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首次发现汉代镜范开始一直到今天，临淄齐故城内岀土大量镜范资料。伴随着田野考古工作旳开展,临淄齐故城怍为汉代铸镜作坊的一个中心已经毫无爭议。陈介祺作为晩清收藏大家，开镜范收藏之先河,其铜镜收藏的一个重要來源就是以临淄、青州为中心的齐国故地。通过对陈介祺收藏铜镜及镜范资料与临淄齐故城內岀土镜范资料进行比对,进一步确定了这一观点。而陈氏所藏铜镜及镜范中的稀有种类也为临淄齐故城铸镜作坊研究也提供了新的资料支持。
陈介祺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收藏大家之一,其藏古、鉴古、释古、传古的学术思想及收藏之大成泽被后世,影响至今。在陈氏众多的藏品之中,铜镜的收藏虽然在数量上并不突出,但种类齐全,精品丰富,尤其是镜范的收藏,开学界之先河,充分反映了其卓绝的眼光。陈氏藏镜多出自齐地,随着近些年齐故城内铸镜作坊的考古工作陆续展开,相关研究也逐步深入。笔者不惧浅薄将陈氏藏品与齐故城之发现略作比对,望对相关研究能有所增益。
陈介祺藏镜的时代划分
抱残守缺斋《盦斋藏镜》是最早关于陈介褀藏镜的著述,共收录镜拓108纸。但这并不是陈氏藏镜的全部,因为从该书岀版到陈介祺离世的这段时间内,陈介祺藏镜陆续有所增益,而且他也不止一次对其藏镜进行拓制,而其每次赠予的镜拓数量也不尽相同。尽管如此,每一版本在具体数量上可能有所差别,但是对于陈氏藏镜各式各型以及断代研究影响不大。由于时代的原因,《簋斋藏镜》没有对陈氏藏镜开展具体旳断代和详细分类,而是仅仅以镜铭进行了归纳,镜铭相同相近者则归为一类。这种分类方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现在看来并不科学。
《陈介祺藏镜》于2003年岀版,共收录陈氏藏镜原拓182纸。著者按照时代顺序对镜拓进行了整理,在每一镜下都附有详细的介绍,包括尺寸镜铭、纹饰、其他相关研究以及价值判断等。考释较为详细,介绍较为全面。根据著者的分类,182纸镜拓中西汉57、新莽5、东汉86、三国两晋南北朝23、隋唐7、金元明4纸。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陈介祺藏古拓本选编·铜镜卷》成书于2008年,共收陈氏镜拓174纸镜拓下附说明,主要是名称、时代以及镜铭,较为简略。对于时代的划分,该书更加细致。其中年代不详2、东汉45、东汉至晋22、东汉至六朝8、汉35、汉至六朝1、金1、隋唐7、西汉4、西汉中晚期10、西汉晚期2、西汉晚期至东汉7、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18、西汉中晚4、西汉中晚至东汉4、西晋太康二年1、新莽2。
对比以上两种著述断代不难看出,汉镜是陈介祺收藏的重点,在其藏镜中占有绝对的比重若以大的时代框架进行分类,则东汉最多,其次为西汉,再者为南北朝,隋唐,金元明。
二、临淄齐故城铸镜作坊的发现与研究
(一)临淄齐故城镜范发现及研究概述
临淄齐故城铸镜作坊的考古学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97年,故城大城南部刘家寨发现了汉代镜范,经报道后引起学术界关注。1999年,白云翔先生以该发现结合历代镜范资料为基础撰写了《西汉时期日光大明草叶纹镜及其铸范的考察》文,首次将镜范纳入汉代铜镜研究的范围。
2000年,齐国故城大城东部苏家村出土了镜范多件,文物部门收集到一件。2001年,淄博市博物馆收集到8块镜范残片。2003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对齐故城汉代铸镜作坊进行了专题考古调查。2005年白云翔、张光明以调查成果为基础,综合齐故城历年出土的镜范资料并查阅文献撰写了《山东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发现与研究》一文,对已发现的齐故城汉代镜范进行了分型定式,首次对临淄铜镜的特征进行了归纳。