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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垅屋的形成
作为客家文化的化身，客家围楼以其独特的物质文明形式演绎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由于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地理背景之差异，不同地域客家人的居住模式也不尽相同。客家民居主要有赣南的围屋、闽西的土楼和粤东的围垅屋三大典型代表。从客家摇篮赣南的土围子，客家祖地闽西的土楼，到客都梅州的围垅屋，客家建筑的形态有着显著的、阶段性的演变过程。《中国民居建筑》一书详尽论述赣闽粤边客家民居演变的主要线索：“赣南虽有客家摇篮之誉，但因其敞开的北大门，很难首先孕育出具有客家民系独特性的建筑文化来，也使唐宋以后才形成的客家民系难以在赣南得到自我完善和蓬勃发展，而闽西、粤东因其相对落后脆弱的土著文明和几乎封闭隔绝的自然环境，便成了客家民系安定发展、壮大，围楼文化发育成长的温床” ，“北宋后随着客家民系在赣南、闽西的诞生，其民居形式也相继定型……具有当时中原文化特色的组合式民居，也首先在这里形成。后因赣南地理上更易受不断发展的中原文化的影响，故这种早期民居形式到民清时也起了变化。而闽西则基本上没受什么影响，仍保持自己的风格，部分民系的迁徙、环境的改变，相继演化出土楼、为垅屋、围屋等民居形式，体现出一脉相承的结果”。①
作为世界客都的梅州，其客家民居建筑围垅屋在形式上古朴严密、雄伟美观，类型丰富多样，集闽、赣客家围楼之大成，又独具个性特色。主要体现在：一、为适应当地的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进行适应性改造；二、从简陋、单一，向复杂、成熟的功能演变；三、从封闭的圆形围合转型为开放的“U”型布局；四、由防御性的生存需求趋于宜居追求生活的审美；四、风水理论及其实践加以精细深化；五、中西合璧，吸收外来多元文化和先进技术。
粤东客家民居历经发展演变，现存主要有门堂屋、杠屋、围屋（当地称为围垅屋）等形态。其中围屋又有方围、圆围、半圆围、八卦围等形式。
梅州下辖梅江区、梅县、蕉岭、大埔、丰顺、五华、兴宁、平远共六县一市一区，均为纯客县。客家民系最后形成稳定与此，并以此为中心形成客家腹地。
围垅屋作为粤东客家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一种集居式住宅，是梅州客家地区传统民居的主要形式（见图1）。有学人将其与北京“四合院”、陕西“窑洞”、广西“栏杆式”，以及云南的“一颗印”并称为代表汉民族民居特色的五大建筑形式。
梅州地区围垅屋是粤东客家地区最有代表性客家民居。建于山坡上，中轴对称，主次有序，以厅堂为中心组织院落，前半部是堂屋和横屋组成的合院建筑，后半部是半圆形的围屋，可以不断扩建发展为多围垅以适应大家族聚居要求，屋前有坪塘空间，包括蓄水的半月池，以及门前长方形广场，因可以打场晒谷，故称为禾坪；屋后围垅与堂屋之间有半圆形场地“花胎”。平面布局各部分前后呼应，一气呵成；整体造型前低后高的态势，庄重威严；内部空间形成祠堂居中，住屋围合的序列空间，井然有序（见图2）。
围垅屋是客家民居发展的里程碑，是客家人自中原、赣南、闽西至粤东迁徙过程中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思想文化的结晶。通廊式的方、圆围楼的第一层都是厨房，二楼是仓库，三楼以上才是住房，有利有弊。围垅屋将厨房移到后面的化胎围拢上，把住房放在前边的堂横屋上。这实际上将方圆围楼中间分割，下层放在后面，上层放在前面，加上禾坪和池塘，互相合理搭配，使生活起居更为舒适方便。在粤北翁源江尾镇南塘，发现了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的沈氏开基长安围。