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镜”对唐镜装饰图纹的影响
对唐代铜镜的镜形、纹饰及铭文的变化, 孔祥星、徐殿魁、颜娟英等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徐殿魁根据纪年唐墓出土铜镜的资料将唐镜的发展演变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 初唐期, 七世纪初至七世纪晚期, 即唐高祖至唐高宗在位时期;第二期, 盛唐期, 七世纪晚至八世纪中期, 即武则天光宅元年 (684) 至玄宗开元年末 (741) ;第三期, 中唐期, 八世纪中叶至九世纪初, 即玄宗天宝年 (742) 始至德宗贞元末年 (805) ;第四期, 晚唐期, 九世纪初至十世纪初, 即宪宗元和元年 (806) 至唐末哀帝天祐四年 (907) ‹4›。孔祥星将隋至初唐作为隋唐铜镜分期的第一期, 并指出隋至初唐延续前朝铜镜纹饰因素较多, “如流行圆形镜形, 布局拘束谨严, 分区配置花纹, ‘规矩配置’和钮外大方格, 柿蒂纹或连珠纹钮座, 主题纹饰以灵异瑞兽为主, 铭文带及善颂善祷的铭文内容等, 都是从汉代以来铜镜中经常出现的传统因素, 尽管形式已发生了若干变化”‹1›。应该说, 此期是唐以前的古镜对唐镜影响最深的一个时期。
在铸镜史上, 一时代之初期延续前一时代的工艺样式和风格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但是, 较为特殊的是, 隋至初唐的铜镜没有延续距隋唐最近的两晋以后的铜镜风格, 而是承继了汉代铜镜的传统, 尤其是“隋初铜镜已摆脱了汉末以来所流行的, 纵横排列、构图繁密的神兽镜题材与形式, 恢复东汉盛行的环绕中心圆钮来安排四兽或十二生肖镜式”。对于这一现象, 颜娟英解释为:“隋朝统一天下后, 铜镜再度发展之前, 反省、摸索旧有的传统, 逐渐在风格上与汉朝 (铜镜发展之盛世) 衔接起来, 从复古出发以求变, 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2›
颜娟英指出这种“顺理成章”与汉以来铜镜的发展密切相关。汉朝至三国两晋时期, 铜镜发展蓬勃, 墓葬出土数量极为丰富。到了两晋后隋以前, 则极少出现铜镜, 一般称为铜镜之衰微期‹3›。但从隋唐墓葬出土古镜的情况看, 隋唐对传统的学习, 可资借鉴的材料绝大多数为汉镜应是主要原因。因为有意识地选择应基于了解研究的基础之上, 从以下的论述中 (见第四部分) , 我们可以知道唐人对古镜的年代及图案、铭文的认识皆十分模糊。另外, 虽然我们难以判断唐代古镜神异超越一般铜镜这一思想的起始时期,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思想动因导致了唐代铜镜铸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了唐代存世较多的汉镜的影响。
隋至初唐铜镜受到汉镜较大的影响, 以往学者研究较多。盛唐以后, 尽管“从复古出发以求变”的特点较之隋至初唐时期有了很大变化, 但仍有少数复古风格的铜镜, 从以往考古发现来看, 有以下三种纹饰的铜镜, 仍延续了古镜的风格:
第一种, 圆形蟠螭纹镜。洛阳北墓3出土一面, 直径17.1厘米‹4›;陕西省拣选一面, 直径17厘米[图十三]‹5›。圆钮, 双圈弦纹钮座。钮座内圈饰绳纹, 外圈饰云纹。镜面主体纹饰以六组互相缠绕的蟠螭纹组成, 每组均以螭首两两相对, 其中三组螭首面向钮座, 另外三组螭首面向镜缘。螭体均饰有纤细的连续的云雷纹, 蟠螭之间空隙处留白, 镜面钮座双圈、镜缘各有一道凸起的窄棱。此种铜镜可能是唐人仿照战国秦汉时期的蟠螭纹而设计铸造的。
第二种, 葵花形四夔龙镜。西安东郊韩森寨东南第59号唐墓出土一面, 直径9.6厘米‹6›;西安东郊黄河机械厂中晚唐墓出土一面, 直径9.8厘米[图十四]‹1›;偃师杏园中唐墓M2503出土一面, 直径10.2厘米‹2›。这三面镜基本相同, 皆圆钮, 圆钮座, 座外生出十字形变形四叶, 将镜背分为相等的四瓣, 每瓣内各有一含珠曲背的夔龙, 两组头部相对, 其间饰以变形云纹。近缘部双环线内饰连珠纹一圈, 宽素缘。此种铜镜的图案布局和风格与《中国铜镜史》所述汉代变形四叶龙虎镜、箭形四叶四龙镜极为相似, 夔龙的尾部与简化四叶四龙镜的龙的尾部形式相类[图十五]‹3›。
[图十三]圆形蟠螭纹镜陕西省博物馆拣选
第三种, 葵花形博局纹镜。宁夏固原市南塬唐墓出土一面[图十六], 直径10.9厘米, 八瓣葵花形, 圆钮, 四叶纹钮座, 座外双线方栏, 栏内钮侧有两小乳钉, 栏外为八乳博局纹间列鸟纹。外围两组双弦间以横齿纹, 宽缘上饰一周锯齿纹和一周双线波折纹, 间以一道弦纹相隔‹4›。此镜镜纹与汉代禽鸟博局纹镜基本相同, 但葵花形却是盛唐、中唐时期较多出现的镜形, 此镜应是盛唐时仿汉代铜镜装饰因素而制成的复古风格的唐镜。
