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荣誉：论商前期青铜双耳簋的风格与工艺——兼及早期青铜簋风格与工艺的地域性问题

随着古代青铜器资料的增加、搜集和研究的推进，与其他青铜文明相对照，愈发突显中原古代青铜器卓尔不群、无与伦比。其特点首先表现在造型怪异、复杂，但实用性差；其次表现在装饰和纹饰独特、华丽甚至繁复得匪夷所思，母题纹样从来不曾在其他文明中出现过，而且新近的研究还揭示出其中不少原本是瑰丽多彩的。最后表现在实现功能和风格要求的制作技术大相径庭，以泥范块范法为独占工艺，几乎没有其他文明通常甚至优先采用的锻造成形工艺，能确定的失蜡法铸件也相对很少，技术路线大不同；铸接成为制作复杂器物和大型器物的主要途径，而与其他文明以铆接和焊接为主要手段的工艺差别也颇为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高锡高铅青铜成为中原古代青铜器材质的主流，富有特色。如何认识这些特色并揭示其深刻内涵？在青铜器风格与工艺间有怎样的对应关系？其中铸工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工艺因素在青铜器断代和产地研究中的作用如何？青铜容器与此前的陶器关联如何？这些问题逐步成为中原青铜器研究的重要议题。而这样的研究首先需要大量的案例研究，本文即是一个尝试，所针对的问题集中在风格和工艺及其源流等有限的几个方面。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商前期的青铜双耳簋。所采用的分期，以盘庚迁殷将商代分前后两段，前段包括早商和中商，后段指殷墟时期。鉴于长期将早年小屯五座墓作为殷墟早期遗存，而新近的洹北发掘和研究已将之划为中商晚期，原殷墟四期分法可相应调整为以武丁迁小屯为殷墟的开始，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段。

本文所讨论的商早期双耳青铜簋，数量不多，但分布广阔，既有的考古学和青铜器研究，对它们年代和属性的认识颇不一致，但各自的依据未必自洽和允当。当然，根据具体器物的哪些、怎样的风格因素判定器物的早晚关系，也是缺乏研究的问题。具体器物与其出土单元的环境、与共出器物的关系，尤其是与通常被考古学家所据以断代的陶器的关系，在青铜器断代的纠葛，虽然岳洪彬已有初步的讨论［1］，但跟进的研究还相当有限，尚待多角度推进。此外，青铜器工艺技术与青铜器断代的关系，既往很少涉及，近来虽有较多尝试［2］，但需要更多的证伪、批评和提升。

此外，与青铜器断代紧密相关的铸地研究，也是近些年才得到关注，所凭借的特殊工艺的工匠谱系，在技术论、艺术论、方法论上的适应性、变通性及其裕度，都是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当然，由细致的器物检验和查勘所揭示的现象，并由此产生的对器物功能的新理解和认识，也需要将之置于瘗埋理念、仪式或过程中反刍和批判。

在先秦文献中，可能是《诗经》率先提到簋。从“陈馈八簋”（《小雅·伐木》）知其为容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簋，黍稷方器也”，说簋是盛谷物的方形容器，质地不明。其说与通常认识的青铜簋相去甚远，或反映出东汉已无青铜簋。事实上，甲骨文即已有“簋”，但为数有限，或者说明簋在殷商尚非主要容器。据《甲骨文字典》，簋在各期写法如下：

一期：

 （乙 881）

二期： 

（存一.1467）

三期： 

（宁一.231），

（粹987）

五期：

（京 5080）［3］。

字从

从

，各期的具体笔画或有变易，结构已相当稳定。金文继承了甲骨文形体，数百年的变化很小，兹援引《殷周金文集成》实例如下：

从上述青铜簋铭的“簋”字构成上，未见与“金”相关的偏旁，说明沿袭了甲骨文。大概到战国中晚期，簋已经改变了造型和材质，甚至已经消失，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臆度自然不足为奇。

很明显，早期的古文字形体并未给出簋的形状和质地，后期字书依然，还增加了讹误，以致宋代的金石学家将金文簋字认为“敦”，直到清代钱坫（1744～1806年）才考订为“簋”，并指出：“古之簋或以竹作或以瓦作，故竹皿并用。此则改竹皿而从攴”［5］。簋在西周时期成为主要器类，此后往往与鼎搭配或成组成列，也因此据其形状将一类器物称簋。基本造型为盆形的腹，外壁对设双耳，个别设四耳，极个别设三耳，还有一批无耳。耳的造型有繁简之别，但基本是“C”形，有不同的附饰。底圜，下接或高或矮的圈足，还有将圈足置于方座之上者。至于盆形主体，多圆形截面，极个别为方形或椭方形截面，但腹壁曲率和腹之深浅变化较多，朱凤瀚已有归纳［6］。

考古学兴起后，又根据器形，将与之接近者也称之为簋，以至包括了新石器时代的某些陶器，使之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形制和工艺直接关系到器物的年代和产地。风格分析是考古学家、艺术史家和古器物学家惯常的研究手段。就青铜器而言，代表性的研究如岳洪彬和朱凤瀚。

岳洪彬研究殷墟青铜簋，非常细密地将59个样本中的形式明确的54件分A、B、C、D四型，C型和D型各1件，A型21件分a、b、c三个亚型，分别有三、二、三个式别，各自的演变规律为：

Aa和Ab，口径由小于腹径到大于腹径，腹由深变浅，圈足由矮变高；

Ac，除腹部由深变浅外，耳由五垂珥到有卷耳垂珥，再到长方形大垂珥。

B型31件分a、b两个亚型，各有三个式别，各自的演变规律为：

Ba，器由高到矮，腹由深变浅，圈足由矮变高；

Bb，耳由无珥到有垂珥，圈足由矮变高［7］。

朱凤瀚系统地讨论青铜簋，将商周时期簋分五型，A型有两个亚型，前者有五个式别；B型分三个亚型，Ba和Bc各有两个式别；C型有三个式别，D型分两亚型，分别有四和两个式别，E型有两个式别；但却还未包括那种小卷耳的簋。以至在讨论盘龙城青铜器群时，也没有关注李家嘴簋LZM1∶5和杨家湾簋YWM11∶13，只是指出两座墓的年代分别在二里冈上层二期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对于城固龙头火疙瘩窖藏，虽没有涉及双耳簋，但指出其年代为二里冈上层第二阶段，即白家庄期［8］。

本文是对商代前期装饰一对小卷耳的青铜簋的分析和讨论。因长期缺乏对它们的关注，其时代往往被大而化之处理，不免偏颇，而其工艺以及铸地等很少论及。本文搜集五件簋，先仔细分析它们的结构和装饰风格因素，再解析其铸造工艺，然后根据风格和工艺因素构建它们的内在关联以及与相关器物的关系，并按照不同因素进行排比，认识哪些风格因素和工艺因素具有时代性而哪些可能是工匠个性的偶尔呈现。最后再溯源并讨论南方风格器物的中原渊源问题。

 

一、黄陂盘龙城双耳簋

 

黄陂盘龙城是一处十分重要的商文化遗址，一般认为是中原二里冈文化向南扩展的结果，延续到中商时期［9］。盘龙城考古发掘报告将该遗址分为七期，前三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到四期与二里冈期之间，后四期属于二里冈阶段。该遗址的墓葬出土青铜簋3件，两件出自李家嘴墓，1件无耳1件双耳，另1件双耳簋出自杨家湾墓［10］，本文着重讨论两件双耳簋。

1.李家嘴双耳簋LZM1∶5

李家嘴岗地在盘龙城遗址中比较特殊，发现了30个灰坑和4座墓葬，但只有M2经正式发掘，其他3座都是遭破坏后清理的。墓葬规模较大，出土遗物丰富，是盘龙城同一阶段有明显布局规划的等级最高的一组墓葬。年代属盘龙城第四和第五期，遗址中的一些灰坑被认为可能与祭祀有关，而其他一些灰坑的年代可以晚至第七期［11］。

李家嘴M1被排定在盘龙城第五期，出土青铜礼器22件，是迄今所知殷墟之前墓葬出土青铜器最多者。其中一件双耳簋LZM1∶5，通高17.4、口径22、圈足径16.3厘米，重2.8千克（图一）［12］。簋敛口，斜平沿较宽，视觉为敞口，厚方唇，沿下腹壁微向外弧鼓再收束出底。颈壁较直，饰两周凸弦纹，纹线粗细高矮欠匀，平行度不一。腹面饰宽纹带，主题是兽面纹，风格属于平铺宽带状线条，上下有细凸弦纹作边，而纹带下另饰一周凸弦纹。纹带分相等的三组，每组的中间为兽面纹，其两侧各置一大夔纹，体量约有兽面纹的一半，可能与相邻的另一组夔纹构成抽象的兽面纹。兽面纹的构图并不十分完整和清楚，可辨识的是鼻头抵在纹带下栏，两侧勾线为鼻翼，鼻外似深咧的嘴角，露出鲨鱼一样锯齿形排牙，并与夔纹相向。鼻中起窄而矮的鼻梁，纵贯纹带，两侧饰立刀纹。一对“臣”字形大眼距离较大，半球形眼珠虽非正圆且不一致，但颇为突出。眼外可能是向外伸再向上弧弯的窄条兽身，尾向内回卷。额和眼上为冠饰，形如多叉鹿角，有竖直如立刀者，有弯卷如树枝者，或者兽面的造型基于雄鹿，但未见耳（图二）。兽面纹外的所谓夔纹更为抽象，是否夔纹或有疑问，或是夔纹的原始形态。其形若曲尺，沿兽面纹的身和面布局，线条型式与兽面相同，并在面部与兽面有交集。可辨识的仅仅是其突出的一只眼球，口、鼻、耳、角和身均不辨，但却与相邻的夔纹依纹饰组界大体对称，合起来似乎为一幅倒置的抽象兽面纹（图三）［13］。此二兽面纹均具有相当的原始性，属于罗越（MaxLoehr，1903～1988）划分的安阳Ⅱ型［14］。

簋底微圜，下接圈足。圈足壁近直，分大体相等的上下两段，上段略收束，均布三透孔，其中两个近“十”字形，一个不规则，一条凸弦纹从中间贯穿它们。孔均外小内大，说明形成孔的泥芯由圈足芯自带，与范在圈足表面结合。圈足下段加厚，内、外壁光素，底沿平整（图四）。

三组纹饰的组界上有清楚的披缝，是垂直细阳线，应自口沿贯通圈足底沿，但却未见打破颈和腹部的凸弦纹，或者这些范的分型面曾经处理，或者是铸后经过精细打磨去除了披缝，均需微痕调查予以确认。这些披缝表明簋腹为三分范。

