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厚江：行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走在田埂上的孩子
我的心中始终镌刻着这样两个画面：
月光溶溶，一位老农在用钉耙翻地，一耙下去，只是几寸见方的一小块，可等到天亮，足足两亩的一块地已经翻完。
——这便是我的父亲，他说：“没有翻不完的地，一滴汗水一粒米。”
夕阳西下，一条窄窄的田埂小路上走着一个孩子，他正向着远在几十里外的家走去，一小步也许只跨出不足一尺，可他从容地向前走着……
——这个孩子就是我。
成长，从课堂开始
20世纪80年代初，我中师毕业后分配到一个离县城几十里路的乡村中学。学校很小，消息十分闭塞，自然没有什么教研的氛围，甚至从没听说过这么一回事。大家都是照着教参上课，能把教参上的内容都理解了，能把学生都讲懂了，那就是好教师。
尽管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一直是班级里的“小先生”，但由于种种原因，1978年高考我的志愿中没有一个是师范。因为第一志愿海运学院的身体复检和政审没有过关，所以开始的几批录取我都被耽搁了，最后因为分数还比较高，被录进了师范学校。
我既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又是一个不安于现实的人。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改变在乡村中学做教师的命运，我能做的就是把课上好，做一个学生欢迎、家长放心、领导信任、同行认可的好教师。
学校里平行班级才两个，一般由一个教师任教，自然不可能有今天的所谓集体备课。教研组一两个月开一次会，不是政治学习和评救济金，就是评先进、发展党员，业务活动几乎没有。我读了两年师范，几乎学的都是中学的内容，汉语拼音则是小学的水平，自然不会有什么教学法之类的课程。语文课到底该怎么教呢?什么样的课才叫好课?心里一点底儿也没有。主要就是听学生的反映，学生喜欢我就高兴，学生说好我就坚持。同班同学中有几个分配的学校比较近，我就发起每周聚会一次，大家轮流坐庄，轮到的同学既要上一节课让大家评议，又要招待大家喝一顿l元2角钱一瓶的二曲酒。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同学的学校听课，他的一个年轻同事也参加我们的活动，评议时和我意见不合。他激将道：“你上一节给大家听听，如何?”年轻气盛的我居然真的上了一节课。至于好还是不好，已没有多大印象。在这种有点沙龙味道的活动中，我对语文课似乎越来越有感觉，学生也越来越喜欢。
谁也没有想到，就这样近乎盲目的摸索为我带来了改变一生的机遇。
那一年，县里成立了教研室，第一项大活动就是进行优质课评比。一层一层筛选，竞争还真激烈。自己也没有想到，我连续在学
更重要的是，因为在省里上课、获得好评，市内外许多学校都请我去上课。所在的县，几乎每个乡镇都去过，外县外市请的也不少。前前后后，上过的公开课有一百多节。当然，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收获是巨大的，成长是显著的。有一段时间，人们狠批公开课的虚假，大有让公开课“下课”的趋势，我专门撰文为公开课正名。我承认，公开课对自己的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当然这主要不是指上文所说的那些实惠。而是指自己在执教公开课的过程中和听别人评议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巨大收获。从那时开始，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我觉得自己才算“入门”了，也入迷了。
我实在记不清我听过多少公开课，而使我受益最多的是那些名师的课。于漪、钱梦龙、宁鸿彬、魏书生等老师的课我都听过，有的还不止听过一节。不仅听课，我还读他们的教学实录，读他们的关于课堂教学艺术的文章，读他们的专著。使我收益最大的，是钱梦龙先生灵活机智的引导和行云流水的课堂节奏，还有宁鸿彬先生对教材智慧的处理以及具有创造性的教学思路。说到这些，不能不提到当时的县教研员，我语文教学的启蒙老师——丁如愚先生。多少次，在我上课前，他对我进行具体的指导；多少次，在听了我的课后，他引导我作深入的反思和分析……“要有追求，又不能脱离实际；要灵活，更要有效；要敢于创新，又要脚踏实地。”他真诚的告诫至今时时在我耳边响起。
正是他们，使我感受到语文教学的无穷魅力，把我的心永远和语文教学系在了一起。于是，我置整整一木箱的退稿和很多文学刊物编辑的鼓励于不顾，放弃了从小就有的做一个作家的理想，移情别恋．把所有的心血倾注在语文教学，尤其是课堂教学之上。这其中自然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期盼和迷惘，也有“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著和付出，当然也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外喜悦。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我就提出了语文课堂教学优化的和谐原则、适度原则、整体原则和节奏原则，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语文课堂教学艺术的论文，应邀在全国各地举办语文课堂教学讲座一百多场；更重要的是，我自己的语文课堂教学得到了质的提升，我对语文教学的规律有了初步的把握，为我后来的思考和发展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工作的三个学校：最普通的乡村中学——一般省重点——全国著名中学。