2004年至2006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日学者开展了为期两年的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合作研究,并于2007年2月举办了齐都临淄与汉代铜镜铸造业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月,《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上编“临淄齐国故城出土镜范资料集成”、下编“临淄齐国故城出土镜范及相关问题研究”并附录“临淄齐国故城及其出土镜范研究文献”,全面记录和反映了临淄齐故城铸镜作坊的田野考古工作成果以及学界对于镜范研究的最新成果,包括日本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临淄齐故城冶铸遗存考古发掘与研究”正式启动,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对齐故城铸镜作坊进行进一步的发掘和硏究。
2012年秋、2013年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区文物局联合在齐故城范围內阚家寨村东南三个地点进行试掘。2014年6月,《山东临淄齐故城秦汉铸镜作坊遗址的发掘》发表于《考古》杂志2014年第6期,对2012年和2013年两次发掘的成果进行了总结。
(二)临淄齐故城岀土镜范的数量、种类及特征概述
目前,临淄齐故城之内出土(包含采集、出土资料以及见于相关著述的资料)共计有276件之多,以下是关于临淄齐故城范围內镜范发现的情况概述
1997年,故城大城南部刘家寨发现汉代镜范1块。2000年,齐国故城大城东部苏家村出土镜范多件,文物部门收集到1件。2001年,淄博市博物馆收集到8块镜范残片。2003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石佛堂村东南采集到镜范残片8件,在苏家庙村西采集到镜范残片6件。2004年至2006年,临淄齐囯故城汉代镜范的合作研究结束后,临淄齐国故城出土并经过实际考察的镜范已达96件(该数字较《临淄齐国故堿汉代镜范及相关问题研究》多1件,可能两文写作期间又有新发现,所以采信成文时间较晚者)。2012年秋、2013年春,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区文物局联合在齐故城范围内阚家寨村东南三个地点进行试掘,出土镜范180余件
而见于著述的汉代镜范资料主要有罗振玉《古器物范图录》所收陈介祺草叶纹镜范3件、王懿荣藏草叶纹镜范2件、单圈铭带文镜范2件;《岩窟藏镜》见日之光长毋相忘草叶纹镜范1件;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博局草叶纹镜范残片1件;日本人守屋孝藏四神博局纹镜范1件:日本白水古美术店藏草叶纹镜范1件(寺崎镜范);京都市藤井有邻馆藏草叶纹镜范1件(藤井镜范);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藏草叶纹镜范1件(东大镜范):关野雄在临淄齐故城付家庙购买“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草叶纹镜范1件(傅家镜范)。据白云翔先生考证,《岩窟藏镜》所列镜范实际上是陈介祺藏三件镜范中的一枚。而另一枚“见日之光长毋相忘”后来流入日本,即是藤井有邻所得镜范。
实际上,故城遗址范围內出土镜范还有相当一部分在个人手中。因此.276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真实数量应该远超于此。
临淄齐故城內目前已发现的镜范均为陶质，分镜面范和镜背范两种,其中镜背范的数量占据绝大多数。而对于铜镜时代、地区特征的研究主要基于镜背范。临淄齐故城岀土镜背范上纹饰蟠螭纹、草叶纹、连弧纹、四乳弦纹等西汉早期铜镜纹饰为主,具体可归纳为匕形缘连弧纹镜范、四乳草叶纹镜范、博局草叶纹镜范、蟠螭纹镜范、四乳弦纹镜范、四乳龙纹镜范几种,2012年和2013年的发掘中又出土了素面镜背范。总的来说,所有出土镜范均属西汉时期,未发现东汉时期镜范。铸镜在10厘米左右的镜范数量最多,最小的不过几厘米.最大的可超过30厘米;草叶纹镜范是最具特色的一类。
