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1898—1948）是现代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又是在古典文学领域广泛涉猎、治学严谨的学者，同时还是把毕生心血无私地奉献给万千莘莘学子的语文教育家。
朱氏自1920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以后，直到1925年暑假，曾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1920）、扬州第八中学（1921）、吴淞中国公学（1921）、台州浙江第六师范（1922）、温州浙江第十中学（1923）、宁波浙江第四中学（1924）、浙江白马湖春晖中学（1924、1925）等校从事中学国文教学工作长达5年之久。在这从教的5年间，朱氏不但与同事舒新城、俞平伯、夏丐`尊、叶圣陶等人朝夕切磋语文教育问题，而且广泛研读国内学者的论著，并结合自身的实践加以思考和抉择。他在1925年发表的第一篇语文教育研究论文《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就是在分析研究当时胡适、穆济波、孙工、欧济甫、夏丐尊等人的各种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中学国文教学问题所作的系统的总结。
作为一位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和大学教授，朱氏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语文普及工作和提高青年语文素养的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1925年暑假以后，朱氏赴北京任清华大学教授。他初进清华园，除了开设“古今诗选”“中国新文学研究”“歌谣”等专门课程外，还主讲“普通国文”；后来担任了国文系主任，他仍然亲自担任“大一国文”课程，并对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教材编选以及讲授方法等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可以这样说，我国高等学校自开设“大一国文”课程以来，朱氏是主讲这门课程时间最长、在学科建设上贡献最大的著名教授之一。由于长期主讲“大一国文”，朱氏对中小学生的国文程度和中小学的国文教学自然是倍加关切。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在后方西南联大师范部国文系主持教务，倡议创办《国文月刊》，为研究中等学校的语文教育开辟了一个阵地，吸引诸多学者悉心探讨，同时亲自撰写论文，为推动语文教育研究竭尽心力。他曾与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又为开明书店编纂国文教科书，为改进中学国文的教材教法作出了贡献。直到1948年，贫与病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可他还在为中学的师生演讲，为开明的国文教本作选注。朱氏关心语文教育，可谓矢志不渝。
关于现代教育的宗旨，早在19世纪末，王国维就根据当时西方先进教育学说提出过施行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的主张。辛亥以后，蔡元培又把这“三育”理论发展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美育主义”的所谓“五主义”教育方针。要而言之，这些近现代著名教育家都把教育的宗旨确认为“造就完美的人格”。这对我国封建传统教育意在培养官僚和奴仆的宗旨是一个猛烈的冲击和彻底的否定。朱自清在从事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始终把语文教育看作是整个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在使受教育者的人格得到完美的训练。
语文科是整个学校教育中的一门具体学科。人们在研究这门学科的教学规律的时候，多半着眼在学科本身的教材和教法上面。朱氏却在20年代就深刻意识到，语文教学要求得理想的效果，就决不能把眼光仅仅注视在课堂里面，仅仅注视在教材教法上面，而应当牢牢抓住“训育”这个环节，注意整个学校对于学生的“人格影响”。否则，“教而不育”，一切都将落空。他在《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中精辟地论述了“教学与训育”的关系，指出“训育”是学校各科教学的“联络中心”，失去了这个“联络中心”，各科教学势难收到圆满的效果。他在文章中向国文教师严峻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你上课时，个个学生是注意听讲么?有人谈话么?有人在桌子底下偷看别的书么?最要紧的，你能断定没有一个人想着别的事么?──今日讲的，他们曾如你所嘱地预习过了么?昨日讲的，他们上自修班时曾复习过了么?”朱氏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固然要看你的教法如何，但更要看你的人格影响如何，更要看你的校长和同事们的人格影响如何；换言之，你们平日怎样实施你们的教育宗旨，怎样实施训育，上课时便是怎样的气象”（《教育杂志》第17卷第7期）。这里朱氏接触到了教育工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教育者对于受教育者如何施加人格影响，从而使受教育者的品行得以端正、人格得以发展。这是各科教学──包括语文教学──能否收到实效的关键。这种人格影响，当然不仅体现在上课的几小时内，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平时与学生的交往接触之中，体现在整个学校所形成的环境和校风之中。