关注的三个重点：考试的成绩——课堂教学的艺术——语文学科的使命。
教学研究的三个阶段：专业知识和教学内容研究——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研究——语文学科课程研究。
语文教学研究的三个目的：为生存——为发展——为热爱的事业。
关注的角度不同，都有一定道理，而融于其中的，是我一直在努力拓展思想的天空。
记得1985年我在《中学文科》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谈的是关于课堂教学“追问艺术”的问题。现在想来，这便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开头。二十多年来，我走过的道路，其实就是对语文教学不断追问的过程。
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但我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而连接理想和现实的，就是我的思想。我始终在追问的是：语文的理想是什么?什么样的语文教学是理想的语文境界?和许多人不同的是，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我只是一个浪漫的现实主义者，只是一个带着枷锁的舞者。
我工作的前面两所学校，分数的地位之高，不在其中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期中、期末考试都是背对背命题，背对背阅卷，平均分统计一律保留两位小数，分出正负，排出名次。凡是所带班级分数在平均分以下的，便要参加分析会。大概由于我的身份有些特殊，抓教学的校长说：“黄厚江比大家高5分，是应该的。”在这样情况下，我能超脱么?我不能。我不得不委屈自己和学生做一些本不想做的事情，但我又不甘心只是靠加大题目的量，增加上课的时间，把所有课都变成习题课来提高分数。我想做的，是通过自己的思考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一条折中的路。
我的思想大多来自于教学的实践。在教学实践中，有一点收获，有一点疑惑，有一点感受，我都不会放过。甚至在课堂上，在和别人谈话的过程中，我也会随时记录下脑海中闪过的一点儿思想的灵光。办公桌的抽屉里有着一叠叠记录着零星字句的小纸条。曾有许多年轻老师问我：“黄老师，你写的许多东西，我们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可为什么总是写不出、想不深呢?”我的做法是，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思想，哪怕是一点儿感觉，然后不断地孵化它们。在读书中，在教学中，在各种活动中，在听取别人意见的时候，反复地进行琢磨，或许会否定它，或许会抛弃它，但更多的是，使它逐渐地成熟，逐渐地深刻。
我的思考也常常从自己的困惑出发。有一段时间，语文教学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语文教学效率低下”近乎是一致的结论。在这喧嚷的讨伐和争论中，我想的问题是：评价效率，应该有个标尺；没有标尺，如何定是非?而长期以来，语文教学没有标尺。倘若语文教学要有一个标尺，这个标尺应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说，语文教学真的效率很低，那么原因在哪里?什么是科学的语文教学呢?语文教学的科学化应该如何体现呢?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之后，我撰写了《语文学科亟须建立一个科学的效率标准》、《课堂教学要突出学生学的过程》、《从语文学科的特点看语文教学的科学化》等论文。前一篇论文被人大资料全文转载。这些发表在课程改革启动之前的论文，其观点和新的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理念完全一致。
无论是对什么问题的思考，无论遇到什么新鲜的说法，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在课堂中怎么体现?这在日常教学中能不能做到?这对实际的教学到底有没有效果?所以对一些时髦的东西，我都接受得比较慢，更是从不跟风，甚至会唱几句反调。
我从不由于任何原因而否定对考试成绩的应有重视。理由很简单，如果你是父母，你愿意把孩子放到一个据说理念很新但考试成绩很差的班上去吗?我不会。我总认为：一个教师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作唯一追求，是可怜的；但因为未必科学的所谓改革、因为未必正确的理念而置学生的成绩于不顾，则是自私的失职。我不仅这样要求自己，而且在文章中、在演讲中，直言不讳让学生考好是一个教师的基本职责。新的课程改革以后，我依然这样认为。新的课程改革没有也无法否定考试，如果以为新的课程改革必须以让学生考得差为前提，这肯定是对新课改的误解；准确理解新课程改革的理念，按照语文学科的规律去教学，绝不会考差。曲解新课程理念，不按规律教学，自身功底不够，该下的工夫不花，考差了，责任全在自己。需要重申的是，这绝不是赞颂、肯定唯考试是求的语文教学，也不是无视有些试卷中荒唐得除命题人谁也回答不正确的问题。意思很明白：理想的语文教学不把考试作为唯一的追求，但又能够经得住应有的考试。在考试评价也在不断改革的今天，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我尤其崇尚“思想”和实践相统一。