此簋对设两“C”形耳，作兽头形，上大而宽，下细而扁。兽头起于簋颈，与颈壁及唇沿有缝隙，叠压两凸弦纹却未及纹带上栏，兽面向外，两侧斜平，勾云纹。兽面的嘴不明晰，鼻翼较凸并勾圈线，鼻头和鼻梁勾弧线。一对“臣”字形眼中突出半球形眼珠。额中勾菱形，上竖柄形冠饰。冠饰两侧为一对大耳，耳轮较宽，耳蜗明显，顶与簋口沿平齐。自兽头口下犹如出带状舌，上勾四道纵线，向下弧弯搭在纹带中间（图五）。兽头耳中空，可见颈部凸弦纹；耳中泥芯犹存，知其壁较薄；耳下段微呈槽形（图六）。

另一耳与簋颈和腹的结合处明显溢出铜，叠压在器表（图七），且中部细弱。这些现象说明双耳分铸，而耳叠压在腹壁上，表明双耳后铸［15］。更为重要的现象在腹内壁，与双耳相应，均可见三个排列呈倒“品”字形的钉头形突起（图八、图九），均是华觉明等研究分铸后划分出的铸铆式后铸类型的“铆头”。具体制作时先铸簋腹，在设耳处预铸三个工艺孔。制作耳的铸型时，腹内泥芯上有三个铆头的型腔，腹外由耳的一块迎面范、两块侧面范和一耳芯组成；组装铸型时，工艺孔在型腔中；浇注时，青铜流过工艺孔充满铆头的型腔、工艺孔和耳的型腔，凝固后，耳牢牢地铸接在腹壁上［16］。底部的X光成像，表明簋的口、腹和圈足并非正圆，下腹略薄，而底部的壁厚不尽一致，微有差别；底部一枚垫片颇为清晰，边界还有气孔，下腹使用了四枚垫片，排列基本齐整（图一〇）［17］。

对于这件簋的铸造工艺，早年曾认为“应是分铸附件后再通体合铸”，意思是双耳先铸［18］，明显为误判。尔后华觉明等指出，该簋是当时所知“最早使用分铸法的青铜器件”“簋体先铸，簋耳后接，属于后铸法中薄壁件的铆接式铸接”，还进一步对比盘龙城李家嘴出土的无耳簋LM2∶2，指出后者较早，而分铸就发生在二者之间。“分铸法是从器件的补铸发展而来，最早可能是在二里冈时期用铆接式的后铸法于薄壁的簋上加铸簋耳，又用多次铸接的方法联接卣的各个部件，如盘龙城李家嘴一号墓所出铜卣便采取了这种做法。稍后，在斝、爵柱纽的制作上，采用了榫卯式先铸法。到殷墟前期，在较为厚的器壁上铸接器鋬等附件，榫卯式的后铸法，得到了很大发展。”［19］贝格立（RobertW.Bagley）和其他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点，并认为盘龙城簋双耳的分铸是最早的部分分铸实例［20］。这种铆头设计，即是为了强化后铸双耳与腹部的结合，铆头形状不规则，表面光素。

胡家喜等讨论这件簋的铸造工艺，指出“簋体的浇口设置仍在圈足上，而在簋体与簋耳相接处预留簋耳的三个浇口与气孔”，并给出了后铸簋耳的示意图（图一一）［21］。

胡氏等的分析是正确的，但示意图表明后铸的双耳从簋腹内浇注则缺乏依据，不仅“铆块”上面并未发现任何浇道痕迹，而且，鉴于簋腹内操作空间狭小，操作的可行性不免可疑。此外，文中所及“预留气孔”也不知所指。

这件簋的造型、结构、纹饰和铸造工艺一如上述，内容丰富且新奇。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其配置关系，圆钵形的器体布局三组纹饰，每组纹饰的体量都不大，所以母题兽面纹两侧填“夔纹”，相邻的两夔纹似可构成倒置的抽象兽面纹，其格局与商早期即二里冈阶段的绝大多数圆形器相同，如郑州向阳回民食品厂窖藏出土的大口折肩尊XSH1∶3、郑州商城罍C8M2∶1，盘龙城李家嘴出土的尊LZM2∶75和盘LZM2∶2等［22］。但此簋要设一对兽首耳，使得附件和纹饰难以对称和均衡。

2.杨家湾双耳簋YWM11∶13

杨家湾是盘龙城遗址中最大的岗地，东西长500、南北宽350米，海拔高程46～49米，也是面积最大的遗址区块，最厚的文化堆积达两米，内涵也最为丰富，包含商代墓葬的遗址遍布其上，已发现的墓葬多达22座，虽有早至第三期者，但多集中在第六、七期。新发现的建筑和墓葬，均提示此处是盘龙城遗址的后期中心［23］。

1989年冬发现并清理的墓YWM11位于杨家湾南坡，是一座2.5米×1.4米的长方竖穴墓，方向20°，墓口距地表1.2米，堆积有10块石头。葬具已完全糟朽，推测有棺有椁，知其在黑或褐色底漆上用朱漆绘兽面纹、云纹、三角纹和条纹等图案，但人骨无存，葬式不明。发掘报告根据墓中陶瓮内的骨渣，推测墓主置于其中埋葬，聊备一说。墓底有二殉狗坑，随葬品分四层放置在椁板上填土中，青铜器35件、陶器9件、玉器4件，另有石器、绿松石器和骨器各3件。在椁板上还有17块青铜鼎残片和6块青铜尊残片，其上下左右皆有成片的朱砂和雕花板痕［24］。

双耳簋YWM11∶13出土于墓坑南腰坑上方，通高18.4、口径21.2、圈足径15.4厘米，重2.35千克（图一二），体量与尊LZM1∶5相近，发掘报告分析该墓属于盘龙城七期［25］。这件簋也是敛口，宽沿微弧，圆唇，视觉上口更开敞（图一三）。沿下腹壁向外弧鼓，至腹中弧收成底，下接圈足（图一四）。颈不明显，饰两周凸弦纹，高低宽窄和平行度亦不够规整。

上腹也饰一周兽面纹带，由相同的三组纹饰横排构成，各组纹饰的母题都是兽面纹两侧填夔纹，以宽线条平铺形式展开，上下以凸弦纹为边，但其宽窄更为不匀。居中的兽面较大，较宽的鼻头及下栏，中间起窄而矮的鼻梁纵贯纹带，上部是鹿架形冠饰。鼻头两侧为深咧嘴角，露出锯齿形牙齿，其外面与夔纹相连。鼻两侧勾立刀纹，再外设“臣”字形眼，中间突出半球形圆眼珠。眼外是兽的窄条身躯，向两侧上方弧形伸展至于上栏尾稍回卷。难以理解的是眼上云纹勾勒的部分，有若自额下向两侧上方生出的角，几乎“S”形向上栏蜿蜒后横伸再下折，角稍回勾（图一五）。兽面纹的两侧，是几乎三角形的抽象“夔纹”，满饰曲勾的云纹，眼珠圆突，故除眼外均不能辨识，但大体与相邻的“夔纹”左右对应，可构成一幅抽象兽面纹（图一六），和前揭李家嘴簋一样，或许是初期兽面纹的一种形态。然而，纹饰组界上的披缝清晰，直而浅，纵贯纹带并与上下边的凸弦纹交接，与不交接的鼻梁形成清晰对照。然而，与簋LZM1∶5相同的是，该簋的披缝也没能打破或影响颈部的凸弦纹（参见图一六）。三道披缝说明此尊铸型与前揭李家嘴尊一致。

 

一对“C”形小耳生于口沿而接在上腹纹带的上栏，与颈部构成管状，其中有残存的泥芯，但明显可见打断了颈部的两道凸弦纹。耳两侧微收而中间微凸，壁厚一致（图一七，1、2）。耳面满布纹饰，也是宽线兽面纹，线条与上腹纹带相近。兽面纹左右对称，下面是较长的嘴和不突起的鼻，均勾云纹。中间一对椭圆形大眼，椭圆形眼珠突出；头顶中间有排形冠饰，两侧为“T”形角。勾纹深峻，与上腹纹带相若（图一七，3）。

 

圈足的形式和李家嘴尊一致，分高度相近的上下两段。上段略细，均布三个“十”字形透孔，孔形状较规矩且一致，内外同大，侧壁直甚至微有腰鼓形（图一八），但位置不在分型面正中，而是偏右，一周突弦纹穿过孔的正中。圈足下段加厚，增量大约为凸弦纹凸起的高度，底沿平整。圈足透孔壁的腰鼓形，说明其成形不是由圈足芯自带泥芯撑而成，倒更可能是泥垫片所致。X光片表现出该簋颇圆正，未见使用垫片，但可见底部和腹部有不少气孔（图一九），多属皮下气孔，故而在器表多数不能观察到，但个别因锈蚀而破皮，使得气孔露了出来（见图一八）。

胡家喜等指出此簋双耳浑铸，铸型由三范和一块腹芯、一块圈足芯组成［26］。张昌平等指出，此簋“上腹饰三足兽面纹，双耳与器身三组纹饰以及其中三个镂孔形成'五点配列式’关系，……浑铸的双耳在耳与外壁之间设有芯，腹壁上留有相应的铸造痕迹”。所出墓属于盘龙城最晚阶段，器形特征接近殷墟文化时期的簋［27］。

 

二、城固龙头火疙瘩双耳簋

 

1980年，在地处汉中盆地的城固龙头镇南的土包火疙瘩东北角，农民挖土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一批青铜器。窖藏距地面2.3、距土包顶1.5米，窖穴铺有一层约一指厚的灰层，所搜集到的青铜器包括觚3件，尊2件，罍、簋、卣、壶、盘各1件，另有钺4件、矛7件和镰形器41件。次年农民在这土包又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搜集到14件青铜器。王寿芝等指出，城固商时属巴方，商王朝在此驻有重兵，火疙瘩曾是祭台，而这些青铜器是祭器［28］。

1980年火疙瘩窖藏出土的1件双耳簋（图二〇），通高16.4、口径26.3、腹深12.2厘米，重4.29千克，曹玮将其年代断为商代中期［29］。

这件簋的造型近于前揭李家嘴尊LZM1∶5，但有所变易，装饰有较大不同（图二一）。此簋口壁较直，宽斜平沿使之敞口（图二二）；方唇较厚并外出。口沿下腹壁较直，至中腹再向下弧收出平底，下接高圈足承器。口唇下饰一周不十分平直的细凸弦纹，其下饰一周窄纹带，由一二组斜角目云纹构成，线条均匀，眼珠突出，但各组纹饰互有出入，上、下边均镶不很平直、宽窄不一的凸弦纹。整个纹带浮起突出器表，该纹带和其上的凸弦纹构成了颈部纹饰。

 

腹部纹带颇宽，平铺斜排的粗线雷纹，中间均匀排布一周十八枚圆突乳钉。雷纹究竟是同一模翻制范的重复，还是源自不同的模，需要图像分析获知，但乳钉的形状和大小微有差别，应当是在范上逐一加工的铸型。纹带下也有一周与沿下形制相同的凸弦纹，蕴含着腹部纹饰与颈部的映射关系。

