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世界，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对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官府与强盗，庙堂与江湖，看似界限模糊，实则泾渭分明。二者之间，彼此抗衡，此消彼长。
水泊梁山是一个国中之国，域中之域，本身就是一个颇有寓意的象征。
首先来看这水泊梁山的地理学特征。
小说中，柴进介绍林冲去梁山落草。他这样描述梁山泊：“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中间是宛子城，蓼儿洼。”这是水泊梁山的概貌。等到林冲与朱贵接上了头，朱贵引领林冲上山，林冲才有机会仔细打量这个远近闻名的山寨：
此时天尚未明。朱贵把水亭上窗子开了，取出一经鹊画弓，搭上那一枝响箭，觑着对港败芦苇里面，射将去。林冲道：“此是何意？”朱贵道：“此是山寨里的号箭。少刻便有船来。”没多时，只见对芦苇泊里，三五个小喽罗，摇着一只快船过来，迳到水亭下。朱贵当时引了林冲，取了刀仗行李下船。小喽罗把船摇开，望泊子里去，奔金沙滩来。林冲看时，见那八百里梁山水泊，果然是个陷人去处。但见：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乱芦攒万队刀枪，怪树列千层剑戟。濠边鹿角，俱将骸骨攒成。寨内碗瓢，尽使骷髅做就。剥下人皮蒙战鼓，截来头发做缰绳。阻当官军，有无限断头港陌。遮拦盗贼，是许多绝迳林峦。鹅卵石叠叠如山，苦竹枪森森似雨。战船来往，一周围埋伏有芦花。深港停藏，四壁下窝盘多草木。断金亭上愁云起，聚义厅前杀气生。
这一段，竭力渲染水泊梁山的险要和杀气。这是一座防守森严的山寨，与外界的联系靠小舟，外人上山要靠朱贵来安排。这个山寨对外界充满敌意，虎视眈眈，是一座与外界保持着有限联系的、割据性的山寨。
水泊梁山不仅在地理学意义上是相对隔绝的，在社会学意义上，也是相对隔绝的，它的社会构成、它的社会运行规则也游离在正常的社会之外。
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和等级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君臣官民，士农工商，辅以行政管理，把人们组织起来，整合成国家。作为体制内的人，受到国家政权和法律的保护，也同时承担着对国家的义务，如遵守王法，交税纳粮等。如果脱离了社会秩序，游离于体制之外，就成了无所依傍的“游民”。
梁山的社会成员就是这些游民。一百零八个好汉中，多数人都是戴罪之身，有主动上山的，有被迫上山的，还有被“赚”上山的。无论先前什么出身，从事什么职业，从上山的那天起，在正常社会看来，他们就有了一个共同身份：盗贼。因此，多数人对上梁山首先是抗拒的。史进大闹史家庄，朱武三人邀其落草少华山，史进道：“我是个清白好汉，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玷污了？你劝我落草，再也休题。”史进想找到师傅王进，讨个出身，在体制内过上好日子。宋江回乡探父被抓，刺配江州牢城，一路谨记父亲教诲，面对晁盖等人的盛情相邀，以“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宋江想的是“便断配在他州外府，也须有程限，日后归来，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
带着这样一种矛盾、游移和暧昧的态度，好汉们陆陆续续上了山。从此，他们脱离了正常的社会体制，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不交国税，不纳皇粮，不服劳役，不用听官家指使，在生存上算是能够自由自在了。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抢劫和掠夺，而水泊梁山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满足了他们的部分需要。在正常社会里，杀人放火、烧杀抢掠是法律明令禁止的，但在这里，却是他们的主业，且成为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
从人员构成看，这里荟萃了各行各业的人才，那些稀缺的人才，梁山也都靠“赚”的方式请上了山，比如医生、刻字制印的、铁匠等，基本上实现了千百年来人们想往的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生活。从生活方式看，大家人人平等，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好不悠闲自在。