朱氏从发展学生完美人格出发，强调语文教育要重视文艺教育。他在《中学生与文艺》一文中指出：“文艺增进对于人生的理解，指示人生的道路，教读者渐渐悟得做人的道理。这就是教育上的价值。文艺又是精选的语言，读者可以学习怎样运用语言来表现和批评人生。国文科是语文教学，目的在培养和增进了解、欣赏与表现的能力，文艺是主要的教材。”（《中学生》第187期）朱氏重视文艺教育，是因为在他看来语言文字只是一种了解和表现人生的工具和媒介，学生接受语文教育同时也是在接受生活的教育、接受做人的教育。语文教育与做人教育之间，文艺起着最好的沟通作用。他十分重视诗歌教学，认为诗歌不仅有优美的意境，而且“诗里含着高尚的感情”，它往往能够“暗示人生”，具有深刻的“言外之意”，吟诵优秀的古今诗篇，人的精神世界可以得到美化和净化（见《怎样学习国文》，载《国文杂志》1944年第3卷第3期）。他也十分重视小说教学，认为“小说增加人的经验，提示种种生活的样式，又有趣味，最是文学入门的捷径”（见《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载《中学生》1930年第10号）。他在30年代还专门为朱文叔所编初中国文读本（中华版）撰写了散文《春》，文中名句：“春天像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曾经给广大青少年以无穷的希望和力量。
朱氏从发展学生完美人格出发，还强调语文教育要重视经典训练。在五四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文言文的学习，尤其是对于古代经典的学习，曾是教育界反复争论的热门话题，许多激进人士反对封建主义，同时也反对那通行于封建时代的文言文，更反对现代人去接触反映封建时代社会风貌、伦理观念等等的古代典籍。朱氏对此却别有见解。他说：“由于文言文在日常应用上渐渐的失去效用，我们对于过去用文言文写的典籍，便漠不关心，这是错误的思想。因为我们过去的典籍，我们阅读它，研究它，可以得到古代的学术思想，了解古代的生活状况，这便是中国人对于中国历史认识的任务。”（《怎样学习国文》）所以他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这种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载《国文教学》）由此可见，朱氏强调的经典训练与那些封建复古派的鼓吹“读经”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读经派”旨在通过读经向青年灌输封建伦理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朱氏的经典训练则旨在进行文化教育，使受教育的中国人真正能认识中国的历史；“读经派”旨在宣扬古代经典中一切有利于维护封建伦常的东西，朱氏的经典训练则旨在“培养欣赏力”，同时也“培养批判力”，即“知己知彼”“批判的接受”（见《古文学的欣赏》，载《文学杂志》 1947年复刊号）。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朱氏在40年代编撰了一部《经典常谈》，共13篇，以《说文解字》起首，对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若干种古书和古文体作了精要的分析讲解。
从发展学生完美的人格出发，朱氏还强调语文教育要重视表情达意的“至诚”。朱氏在《说话》一文中说：“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须乎修饰。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见《说话》，载《语文影及其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语文教育当然要教会学生说话和作文，但说话和作文应当说的是至诚的话，作的是至诚的文，这就关涉到做人的态度问题，关涉到人格了。1933年清华大学举行入学考试，作文试卷出题为“苦热”“晓行”“夜”“灯”“路”等五题，考生中选“苦热”“晓行”“夜”等题者为多。出题人的用意原在测查考生们观察和描写的能力，谁知阅卷时发现大多数考生“自己似乎并没有说话”，只是发一通“恨富怜穷”的议论，说大篇流行的、时髦的套话。朱氏对此深感忧虑。他认为这种一味“追时代潮流”的门面话，其实本非考生们的真实思想，他们不过是从报章杂志上捡来这些套话，搬到自己笔下而已。朱氏因此感慨说，对于实际的生活，“看起来大部分的考生似乎是既不自己张开眼看，也不自己按下心想的。而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生。因此我们不能不疑惑高中的教师真个尽了他们的责任”。那么怎样才算是尽了责任呢?朱氏认为：“理想的教师不但想到学生的耳朵，还想到他们的脑子”，“教学生能自己观察，自己思想”，“养成他们自己的判断力”；只有这样，学生才不致于言不由衷，满足于“追时代潮流”，写“洋八股”的文章（见《高中毕业生国文程度的一斑》，载《独立评论》 1933年第65号）。