不能做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不能嘴里说着最响亮、最好听的口号，手里干着自已批判得最彻底的做法，不能用一次表演式的课堂代表语文教学的普遍规律，不能写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不能为了写文章而提出一些炫目的理论吸引眼球。为此，我写过一篇题为《做一个真实的语文教师》的文章。许多同龄人都有远大的志向，要做语文教育家；实在惭愧我没有这样大的志向，只想做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我追求的就是让我的语文课能给学生多一点享受，对学生的终身发展能有更大的用处。我也追求语文的诗意，也反对只追求考试成绩的唯功利的教学，但不以为诗意就排斥功利，不以为诗意就是形式的花哨，不认为语文的诗意就只有浪漫主义而没有现实主义；我也注重语文课的人文价值，但从不刻意地搞所谓人文性的活动，而是在语文的活动过程中、在语文学科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自然地去体现；我也强调语文教学的感悟，我也追求语文教学的开放，但不以为感悟就可以跟着感觉走，不以为开放就是随心所欲；我也承认阅读的个性化理解，我也主张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但不以为学生不管怎样回答都是正确的，不认可教师就是课堂教学中的主持人。总之，我认为语文教学必须坚持新的教育理念，但又不能违背学科教学的基本规律。
对这次新课程改革，我是积极的也是冷静的。我不相信发几个文件、开几次会议就能带来面貌的彻底变化，我在《“改良”还是“革命”》这篇论文中阐述了对新课程改革的应有态度：应该积极对待，辩证理解，又必须实事求是。所谓积极，就是要认识到这是有关民族未来的大事，这是每个教师的责任；所谓辩证就是不能割断新与旧的关系，不能极端化地理解新的理念，更不能简单地否定过去的做法；所谓实事求是，就是既要承认现实的问题和改革的迫切性，又要承认现实和理想的距离之大，决不可一蹴而就。急于求成必然是欲速不达，简单化地以为新课改指日成功和对新课改采取排斥的态度都会消解新课改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但至今依然故我，艰难地行走在现实和理想之间：一手拿着面包，一手拿着花朵……
黄厚江简介：
黄厚江，男，1958年出生，江苏盐城人。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江苏省首批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国标本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主要编写者，国标本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写组核心成员，省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学语文学科专家委员，省“333工程”培养对象，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省中语会理事，市中语会副理事长，苏州大学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苏州市名教师，苏州市教育科研带头人，江苏省苏州中学校长助理兼教科室主任。
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对中学语文教学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系统的语文教学理论和鲜明的教学风格，倡导的“本色语文”在全国具有广泛的影响，获江苏省首届基础教育成果特等奖。提出了优化语文课堂教学的和谐原则、适度原则、节奏原则和整体原则，语文课程的教材观、过程观、知识观和训练等许多系统的语文课程理论，所提出的“语文不仅仅是学习和交际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工具”，“语文的人文性只能体现在工具价值实现的过程之中”，“从语言习得的规律寻求语文教学的科学化”“语文教学亟须建立一个科学的效率标准”等观点，具有广泛的影响。独自承担了“语文教学的美育功能”等课题的研究，主持了“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段语文目标定位训练”、“创新能力培养和语文教学模式”等课题的研究，为南京大学和江苏母语课程研究所共同主持研究的国家重点课题“中外母语课程比较与我国课程改革”课题组骨干成员，在有关课题研究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先后在有影响刊物发表论文约400篇，其中发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教育报》等报刊转载的论文100多篇。撰写、主编教材、教参60余部（套），课题研究、课堂教学和论文获省级以上奖30
应邀在全国各地举办语文教学讲座400多场，执教公开课300多节。《人民教育》和全国著名语文刊物《语文学习》（95.11）《语文教学通讯》（97.11）《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2000.5）《中学语文教学》（200.2）等刊物先后将其作为封面人物或进行专栏介绍。《江苏教育研究》《教育研究和评论》都曾开辟专栏介绍其本色语文的教学思想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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