三、陈氏藏镜与齐故城出土镜范的对比
(一)陈氏所藏镜范与临淄齐故城出土镜范的对比
陈氏所藏三件镜范均为镜背范。
见日之光长毋相忘”草叶纹镜背范铸件形制:圆钮,圆圈钮座;双线方框铭文带,四内角饰桃形花苞,外角饰射线枝叶;框外每边中间为无座乳钉,乳钉外为桃形花苞,乳钉两侧各为一组单层草叶纹;铭文框内每边中间各两字,无间隔,逆读“见日之光长毋相忘”;最外层为十六内向连弧纹;直径10厘米。该镜背范与临淄齐故城出土镜范SLQJH:09在纹饰、布局、铭文走向均一致,唯的区别在于后者铭文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阳)。依照白云珝先生对于临淄齐故城陶范的分型定式,属于四乳草叶纹镜范中的A型1式。
“草叶纹镜背范”:铸件与上一件类似,纹饰布局基本类似,但磨损严重。从残存的纹饰来看与第一件的最大区别在于铭文带内四角花苞与铭文之间有双间隔线;铭文漫漶不清;直径1厘米该镜范为单层草叶纹镜范,内角饰桃形花苞、外角为射线枝叶等特征与临淄齐故城SL.QJF:17SLQF:13类似,最大的区别在于其铭文带内有双间隔线。因该镜其他特征不明显,不能作进步推断,应该同样属于四乳草叶纹镜范中的见日之光长毋相忘”草叶纹镜背范:圆钮,柿蒂形钮座;双线方框铭文带,四内角饰一对三角形回纹,外角饰枝叶花纹苞;框外每边中间为带座乳钉,乳钉外为桃形花苞,乳钉两侧各有一组双层草叶;铭文框内每边各两字,无间隔,顺读“见日之光长毋相忘”;最外层为十六内向连弧纹;直径12.5厘米。该镜特征与临淄齐故城SⅠQJF:1、关野藏镜特征类似,唯铭文有所不同,当属于B型Ⅱ式叠层草叶纹镜。
《古器物范图录》所载陈氏第二面镜范与临淄出土A型Ⅰ式镜范(SI.QJF:13)比较
《古器物范图录》所载陈氏第三面镜范与临淄出土B型Ⅱ式镜范( SLQJF:11)比较
陈氏所藏镜范均能在临淄齐故城岀土镜范中找到同类者,说明这批镜范应出自临淄齐故城。
(二)陈氏所藏汉代镜拓与临淄齐故城岀土镜范的对比
白云翔先生在《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将齐故城岀土镜范分为蟠螭纹镜范、四乳弦纹镜范、四乳龙纹镜范、四乳草叶纹镜范和博局草叶纹镜范五种类型。每一类型下又细分若干小类。下面我们将对照陈介祺所藏铜镜与临淄齐故城出土镜范进行比对,探讨二者之间有多少共性,又存在哪些不同。
.蟠螭纹镜。白云翔先生将临淄齐故城出土10件蟠螭纹镜范分为四型。陈介祺所藏铜镜中蟠螭纹铜镜仅一件,即《陈介褀藏镜》中第五十七面,在《国家图书馆藏陈介褀藏古拓片选编·铜镜卷载第147页。仔细观察,二者应为同一镜拓。但尺寸相差1.5厘米。不知是测量误差,还是描述有误。但无论尺寸如何,二者特征一致。弦钮(《陈介祺藏镜》称圆钮,但《铜镜卷》拓片漬晰,具有明显弦钮特征),圆形钮座;座外施四道弦纹,间以蟠螭纹和铭文;主纹饰为复杂蟠螭纹;其外为弦纹;铭文为“愁思曾,志欲见,毋说相思,愿毋绝”。该镜纹饰以及布局特点与临淄齐故城岀土蟠螭纹A型镜范铸件类似,相近者还有临淄商王村岀土铜镜(M19:2)。它们都以蟠螭纹为主体纹饰;钮座为圆形,钮座与主体纹饰之间以弦纹隔断;主体纹饰与镜缘之间同样以弦纹间隔。但是,具体到蟠螭纹的复杂程度,钮座上是否装饰纹饰以及是否有铭文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同。或者可以把陈介祺所藏蟠螭纹铜镜划为该型下的一个小类。
陈介祺藏蟠螭纹铜镜拓片与临淄出土A型蟠骧纹镜范对比
2.四乳弦纹镜。此类镜范在临淄齐故城仅发现3件。陈介祺藏镜中与此类铸件最接近的只有件,郎《陈介祺藏镜》中所录第四十三件。他们之间的共性在于镜缘内侧饰一周弦纹.主纹饰外区为內向连弧纹,内区饰四个乳丁和双弦纹,圆圈钮座。不同之处在于,陈氏所藏铜镜连弧纹带多达二十四组,四乳均有圆座,而且除了四乳和双弦纹之外还装饰众多的花瓣和花朵,并且有“富贵常乐未央长毋相忘”铭文。差异与共性并存,兼具四乳弦纹与草叶纹镜的特征,但更接近于前者
3.四乳龙纹镜。陈氏藏镜中未见此类镜范铸件。