“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认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贵贱，踏入江湖，世俗的财富权势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世俗的人生之路也便失去了依存的条件，而人际关系也有了新的内涵。梁山好汉之间的称谓，叫做“兄弟”。少华山陈达从史家庄借道，见了史进开口就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相烦借一条路。”逃避追捕的鲁智深，向赵员外致谢，赵员外也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何言报答之事。”显然，“兄弟”是一种游离于正常人伦关系之外的人际关系：既然是兄弟，就不能再依照正常的法律、道德和世俗观念行事了。
儒家有所谓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里的“兄弟”指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上了梁山，脱离了正常的生活状态，脱离了体制，也就失去了君臣的名份。多数人也不用再考虑父子与夫妇关系。像宋江那样父子团圆的毕竟是少数，李逵本也想将老母接上山来享福，却不想母亲落入了虎口。梁山上夫妻、同胞兄弟倒也有几对，但既上了梁山，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就要退居其次。因此，梁上上最重要的人伦关系，就是江湖兄弟的关系；而梁山上最重要的道德品质，就是兄弟间的所谓“义”。“兄弟”落难，就是提着脑袋也要出手相救。“担着血海也似干系”,宋江也要给晁盖通风报信；为了救宋江，即便倾巢出动，也要去江州劫法场；为了救卢俊义，千里行军攻打北京城，也在所不惜。一人结仇，举寨皆兵，晁盖中箭于曾头市，曾头市便与梁山结下了血海深仇。在不断的寻仇与复仇中，兄弟间同仇敌忾的情义才越发牢不可破。
对于好汉们，兄弟远比妻子重要。为了兄弟情义，为了梁山事业，必要时，好汉们会毫不犹豫地杀掉妻子。杨雄怒杀潘巧云，首要原因便是潘巧云诬陷了石秀，坏了他们的兄弟情分，其次才是潘巧云勾搭奸夫。杨雄用潘巧云的鲜血，洗刷了因怀疑石秀而使兄弟友谊蒙上的阴影。在杨雄看来，怀疑自己的“兄弟”是莫大的错误，须用鲜血才能表达真诚的歉意。
梁山好汉们也有对外的行事规则。比如张青讲述十字坡酒店的规矩，说三种人不可害：
“第一是云游僧道，他不曾受用过分了，又是出家的人。”“第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们是冲州撞府，逢场作戏，陪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若还结果了他，那厮们你我相传，去戏台上说得我等江湖上好汉不英雄”，“第三是各处犯罪流配的人，中间多有好汉在里头，切不可害他。”
这三种人，都属于主流社会所不齿的“边缘人”，一个是化外的出家人，以乞讨化缘为生，一是卖笑的妓女，一是罪犯。除了张青明说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开黑店的张氏夫妇同样是“边缘人”，和这三种人都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因此他们同声共气，相互依托，有唇齿相依之感。杀这样的人，岂不是欺凌弱小？当然有辱于梁山好汉们高举的“义”旗了。
但是，欺凌弱小不对，杀戮不弱小的人就对吗？
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梁山可作为一个象征，这就是所谓的“江湖”社会。在古典小说中，《水浒传》一向被作为描写江湖生活的代表作；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说到“闯江湖”、“江湖险恶”之类，也会自然联想到《水浒传》。其实，“江湖”一词也屡屡出现在小说中，据统计，在金圣叹删改本《水浒传》中，“江湖”一词出现87次；《忠义水浒传》中，“江湖”出现了101 次。武松在十字坡遭遇张青夫妇，有这样一番描写：
