仑”、“玉门”、“三危”、“县圃”等等。昆仑、玉门、县圃，皆西域地名。关于“三危”，说法不一，较普遍的是认为即今敦煌附近的三危山。这些辞赋是西域与中原经过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流的必然结果。
汉武帝时期，曾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两次攻击匈奴，一次逾焉支山，一次过祁连山。霍去病因功封于狼居胥山。诗歌中对此事件有所描述。如《史记·匈奴传》颜师古注引《西河故事》称：“匈奴失祁连、马支三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悯惜乃如此”。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杂歌谣辞》据唐末梁载言撰《十道志》，其歌辞是：“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诗句恰好两两倒置。
两汉时期，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在西域地区得到实施。公元前60年，汉宣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西域都护”直属中央政府，由中央委派骑都尉或谏大夫充任。它是西域最高长官，代表中央对西域行使权力。西域和内陆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得到保护，有力地促进了西域与内陆经济文化的交流，两地互相来往的人数大为增加。西汉时派往西域的使者“一岁中……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史记》第123卷）东汉时“驰命走驿，不绝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第118卷）丝绸之路得到空前的繁荣，两地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派往西域的 各级官员、屯戍将士和屯田民众以及往返的少数民族，都成为汉文化的积极传播者。
西域文化的传播在东汉晚期达到了高潮。汉灵帝深好西域艺术和风俗习惯，《后汉书》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喜爱域外的东西成为风尚，成为上层社会所追求的奢靡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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