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 ，当一批中国青瓷运到欧洲时，欧洲人惊呼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瓷器。据记载，欧洲贵族用青瓷招呼客人时，还得找专人看盘子，不然客人就把用过的盘子揣着走了。
这批中国青瓷，正是出自龙泉窑。
1975年7月的一天，韩国渔民崔享根打捞出六件完整的青瓷器，便把它带回家里。在这六件瓷器中，他自己留下了一件，其余的送给了邻居。
1976年元旦，崔的弟弟，一位公立学校的教员来看望他的哥哥，发现了这件青瓷。这位教师认为，既是从海底打捞出来的，便是一件古物，值得向文化与情报部文物管理局报告。
1976年7月崔氏兄弟收到管理局寄来的100万元奖金。考古专家们当即注意到这些瓷器是珍贵的宋元青瓷，并意识到可能来自一艘沉船。
但当时没有马上进行实地调查，因为这些青瓷是在茫茫大海上一个不明确的地点偶然打捞上来的。
1976年9月1日，六名渔业潜水员成功地找到了发现遗物的确切地点。他们利用三角测量法记住了海上发现瓷器的地点与附近岛上两个山峰的位置关系。
沉船上的部分龙泉、高丽青瓷
船上的20691件陶瓷器，多数是龙泉青瓷，无论如何它们在当时都堪称佳品，其中两件刻有“使司帅府公用”的青瓷盘，表明了这些瓷器中有一部分是当时官府定制的器物。使司帅府的全称是“浙东道宣慰使司元帅府”，它是元朝设立的掌管一方军政的机构。
浏河畔，金太仓，相传春秋时吴王在此地建仓屯粮，故而得名。元时太仓是“天下第一码头”，东南大港；明初太仓是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樊村泾元代遗址位于太仓老城区东部、致和塘南岸，于2016年1月樊泾河北延沟通工程施工时发现。截至2017年9月，已发现房屋、道路、河道等各类遗迹350余处，出土数以吨计的元代中晚期龙泉窑及景德镇窑瓷器、瓷片。初步推断，该遗址是一处具有官方背景的瓷器贸易集散地。
樊村泾遗址西区航拍图。古樊泾河把遗址分为东、西两个区域，文化堆积时代相同，或因功能布局而分居于河道两岸。道路、水系完整，建筑基址分布有序，说明遗址具有一定的规划布局。东发掘区房屋基址规模较大，墙体厚重，且各自有分间迹象，推测为仓储基址。西发掘区房屋建筑基址密集，有一定的规划布局，又发现有多处灶台，推测为居住生活区域。
2016年1月中旬，太仓市樊泾河北延沟通工程施工，开挖河道取土时发现大量瓷片堆积，经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实地踏查、勘探，初步判断此处存在一个以元代中晚期龙泉窑青瓷为主要遗物的大型遗址。据文献记载，此处原有古河道樊村泾，且该遗址分布樊村泾两岸，主要文化内涵时代为元代，因此命名为樊村泾元代遗址。
古樊泾河把遗址分为东、西两个区域，文化堆积时代相同，或因功能布局而分居于河道两岸。道路、水系完整，建筑基址分布有序，说明遗址具有一定的规划布局。其中东发掘区房屋基址规模较大，墙体厚重，且各自有分间迹象，推测为仓储基址。西发掘区房屋建筑基址密集，有一定的规划布局，又发现有多处灶台，推测为居住生活区域。
浙江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清点文物。此次发掘出土的瓷器，95%以上器物没有使用痕迹，且部分器物烧制时所使用的垫饼等窑具尚未分离，一方面证实了元代文献记载“窑火既歇，商争取售”的瓷器热销度，另一方面也佐证了本遗址出土瓷器在当时汇集于此的唯一目的：作为商品贩卖。
樊村泾遗址出土如此大规模的元代仓储和生活建筑基址，为研究元代建筑及古太仓城建规划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实物资料，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是遗址发现了目前除龙泉窑址考古之外规模最大的一处龙泉窑青瓷遗存，出土数以吨计的元代中晚期精美龙泉窑青瓷器、瓷片，对补充元代龙泉窑青瓷标型器和建立元代龙泉窑青瓷标本库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填补了本地区元代海外贸易相关遗存的空白。
二是该遗址可能是“六国码头”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的太仓港，不仅是朝廷海运漕粮的起点，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码头。当其时，“番汉杂处，闽广混居”“商船旅泊，货盈市集”，享有“六国码头”之誉。至正二年（1342年），元廷还在致和塘岸、武陵桥北设置了“庆元等处市舶分司”管理海外贸易。
虽然当年漫山遍野的烧窑人不在了
但他们的后人
依旧创造着一个个贸易奇迹
老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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