4.四乳草叶纹镜。A型Ⅰ式:《陈介祺藏镜》第八枚属于此种镜范铸件:圆钮,柿蒂形钮座;座外施单弦纹方框·方框外为铭文,每边两字居中,无隔断:再外为双弦纹方框,四內角为斜线方格外角为射线枝叶;方框外侧每边中间为带圈四乳丁,其上为花苞,两侧各有一支单层草叶:最外侧为十六内向连弧纹;铭文为“见日之明长毋相忘”。除铭文外,与 SLQJF:78基本相同。同类镜还有章丘女郎山西坡出土铜镜(M10:3)。A型Ⅱ式:《陈介祺藏镜》第三、第六均属此种形制镜范铸件,它们与A型式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双弦纹方框四外角饰枝叶花苞,其他特征类似。白云翔先生称此类镜范铸件相似发现较少,陈介祺所藏铜镜或可做一补充。
B型Ⅰ式:陈氏藏镜中与此类镜范铸件相同的有第十三:圆钮,柿蒂形钮座;座外双重弦纹方框,其间篆字铭文,每边三个,无间隔;再外为双弦纹方框;四内角为两斜三角组成的小方框,外角为射线枝叶;方框外侧中间为带圈乳丁及花苞,两侧各有一组叠层枝叶;最外侧为十六内向连弧纹;铭文为“久不见侍前伦秋风起予志悲”其余两件形制基本相同,仅细部或铭文有所差异。
第四面铭文为“见日之光长乐未央”。第五面四内角无纹饰,铭文为“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服者君王”。
B型Ⅱ式:与Ⅰ式最大的差别在于,双弦纹方框四外角饰枝叶花苞。陈氏藏镜中与此类镜范铸件相同的有《陈介祺藏镜》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五共五面铜镜。它们总体特征属于B型式,但是在四内角装饰、铭文、钮座等方面存在不同,尤其是第十四面,龙纹钮座极为罕见,或者可以作为此类铜镜细分的依据。
草叶纹镜是临淄齐故城岀土汉代镜范中最具特色的一类。在陈介祺所藏的铜镜中,草叶纹镜占有一定的比例,而且种类较为齐全。经过比对临淄齐故城岀土汉代四乳草叶纹镜范铸件的多数种类在陈氏藏镜中都能找到踪迹。而陈氏藏镜中则有一定数量和种类的四乳草叶纹镜暂未在临淄齐故城中找到模范
例如《陈介祺藏镜》中的第一、第二面,二者或属于“同模镜”或“同范镜”的范畴:均为弦钮,双弦纹方座;其外为双弦纹方框,内有篆文八字,每边两字居中,无隔断;四角由内向外伸出花苞;外框每边中间为带圈乳丁,两侧各有一组单层草叶;其外再有双弦纹圆圈。这种纹饰和布局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常见的草叶纹铜镜类似,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例如无内向连弧纹,双弦纹方框四角由内向外伸出为单独的花苞以及外框中间仅饰乳丁的特征则不同于常见的草叶纹铜镜类型。
5.博局草叶纹镜。此类镜范铸件在陈氏藏镜中仅有一例,但较为特别。其特别之处在于,临淄齐故城出土博局草叶纹镜范及同类镜范铸件中,“L“形纹饰外都饰桃形花苞,而陈介祺所藏铜镜(《陈介祺藏镜》)第十二面,“L”形纹饰外装饰的是单层草叶纹,“I”两侧为双层草叶纹。这一特征明显的区别于博局草叶纹镜的所有发现,或许能为该类铜镜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类别。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临淄齐故城汉代镜范的出土数量逐渐增多。2013年、2014年的发掘,蟠螭纹镜范、四乳弦纹镜范、四乳龙纹镜范、草叶纹镜范均有新发现,并且新发现了素面镜背范,进一步丰富了临淄齐故城铸镜作坊的资料,推动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经过对比研究,我们发现陈介祺的铜镜收藏中，尤其是西汉铜镜收藏中，很大一部分能在临淄出土镜范中找到踪迹。这说明陈介祺收藏的这批铜镜或许就来自齐地。而陈介祺的铜镜收藏也为临淄齐故城汉代铸镜业的研究提供了佐证：比如对各类铜镜时代的判断，比如对“同范镜”，“同模镜”争议的解决，尤其是陈氏藏镜中那些造型精美、纹饰复制、独一无二的个例，或许能对临淄铸镜业研究起到推动或者指明方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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