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青铜器主要为实用器，形制固定，如圆鼎、九尊、博山炉、鐎斗、洗、铜镜、带勾、玺印等生活起居品。此时的铜器基本为素面器，且胎壁薄而匀，如同机械轧制的薄板。
圆鼎基本器形为盖、附耳、浅腹三矮足式;铜敦多做盒形；汉代的圆壶称为钟，器形较大的腹下部略呈收缩装，较小形的腹部瘦长；方壶较多，称为钫；
此时的甗是由釜、甑组合而成。秦代虽短，但1980年陕西秦始皇皇陵西侧出土的两乘铜车马震惊了世界。它集中了青铜器铸造和各种加工技术于一身，其完善的工艺、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令世人叹惊。
西汉时期的错嵌金银技术比战国时期线条处理更流畅，造型图像更生动；鎏金技术非常纯熟，这一时期出现了鎏金马、长信宫灯等一批杰出青铜器作品。汉代宫廷贵族所用铜器一般较为精致，多有刻铭，铭刻主要为年号、宫号、监造者、工匠、容积和重量。而民间实用器一般则较为粗糙，质薄、素面、无铭。汉代的制镜也极其繁荣，西汉铜镜的图案居多，东汉则以画像镜居多。汉镜表面经过涂玄锡抛光工艺处理后，具有非常良好照影效果。东汉为我国青铜时代发展的末期，某些器物的精美程度将传统铸造工艺推向顶峰，如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铜车马俑阵，其中铜奔马堪称绝世佳作。铜奔马虽无任何装饰，但其昂首嘶鸣，三足腾空的矫健俊姿，震惊寰宇。秦汉以后，除带勾、铜镜、铜灯的制作仍在继续，略有发展，青铜礼器基本消失。汉代的铜镜在我国铜镜发展史上可称为繁荣期。镜面基本为圆形，与战国镜相比明显稍厚重。汉镜的形制与战国镜有了很大差别，纹饰不断更新，表现、手法生动活泼。汉镜的纹饰种类有15类之多，但按东、西汉的不同发展时期，各时期流行的纹饰亦有不同。西汉早期带有战国遗风，扔流行的蟠螭纹、蟠虺纹、山字纹等，中期以后流行草叶纹、星云纹、重圈铭文及日光、昭明、四乳镜纹等，西汉晚期到东汉前期流行的规矩、四乳。日光等镜纹，东汉时期主要流行连弧纹、四柿蒂叶纹、禽兽环带纹、双夔、神兽、画像镜纹等。东汉以后铜镜进入中衰期，魏晋时期基本沿袭着东汉制镜旧的形式与纹样，双夔纹、连弧纹、神兽纹、规矩镜纹等较为流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铜器工艺处于衰落期，今见这一时期的出土器物仅有铜镜、铜洗、铜炉、铜奁、铜鐎斗和铜熨斗，以及小型压镇类兽型摆件等少量生活用品，器形与工艺沿袭汉代传统，变化不大。此时由于佛像的兴起，大量的金属铜用于铸造金铜佛像。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制铜工艺主要为宗教服务，规模巨大。其中《洛阳珈蓝记》记载有洛阳在迎佛日各庙宇的金铜佛像多达三千余尊。《魏书》中有记载魏献帝于天宫寺造释迦牟尼佛立像，高43尺，用铜十万斤。此时的铜佛造像艺术风格吸取印度“健陀罗样式”与中国传统审美意识相融。由初期佛的面相方圆，深目髙鼻，向面相丰圆适中，清秀型转化，服饰则由袈裟式偏衫向着方领下垂、褒衣博带式外衣发展。到了北朝末期佛和菩萨面相由瘦长型向半圆型转变，服饰则是披搭双肩的袈裟式外衣，衣纹稀疏，逐渐向于世俗化，向汉民族式样转变。此时流行的铜佛坐像，是将汉代的四足矮榻与魏晋的壶门榻床形式演变成四方足座，是释迦佛坐在床榻上说法相。该时期佛造像的制作工艺分为传统熔模铸造与錘㻡打造两种技法同时共存。铸造方式与鎏金铜佛像技法继承了前朝的工艺，但铜质已无青铜的合金成分。考古发现证实，我国应用錘㻡技法制作的实物，出土器物最早的即西周时期大型建筑构件，但整个青铜时代未见有所发展。而錘㻡技法在打造铜佛像发面，最早见于古籍记载的食在《高僧传》卷五记载晋太和流年（371），会稽嘉祥寺的道一和尚造錘㻡佛像。该书有多处记载了当时錘㻡佛像之处，说明我国的錘㻡技术在此时已经成熟，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为之后隋唐时期金银的的鼎盛与辉煌的制作工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时期的铜镜制作工艺，早期的镜纹形式与东汉三国时期的变化不大，做工较为草略，晚期铸造纤巧，图案工整。流行龙虎纹、禽兽纹、夔凤纹、翔鹤飞鸿纹、生肖纹等画像镜。并流行纪年铭文，铸有年号与工匠名，如“天纪年元年徐伯造”、“黄龙元年陈世造”、“蔡氏作竟自有意.....”及柏氏、宋氏等。江南地区出现一些做工精细，取材于历史及神话传说故事的神人车马、吴王、伍子胥等画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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