“两个又说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武松又说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仗义疏财，如此豪杰。如今也为事，逃在柴大官人庄上。两个公人听得，惊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难得你两个送我到这里了，终不成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好汉们说话，你休要吃惊。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我不是忘恩背义的。你只顾吃酒。”
武松这话里，提到江湖好汉的勾当，是杀人放火；虽然杀人放火，但绝不忘恩负义。这“江湖”的法则叫人毛骨悚然，否则两个公人也不至于“惊得呆了”。显然，所谓“江湖”，并非实指地理意义上的一个空间，它强调的是一种游离在正常社会之外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法则。在那里，国家法律不再能保护你，世俗的道德规范不再发挥作用，那里说的江湖黑话，奉行的是另一套江湖“规矩”，也有自己的“潜规则”。
显然，江湖社会与正常社会是对立的。江湖与庙堂之间的这种对立，造成了梁山好汉们那种特殊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他们的杀人，他们的赚人，他们的绞杀，大多可由此得到解释。
当梁山站稳了脚跟，生存的问题解决之后，发展的问题便凸显了出来。如何发展？这里便有了“路线之争”。所谓路线之争，说到底，就是两条出路的分歧：是接受招安融入庙堂，获得正统的确认，还是逍遥江湖，自由自在，甚至对抗朝廷，再立一个新王朝？这样的煎熬，正是江湖与庙堂二元对立带来的必然结果。
李逵的声音代表了一种意见：
“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 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 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
李逵的意思，打到东京去，废除赵皇帝，兄弟们自个儿干。这是极端的想法。武松、鲁智深、林冲的多数人，则似乎更希望啸聚山林，独霸江湖，逍遥自在。但占上风是则是以宋江、吴用为首的一派，他们试图调和江湖与庙堂的矛盾，主张招安。他们把梁山看作暂时的栖身之所，宋江一再强调“某等众人，无处容身，暂占水泊，权时避难，造恶甚多。”“某等众兄弟也只待圣主宽恩，赦宥重罪，忘生报国，万死不辞。”回归正常社会，获取正统的荣耀和地位，才是他们的最大心愿。
从小说的情节逻辑看，宋江的主张最后占了上风，并取得了最终胜利。招安后，宋江率领兄弟们破辽兵、平定淮西王庆、平定河北田虎和江南方腊，实现了为君分忧、为国立功的愿望，用生命实践了精忠报国的传统道义。虽然兄弟们死的死，伤的伤，但却因此而功成名就，光宗耀祖，名扬后世。这不正是宋江们修齐治平的人生梦想吗？尽管奸贼们一再阻挠，宋江还是被敕封为忠烈义济灵应候，兄弟们也都加官进爵，梁山泊上建了祠堂，宋江等人神像被后人供奉，香火绵延不绝，“生当封侯，死亦庙食”，传统士人的人生荣耀，还有比这更煊赫显扬的吗？
但在这人生的荣耀背后，却是生命的惨烈和悲凉。为了一个“忠”字，梁山好汉们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天性，在奸臣贼子的玩弄和操控下，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全然没有了当初的自由、奔放和热情。这样的悲壮，显示出传统文化内在的紧张和冲突。这就是功名与生命的冲突。要功名，就得牺牲自我，放弃自由，成为体制下的一个无足轻重、任人驱使的工具与走卒；要自由，要生命的快乐，就得保持个性，放弃功名，与体制作对，与世俗的法律与道德作对。当一个人身处如此的矛盾之中，他如何能不焦虑，如何能不幻灭？
其实，在传统社会，何止梁山的武夫莽汉处在这样的紧张与对立中，传统文人士大夫不也是如此？“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范仲淹的这句名言，就是最好的注脚。进入庙堂，高居魏阙，何等荣耀；可泛舟江湖 ，寄情山水，又何等逍遥？这“二美”，怎可兼得？
在江湖与庙堂的二元格局中，要追求功名，就得做顺民、臣民、奴才、工具，要张扬生命，就得做叛贼、土匪、狂徒、隐士。这样的悖论，是梁山悲剧的根源，也是无数人心力交瘁的根源。
告别传统社会，建立现代社会，超越江湖与庙堂，才能消解功名与生命的这种惨厉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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