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
“南海Ⅰ号”沉船1987年发现于广东省台山、阳江交界海域，国家先后组织开展过多次水下搜寻、物理探测、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等工作。2007年在多次水下考古工作基础上，我们以空前的整体打捞方式，完成钢沉箱静压下沉和水下穿梁后把5500吨的钢沉箱包裹的“南海I号”古沉船及其船货整体起吊出水，最后采用气囊拉移的方法平稳移入专门为之建造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南海I号”整体打捞的成功，开辟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模式和新领域，对中国乃至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意义！2015年底暴露的沉船基本轮廓及各船舱货物
2019年船货清理完成再后期处理去掉支护沉箱和船体的钢梁、钢管后的正摄影像
然而，整体打捞后沉船保存环境的不断改变及沉箱结构材料的力学性能和承重能力受严重威胁等原因，迫使我们必须尽快进行考古发掘及相关保护。经多方努力，2012年即开始组织场馆改造，建设发掘平台，架设机械运载天车，引入现代化车间工程管理运作系统，架起光源稳定可控的平行光源灯阵，采用最先进精确的测绘技术和各种影像、三维模型等数据采集模式，建设了配套现场考古发掘的文物保护实验室等，建成世界最大最先进的现代化考古实验室。2013年底“南海I号”保护发掘工作全面启动，2015年完成沉船本体及船货以上的堆积清理，此间的清理用田野考古的发掘方式见证了沉船沉没下压，到海水激荡冲击扰乱，海生物侵蚀，淤泥掩埋，再到意外发现，水下调查、发掘，到最后打捞的整个过程，同时也为水下考古沉船考古甚至陆地田野考古发掘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对比借鉴和经验。清除上部淤泥和部分凝结物后，沉船表面轮廓基本暴露，船体结构较为完整，船型扁肥，船艏平头微起翘，两侧船舷略弧曲，艏艉部弧收，具有一定的型深，但艏艉部分受损残缺，舵楼等上部建筑、日用生活物品和舵杆、桅杆等断裂散落，右后部微倾斜下沉。残长约21.91、最大船宽约9.87米。左右两舷侧板为多重板搭接结构，主要为三重板结构，左船舷强力甲板或称舱面甲板结构保存较好，船内各隔舱板也有不同程度暴露，已发现14道木质隔舱板，舱壁板上部残损，下部保存较好，共13道横向隔舱。在隔舱间还存在以舵、桅为中心左右对称的两道首尾纵向小隔舱和货物隔板。沉船部分隔舱间保留有舺板痕迹，还有保存较好的桅座以及厚重的桅面梁、舵孔等结构。从已发掘暴露的船体结构判断，该沉船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的“福船”类型，是宋代造船史上不可多得的活标本。桅面梁
舵孔
发掘提取的文物种类丰富，主要有瓷器、铜铁器、金银器、漆木器、钱币、朱砂、动植物残骸、植物果核等。同时还包括反映埋藏环境与沉船关联的大量海洋生物残骸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遗留物。截止至2019年，共发掘文物近18万件套，其中瓷器约16万件套，铁器凝结物124吨。其中既有船货，还有船上的生活用具及旅客所携带的贸易用具或随身物品等。船艏至船艉各船舱舱室内主要为码放整齐的各类瓷器，部分舱室上部码放铁锅和铁钉，各舱货物品种分布及装载具有一定的规律。船货构成丰富，瓷器种类、样式、窑口等在原来出水发现基础上更加丰富，几乎囊括了当时南方主要窑口与瓷器种类，大部分产自江西、福建和浙江，为南宋南方瓷器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年代性质明确的标准器，一些器形较为特殊的外销瓷器、浓郁异域风格的金饰品和剔犀、剔红漆器等更加值得考究。“韩四郎”金叶子 T0201：0054 )
银铤（T0506④：0054）
漆盘（T0501③：0012）
刻花螺壳 （T0501④C：0484 )
“南海Ⅰ号”沉船发现的铜钱中最晚年号为南宋早期孝宗时期（1174-1189）的“淳熙元宝”款，还有据相关金页、银铤及瓷器推测该沉船应属南宋中晚期。其后又发现一件德化瓷罐上有“癸卯”年墨书，南宋淳熙癸卯年为1183年，此后至下一个癸卯年前的六十年间，南宋王朝还有十个年号，皆未发现相关铜钱或纪年文书，可推测该沉船出航应在1183年。恰又与福建“九日山”1183年石刻遥相呼应，其中关联有待考究。 “南海Ⅰ号”沉没地处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南海Ⅰ号”大量的贸易瓷器是为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外销品种，而不同文化的审美、器型、工艺等也对中国瓷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铁器、铜器、丝绸等手工艺制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业已成为输出的主要货物；大量金、银、铜币的出现，显示出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已涉及到海外贸易体系当中，再现了南宋海洋活动的繁荣景象。白釉印花罐及内装喇叭口瓶（T0402④：0064-0068 )“癸卯”纪年青白釉印花双系罐底墨书（C10b①：0068）
“南海Ⅰ号”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结构完整的水下遗存，其蕴藏的信息总量极为庞大。在此优越发掘条件下，我们引入聚落考古理念，将“南海Ⅰ号”作为某一时间节点上高度浓缩的聚落形态，对海洋沉船的埋藏环境、古代贸易活动和海上生活、沉船遗址的海洋生态、古代中外生物交流等进行综合研究。我们的保护发掘正是在无限接近全面提取揭露这些庞大的信息，这正是最初整体打捞的构想和初衷，同时也对水下考古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发现及打捞发掘工作前后历经近三十年，也是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一个缩影，见证了我国从无到有，再到成熟壮大的水下考古学科领域的发展历程。这都是两代人多年努力与成就，今天的成果足以告慰水下考古初创者与“南海Ⅰ号”第一任领队——俞伟超先生。2013年“南海I号”保护发掘启动仪式
1989年中日合作水下考古调查的两位领队俞伟超先生、田边昭三先生2019年“南海I号”发掘现场边角处影像数据补充采集2019年“南海I号”发掘现场清理整体打包上来的竹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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