器底平，圈足壁直（图二三），向下微微外撇。圈足同样分高度相近的上下两段，上段一周均设三个形状不很规则的“十”字形透孔，两周凸弦纹大体切过横的两侧并贯穿它们。下段饰一周由六组斜角目云纹组成的纹带，完全的平铺形式，眼珠也不突出，上下以凸弦纹镶边。其纹线类型和手法与颈部纹带相同，也是与颈部纹带相呼应的装饰。纹带下有窄的素带，圈足底沿平整。

 

簋的颈部对设两“C”形兽首耳，也起于唇沿、接于腹部纹带的上栏，颈部的目云纹带和凸弦纹从其中穿过。兽头在耳上半部，面向下方，故而斜接于唇沿。兽吻较宽，鼻头饰螺线，鼻中有窄而平的鼻梁，一对大“臣”字形眼中眼珠圆突。额中勾菱形，上竖三角形高大冠饰，其上勾云纹。一对蛹形大角成倒“八”字形伸向口唇，其上满布纹饰，纹线的宽度和颈、腹、圈足纹带接近（图二四），兽头两侧上方勾云纹，下侧为裂开的大嘴，露出尖利的牙齿（见图二二），似从其中伸出扁而窄的舌，弯曲着接于纹带，其外面勾纵向纹两道（图二四）。两耳上段的兽头中空，截面为槽型，有较宽的侧面，其中尚存泥芯。

簋身可见清晰的铸造工艺痕迹。在三个“十”字形透孔中间位置，均可见清晰的垂直的铸造披缝，披缝很窄，穿过纹线的痕迹均很明显，且都通过腹部的乳钉和颈部目纹眼珠，只有一处在眼珠留下错范痕迹，但在无纹饰的折腹、圈足上端以及颈部纹带的上下，几乎未见披缝痕迹，说明这些部位经过仔细处理。

双耳有明显分铸痕迹，并叠压在颈部纹带上（见图二〇），说明双耳后铸接在口沿外。在腹内壁，与耳相对位置，均有三个排成倒“品”字形的铆头，形如钉头突起于器壁，表面光滑，上边的两个因与口沿平齐而不圆正（图二五，1、2），与盘龙城李家嘴双簋相同，是为加强后铸双耳于腹壁的结合采用的强化措施，两件器如出自师徒二人之手。

簋内底可见规则分布的四枚形状不规则垫片（图二六），格局也与李家嘴双耳簋一致。底沿宽窄不匀，较宽处当是浇道设置位置（见图二三）。

赵丛苍曾指出，龙头双耳簋与盘龙城李家村簋相同或相似，还进而指出双耳铆接，后又说明三个“铆块”是铸接器耳的痕迹［30］。前说过于笼统，后说均不够确切。

三、新干大洋洲涝背双耳簋

 

1989年，赣江中游新干大洋洲程家村农民在涝背沙丘南端取土，发现一大批古代青铜器、玉器和陶瓷器。涝背沙丘西滨赣江，考古调查认为其处赣江古河道，与吴城遗址隔江相对，东南即牛头城遗址。此处原有一座40米×20米，高3～4米的椭圆形沙土堆，农民取土发现一批青铜器后，考古调查和清理遂得展开，在8.22米×3.60米范围内古器物分布密集，发掘报告将之确定为一个大型墓葬，但有不同看法［31］，或称古器物坑更为贴切。

在大洋洲涝背出土的数百件青铜器群中，青铜容器48件，其中包含1件双耳簋XD∶43，发掘报告称之为假腹盘，后改称簋（图二七）。此簋通高17.4、口径33.1、腹径28.1、腹深6.4、圈足底径26.6厘米，出土时底残破一孔洞，后经修补，修复后重10.4千克［32］。

此簋大口微敛，宽平沿，厚方唇外出。浅腹，深度仅6.4厘米，为高度三分之一。腹中正饰一龟纹，系阴线勾出，左后侧约四分之一为打破的洞所破坏。纹样的龟头较大，细尖吻，颈只伸出一部分。龟身圆，背中心饰圆涡纹，外饰两周云纹。龟头两侧伸出一对前爪，腿细而短，但爪的四趾大而张开，残存的右后足亦然，尾尖残存一点（图二八）。上腹壁近直而微微外弧，下腹弧收再折而下垂成高大圈足（图二九）。

 

唇下的颈不明显，腹部饰宽纹带，由较宽的纹线平铺而成，纹带的主体是兽面纹，四组构成完整纹带，其上下均以细线圆圈纹带镶边，圆圈较小，圆正程度互有出入，排列亦不尽匀称，但圆圈纹带也以两凸弦纹镶边，其外侧还有对应的凹弦纹以衬托凸弦纹。腹部纹带的四组纹饰，前后两组相同，左右两组一致。前后的兽面纹中间有勾云式扉棱为鼻，扉棱长度与纹带宽等，两侧勾随形线并透空（图三〇），兽面以之为对称展开。兽面纹比较抽象，可见宽鼻及其向内勾卷的鼻翼，两侧有深咧的嘴角，并露出锯齿状的牙齿。扉棱两侧勾立刀纹，一对不大的眼睛不甚对称，其中的半球形眼珠高高圆突，一只眼角上斜。眼外无耳，长而细的兽身成“S”形，满勾云纹，横伸再上折到上栏，尾向内回勾。兽面额顶大冠饰如横展的鹿架，左右对称排列云纹、“T”形纹和三云纹。兽面的两下角填饰抽象变体夔纹，线型与兽面一致，但结构莫辨，只有近乎四边形的小眼珠突出，抽象形式与前述盘龙城李家嘴和杨家湾簋相若。但是，这件簋兽面两侧的夔纹与相邻的夔纹对称性高，很可能结合成抽象的长嘴兽面纹，其正中，即纹饰组界可见细而直的铸造披缝，说明簋腹铸型四等分。

左右两组纹饰相同。因为耳的设置，兽面纹没有扉棱，代之以平直的竖线，兽面纹依然连续，未受干扰（图三一，1），构图和两侧填饰夔纹与前后两组一样（图三二）。双耳为“C”形，若半卷的管，造型为兽头形，与前述各簋的耳有很多的共同点。耳起于唇边，板状下卷接在腹部纹带的兽面纹的鼻头位置。兽面微下视，与城固火疙瘩簋耳取向接近，但鼻更宽，两侧螺线突出形成鼻翼。鼻头中间起低矮的鼻梁，其两侧和面部勾云纹；一对不大的“臣”字形眼睛中，圆形眼珠不大但突出，没有填满眼眶。额中勾很小的菱形，顶有燕尾形冠饰。冠饰两侧设开口向下弯曲的“G”形大角。角卷曲超过一周，根勾卷曲纹，中间排布双鳞纹，稍略向外翘起（图三一，2）。耳宽扁，截面为槽形，两侧内折并饰云纹。兽鼻下部分不能确定为兽舌，中间纵列燕尾纹，两侧勾对称的三组云纹，并起边线（图三一，3）。

簋底设在腹壁中间，圜形，但中央略平。腹壁下段弧收后直折下垂成高圈足，圈足直径颇大，壁微内弧（图三三）。四道勾云形扉棱，分别与腹部的扉棱和耳相对应，均置于圈足壁。四道扉棱造型一致，均透空，两侧勾随形纹；其上端较高而下端较低，上端抵在下腹与圈足壁折角处，下端在圈足纹带下栏（见图三〇；图三一，2；图三二）。圈足顶部均设四个形状规则的“十”字形透孔，位置在45°方向，一周窄带型凸弦纹切在横的下边串联它们。圈足纹饰带在透孔之下，由四组相同的纹饰构成，每组纹饰均依扉棱对称展开，每个扉棱两侧各置两头相向的夔纹，两夔纹也可构成一幅兽面纹，扉棱成为兽面纹鼻。这些夔纹构图较为一致，以与腹纹带相同的线条平铺出抽象夔形，长鼻弯举，“T”形角横置，长圆形眼中同形的眼珠颇为突出，除此，即是水平长伸的夔身、向回勾卷的尾，另有翅和华丽的装饰。与腹部纹带相同，纹带上下均有圆圈纹带镶边，所不同的是上圆圈纹带内边线很细而外边线如贯穿透孔的窄带；下圆圈纹带内边亦细而下边直接是颇宽的圈足底边（图三四，1、2）。

 

这件簋的结构非同寻常，浅腹、底吊在半腹壁，过于大而高的圈足，板状大耳，且底部中心饰龟纹，都具有青铜盘的某些特征，可能是发掘报告将其归为盘的缘由，也是迄今所仅见的独特簋形。然而，其“C”形卷筒状兽耳，兽面纹及其两侧所填夔纹的构图，却与前述几件早期双耳簋具有紧密联系。此外，这件簋还有一些独自的因素，如腹部和圈足装饰勾云形透孔扉棱，使得其造型严格左右对称，这种四分结构致使纹饰构成也分四组，圈足顶部的透孔亦须设置四个。

特殊的结构蕴含着非同寻常的制作工艺。这件簋的铸造工艺信息十分丰富，既有明确的，也有隐晦的。

圈足纹饰组界上的披缝十分明显，窄细而直，并打破圆圈纹带且与腹部披缝重合。沿圈足四个透孔中垂线的铸造披缝（见图三二；图三四，2），是铸范分型面和结合面，说明簋采用四分范铸型，四块腹范与一块腹芯和一块圈足芯组成铸型［33］。X光成像揭示，一处披缝两侧的壁厚有较明显差别（图三五，1），说明腹范在组装时有一块变形而略外翘，造成一边略厚。

同样，X光片也显现出底部的破损、修补、气孔等缺陷以及龟纹和破损。颇为重要的是簋内底在龟纹外设置的四枚垫片，布局较为规则，头前一枚，尾后一枚偏左，而两侧各一枚略靠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垫片的形状近乎圆形，与通常商周青铜器以不规则碎器片为垫片大不相同［34］。它们边缘清晰，一枚的周边几乎有一周环形间隙，说明铸接良好。而龟纹右侧的一枚垫片的中心有圆孔，应当是垫片的气孔（图三五，2）。簋底壁厚不过两毫米，圆正的垫片及其中的气孔，均说明这些垫片是特别铸造的，而非旧器或残器碎片。这是早期专门制作垫片的实例，将特意制作垫片的历史，从西周中期大大提早了［35］。此外，龟纹头前的那枚垫片的内侧，有一加大的补块，一边较长且较直，如何形成及补缀值得探讨。

铸造这件簋的难点在于双耳，造型别致是其早期形态。耳上均无工艺痕迹，它设在纹带上，没有打破纹饰，未在纹饰的正投影两侧方向出现披缝，说明耳分铸成形。在耳与腹结合处的外面，几乎没有分铸痕迹，但在内结合面，可见自簋腹溢出铜进入耳槽的现象（见图三一，1），相应的，在外侧也有一点叠压簋耳（见图三一，2），说明耳先铸。这件簋铸造工艺方面较隐晦复杂的是扉棱。六道扉棱中间的披缝虽然可见，但未见其与圈足和腹部纹饰重合（见图三〇；图三二；图三四，1），说明扉棱分铸。六道扉棱俱属勾云型式，两侧都勾随形阴线，且均透空。簋的四个分型面均与扉棱相错45°，那么扉棱的成形要么采用活块铸型嵌入腹部铸型，要么分铸成形。在腹部两道扉棱与腹部的结合处，没有见到任何分铸的痕迹，但圈足的扉棱根部，的确有圈足叠压扉棱的痕迹（见图三四，1），说明扉棱先铸成形。更多的证据，需要CT扫描予以证明或否定。

