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在河南鹿邑太清宫遗址发掘的“长子口”墓 是近年来商周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这座墓葬丰厚的成果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对墓葬内反映出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有见地的看法，特别是对墓主的身份及国属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作为后学者，现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求教于诸位方家。
由于这座墓葬所具有的浓郁商文化因素，所处的西周初年特殊的历史时段，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一座殷遗民的墓葬。加上墓葬形制、随葬品等反映出墓主身份相当高，应为一位方国首领。且墓主是一位60岁左右的男子。因此有较多学者将这座墓与“封微子于宋”相联系，怀疑甚至直接认为墓主是宋国开国国君微子启 。其中以王恩田先生的论述最为详细。他认为鹿邑墓的“长”是“微”字的误释，“长”与“微”的分别在于“长”字从手杖，而“微”字没有手杖，鹿邑墓的“长”字没有手杖，因此是“微”字 。但王文所依据的仅是简报 ，铭文资料并不完全，难免有不尽之处。通过查对《报告》，发现墓主出土铭文中的“长”字有带杖和不带杖的多种写法。如长子口附耳带盖铜鼎（M1：194）、长子口方圆卣（M1：13）和长子口铜罍（M1：124）上铭文中的“长”子下部都有竖划，代表杖形；而长子口联体甗（M1：42）、长子口簋形觥（M1：92）和长子口椭圆卣（M1：129）的铭文中的“长”字下方则没有代表杖的竖划。（表一）因此有杖与否并不是“长”和“微”的区别。
“微”字和“长”字的区别究竟是什么？1976年在扶风庄白微氏家族铜器窖藏 内出土的铜器铭文提供了很好的比较材料。这批铜器中，有“微”字的铜器包括史墙盘和微伯诸器。史墙盘中称“……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同时又有“文武长剌”的语句。铭文中的微字写作“ ”，而长字写作“ ”。微伯诸器中“微”字也写作“ ”。（图一）“ ”字从“ ”从“攵”。“ ”字释作“髟”，是日后 、微中 的原形 。“长”字在甲骨文中写作“ ”（《甲骨文合集》27641、28195）。比较两者字形可知， 字上部圆弧流畅，长字上部有明显的折角，并有横划贯穿。两者区别明显。因此，“长子”与“微子”无涉，“长子口”墓不能直接与“微子启”相对应。
此外花园庄M54的墓主为“亚长” 。“长”若真为“微”的误释的话，那么M54的墓主应可释作“亚微”。M54的年代在殷墟二期晚段，则“微”国在祖庚、祖甲时期即已出现。而《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司马贞《索隐》云：“微，国号。爵为子。启，名也”。“微”乃是在殷商末年新出现的国族称号。两者相抵触，也说明“长子口”不能直接与“微子启”相联系。
要了解“长子口”墓的真正国属，还需要对有关“长”的铭文资料进行梳理，才能有所认识。与“长”相关的铭文主要有：
⑴ “亚长”诸器
⑵其又长子， 龟至，王受又？（《甲骨文合集》27641）
⑶乙未……长……卜（《甲骨文合集》28195）
⑷“长子癸”墨书石璋
⑸“长子口”诸器
⑹“长 ”诸器
⑺“长子狗”鼎
⑻臣谏簋
⑼高卣（《殷周金文集成》5431）
以上铭文中，⑶的文辞残泐过甚，难以了解其文意，故不加讨论。
⑴“亚长”诸器出土于殷墟花园庄M54内 。墓内出土的鼎、甗、斝、觚、爵、编铙、钺、矛和卷头刀上发现有“亚长”、“长”等铭文，写法和“长子口”墓内的“长”的写法基本一致。“亚×”是商代晚期常见的铭文形式。亚为武职官名，担任这一职官的通常是诸侯，凡担任这一职官的诸侯，往往在其国名或私名前加“亚”字或框以亚形 。出有“亚”铭的墓葬主要有妇好墓 、郭家庄M160 、殷墟西区M1713 和刘家庄北M1046 等。这些墓葬中出土的“亚”铭的构成形式主要是“亚＋单个国名”。如妇好墓中的“亚弜”、“亚其”、“亚启”，郭家庄M160内的“亚址”、刘家庄北M1046内的“亚 ”和西区M1713内的“亚鱼”。由于当时人名实际是氏名，国名与人名一致 ，“弜”、“其”、“启”、“鱼”、“长”“址”和“ ”应为国名。 除了这一形式外，在郭家庄M160内和刘家庄北M1046中的“亚”铭还有一种新的组成形式，“亚”和“国名”中间有其他名号，如“亚 址”、“亚 ”。“ ”、“ ”一般认为是族名或支族名，与其他族名一并构成复合族氏名。因此“亚”后所跟的名词一般为国名或族名。“长”应为当时某一部族或方国的名号。