这是一座椭圆形单层围屋，里面包围着四堂屋（三天井）。据说，沈氏祖先从福建瓦子坪迁来，在此山水宜人的湖心坝建起“九厅十二井”的围楼，往后沈氏子孙在附近连续建了20余座不同形式的客家围楼。翁源沈氏的椭圆型围垅屋，明显带有脱胎于方、圆围楼的痕迹，其古老性和一致性，似可看作自方形和圆形围楼向围垅屋过渡的形态。②创造围垅屋的主人，就是宋元时期第三次南迁至粤东地区客家的后代（围垅屋大规模修建年代当在明朝）。他们带着中原府第式和赣、闽地区方、圆围楼的成熟的建筑技术，进而创新出围垅屋的建筑方法，它在平面结构上吸收了中原府第式房屋与坞堡壁垒，以及福建江西的方形围楼与圆形围楼的精华，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人文条件进行适应性改造糅合。至此逐渐形成了客家围自方而圆、自高而低的围垅屋形制。
作为一种地域性特色显著的大地文化景观，围垅屋在自身的形式演化过程中，呈现出丰富而独特的内涵，其意义已不仅仅意味着建筑，更多的，我们可以从生态自然和社会人文两个层面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围垅屋营建的自然风水观
客家文化讲究风水的传统可追溯至中原，早在西周已在《尚书·召诏序》记载曰：成王在丰，欲宅洛阳，使召公先相宅”，即周成王在陕西的都城丰京（今西安）市郊时筹划在河南洛阳建另都城，请周召公先行看风水。西周还有有关相阴宅，《考经·丧亲》中说：“卜其宅兆而厝之”。
风水之术在明清时期达于兴盛，证以堪舆术书多为明清人士所著，当可推论之。风水术最盛是在赣南，由著名的杨救贫风水大师带来，但日后梅州围垅屋在风水术上更为丰富、完善。从现有研究成果看，“风水术在唐朝末年，随着客家先民的南迁而传入客家地区的赣南。之后，客家先民继续南迁，风水文化在粤东北客家区域的兴起当在宋元之际”③，在粤东北地区，风水文化的实践进一步拓展深化，其运用更为广泛和细致。
风水理论植根于儒家思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居住观，是人居环境物质要素与精神要素多样功能的综和体现。客家人宅基选择与营建有诸多讲究：如五位四灵的环境模式、负阴抱阳的建筑选址和体宜因借的建筑理念等。这些思想的形成，有着广泛深刻的自然、社会背景。
从自然生态的角度看，客家人地区多偏于内陆山区，多从事农耕，而沿海通商口岸多为广府人、潮汕人所控制。因此客家村庄基本上是一种农业经济的社会，农业生产与土地形成紧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土地也产生安土重迁的的情结。而另一方面，粤东地区多山而盆地小，地理条件复杂，崇山峻岭，溪谷满布的地形促成了风水寻龙点穴理论的进一步实践，适应并满足了本地客家居民的开荒生存、优化环境的需要。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看，闽西与粤东一带地形复杂，客家人自中原数次大迁徙，当他们定居后，饱经磨难之后，秉承耕读传家之精神，为求功名利禄以出人头地，故而风水之说特别深入人心。梅州地区的客家人与当地土著人在融合中竞争，重视风水以求人才出脱，当属合理之说。
自然风水理念，赋予自然以文化象征意义，将其引入建筑空间。这种将自然与人文两个系统相融合的做法，在梅州的围垅屋的营建中体现得比闽、赣客家民居更为深入细致：宅基选址，整体形态，乃至具体的建筑形制、楹联、装饰等均有其微妙讲究的选择取向。
1、从建筑的自然选址看。
同其他客家聚居原形的民居建筑一样，梅州地区的围垅屋充分重点考虑了地质、水文、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是否宜居。因围合聚居的独立封闭性，建筑的规模、定位、定向、选址及其形态构成主要受自然环境的制约，此种聚居形式基本无需考虑一般意义上村落布置的街道关系和建筑关系等问题。故而围垅屋与自然环境水乳交融，呈直接对话的互动关系。“山管人丁水管财”，长期的耕山生活积淀了厚重的大山文化，梅州客家人的宅居选址自然流露出寄予山水的文化情节和精神寄托，并在长期的传承总结过程中，形成了既具传统风水观念，又有地方色彩的建筑选址和营建思想。