 

四、山西青铜博物馆藏双耳簋

 

山西打击盗墓犯罪，缴获1件青铜双耳簋，现藏山西青铜博物馆，权且称之为青铜博物馆双耳簋，简称青铜馆双耳簋。

这件簋通高18、通宽38.5、口径25.6、圈足径19.5厘米，重4200克（图三六）［36］。口稍敛，较宽的斜沿外侈，方唇（图三七）。颈略束，上饰一周凸弦纹。腹壁微弧鼓，饰平铺的四组兽面纹组成的纹带，上下均以圆圈纹带镶边，而圆圈纹带两侧则以凸弦纹为边，圆圈基本圆整，但大小略有出入，排列也不尽齐整，纹线高度相同，但宽窄有出入，线条类型与其两边的凸弦纹一致。腹部四组兽面纹基本一致，线条较圆圈纹带宽，近于苏村火疙瘩簋腹纹带而较盘龙城李家嘴和大洋洲涝背簋的窄。兽面弧形阔鼻头抵于纹带下栏，中间起窄而矮的鼻梁纵贯纹带，两侧勾云纹。鼻头两侧为深咧的嘴角，露出三角形牙齿。一对长圆形大眼外端略上斜，其中长圆形眼珠颇为突出，眼珠长度约是宽度的一倍。眼后无耳，横出窄长兽身，再上折及于上栏后，尾向内回卷，兽身勾云纹。额上的冠饰系鼻向上延伸并扩展而成，中间有牌饰，两侧饰立刀纹、“T”形纹、3个立刀纹，它们组成类似鹿架的大冠饰。同样，兽面两侧填抽象的夔纹，大体呈三角形，除突出的眼珠可辨识外，余不能辨，且线条型式与兽面相同。填饰的夔纹与相邻纹饰组的夔纹相应对置，组界上的披缝隔开了二者，难以确认它们合在一起构成倒置的兽面纹。披缝纵贯纹带并打破上下的圆圈纹带，但在下腹和颈部素面上未见痕迹，倒是在唇下可见（图三八）。纹带下另饰一周凸弦纹，和颈部凸弦纹相应，但均未有明显的被披缝干扰的痕迹。

 

两“C”形兽头耳对置，主体在上半部分，是圆雕中空兽头，下半作浅槽。兽头起于口沿下、叠压在颈部并及于腹部纹带上栏边线，接于纹带兽面的额部（图三八，2）。兽头微向下颔首，阔鼻，平面朝天，前窄后宽。兽厚上唇中有褶，鼻头两侧以卷线勾出鼻翼，面正中设窄而高的勾云形透空扉棱鼻梁，其两侧勾随形线，鼻两侧勾立刀纹。“臣”字形眼中球形眼珠圆突；额中勾菱形，并被扉棱鼻梁叠压。一对高浮雕大角向两侧斜伸，角根勾云纹，角中勾出鳞纹；两角之间的头顶饰云纹（图三八，3）。兽头两侧，后段所勾云纹应表示兽耳及其耳蜗，前端上唇勾云纹，其下为张开的兽口，呲出一对尖利的獠牙。鼻头之下的耳下段为内折的槽型，光素，下端板状珥长垂，厚度与兽头扉棱相若，两侧勾“S”形云纹。耳的设置没有影响兽面纹构图，一耳下的腹壁纹饰连续（图三八，2），另一耳下腹壁纹饰模糊（图三八，4）。此外，一耳的下段前面正中有一纵向的透孔，孔左上部分残缺（图三八，3），另一耳的孔不规则，显出壁薄不及半毫米（图三八，5）。

 

簋底微圜，以圈足承器。圈足壁斜直略外撇，分上下两段。上段对称布局四个不是很规则的“十”字形透孔，一周凸弦纹穿过正中。下段壁向外突出些许，壁些微外撇，内壁则相应折出，依然保持壁厚一致。底沿平直，且宽窄基本匀称（图三九，1），只是内壁局部有芯皴裂造成的突出毛疵。内壁面应未经加工，平而不光，应当是铸出的原始面（图三九，2），而外壁面的光滑，或者体现了铸型与芯光滑的差别，更大的可能是抛光所致。整个簋的纹饰，除圆圈纹线细外，其余均是宽线铺陈形式，纹线流畅。

簋体遗留有清晰的铸造工艺痕迹。在腹部纹饰组的分界，可见清晰的铸造披缝，并延伸到圆圈纹带中，插入两圆圈之中，二者间距自然加大。其位置与圈足透孔相应，但在圈足和颈部未见痕迹，说明这些部位的披缝被打磨干净，只在个别透孔上可见微小的痕迹，但在侈出的唇下可见披缝（见图三六、图三八），说明簋腹四分范，与腹芯和圈足芯组成铸型。腹内壁光滑，但圈足内壁平而不光，腹内壁明显经过打磨。圈足的四个透孔外小内大，内壁无披缝，说明是由圈足芯自带芯头（芯撑）所形成的（图三九，2）。口沿下有缩孔（图三九，3），说明铸型倒置浇注。

 

双耳明显分铸，且叠压着腹壁（见图三八，1、3），说明耳系后铸接在腹壁。一只耳铸接时因铜液漫溢，覆盖了部分腹壁纹线，并使兽面纹冠饰不完整。耳扉棱和珥中线都可见清晰的铸造披缝，前者还有范上下相错的痕迹（见图三八，3），说明耳是对开分型，两块范与芯组成了铸型。在腹壁内侧铸接耳的位置，均有一组四枚铆头，呈上三下一排列，大小和形状不一，突起高度基本一致（图四〇），远较前述李家嘴和火疙瘩簋铆头为高（数目也多出一枚），均可见明显的分铸并叠压腹壁的痕迹，这些铆头和耳一体，二者的对应关系，可以确定铆头是后铸双耳时，为铸接牢靠所采用的措施，形成了铸铆式铸接。和前述盘龙城李家嘴和城固龙头村双耳簋一致。

 

五、五件双耳簋风格和工艺对比与排序

 

就本文关注的五件青铜簋进行风格对比，虽难免小题大做之嫌，但对于明晰风格要素却较为直观。现从轮廓结构、装饰结构、装饰纹样等几点进行讨论。工艺对比是惯常的做法，据风格与工艺的对比结果，对它们进行排序，并与相关器物参照，推定它们的年代。

1.轮廓结构

就结构和造型论，五件簋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具有较高圈足的钵形器在口沿对置“C”形耳。就轮廓看，盘龙城两件簋虽然口沿的宽窄、唇的厚薄不一，但都敛口，壁弧鼓，只是杨家湾簋腹更深，耳更小而已。

盘龙城李家嘴出土的1件无耳簋LZM2∶2，通高238、口径236毫米，重5.15千克，敛口宽沿，深腹，上腹饰一周三兽面纹组成的宽线纹带，较矮的圈足也分上略细下略粗的两段，上段中间一周凸弦纹，三个均布凸形透孔，从上段跨向下段，而其下的底沿还设有一个缺口，三个缺口既不与兽面纹相应，也不与纹饰组界即铸造披缝一致（图四一）。下腹设有三枚相当规整的长方形垫片。发掘报告将此墓定为盘龙城第四期，早于李家嘴一号墓［37］。此簋的结构和轮廓与杨家湾簋颇为接近，而与李家嘴一号墓簋的沿窄、唇厚、腹较浅等相比，差别略大。

青铜馆簋也敛口，但程度较小，近乎李家嘴一号墓簋。火疙瘩簋和涝背簋均壁直，后者腹很浅。按照岳洪彬认为殷墟簋由深腹向浅腹的演变趋势［38］，仅据轮廓，五件簋的年代顺序可以排列如下：

杨家湾簋→李家嘴簋→青铜馆簋→火疙瘩簋→涝背簋。

对于簋的双耳，其实用功能不明，但应当是重要的附件。五件簋耳的共同点是体量均较小，都从唇沿开始，占据簋上部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高度；其二是都饰兽面或作兽头形。按形状可分两类，一类为半圆管形，外饰兽面纹，杨家湾簋最为典型，涝背簋接近；另一类上半为兽首，下半为槽型，李家嘴簋、火疙瘩簋和青铜馆簋均如此。相比而言，李家嘴簋和火疙瘩簋的耳更为接近，青铜馆簋兽首因透孔扉棱饰而颇为华丽，下方的垂珥出现得过于突然。以附饰从简单向复杂发展，五件簋的顺序可以排列如下：

 

杨家湾簋→涝背簋→李家嘴簋、火疙瘩簋→青铜馆簋。

其实，本文所讨论的五件簋，在商周青铜簋中属于罕见的类别，绝大多数双耳簋具有“C”形大耳，代表这类早期形式的双耳簋，是安阳小屯妇好墓簋M5∶851（图四二），属于殷墟早期的武丁时代［39］。妇好墓共出土5件簋，只有1件具耳，可见簋耳的普遍化可能是从殷墟中期开始的。这件簋没有铭文，在妇好墓中属于少数。其造型为侈口，尖沿，方唇，腹壁斜直，下腹光素并急收出圜底，斜直外撇的圈足承之。上腹饰一周平铺的顾首夔鸟纹带，线条略宽，填饰细线云雷纹作地。纹带的前后中心，两夔鸟尾之间设圆雕牺首，两侧夔鸟首之间为平铺的略宽线人面纹，器两侧对设大“C”形兽耳，起于纹带上栏而接于下腹弧收处，耳顶端为兽首，口以下为光素管槽形。圈足顶一周均布三个孔，但未透，其下加厚，并饰六幅夔纹、两两成组的纹带，组界设窄矮的扉棱，位置在孔之下，圈足底沿光而不平。簋通高23、口径33.5、圈足径22.5厘米，重8.05千克。虽然其铸造工艺信息未见披露，但三组的腹部纹带和圈足纹带及其三扉棱，很难与一对耳及前后的牺首配置，工艺上如何措置双耳以及三分铸型，应是关键。可以与之相比的是对置“C”形双耳的妇好甑M5∶767，双耳是铸铆式后铸，应是南方作坊铸工被迁移到殷墟王室作坊铸造的产品［40］。

对照而言，本文所论五件簋，就双耳来说，与殷墟时期双耳簋大相径庭，鉴于妇好墓出土甑双耳铸铆式铸接的事实，簋置双耳是否与南方铸工有关，还需要更多证据，即使有关，其时间跨度颇大，并不能与本文五件簋直接相关。