总之，在朱氏看来，语文教育的成败得失固然与教材教法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执教者能否重视学生的人格培养有关。从事语文教育的人，不独要为“经师”，更要为“人师”，且所谓“人师”，“用不着满口仁义道德，道貌岸然，也用不着一手摊经，一手握剑，只要认真而亲切的服务，就是人师”（见《论青年》，载《语文影及其他》）。
在旧中国制定的国文课程标准里，总记载着这样的条文：“养成阅读书籍之习惯与欣赏文艺之兴趣”（初中），“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高中）等等。在阅读方面，无论初中还是高中，课程标准中都离不开“欣赏”二字。至于这“欣赏”，实际指的是什么；这种“欣赏”能力的养成得靠怎样的功夫、得有怎样的基础，许多人往往不去深入理会。朱自清却凭着自己对语文教育性质的深刻理解和对阅读欣赏规律的实际体验，在“欣赏”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切中肯綮的观点，形成了他对阅读教学的一系列精辟见解。
朱氏首先确认培养和增进学生的欣赏能力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而所谓“欣赏”，对作者而言，关键在于能够“设身处地”，明白作者为什么这样写，体会作者为什么只能这样写；对作品而言，关键在于能够“感情移入”，能够深入作品创设的情景，深入作品内在的思路，从而产生感情上的共鸣（见《古文学的欣赏》）。这种欣赏能力，靠摆弄一些抽象的、多义的形容性词语，是无法真正显示出来的。朱氏说：“欣赏并不是给课文加上‘好’‘美’‘雅’‘神妙’‘精致’‘豪放’‘婉约’‘温柔敦厚’‘典丽皇’一类抽象的、多义的评语，就算数的；得从词汇和比喻的选择，章句和全篇的组织，以及作者着意和用力的地方，找出那创新的或变古的，独特的东西，去体会，去领会，才是切实的受用。”（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这就涉及欣赏与了解之间的关系了。许多人常把欣赏和了解误认为是两件事：说“了解”，仿佛是低层次的；说“欣赏”，则是高层次的。其实，欣赏和了解是紧密联系着的，欣赏是透彻的了解，了解是切实的欣赏。
这“透彻的了解”，就需凭藉对语言文字的分析工夫。语文课上读讲课文，其主要工作就在于对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朱氏反对“好读书，不求甚解”，反对一般学生读书抱“大而化之”的态度，他主张教师和学生都要在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上多下苦功。他在议论诗歌欣赏的时候曾说：“诗是精粹的语言。因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许多人觉得诗难懂，便是为此。但诗究竟是‘语言’，并没有真的神秘；语言，包括说的和写的，是可以分析的；诗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散文如此，诗也如此。”（见《古诗十九首释前言》，载《国文杂志》1941年第1卷第6期）从语文教育的立场上看，对于一切文艺作品的阅读欣赏都必须取分析的态度，否则混同于一般人完全为消遣、为自娱而阅读，就失去了语文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又必须把分析咀嚼的工夫花在语言文字上，否则混同于一般评论家只是按照文艺批评原理粗线条地勾勒作品大意，也就失去了语文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既然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文字的分析工夫，那就不能笼统地反对教师的“讲解”。在这个问题上，朱氏的观点是辩证的。他认为教师的“讲解”如果用力在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上，那就不该反对，因为正是这种示范性的分析会给学生以了解与欣赏的门径，会改变学生“不求甚解”的态度。但是仅凭教师的“讲解”又是不够的，语文教学还必须让学生接受充分的训练，因此他说：“多讲闲话少讲课文的教师，固然不称职；就是孜孜兀兀的预备课文，详详细细的演释课文的，也还不算好教师。中学生需要充分的练习。”（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这样就形成了朱氏所一贯坚持并身体力行的阅读教学模式。在20年代，他就设计了这样的“五步教学法”：（1）课前学生预习；（2）课上学生报告预习结果；（3）令学生分述各段大意及全篇大意；（4）师生共同研究篇中的情思与文笔；（5）一篇教完，行口问或笔试。教师的必要的讲解，贯串在课堂上的几个环节之中，或详或略，相机处理（见《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到40年代，他把这一模式简化为三步，即预习、讨论、复习。