除圆楼因为圆形而无朝向之说外，客家传统民居大都坐北面南，围垅屋如梅县德馨堂、兴宁叶堂千倾堂、丰顺丰良镇邹家围等均为此例，其余则多面东南和东，如五华县下坝“忠厚传家”面向东南，均视其所处地理位置的地形、山水特征而定。梅州的围垅屋屋前有半月形水塘，屋后种植有封围树（也称风水林），不仅美化环境、调节局部气候，还可增加经济收入。
事实上，依山而建，傍水而居的模式，在怡景怡情的同时，还营造了祛邪、避凶、造势的理想环境，某种意义上有其充分的科学合理性：山麓可以避免寒潮、山洪等自然灾害和盗匪侵犯的人为灾害，水作为人居环境中重要的生活要素，可满足降温保湿、防火减灾、灌溉洗涤、乃至养殖积肥等综合利用的要求。
2、从建筑的具体形制看。
在避开农田的前提下，围垅结合山地地形，形成前低后高的态势，因其外形中部圆弧突出，两侧横屋平直顺延，远望其形式酷似一张“太师椅”。传统风水理论十分忌讳“前高后低”的格局，而这种“太师椅”式的整体态势，威严、稳固，同时更是步步高升、长幼有序的话语表述（见图3）。
有学者将围垅屋视作一个小宇宙，也即太极，龙厅化胎与月池为两极，而化胎则是整个家族生生不息，不断繁衍发展之地。它泥土朝天，不加任何装饰铺设，主壁上设有“神龙伯公”的牌位，是全宅至关重要的风水要津，不可侵犯损坏。所谓化胎，含有“地势至此，变化胎息”的胎息之意，另据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曲面隆起的半圆形坡地，象征女性母体的下腹，两侧的护屋相当于两腿，而伯公石的位置象征阴门，“化胎”便指胎内抑或子宫，这些象征意义体现了中国人地母崇拜的思想。
在围垅屋的建造中，风水观念还多有其他体现。如在门的朝向选择方面，会综合考虑风水先生的推算引导以及门外的山水景观、道路建筑情况，有意避开形态诡异、不祥的景观要素，转向于植物茂盛、山体稳健的佳境，务求避凶趋吉。如丘逢甲故居培远堂楹联“西枕庐峰东朝玉笔”，所提到的“玉笔”，就是指大门所朝向的形似玉笔的山体。
再如水有聚气，聚财之说。屋前半月形水塘除满足日常务农、生活排水之用外，更具有财源兴旺等精神寄托（见图4）。与之相关的排水系统，亦有讲究。围内的排水设施是相当完善的，首先，围垅屋天井院落中凿有凹槽，由四周屋顶而来的雨水可经此汇聚，有“财源四方”之说。然后经雕凿成金钱状的排水孔，通过纵横交错的明沟与暗沟，和生活污水一道排入屋前的月池。或明或暗的水沟，遵循了“不直出，不横出，不后出，不多端出，不穿厅过房，要向前曲折如蛇、绕弯转，缓缓暗泄出去”的原则。因为，出水直走，会导致财气外流，只有迂回曲折，方可蓄财；另一方面，这也是客家文化含蓄、内敛心态的直观反映。此外，天井的运用，既可满足生活通风采光之用，又具吐故纳新、藏风聚气之效（见图5）。以上做法，将自然因素纳入建筑空间体系，体现了客家人精神文化下的景观特质。
3、从建筑的选材与建造看。
在选材方面，有生态建筑的特点。传统围垅屋的建筑用材多为石灰、沙、黄泥、木材、石材等，旧楼若拆除重建原有墙土可以回收利用，由于建筑结构的屋架通风良好，木构件较少毁朽，也可以再次使用，建筑垃圾的避免有利于生态保护。而且建筑施工难度不大，多安排在干燥的冬季进行，避开农忙时节，可集中人力共同参与。
在建屋过程中，梅州各县的民间建屋颇有讲究，传统的风水堪舆思想贯穿始终，流传着屋场地“安符师”仪式；“放水”仪式（即前文提到的正屋堂埋地下排水沟）；安大门仪式、“上梁”仪式以及“落新屋”仪式等习俗。其中上梁常和“落新屋”以及其他喜事一起合办，以示隆重。
所谓上梁，就是择吉日良辰，将正屋上厅栋下面垂直一市尺粗的单独一根木桁（即梁树），经过隆重仪式，从地面上升到规定位置安放的做法。适时屋主必会大摆宴席，举行祭拜“符师”（修筑新屋时设立的“杨公先师神位”）和“祭梁”仪式。风水师也即客家人所说的地理先生会负责整个过程的司仪。在符师前祷告祈求之后，伴随着“上梁”口诀，大放鞭炮，梁树在建屋师傅的操持下，平稳上升，最终安放固定。