与簋之轮廓密切相关的还有扉棱饰，或者说扉棱主要装饰功能即是调整轮廓。二里头晚期青铜器刚刚出现扉棱的雏形，即是勾云形透空扉棱，中商时期南方风格青铜器使得扉棱有了长足发展，出现的勾牙式扉棱被普遍应用到大口折肩尊、罍、瓿、卣等器类上，并逐步演化出来长条形扉棱［41］。本文涉及的五件簋，杨家湾簋、李家嘴簋和火疙瘩簋都没有扉棱，青铜馆簋在耳的兽头正中间纵置勾云形透空扉棱，而涝背簋不仅腹部有两道，圈足还有四道勾云形透空扉棱。按照扉棱装饰和演化趋势，五件尊可排列如下：

杨家湾簋、李家嘴簋、火疙瘩簋→青铜馆簋→涝背簋。

2.纹饰结构

纹饰是青铜器风格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讨论青铜器风格的主要对象。本文所及五件双耳簋，虽然纹线的宽窄不同，但均是宽纹线平铺类型，李家嘴簋、杨家湾簋和青铜馆簋，纹饰均为带状，属于罗越划分的安阳Ⅱ式，而火疙瘩簋和涝背簋，纹饰虽也为带状，但几乎满铺器表，圈足也有纹带，属于罗越划分的安阳Ⅲ式。从纹饰发展看，可以笼统地说Ⅱ式早于Ⅲ式，但不绝对，二者同时共存不仅可能，或者还共存很久，甚至在殷墟晚期、西周中晚期、战国中晚期，都出现过装饰逆进化或者退化的现象。

至于纹饰的内容，除火疙瘩簋腹部饰菱格乳钉纹带、圈足斜角目云纹带外，其余都是兽面纹或兽面纹填所谓夔纹的配置。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迄今对斜角目纹的内涵几乎一无所知，但却是来历久远的纹样。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第四期，即有陶大口尊2000IIIT2④∶1肩沿下装饰斜角目纹带的实例［42］。另外四件簋，无论是腹部母题兽面纹，还是如涝背簋的圈足，兽面纹构成都较为抽象，不够完整。如嘴的上唇不明，两侧深咧的嘴角无法联系，均无耳，也无角，但却都有兽身和一副鹿架形大冠饰，宽阔而复杂，与妇好墓出土的妇好瓿M5∶778腹部的兽面纹泾渭分明，后者兽面无兽身，其余要素完全，冠饰却小很多（图四三）［43］。从纹线对比看，李家嘴簋和杨家湾簋线条较粗犷。

 

和母题兽面纹相比，两侧填饰的“夔纹”更抽象，基本上呈曲尺形或三角形，除突出的眼珠可辨识外，其余均不知所然。问题是四件簋填饰皆如此，高度相似。说明它们年代相近或者相差不大。综合母题和填纹，五件簋可列序如下：

其实，涝背簋的凸弦纹，包括腹部圆圈纹边界和圈足纹带上侧圆圈纹带边，都是窄扁的带状，和其他四簋的凸弦纹有所不同。从纹饰配置，五件簋可列序如下：

杨家湾簋→李家嘴簋→青铜馆簋→火疙瘩簋→涝背簋。

再看纹饰局部。李家嘴和杨家湾簋的纹带尽管宽窄不同，但都是三组，相应的圈足透孔也是三个，簋体铸型的分型面与透孔基本一致，但双耳与三组纹饰配置难以和谐；涝背簋和青铜馆簋则均是四组纹饰，圈足均布四透孔，分型面与透孔相应，双耳或者如涝背簋腹部两扉棱、圈足四扉棱均可对称布局。火疙瘩簋腹部纹饰虽然不分组，但颈部和圈足纹带三分，圈足相应三个透孔，也与披缝一致。从纹饰布局，可以排出如下序列：

杨家湾簋、李家嘴簋→火疙瘩簋→青铜馆簋、涝背簋。

有必要与殷墟出土青铜圈足器相比较。早年发掘的小屯五座墓，年代相当于洹北期，即中商晚期，时代在殷墟之前。小屯M199出土的一件瓿R2069，尖沿，方唇，束颈，鼓腹下垂，矮圈足。颈部饰一周二十一幅内填细雷纹的三角纹带，下隔一周窄扁的凸弦纹，接着一窄纹带由十一幅横“S”纹填细云纹勾出，这条纹带或者也可视为簋的肩饰。腹饰宽纹带，为斜格网文内填细雷纹，菱格中央突出乳钉。圈足纹带由九组目云纹构成（图四四）［44］。三条均布的垂直披缝清晰，打破口沿至圈足纹饰，其装饰类型可归入罗越的安阳Ⅲ式。这件瓿无耳，却与李家嘴簋M2∶2明显不在同一时代。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无耳妇好簋M5∶832是两件一对簋之一，侈口，尖沿，薄唇，束颈，鼓腹，矮圈足，几乎满饰，颈部云纹带上饰三个圆雕牺首，腹部饰菱格纹，中间突出圆乳钉，圈足顶均布三透孔，与牺首相错60°，下饰三组平铺目雷纹带，组界间以鱼鳃骨形突棱，并与牺首位置一致，底部铸铭“妇好”。通高9.1、口径13.5、圈足径9厘米，重0.9千克（图四五）。此簋铸造披缝明显，沿三透孔分型，因此牺首后铸［45］。可见，虽然此簋已经发展出罗越Ⅳ式风格，还饰有圆雕牺首，但装饰布局强调三分：三牺首、三透孔、三组目雷纹，而且足与颈部装饰位置相同，上下呼应，却有意避开分型面，明显具有二里冈以降至中商形成的传统。但是，与本文所关注的五件双耳簋相较，装饰风格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反映了它们的年代均早于殷墟。

3.铸造工艺

这里主要讨论铸造方法和铸型工艺。

五件簋都是泥范块范法铸造成形的，属于典型的中原青铜器的技术传统。这里的铸造方法特指双耳的铸造。

除杨家湾簋双耳浑铸外，其余4件簋的双耳均分铸，其中新干涝背簋双耳先铸，另外3件簋双耳后铸，且都属于铸铆式后铸的类型。

铸铆式后铸是华觉明等研究妇好墓青铜器铸造工艺时的发现，后来经过对一系列南方风格青铜器的考察，确定这是一种南方风格的铸造工艺［46］。而工艺的溯源探索与黄陂盘龙城李家嘴一号墓出土的两件青铜斝颇有干系。

这座墓出土5件青铜斝，其中斝LZM1∶12和LZM1∶13看似普通，实则颇为特殊。两件斝的造型接近，具有典型的二里冈上层青铜斝的造型特点，杯状的腹分上下两段，上段包括口唇和颈部，下段包括腹部。底平，口侈，口沿似乎向内折卷加厚约1毫米，颈根部收束，显得腹外鼓。底下以截面为三角形的中空锥足相承，空足与腹腔贯通，其中或有部分泥芯依然留存。在一足之上，腹部设一带状或槽状“C”形鋬，与鋬相对的口沿内竖起一对立柱，截面方形，顶端有伞形柱帽。装饰在颈根部，一道由宽线抽象兽面纹和两夔纹组成的纹带，上下以凸弦纹镶边，并被鋬下的泥芯所打破。LZM1∶12出土时，口沿近半连同一个立柱残失，通高24.5厘米（图四六，1）［47］。从鋬下纹带被打破看，鋬应浑铸成形，鋬下的芯与腹范组合，在纹带上留下垂直的两道披缝，披缝之间素面。但斝LZM1∶12的外面不仅可见鋬明显分铸（图四六，2），腹内壁还可见到“铆头”状结构（图四六，3），说明鋬是以铸铆式后铸成形的，面对两种矛盾现象，合理的解释是原铸的鋬残缺了，后再以铸铆式后铸补铸［48］。说明此时已有铸工明确认识到铸铆式后铸工艺的优势，或者铸接结合力强用于补铸，或者适合于薄壁件上铸接。

青铜斝LZM1∶13出土时上腹残缺近半，一足残失，两足下段补铸，后经修复。其造型与斝LZM1∶12颇为接近，但腹部几乎不分段，上腹饰三周凸弦纹，下腹饰三组兽面纹带，上下镶圆点纹带。底微外突，足圆锥形，截面环形，中空足与腹部贯通。同样的槽带形鋬起于上腹而接于下腹纹带中部（图四七，1）。鋬中间铸造披缝明显且粗糙，且鋬明显分铸，叠压在纹带上（图四七，2），说明鋬后铸，但在斝腹内壁，没有铸铆式后铸的“铆块”，是否有接榫为榫接式后铸，有赖CT分析予以确定，与斝PZLM1∶12的不同是明显的。不独如此，此斝两足经补铸，但原铸的三足与腹浑铸。腹部纹组界有明显的铸造披缝，底部也有近环形的铸造披缝（图四七，3），说明此斝的铸型由三腹范、一底范与腹芯（与三足芯一体）组成，X光成像没有发现底部设置垫片［49］。还有，纹带上下以圆点纹或乳钉纹带镶边的做法相当古老，多见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器，如上海博物馆藏管流角、郑州白家庄出土乳钉纹斝、开封收购的一件乳钉纹斝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乳钉纹斝［50］。

与两件斝同出的李家嘴簋，原本设计双耳铸铆式后铸，虽然耳根局部与簋口颈有隙，但结合牢固，未见修复痕迹。这件簋的铆头为三个，形若平头钉盖，但不圆整甚至边缘参差，表面也不光滑，凸起内壁1毫米左右，呈倒“品”字排列（见图八、图九）。和青铜馆簋相比，青铜馆簋耳具有四个铆头，虽其边缘依然参差，但突鼓如泡钉，为上三下一排列（见图四〇）。或者是另一铸工参照李家嘴簋所为。城固火疙瘩簋耳也是三个铆头，形状同样不规则，但表面光滑，排列也是倒“品”字形。其铆头特别处于上边两枚紧贴口沿，且被口沿“切”去一块，大概是工艺孔位置偏高所致。

这三件簋排序，李家嘴簋列首，年代在二里冈上层或略早，而另两件难以决断，但相去不远。

可资说明其年代下限的，是一组三件凤柱斝，但只有一件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出自岐山贺家村墓葬。那座墓是1973年农民平整土地时发现的10座墓之一，编为M1，出土青铜器10余件，7件青铜容器中，有1件凤柱斝M1∶10，通高41厘米。此斝侈口，尖沿，杯形腹分上下两段，各饰三组兽面纹组成的纹带，兽面的鼻和组界设勾牙形扉棱。一只“C”形大兽鋬起于上腹而接在下腹，鋬顶为兽首形，其额有勾云形饰。与鋬相对，自口沿内壁竖起两方形柱，柱头上各伏卧一只圆雕凤鸟，透空冠饰颇为华丽。器底微突，三只截面三角形的空足承器（图四八，1）。清理简报以为此墓年代为西周早期，早期图录认为斝的年代为商晚期，但林沄认为其年代要早于殷墟［51］。