在“讨论”这个环节中，朱氏认为教师的工作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帮助学生解决已经发现却不能自行解决的问题；二是提供学生所没有注意到的重要问题，引起讨论；三是提出可资比较的材料，引起讨论的兴趣，推动讨论的深入。而在所有这些环节中，既给予学生以充分的训练，又始终穿插着教师示范性的启发讲解，形成了师生共同研究、玩味语言文字的氛围，从而达到对课文语言文字的透彻的了解和切实的欣赏（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对于语言文字的分析咀嚼是重要的，但这种分析咀嚼往往侧重在意蕴上、理念上；而语言文字本身还具有声调、节奏乃至韵律，因此要达到“透彻的了解”，还必须注重诵读。朱氏把一般的诵读法，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吟”。对于古代的诗文，朱氏主张要“吟”。五四以来，新派人物都嘲笑那些“迷恋骸骨”者摇头摆尾地吟诵古诗文的丑态，致使一般青年国文教师都不敢或不愿再讲究吟诵。朱氏认为“这也是教学上一个大损失”，因为“古文和旧诗、词等都不是自然的语言，非看不能知道它们的意义，非吟不能体会它们的口气──不像白话诗文有时只听人家读或说就能了解欣赏，用不着看。吟好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将那些不自然的语言的口气慢慢显示出来，让人们好捉摸着”（见《论朗读》，载《国文教学》）。尤其是古典诗词，只有按平仄、韵律反复地吟，才能领略其声调的好处，才能熟悉其用句、句法、章法，才能揣摩其表现的技巧。至于古文，朱氏认为桐城派的“因声求气说”有一定的道理，因此，尽管当今的中学生不必写作文言，但为了要真正透彻地了解古文，真正切实地欣赏古文，还是非学会“吟”不可。第二类是“读”，对于某些应用的文言和一般白话诗文，朱氏主张用“读”法。朱氏认为，某些应用的文言固然与常人说话不一致，就是一般的白话诗文，尽管本于口语，但毕竟与口语不能完全一致，何况其中还往往夹入欧化的成分，所以适宜用“读”，用“从前宣读诏书，现在法庭里宣读判词”的这种腔调“读”。朱氏说：“读注重意义，注重清楚，要如朱子所谓‘舒缓不迫，字字分明’。不管文言、白话，都用差不多的腔调。这里面也有抑扬顿挫，也有口气，但不显著，每字都该给予相当分量，不宜滑过去。整个的效果是郑重，是平静。”第三类是“说”，对于用纯粹口语来写的作品，朱氏主张用“说”的方法正确地传达出语言中的情味来。例如老舍的一些作品，朱氏认为“富于幽默的成分。‘说’起来极有趣味”。朱氏自己曾经作过几回试验，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的某个集会上，他用“说”的口气说完浑家先生的《奉劝大爷》；一次是在清华诵读会上“说”自己的作品《给亡妇》。前者幽默，后者凝重，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在这三类读法中，朱氏说：“读的用处最大，语文教学上应该特别注重它。”至于从小学、中学、大学分别列论，朱氏主张：“小学的国语教学应该废诵重读，兼学吟和说；大中学也该重读，恢复吟，兼学说。”（见《论朗读》）
朱氏竭力主张诵读，除了因为诵读有助于人们对文章的了解和欣赏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诵读有助于学生理顺自己的“语脉”，并进而推动“文学的国语”的形成。黎锦熙曾经指出：“现在中学生作文与说话失去了联系，文字和语言脱了节。文字本来是统一的，语言一向是纷歧的。拿纷歧的语言来写统一的文字，自然发生这种畸形的病象。因此训练白话文的基本技术，应有统一的语言，使纷歧的个别的语言先加以统一的技术训练。”因此他强调要重视“诵读教学”。朱氏认为黎氏的这个观点很值得人们注意，因为学生作文往往一味地依照自己的“纷歧的个别的语言”，而不顾到“统一的文字”，因此“语脉”总是不清不顺。朱氏说：“这些学生该让他们多多用心诵读各家各派的文字，获得那‘统一的文字’的调子或语脉──，叫文脉也成。”（见《诵读教学》，载北平1946年12月2日《新生报?语言与文学》）此外，欧化成分的渗入，使许多人感到不顺口，不上口。其实，朱氏认为：“从语言的成长而论，尤其从我们的‘文学的国语’的成长而论，这个‘上口’或‘顺口’的标准却应该活用；有些新的词汇新的语式得给予时间让它们或教它们上口。这些新的词汇和语式，给予了充足的时间，自然就会上口；可是如果加以诵读教学的帮助，需要的时间会少些，也许会少得多。”（见《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载北平1946年12月16日《新生报?语言与文学》）青年学生阅读那些夹入欧化成分的白话文，看得多了，笔底自然也就受到影响；如果再加上诵读，他们的“文学的国语”将自然地活跃到口头；这样，“文学的国语”就首先在学生的笔底和口头生了根，从而也就必然影响并扩大到社会。这意义就十分深远的了。
朱自清对于写作教学的见解，更多的是着眼于应用。他说：“中学生作文课，该以广义的应用文为主，因为作文课主要是技能的训练，艺术自当居次位”，因为“中学生如果只爱文艺，阅读的是它，练习的是它，却又没有明锐的辨别力，就很容易滥用文艺的笔调。他们不能清楚的辨别文艺和普通文字（就是广义的应用文）的不同，他们只会那一套。因此写起普通文字来，浮文多，要紧话少，而那几句要紧话又说不透。这就不能应用。”（见《中学生与文艺》）