有唐一代, 除了以上借鉴汉镜因素“从复古出发以求变”的带有汉镜风格的隋唐镜外, 还有少量的模仿古镜的仿制镜, 从已发现的仿制镜来看, 主要是仿汉镜。经考古发掘报告的唐墓中出土过几面仿汉镜:
1955年西安东郊韩森寨东南第10号唐墓出土一面四神简化博局镜[图十七]‹1›, 直径13.8厘米, 圆钮, 方格四乳钮座, 钮座外方格内有铭文带, 铭文左旋, 每边三字:“常贵富, 乐未央, 长相思, 毋相忘”, 铭文为篆体, 方格铭文带外四角各有一乳钉和V字纹, 间隔有L纹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纹, 素平缘。此镜TVL纹不完全, 一般称为简化博局镜。虽然该镜的镜形、纹饰皆类汉镜, 但四神没有繁密的云纹背景填充, 留白较多, 四神的形体刻画和风格也与汉镜有别, 当为唐仿汉镜。
1956年西安东郊王家坟第163号唐墓出土一面灵鼋镜[图十八]‹2›, 直径11.7厘米。圆钮, 圆钮座, 主区纹饰为同向环绕的二龙, 其外有一周栉齿纹, 边缘上饰锯齿纹、双线波折纹、锯齿纹各一周。此镜颇类汉三国时期的龙虎镜, 但汉至三国时期龙虎镜的龙虎头部皆为侧面, 而这面龙虎镜龙头为正面。另外, 圆钮外由一个扁圆与三个“>”、三个“<”组成的钮座装饰在汉至三国时期也很少见,>
1955-1961年发掘的西安郊区隋唐墓中发现有二面仿汉镜:
墓415出土一面直径14.6厘米的仿汉式鸟兽七乳镜[图十九], 圆钮, 动物形座。报告作者认为此镜是仿汉镜造的, 原因是花纹的线条较粗, 镜缘不如汉镜平直, 钮和座的形状和纹饰也不相同‹3›。
墓561出土一面直径16.9厘米的仿汉式博局镜[图二十]‹4›, 此镜花纹有些模糊, 但可以看出该镜与1999年河南地质医院中唐墓出土的直径17.1厘米的仿汉式云
纹博局镜[图二十一]花纹基本相同, 皆为半圆钮, 柿蒂状钮座, 钮座外为单线方格与双线方格, 其间饰乳丁, 乳丁间似有铭文, 方栏外饰八个乳丁及规矩纹间变形卷云纹, 再外有两周凸弦纹, 窄素缘‹1›。这二面博局镜的纹饰题材颇类汉镜, 但从花纹风格上看, 与汉镜迥异, 尤其是方格内区域面积较大的布局方式不同于汉镜, 显系仿汉的制品。
[图二十]仿汉式博局镜西安郊区隋唐墓M561出土
从文献资料亦可见盛唐以后古镜对唐镜的影响。张说《咏镜》:“宝镜如明月, 出自秦宫样。隐起双蟠龙, 衔珠俨相向。”‹2›此诗吟咏的宝镜纹饰特点与上述葵花形四夔龙镜颇为相像, “出自秦宫样”一句应是说宝镜是按照“照心照胆”的秦咸阳宫镜的样式铸造的, 那么, 葵花形四夔龙镜与张说《咏镜》诗的印证说明玄宗时代仍延续古镜样式在铸造新镜。玄宗时代, 司马承祯在铸造道教镜时, 也参考了古镜。他的《上清含象剑鉴图》之第一种镜图[图二十二], 四山字钮, 钮外方格内以四字铭文和四山字纹间隔分布, 其外八卦卦象又组成一个大方格。大方格的布局与汉代博局、隋至初唐四神镜之方格一脉相承, “山”字形纹见于战国“山”字纹镜, 加以重新组合, “天地含象, 日月贞明, 写规万物, 洞鉴百灵”16字铭文, 四个一组组成汉镜方枚的形式。此镜图的唐镜实物中,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面‹3›和磁涧老井村征集的一面[图二十三]‹4›铭文间无界格;巩县石家庄5号墓出土的一面[图二十四]‹5›铭文间有界格, 更近于汉代方枚形铭文布局, 四个四山字纹变作松树与山岳纹。《上清含象剑鉴图》之第三种有铭文带:“青盖作镜大吉昌, 巧工刊之成文章, 左龙右虎辟不祥, 朱鸟玄武顺于旁, 子孙富贵居中央”, 此铭文为东汉镜中常见的文辞, 青盖亦是东汉时期私人制镜的姓氏名。类似的镜铭在唐墓出土的铜镜中也有发现, 黄石市新下陆一号唐墓出土一面边长12.6厘米的亚字形镜, 镜背饰有凸起的龙、虎等纹饰, 其外有隶书铭文一圈:“青嚣作竟大母伤, 巧工之成文章。左龙右雨辟不羊, 隍阳子孙用其中央兮”。‹1›该墓年代的上限不早于肃宗乾元六年 (758) , 为中唐以后的墓葬。据徐殿魁唐代纪年唐墓出土铜镜的研究, 亚字形镜出现于盛唐, 流行于晚唐, 黄石市新下陆出土的这面铜镜为唐镜受汉镜影响的较晚的实例。
镜为唐镜受汉镜影响的较晚的实例。
[图二十二]《上清含象剑鉴图》收录的第一种镜图
[图二十四]上清含象镜之二巩县石家庄5 号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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