考察器内壁，发现若干特别的现象。首先是与鋬的兽首相对的一对“铆头”，圆泡状，轮廓整齐，表面饰涡纹，明显与器壁有间隙，说明鋬后铸，与盘龙城李家嘴簋一脉相承，但美化了铆头（图四八，2）。其次是腹内壁上下段的三组纵列的突棱，是铸接先铸的兽面纹鼻扉棱的强化措施（图四八，3）［52］。

 

与贺家村凤柱斝同形、具有紧密联系的还有两件传世斝，分别收藏在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Smithsonian）和京都泉屋博古馆。弗利尔斝（编号：07.37）与贺家村斝最为接近，只是腹部纹带略浅、扉棱较窄矮（图四九，1），通常将其年代断为商晚期［53］。但其内壁，同样有一对装饰涡纹的圆泡形铆头，腹部的三组扉棱也属先铸铸接（图四九，2），工艺与贺家村凤柱斝完全相同，可以认为为师徒之作。泉屋博古馆斝，除凤鸟造型一致但更华丽［54］，三只三角形截面足中空并与腹腔贯通外，器腹的变化较大，最为突出的不同是底分裆，腹部纹带无扉棱，且下腹饰高浮雕兽面纹，云雷纹衬地，是三层花结构（图五〇，1）。不独如此，下腹内壁还有随高浮雕纹饰相应的下凹，其中部分泥芯尚存（图五〇，2）。一只“C”形大兽鋬设在腹壁，可以称奇的是与鋬相应，腹内壁相应位置有一对“圆铆头”，浮凸于器壁并饰涡纹（图五〇，3）。显然，此器与前二凤柱斝一脉相承，只是出自另辈铸工之手［55］。

商代杯状腹的青铜斝甚多，而凤柱斝仅此三件，而且关键工艺相同，说明其时代联系紧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铜斝，也是杯状腹，上下腹各饰一兽面纹带，未有扉棱，柱帽为平常的伞状，但“C”形兽耳的兽头巨大且中空，有若李家嘴簋之兽耳（图五一，1），然而，与兽耳相应的腹内壁，有一对和泉屋博古馆斝相同的铆头（图五一，2）。这件斝本身年代不晚，但鉴于铸铆式铸接不复见于斝而转向盂、甑、卣等器的耳和纽，可以将之附列于凤柱斝之尾，推定自贺家村斝至上海博物馆斝出自四代人之手，从中商中早期之交或略晚延续到中商晚期或中商与晚商的过渡阶段。

同样，小卷耳和铸铆式铸接双耳的簋仅所见三件，其序可排如下：

至于青铜馆簋和火疙瘩簋的早晚，还难以断定。似乎从李家嘴簋分出两支，一支继续铸造兽面纹带，但其两侧镶圆圈纹，双耳的铸铆式铸接设四枚铆头，上三下一排列，且铆头突如圆泡；而另一支保持平头钉盖铆头，三枚，倒“品”字排列，但器腹纹饰满布型，颈部和圈足都有窄斜角目纹带。二者的年代在中商早期前后，最早到中商与早商之交，最晚到中商晚期与中期的过渡。

再分析新干涝背簋，满布纹饰但无底纹，属平铺类型，纹饰属罗越Ⅲ式，其冠饰的燕尾纹虽小，但颇为特殊。其双耳先铸，扉棱先铸，在殷墟器物中没有可比性，但却与岐山贺家村凤柱斝建立起联系，该斝腹部三组扉棱先铸，以凸棱式铸接，而涝背簋扉棱则是平背式铸接［56］。事实上，扉棱铸接的渊源应早于岐山贺家村凤柱斝。弗利尔艺术馆藏一件带盖长颈壶（编号：49.5；图五二，1），具有二里冈晚期即早商晚期风格特点，盖和颈部均饰三道勾牙式扉棱，这些扉棱先铸，因壁薄，其中盖的一道扉棱穿出了盖壁可在内壁看到（图五二，2）［57］，显然造成了一种铸造缺陷。后来的铸工为避免这种缺陷的发生，在铸接处的内壁设突棱加厚器壁，可完全包络扉棱根部，形成了扉棱的凸背式铸接。但还有铸工另辟蹊径，采用加厚器壁的方式，形成了扉棱的平背式铸接，新干涝背很多青铜器的扉棱，应该都是采用这一方式铸接的［58］。看来，涝背簋要晚，但不会晚于殷墟早期。因此，五件双耳簋的序列可排如下：

杨家湾簋→李家嘴簋→青铜馆簋、火疙瘩簋→涝背簋。

铸型工艺是指簋本体铸型的结构。

盘龙城杨家湾簋和李家嘴簋铸型三分，分型面大体与圈足三透孔相应，这种形式在二里冈青铜器中常见，如郑州商城、黄陂盘龙城。火疙瘩簋则有所不同，虽是三范，分型面却不与三个透孔相一致，而是相错60°。大洋洲涝背簋四分铸型，分型面过四透孔。青铜馆尊，铸型四分，分型面通过圈足透孔。很明显，簋的铸型设计与圈足透孔有密切关系，首先是二者数目相同，其次是多数簋的分型面与圈足透孔位置相应、通过透孔，只有火疙瘩簋是例外。对此例外，可以认为是其铸工讲求个性而为。针对铸型工艺，五件簋的序可排如下：

杨家湾簋、李家嘴簋→火疙瘩簋→青铜馆簋、涝背簋综合上述讨论，五件簋的年代可以排列如下：

盘龙城杨家湾簋的年代最早，年代相当于商早期的二里冈上层一期，李家嘴簋略晚，年代相当于二里冈一、二期过渡阶段或二期。龙头火疙瘩簋和青铜馆簋二者早晚难以确定，大约同时，年代或在二里冈二期晚段或二期向中商的过渡阶段，不排除火疙瘩簋进入了中商早期的可能。大洋洲簋年代在中商晚期或者略早，或者此前认为的殷墟一期或略早。孙华讨论大洋洲涝背青铜器群，指出其年代不晚于殷墟四期划分的第二期［59］，很有见地。

就铸地而言，杨家湾簋虽然有其特色，如圈足凸形透孔、孔下设缺口，但还不能确定这些是南方青铜器特征，铸地不明。当然，郑州商城铸铜遗址内涵相对贫弱，既不能说明铸造了商城窖藏坑青铜器［60］，更不能证明如贝格立推测的盘龙城器铸造于彼［61］。至于盘龙城李家嘴簋、龙头火疙瘩簋和青铜馆簋，具有典型的南方工艺特征，应是南方铸铜作坊某组铸工的产品，所以时代跨度不会太大。大洋洲涝背簋也具有典型的南方工艺，扉棱分铸，与上述三件簋不同，属于南方铸工的另一组别。

这里涉及圈足的透孔，顺便略作申论。对于这些透孔，宋至清的古器物学家熟视无睹，率先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是大英博物馆的叶慈（Walter　Perceval　Yetts，1878～1957年）。他研究猷氏（George　Eumorfopoulos，1863～1939年）收藏的中国青铜器，注意到青铜觚胴足上的孔洞，认为是失蜡法铸造青铜器过程中，所设置的铜芯撑被切截成片，再经锈蚀脱落所致［62］。万家保（1926～2009年）虽不同意叶慈说法，却也认为是曾经采用了“十”字形或长方形的铜片支撑泥芯，尔后铜片脱落或腐蚀而形成的［63］。石璋如（1902～2004年）分析青铜尊，以为是“在底上另置两个或四个十字架式的支垫”，以支持圈足芯［64］，认为是泥芯撑的痕迹。直到最近，刘煜再次沿袭石璋如之说，认为透孔的形成是泥芯头或泥芯撑设置的孑遗［65］。这些观点都过于片面［66］。工艺上没有考虑到圈足芯不长，其直径较大，底沿下伸出的芯座足以使之稳固，无需伸出芯头固定之；同样，位置也在范的端头，而端头需要榫卯等固定范，靠近这些结构设置芯头以固定范效率较低。在没有设置透孔的圈足器上，如郾城拦河潘出土的二里冈与中商之际的兽面纹罍，岳阳鲂鱼山出土的中商时期兽面纹瓿、妇好墓出土的双耳簋M5∶851都未在圈足壁发现垫片［67］，也说明透孔位置无需垫片保持型腔或固定范。此外，透孔的形状式样颇多，常有不规则形，也多见“十”字形，还有一些特别形状的如火疙瘩簋为T形，盘龙城李家嘴二号墓无耳簋LZM2∶2为凸形。若作为芯撑或芯头，无需加工成多样且复杂的形状，特别是殷墟时期青铜觚圈足上十分窄细的“十”字形透孔，如上海博物馆所藏黄觚，却有不少觚如安阳大司空村M267出土的戍马觚那样，“十”字形透孔未透［68］，的确，形成这样的透孔诚非易事，作为芯撑的形状更加不可思议。事实上，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起，在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的陶器的支座、柄和圈足上往往有透孔，功能基本属装饰性，且有向规则性和美观演化的趋势，这些装饰后来又表达在青铜器上，也是陶铸关系密切的一个脚注，未必与铸铜工艺有关。明显的事实是盘龙城杨家湾簋和大洋洲涝背簋圈足透孔是两侧小中间大，须制作独立的芯（片）才能成形，不仅与足芯支撑无关，还有加持固定在圈足芯和范之间的麻烦。二里冈时期的仿铜陶器，往往也在圈足顶设透孔，是其非工艺要求而属装饰的又一证明。

 

六、早期小卷耳陶容器与早期双耳青铜簋

 

古代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青铜器面貌，在整个古代文明的视野里，无疑非常之独特甚至怪异，造型和纹饰以及实现它们的手段，均卓尔不群。各式各样青铜容器，从功能设计、色相到使用都有诸多未解之谜。

然而，寻绎这些器物的源流关系，不难发现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密切相关，无怪乎古人将“陶冶”并称，其工艺之间的联系，应该蕴含在“陶铸”之中。

1.二里头文化

陶簋应当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钵、盆等容器功能相同，造型差别不大，但多无耳。大溪文化的杯，在中腰会设置带状“C”形鋬，山东龙山文化的陶杯，也往往设有带状的“C”形鋬。受这些器物的影响，新石器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环形或“C”形小卷耳会出现在盆、簋、罍器物口沿，泥片自口沿外卷向颈部，形小，只具有装饰功能。如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二期墓葬出土的陶盆2002VM4∶4，折沿圜底，口沿外对置两个小“C”形耳，较宽，有若卷筒，上面与口沿大体平齐，下端接在口沿下腹壁（图五三，1）。另一件陶盆2002VM4∶14形式与之相同，同属第二期晚段。四期晚段的一件陶簋2004VM17∶1，宽沿厚唇，鼓腹圈足，上腹饰两周宽凸弦纹，口沿外对生卷筒形较宽的耳，直接从口沿外卷向口沿下，平素无纹饰（图五三，2）［69］。