写作训练着眼于应用，这就势必要推导出另一个问题，即训练方法如何切近“应用”。在过去封建科举时代，学文是为了写文，写文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便进学或中举。当时读书人练习写文章，眼前悬着个明确的目标，心目中也有个“假想的读者”，这“读者”就是各级考官。五四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生练习作文，又多半以“创作”为目标，这些学生心目中也或隐或显地有个“假想的读者”，那就是社会上的一般知识阶层。在校学生对教师布置的作文题，如果不带点创作意味，就不感兴趣；于是在课外自找题目去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其中终于也涌现出了相当一批文才颇为可观的人物。由此可见，在写作训练中给学生悬出一个明确的目标，并让学生在提笔作文时心目中有个“假想的读者”，这是使训练切近“应用”，并进而激发兴趣的重要方法。朱氏说：“写作练习大部分是拿假想的读者作对象，并非拿实际的读者作对象……假想的读者除了父兄，教师，亲近的同学或朋友外，还有全体同学，全体中学生，一般青年人，本地人士，各社团，政府，政府领袖，一般社会，以及其他没数到的。”（见《论教本与写作》）着眼于“应用”的写作练习就该以社会各个方面的人作为“假想的读者”。只有经过这样的多角度的训练，学生将来无论升入高一级学校或步入社会参加实际工作，就能运用文字工具来应付各种生活需要和社会需要。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写作总是“有所为”的，因而也总是有实际的读者对象的。在校期间，就应该培养学生按照实际需要，针对一定的读者对象来进行写作的能力和习惯。
以这样广泛的“假想的读者”作对象来进行写作训练，应该给学生悬一个怎样的目标呢?朱氏的设想是拿“报刊文字”作为目标。他认为拿创作做写作目标，假想的读者是一般社会，但是只知道一种假想的读者而不知道此外的种种，还是不能有辨别力，一旦需要实际应用，写出文章来往往还是不合式。所以他说：“我觉得现在的中学生的写作训练该拿报纸上和一般杂志上的文字作切近的目标，特别是报纸上的文字。报纸上的文字不但指报纸本身的新闻和评论，并包括报纸上登载的一切文件──连广告在内──而言。”这样做，朱氏认为有三种好处：“第一，切用，而且有发展；第二，应用的文字差不多各体都有；第三，容易意识到各种文字的各种读者。……因为报纸上登载着各方面的文件，对象或宽或窄，各有不同，口气和体裁也不一样，学生常常比较着看，便容易见出读者和文字的关系是很大的，他们写作时也便渐渐会留心他们的假想的读者。”（见《论教本与写作》）
为了贯彻上述主张，朱氏提倡办班级壁报。他说：“说起壁报，那倒是鼓励学生写作的一个好法子。因为只指出假想的读者的存在，而实际的读者老是那几个人，好像支票不能兑现，也还是不大成。总得多来些实际的读者才好，从前我教中学国文，有时选些学生的文课张贴在教室墙壁上，似乎很能引起全班的注意，他们都去读一下，壁报的办法自然更有效力，门类多，回数多。写作者有了较广大的读者群，阅读者也可以时常观摩。一面又可以使一般学生对于拿报纸上和一般杂志上文字做写作目标有更亲切的印象。这是一个值得采取的写作设计。”（见《论教本与写作》）学生在学校中练习写作，无论从需要和场合看，还是从读者的对象看，多半都带有“假定性”，从“假定性”到“现实性”，中间需要架设一条桥梁，办壁报之类，就是具有这种性质的“桥梁”。
朱自清先生在从教的最初年代，就竭力主张任何教育教学理论都应当切合实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他在20年代遍读了当时许多语文教育研究论文以后，曾感慨地说：“照他们的论文所说，真是条理井然，圆满而且周到，真是理想的好系统!而事实却总是参差错综，决没有那样整齐，……那些论文里的详明的计划，到了教室里，至少要打个五折!……这可见理论与实际相差之远了!”（见《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在40年代，他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切实的，有恒的施行；理论无论如何好，不施行总还是个白费!”（见《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所以，朱氏既十分着重理论，更十分强调“切实的，有恒的施行”。他在中学教过5年国文，试行各种教法，虽调迁数校，所到各校，都受到学生的欢迎和敬重。担任大学国文教授后，坚持主讲大一国文；与叶圣陶合著《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独自编写《古诗十九首释》等，给国文教师和一般中学生具体指示读诗读文的方法；又为《国文月刊》写专栏文章《文病类例》，详明地评析学生作文中普遍存在的种种“文病”；完成专著《经典常谈》，给中学生切实进行经典训练指示门径；亲自参加编纂大一国文教材和中学国文教材，努力把自己在国文教材建设方面的种种设想付诸实施，作出实绩。朱氏这种不尚空言、事事躬行的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足以为一切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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