从开始的风水屋地的选择，到建屋过程中的一系列庆典仪式，乃至以后每年梁树挂灯的“上灯”习俗，无不寄寓着梅州客家人祈求风水上乘，屋场庇佑，世代幸福的美好愿望。
围拢屋的社会人文品格
1、生活模式与建筑形制
建筑形态的变迁源自于生活需求的变化。时至今日，现代社会生活的方式虽已逐渐渗入客家地区，然而，深入山区，我们仍可见到颇具规模的传统聚居形式。
客家聚居建筑在建筑理念和空间构成等方面具有诸多共性特征，如向心围合、独立排他、整体有序等。江西的方楼即围子，在粤北常称为碉楼，多建造于匪盗较多的山区，防卫特征显著。福建客家土楼有圆、方、五凤、椭圆、八卦、马蹄及环形各种类型。④多呈方形或圆形的规整平面形式，层数2层以上，多为3-5层。以上两种形式堡垒式的外观、厚重的墙体、严密的保安措施，适应了当地的社会生存的现实状况。而围垅屋则一般为单层、双层，主要因为防卫功能要求降低，而生活功能要求提高。
首先，从整体平面布局看其聚族而居的形式。
客家民居建筑具有规则对称、独立完整、向心统一等特性。它的空间组织体现出以祖堂为核心，亲缘居住为纽带的家族聚居的生活秩序。祖堂亦即祠堂，其至尊地位被视为首要。作为家族祖先的象征，它通过宗法礼制观念形成对家族成员的凝聚力。祖宗神位陈列于内，世代子孙，四时朝拜，传承先民公德，祈求庇佑福祉。
在传统宗法社会中，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家，而家又是家族中的一份子。家族首先倡导家族的共同利益。⑤客家人一直保持着“合门百口……累世同堂”的大家族制度，数十人至数百人同居一屋，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南宋时江西抚州金溪客家陆氏“其家累世义居”。“合门百口”（《宋史·儒林·陆九龄、陆九韶传》）。“聚其族逾三千指，合而爨将二百年”（《鹤林玉露》丙编卷5）。所谓“义居”，就是不仅共居而且共财。当这个家族从外地迁徙到当地作为“客居”时，特别强调家族确保不受外侵，发展壮大，才能在当地扎根。
村落小而散，围垅屋大而聚 。围垅屋突出了居室之间的和睦联系。人际情感互助互利，群体利益和社会秩序围绕家族展开。如各种生活信息的传播主要靠面对面的口头交流实现，家族大事所有成员参与，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
围垅屋具有家族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可以满足人口增长的居住需求，根据实际情况加建。围垅屋五凤楼具有典型的后世扩植的特征，横屋、围垅部分的扩展，往往是经几代人才完成的。因为围垅与横屋相连，可以围绕中轴不断扩大横数和围数。因此围垅五凤楼一般都比无围垅的五凤楼要大。无围垅的五凤楼，通常房间数是30间左右，多横数的也少有过百间的。有围垅的五凤楼则一般都有百间以上，多的可达三四百间，使更多代族人聚居在一起，从而减少了另建独立祖祠的必要性，以祖祠为核心展开的住宅，更有团结聚族的功能。
梅州一些地区的围屋在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以祖居的大屋为中心，交互分布若干围屋的形式。在梅州兴宁，就可见到六七个围屋呈涡流卷绕态势分布的情形，大小围屋之间界线模糊，惟其中心的祖屋却明确清晰。
仁厚温公祠修建于明嘉靖19年（1540年），至今460余年，人们建造围屋，仍然在环绕着第四围垅的尺寸位置和形状建造。其家族强大的向心力，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围垅屋屋前的半月塘，在平面布局上与建筑本身相呼应，形成完整的围合形式，另一方面，作为建筑外部空间的重要景观要素，其鲜明的标志性又强化了人们的场所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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