这些盆或簋的双耳形状，与本文所论五件青铜簋中除青铜馆簋相一致，当是这类青铜器耳的渊源，体现了二里头文化对江汉平原乃至赣江中游商文化的影响。

2.郑州商城

承续二里头文化的早商二里冈阶段，郑州商城是都城，遗物具有这一时期的代表性。

根据《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出土的陶簋，属于二里冈下层一期的只有两件，敞口高圈足，无耳；属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的簋，有飞跃式增长，计40件，直口折沿式最多，达28件，其次为敞口卷沿式，计9件，只有3件是双耳簋，而发掘报告只列举两件，均出自铭功路制陶遗址，皆属细泥质磨光灰陶。簋C11H135∶41，通高15.8、口径36.8厘米；直口微外侈，弧折沿，圆唇，颈部饰一周阴弦纹和一周凸弦纹；浅腹，弧形腹壁饰一周凸弦纹；底近平，圈足壁较直，其上段略细，对设两个刻出的“十”字形透孔，一周凸弦纹通过其中；下段略粗；一对宽扁兽耳对置，自口沿卷向上腹包住颈部，耳装饰简略，只见两目和鼻梁（图五四，2）。簋C11H135∶6残缺很多，仅存含簋耳不到四分之一的腹壁，残高4厘米。直口，弧腹，颈和腹部各饰一周凸弦纹，宽扁卷耳起于口沿接于上腹。兽面边缘清晰，直而较宽的鼻梁两侧一双三角形眼和三角形眼珠（图五四，2）［70］。

 

与二里冈下层二期紧密衔接，属于二里冈上层一期的簋共55件，直口折沿深直腹簋16件，敛口折沿鼓腹簋28件，敞口卷折沿斜腹簋5件，敞口卷沿深腹簋2件，敛口卷沿深腹簋1件，另有双耳簋3件。这3件双耳簋均为泥质灰陶，且都经磨光，制作精致。簋ZFH1∶5出自郑州市法院工地的一个灰坑，残高15.6、口径24厘米。簋敛口，宽沿外折，颈微束，腹圆鼓，上部磨光，颈部划纹二周，有二弯月形记号。“C”形扁耳隆起很矮，跨在颈部，耳面以线勾出鼻和两圈形眼以示兽面，簋腹和圈足无纹饰，但圈足下边加厚出裙（图五五，1）。簋DHH1∶3出自德化街工地一灰坑，出土时圈足略残，修复后通高12.8、口径31.5厘米。此簋敞口，大弧折沿，厚唇，颈不明显，腹弧收，腹壁饰宽兽面纹带，由四组宽线兽面纹组成，上下以凸弦纹镶边；一对“C”形耳起于口沿接于纹带上部，光素；圈足甚矮，圜底及地（图五五，2）。另一件簋C5T61①∶75出自南关外，自下腹残失，残高9.2、口径30厘米。直口微敛，宽平沿，厚唇。颈和腹部均磨光，颈饰一周凸弦纹，上腹饰八组宽线兽面纹组成的纹带，以凸弦纹镶边；一对“C”形耳造型和纹饰与簋ZFH1∶5耳相同，上面勾出鼻梁和两目（图五五，3）［71］。

属于二里冈上层二期的陶簋发现6件，也是泥质灰陶，其中敛口折沿式4件，直口无沿和敞口折沿式各1件，没有双耳簋［72］。

从郑州商城出土陶簋可以看出，作为容器的簋虽然成为二里冈阶段的主要容器，但双耳形式的数量少，且品质高，多经磨光，多有装饰，特别是二里冈上层一期的簋DHH1∶3和C5T61①∶75，装饰宽线兽面纹带，兽面纹也很抽象，给人以模仿青铜双耳簋的强烈印象。与青铜双耳簋对比，模仿的对象显然是李家嘴二号墓簋LZM2∶2的类型。可以推测，虽然郑州商城迄今还未见青铜簋出土，但从这些仿铜陶簋看，当时已经有同形的青铜簋存在。

相对而言，黄陂盘龙城遗址发现的陶簋数量很少，只有6件，发掘报告将它们分为侈口和直口两类，各自3件，除杨家嘴簋YZT3③∶21分在第五期外，两件在第六期，三件在第七期［73］。与郑州商城相对比，盘龙城簋的情状似乎更接近二里冈下层一期格局，二者是文化取向的差异还是年代的错位，值得研究。

至于樟树吴城遗址，发掘报告只列出两件陶簋，且只存下腹和圈足，上半部分无法推测，但据所出的钵、盆和碗等其他种类陶器看，吴城文化几乎没有设小卷耳的陶器［74］。吴城文化与新干大洋洲涝背青铜簋的关系，目前还不易建立起来。

通过对陶器特别是陶双耳簋的分析，比较清楚地反映出青铜双耳簋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和早商二里冈阶段文化的密切关系，南方青铜铸工虽然有不少精妙的技术发明甚至可以炫酷，但依然是在中原青铜艺术和制度格局下存在和发展的，不存在一个所谓独立的青铜艺术和制度系统［75］。

 

七、结语

 

小卷耳簋是在二里头文化中即已出现的陶器类型，并在二里冈继续沿用。这类陶簋质地较好、制作较精，二里冈阶段的个别器，如装饰宽线兽面纹带者，很可能是青铜簋的仿制品，有理由期待这样的青铜簋在中原出土。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下层一期时，簋为数很少，却在二期开始较快增多，反映了器用的差别，然其背景还茫然无知。

在江汉平原，以盘龙城遗址为代表，簋形器始终不多，但却出现了两件小卷耳青铜双耳簋，其中一件是杨家湾簋，半管形耳浑铸成形，外饰兽面纹；另一件出自李家嘴一号墓，将耳作兽形，并采用了铸铆式分铸的形式后铸双耳。二者纹饰类型一致，年代相差应不大，杨家湾簋原始，年代应在李家嘴之前，这和对杨家湾墓葬的断代有较大出入，或者该墓葬并非较李家嘴墓晚很多，或者是其中瘗埋了较早的器物。而李家嘴一号墓簋，则应视为铸工为求簋的华美而别出心裁之作。当然，较之略早的李家嘴二号墓的斝LZM2∶12，鋬以铸铆式铸接补铸，可以视为是某铸工探索铸铆式铸接的努力。

李家嘴一号墓簋耳铸铆式铸接的成功，很可能成为该工匠的某种秘技，小心地传给了两个弟子，一个铸造了城固火疙瘩簋，另一个铸造了青铜馆簋。这三件簋的基本造型和装饰格局一致，但纹样和装饰有出入，既可认为是时代变迁的结果，也可认为是铸工个性的表达。如此，三件器物的年代也就是一代人的差别，也许就二三十年。这样，青铜馆簋兽耳有珥，就只能作为偶然因素看待，不能成为判断器物早晚的因子。至于两百多年后簋耳的珥与这件器物的关系，目前难以深入讨论，或者如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n，1917～2012年）理论，是一种传统的再发明［76］。此后，这种工艺不再用于铸造青铜簋，转而铸造青铜斝，尔后是青铜盂、甑、偶方彝和盖纽等，传人随时代要求而铸造不同的器物，传了大约十代，但核心工艺不变，且牢牢控制在很少的铸工之手［77］。

对南方青铜器的研究，可据相当数量的器物归纳出其特殊的风格类型和工艺特点，但远非全部，需要不断深入地探索丰富其内涵，当然只有铸铜遗址的发现和深入研究才能认知其基本面貌或全貌，包括是否铸造非南方风格器。

新干大洋洲涝背簋具有典型性。从造型和装饰风格类型上，与前述四件簋差别较大，但耳形接近。其假腹式浅腹、宽大圈足、扉棱装饰，燕尾纹等等，均构成其重要特色。工艺上，耳的成形不同于盘龙城杨家湾簋耳浑铸而采用分铸，但是先铸成形，与李家嘴、火疙瘩和青铜馆簋不同；其扉棱也先铸成形，但铸接方式不同于岐山贺家村凤鸟斝扉棱的突棱式铸接而采用平背式铸接，虽然技术路线一致，但工艺手段不同，充分体现了工匠的个性。而扉棱的分铸，基本上是铸工的炫技心态的体现。

巴纳曾指出铸接源自补铸［78］。华觉明等在研究妇好墓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时，发现圆斝的鋬是榫接式后铸，并指出“陶斝的鋬和所有陶器的鋬一样都是后接的”，认为青铜斝鋬的分铸可能从制陶技术得到启发［79］。是古代中国“陶”“冶”、“陶”“铸”密切关系的佐证。但青铜工业可能早在青铜时代早期，已充分吸收了制陶术的技术成果和精华，工艺设计走向各自独立之途。在盘龙城所出土50件爵和54件斝中［80］，既有早于李家嘴一号墓者，多是晚于此墓者，仅有斝LZM1∶12和LZM1∶13的鋬分铸且互有差别，正是“陶”“铸”独立的脚注［81］。

贝格立认也认为铸工从补铸发明了后铸，并进而指出商代铸工铸造青铜器，偏好一次浇注成形，即浑铸，只是在万不得已情况下，分铸才偶一为之［82］。这一概括未免失之笼统，过于强调工艺原则和习惯而忽视了工匠的个性与诉求。事实上，早在二里头文化的晚期，不仅已经发明后铸铸接，而且新近也发现了先铸的盉鋬，而早商和中商阶段青铜器的大型化与复杂化，全赖分铸铸接工艺的高度技巧和广泛使用，甚至一批工匠为炫技而发明出一些特别工艺，如铸铆式铸接和扉棱先铸，等等。

此外，在梳理这些簋的铸造工艺时，还有新的发现。以前所知青铜垫片是铜器碎片，形状不规则，厚度与器壁一致。但大洋洲涝背簋底部的四个垫片却是圆形，显然是特意铸造的。无独有偶，盘龙城李家嘴二号墓簋LZM2∶2底部的垫片即是长方形且突出器内壁的，也是特意铸造并在设置铸型时是插入簋腹芯的，或者反映了垫片使用的初期形态，但也说明南方有铸工专门铸造具体形状的垫片用来铸造青铜器，为认识南方风格青铜器增添了新内容。

 

作者附识：拙文原拟奉给张长寿、陈公柔先生纪年文集，因截稿在前，便将拟与《三代考古》的论倒置兽面纹卣和壶一文先呈献了；是牛世山教授的再三宽宥，可将此拙文准备得略微从容一些。本文涉及的盘龙城簋，是张昌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盘龙城研究的一部分。青铜博物馆簋的材料，最先是韩炳华教授先惠示、并提示作者铸铆式铸接新添实例。2020年开始，作者与山西博物院合作，对这件器物进行了仔细研究，此拙文也是与山西博物院合作的一点成果。大洋洲涝背簋曾在三十年前进行过研究，但X光片是胡东波教授惠赠的。写作过程中，劳内田纯子博士查核万家保先生生卒，李晴女士安排参观历史研究院考古博物馆，见到若干新石器时代小卷耳陶器。对以上诸位的支持和帮助，谨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注释

[1]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31~136页｡

[2]苏荣誉:《妇好墓青铜器与南方影响——殷墟青铜艺术与技术的南方来源与技术选择新探》,《商周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68页｡

[3]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485､486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6~8册),中华书局,1988､1987年｡

[5]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卷二页七,1933年开明书局翻刻嘉庆元年自刻本｡

[6]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5~135页｡

[7]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1~59页｡

[8]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4~135､918､928页｡

[9]杨锡璋､高炜主编:《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88､198~200页｡

[1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441~446页｡

[11]张昌平､孙卓:《盘龙城聚落布局研究》,《考古学报》2017年第4期,第439~460页｡

[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81､199页,203页图138.1~4,图版60.2,彩版26｡

[13]《中国青铜器》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卷,文物出版社,1996年,图164｡

[14]MaxLoehr.TheBronzeStylesoftheAnyangPeriod(1300-1028B.C.).ArchivesoftheChineseArtSocietyofAmerica,1953(7):42-53;MaxLoehr.RitualVesselsofBronzeAgeChina.NewYork:TheAsiaSocietyInc.,1968:11-16,26-36.