此墓中还有单独的“长”铭。如墓内出土的觚和爵上都仅有一个“长”铭。这一现象在其他墓葬中也有出现。妇好墓中的的一对大圆斝上，一件（1197）铭文作“亚其”，另一件（861）仅作“其” 。两件的形制、纹饰等相同，应是一对。因此“其”是“亚其”的省称。因此单独的“长”铭也应是这种情况，表示国名或族名。
⑵该卜辞大致内容是为保佑长子而进行祭祀，“长子”的具体所指不详。
⑷刘家庄北M1046内墓主头部的铜簋内外出土了18件墨书石璋 。这批墨书的句式均为“ 于某某”，表示持璋祭祀某某 。所涉及的祭祀对象除了“祖”、“君”等外，还有一批与“子”相关，包括“大子丁”、“长子癸”、“中子癸”、 “死子癸”等。从这些整齐划一的句式不难判断出这些“大”、“长”、“中”及“死”表示的不会是国名，而是表示同一家族中是同一行辈中几位兄弟的排行，“长子”表示是“首子” 。
⑸自从“长子口”墓发现以后，各家对“长子口”墓的国属提出各自的观点，除了将其与“微子启”对应外，或认为是长氏方国的封君，是商的高级贵族，在周仍然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或认为“长子”旧地在山西，后随微子封宋迁于此 ；亦有观点将“长子”与“中子”、“北子”等相联系，解释为首子 。
⑹“长 ”诸器1953年出土于长安普渡村一座西周中期偏早阶段的墓葬中 。墓中出土的2件簋，以及盘和盉各1件的器主都是“长 ”，一般认为他就是墓主。通过金文人名的一般构成形式推断，“长”应为器主的国族名，“ ”是器主的私名。
⑺“长子狗”鼎出土于黄陂鲁台山M30 。这是一座单墓道的甲字形墓，时代在昭王时期 。墓葬内出土的铜器铭文可分为2祖。一组包括“长子狗”圆鼎和一件器主不明的铜卣，两者的受器者均为父乙，故列为一组；另一组为铭“公大史作姬 宝尊彝”的4件圆鼎和2件铜簋 ，是公大史为女儿制作的媵器。因墓主的性别不明，对墓主究竟是长子狗，还是姬 难以做出判断。但作为出嫁之女，应从夫而葬。因此整个黄陂鲁台山墓地应为“长子狗”所在部族的墓地，属于“长”国或“长子”国 。
⑻臣谏簋，1978年出自于河北元氏西张村，时代在康王时期 。臣谏簋铭文记载了井侯搏戎的史事。铭中提到臣谏有一名引的母弟。墓中还同出有叔 父卣等，记载了叔 父对弟弟攸的一番教诲。叔 父和臣谏为同一人的字和名 ，攸和引也是一字一名，是同一人 。墓中还出有一件攸鼎，应为同一人之器。根据叔 父卣铭文可知，臣谏年老时，攸尚且年轻。因此此墓较有可能是攸之墓。
臣谏簋铭的后半部分有一段与“长子”有关，作“臣谏□亡，母弟引庸有长子□，余灷皇辟侯，令肆服”。由于文中有两处脱文，对文意，乃至“长子”的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有学者将“长子”联读，认为表示臣谏的母弟引的大儿子，“子”后的缺字为他的名字；推测臣谏下所缺字为“子”字；“庸”字训作“乃”，为虚字。于是他们将这段铭文释作臣谏的子嗣已死，于是选择胞弟引的大儿子，即他的长侄继承他的官职 。
但也有学者将长与子分读，将铭文隶定作“臣谏□亡，母弟引庸又长，子□余，……”。将“庸”解作平庸，“长”字解作“乖张”的“张”字，是臣谏称母弟引的谦词，说母弟引平庸且乖张，不谙世事。后面的子指的是引 。较之两种说法，后者较好地解决了“庸”字的释义，且举出多件类似铭文加以佐证，较为可信。因此，此处的“长”与国族名无关。
⑼高卣盖最早著录于宋代的《博古图》（11?18），仅有摹本传世 。铭末有“ 长疑其子子孙孙宝用”之语。“ 长疑”似有不通之处。殷周金文中常见有“亚 疑”（如《殷周金文集成》1745、2035、3505、3513、5888等）和“亚 侯疑”（如《殷周金文集成》2702、3504、3513、5377、9439等）。“ 长疑”仅见此一例。这些铭文之间应该具有密切的联系。《殷周金文集成释文》中将高卣铭文隶定作“ 侯疑” ，或可信从。有学者认为在亚 疑族氏名中增加一个“长”，表明此族又得到一块名叫长的封地 。这种在族名中间加以地名来表示新获封地的用法未见于其他材料，似有牵强之处。
通过上述铭文资料可知，“长”或“长子”主要有三种释义：表示“长子”国族 ；或表示“长”国族 ，“子”表示墓主的身份；或为“首子”之意 。