[1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99页;胡家喜､李桃元､李秀辉等:《盘龙城遗址青铜器铸造工艺探讨》,《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附录七,第587页｡

[16]华觉明､冯富根､王振江等:《妇好墓青铜器群铸造技术的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44~272页｡

[17]苏荣誉､张昌平:《盘龙城青铜器的铸接工艺研究》,《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18~137页｡

[18]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第37页｡

[19]华觉明､冯富根､王振江等:《妇好墓青铜器群铸造技术的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64､265页｡[20]RobertW.Bagley.TheZhengzhouPhase(TheErligangPeriod).inFongWened.,TheGreatBronzeAgeofChina,AnExhibitionfrom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NewYork:TheMetropolitanMuseumofArt,1980:105-106;RobertW.Bagley.ShangRitualBronzesintheArthurM.SacklerCollections.WashingtonDC:TheArthurM.SacklerFoundation,1987:42;河南省博物馆:《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出土的几件战国铜器》,《文物》1976年第3期,第54､11页｡但后文认为具体工艺是“器身和耳饰分开铸造,然后铆合成为一体”,分铸的认识是正确的,但铆合的看法不确,应是铸铆式铸接结构｡

[21]胡家喜､李桃元､李秀辉等:《盘龙城遗址青铜器铸造工艺探讨》,《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586､587页附录七｡

[2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815､821页,图548､552.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68~269､175､176页,图110､116｡

[23]张昌平､孙卓:《盘龙城聚落布局研究》,《考古学报》2017年第4期,第439~460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17~228页｡

[2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17､263~266页｡

[2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83､286页,第290页图213.3-5,图版92.3,彩版39.2｡

[26]胡家喜､李桃元､李秀辉等:《盘龙城遗址青铜器铸造工艺探讨》,《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582页附录七｡

[27]张昌平､丹羽崇史､广川守:《论商周时期青铜簋的铸型技术》,《考古》2012年第10期,第63页｡

[28]王寿芝:《陕西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文博》1988年第6期,第3~9页｡

[29]《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卷图60;曹玮主编:《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第1卷,巴蜀书社,2006年,第40~41页｡此器的尺寸和重量从此,与王寿芝的著录有出入｡王氏记通高16.5､口宽26.3､腹深12､足高4.5､足径18厘米,重4.36千克(王寿芝:《陕西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文博》1988年第6期,第3~9页)｡

[30]赵丛苍:《城固洋县铜器群综合研究》,《文博》1996年第4期,第3~26页;赵丛苍主编:《城洋青铜器》,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3页,图版72~75｡

[3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江西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7页;彭明瀚:《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存性质新探——兼与墓葬说商榷》,《中原文物》1994年第1期,第16~19页｡

[32]《江西新干商代大墓》,第57页,图33､彩版15.1､图版17.1;《中国青铜器全集》､朱凤瀚和岳洪彬等均沿袭发掘报告称盘(《中国青铜器全集》第4卷,图173;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1197页;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第410页图22｡改称簋的著录如:《长江中游青铜王国:江西新干出土青铜艺术》(江西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编,两木出版社,1994年,No.21)和《商代遗珍: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深圳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66页)｡

[33]苏荣誉等:《新干商代大墓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新干商代大墓》附录九,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57~300页｡此文与发掘报告一致,称“商代大墓”和“盘”,后在苏荣誉《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群铸造工艺研究》中改正,见:《磨戟:苏荣誉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3~116页｡[34]苏荣誉､胡东波:《商周铸吉金中垫片的使用和滥用》,《饶宗颐国学院院刊》创刊号,2014年,第101~134页｡[35]苏荣誉:《见微知著——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垫片及相关问题》,《国博讲堂》(2013~201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5~166页｡

[36]山西省公安厅､山西省文物局:《国宝回家:2018山西公安机关打击文物犯罪成果精粹》,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88､89页｡

[3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74､175页,页175图116.1,图版49.3,彩版17.1｡

[38]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1~59页｡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50页,30页图19.6,图版17.2-3;《中国青铜器全集》第2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95｡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46､49页,图版15.2-3;苏荣誉:《安阳殷墟青铜技术渊源的商代南方因素:以铸铆结构为案例的初步探讨兼及泉屋博古馆所藏凤柱斝的年代和属性》,《泉屋透赏:泉屋博古馆青铜器透射扫描解析》,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52~386页｡

[41]苏荣誉:《洛宁出土与上博收藏二里头文化铜角申论》,第二届世界古都论坛暨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9.10.19~20,洛阳;苏荣誉:《扉棱先铸青铜容器初论》,宝鸡戴家湾､石鼓山与安阳出土青铜器及陶范学术研讨会,2015.11.30~12.4,北京—西安—宝鸡｡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91页,彩版215.3｡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66页,彩版5.2;《中国青铜器全集》第3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73｡

[44]李济､万家保:《殷墟出土伍拾叁件青铜容器之研究》(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五本),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72年,图版16｡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49页,图版16.1;华觉明､冯富根､王振江等:《妇好墓青铜器群铸造技术的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67页表六｡

[46]苏荣誉､张昌平:《盘龙城青铜器的铸接工艺研究》,《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18~137页｡

[4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91､192､194页,195页图131.1-2,192页图129.7-8,图版58.1､57.3｡

[48]苏荣誉､张昌平:《盘龙城青铜器的铸接工艺研究》,《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18~137页｡

[49]苏荣誉､张昌平:《盘龙城青铜器的铸接工艺研究》,《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18~137页｡

[50]《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卷,文物出版社,1996年,图12､14-16｡

[51]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第31~38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文物出版社,1980年,图2;《中国青铜器全集》第4卷,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59-61;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262~288页｡

[52]苏荣誉:《岐山出土商凤柱斝的铸造工艺分析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551~563页｡

[53]JohnA.Pope,RutherfordJ.Gettens,JamesCahill,andNoelBarnard.TheFreerChineseBronzes,VolumeI:Catalogue.WashingtonDC:TheSmithsonian,1967:126-131,plate21,fig.129;RutherfordJ.Gettens.TheFreerChineseBronzes,VolumeⅡ:TechnicalStudies,1969:92;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第382页,图455｡

[54]泉屋博古馆:《泉屋博古:中国古铜器编》,汗牛书店,2002年,第47~195页;滨田耕作:《泉屋清赏》,1918年,图88;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第382页,图456｡

[55]苏荣誉:《安阳殷墟青铜技术渊源的商代南方因素——以铸铆结构为案例的初步探讨兼及泉屋博古馆所藏凤柱斝的年代和属性》,《泉屋透赏:泉屋博古馆青铜器透射扫描解析》,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52~386页｡

[56]苏荣誉:《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群铸造工艺研究》,《磨戟:苏荣誉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3~116页｡

[57]JohnA.Pope,RutherfordJ.Gettens,JamesCahill,andNoelBarnard.TheFreerChineseBronzes,VolumeI:Catalogue,pp.40-45,plate4,fig.6;《中国青铜器全集》第3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91｡二者将这件器物年代定为晚商,显然失之偏晚｡

[58]苏荣誉:《青铜工艺与青铜器风格､年代和产地——论商末周初的牛首饰青铜四耳簋和出戟饰青铜器》,《艺术史研究》(第16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7~143页｡

[59]孙华:《关于新干大洋州大墓的几个问题》,《文物》1993年第7期,第19~26页｡

[60]苏荣誉:《郑州商城铸铜遗址与出土青铜器研究》,《青铜器与金文》(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58~108页｡

[61]RobertW.Bagley,Pan-long-ch’eng.AShangcityinHuangpi.ArtibusAsiae,1977(34):165-219.

[62]W.PercevalYetts.TheGeorgeEumorfopoulosCollection;CatalogueoftheChineseandCoreanBronzes,v.1,London:E.Bean,ltd.1929:37.

[63]李济､万家保:《殷墟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64年,第24､25､38页｡

[64]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第112页｡

[65]刘煜:《圈足上的镂孔:试论商代青铜器的泥芯撑技术》,《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第110~116页｡

[66]苏荣誉:《二十世纪对先秦青铜礼器铸造技术的研究》,《泉屋透赏:泉屋博古馆藏青铜器透射扫描解析》,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87~445页｡

[67]《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卷,文物出版社,1996年,图127;《中国青铜器全集》第4卷,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93､94;《中国青铜器全集》第2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95｡

[68]《中国青铜器全集》第4卷,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125;《中国青铜器全集》第2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114｡

[6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73､76､80页,76页图3-2-1-9A､81页图3-2-1-12,彩版184.1､189.3､199.2｡

[7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66､642~645页,645页图440.5-6,图版128.5｡

[7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741~745页,747页图506.1-3,图版190.1｡

[7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862~863页｡

[7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480､481页,479页图339｡

[74]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03页,302页图185.10-11｡

[75]VirginiaC.Kane.TheIndependentBronzeIndustriesintheSouthofChinaContemporarywiththeShangandWesternChouDynasties.ArchivesofAsianArt,1974-1975(28):77-107;苏荣誉､彭适凡:《新干青铜器群技术文化属性研究——兼论中国青铜文化的统一性和独立性》,《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第30~36､53页｡

[76]EricJ.Hobsbawn,TerenceRanger编,顾杭､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TheInventionofTradition),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

[77]苏荣誉:《安阳殷墟青铜技术渊源的商代南方因素——以铸铆结构为案例的初步探讨兼及泉屋博古馆所藏凤柱斝的年代和属性》,《泉屋透赏:泉屋博古馆青铜器透射扫描解析》,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52~386页｡

[78]NoelBarnard,SatoTamotsu.MetallurgicalRemainsofAncientChina.Tokyo:Nichiōsha,1975:9.

[79]华觉明､冯富根､王振江等:《妇好墓青铜器群铸造技术的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58页｡

[8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511页｡

[81]苏荣誉､张昌平:《盘龙城青铜器的铸接工艺研究》,《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18~137页｡[82]RobertW.Bagley.TheZhengzhouPhase(TheErligangPeriod).1981:99.

 

（作者：苏荣誉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文刊于：《三代考古》（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科学出版社，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