“长子”文献有载。《史记?周本纪》中曰：“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集解》引刘向《别录》云：“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以为公卿，封长子。”可见“长子”是殷的旧臣辛甲投周以后所封。《集解》又云：“长子，今上党所治县是也”。其地望在今之山西长子县。“长子”在晋南，与“长子口”地望不合。西周早期“长子”随微子东迁的说法只是一种推测，并没有证据加以佐证，难以采信。
“长子口”墓内的铭文资料，除了“长子口”外，还有“子口”和“子”等其他写法。如1件扁足圆鼎（43）铭“子口□……”，1件盉（102）铭“子口”，方鼎（190、191）和四耳簋（84、85）各2件均只铭“子”。“长”和“子”分开使用，表明两者并非是标明国名的一个整体。可见，“长子口”墓与长子国无涉。
“长”作国族名时，有两种组成方式，一为“长”字单独使用；另一种是和“子”组合使用：
（1）花园庄M54中的“亚长”和“长 ”墓中的“长 ”属于第一种。此处的“长”表示的应为国族名。商代甲骨文中未见有“长”国。曾有学者举出所谓的“长伯” ，如《甲骨文合集》7075、7982、7983等。然检视原片，发现这几条卜辞中的所谓“长”字均写作“ ”，为背部有齿状装饰的刀子的象形，应释作“徵” ，非“长”字。限于材料的缺乏，对“长”的地望等无法深入考察。（图二）
值得注意的是，“长 ”墓 反映出较为明显的商文化因素，主要表现一些葬俗上。首先，墓底有腰坑，并在其中殉狗，且殉狗的头向北，与墓主的头向相反；此外在墓主脚端有2名殉人。腰坑以及殉人是商代墓葬中较为常见现象，在西周时期呈现出逐渐消亡的趋势。此外，墓内的除了鼎簋的食器组合外，还有着2套觚爵随葬。商代，觚爵是墓葬内随葬品的核心 。进入西周以后，随葬品组合是以鼎簋为核心的“重食组合”，酒器的地位显著下降。同时酒器组合也发生着改变，爵、觯组合开始代替爵、觚组合，特别是康王晚期至昭王时期以后，觚爵组合大部消失，而为爵觯组合所取代 。“长 ”墓的年代不早于穆王时期。墓主还顽固地保留有原有的文化传统，正表明了墓主的殷遗民的身份。“亚长”可能是“长 ”的先辈。但花园庄M54的年代在殷墟二期晚段 ，远远早于“长 ”墓的时代，且缺少中间资料的联系，无从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
（2）“长”与“子”组合使用包括卜辞中的“长子”、“长子口”、“长子狗”和墨书石璋上的“长子癸”。其中除墨书石璋上的“长子癸”外，其余的“长子”也可以释作国族名。“长”若作国族名解，“子”应表示的是墓主的身份。殷商时期“子”的意义有四种：①王之子；②大臣、诸侯等贵族之子；③商同姓的子姓；④爵称的子爵 。“子”在此处应取后一种意义，即表示长国为“子”爵。
结合前文提到的单独使用的“长”，就可以勾勒出长国活动的大致区域：最晚在祖庚、祖甲时期，“长”国就已经存在了（亚长），其地望无考；西周初年，长国位于豫东地区（长子口）；昭王时期，在江汉流域也有一个长国（长子狗）；同时另有一支支系分布在宗周地区（长 ）。
但上述只是推测，笔者不同意将“长子”、“长子口”、“长子狗”之“长”看作国族名，下面将一一驳证：
在西周早期，在豫东和江汉地区同时存在着两个爵称相同的长国。按照先秦时期的宗法制度，“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人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即天子将土地封给诸侯，建立诸侯国，诸侯国设采邑分封给卿大夫。其中嫡长子世袭，庶子分封为下一级的诸侯。“长子口”墓为南北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墓室结构为“亚”字形；而“长子狗”为单墓道的“甲”字形墓，且随葬品也远远少于前者。“长子口”的地位要高于“长子狗”，应为大宗，“长子狗”为小宗。大小宗均称子爵，与宗法制度不合。
况且将“长子”释作子爵“长”国的说法无法将“长子癸”墨书纳入。可见此种说法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
若将“长子”释作“首子”，则避开了对“长子”的具体国属的纷争。《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穆叔云：“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王子朝云：“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適（嫡），则择立长……’”。长所指是应庶子中年龄最大的长子。和他相对的是大子及母弟。大子见于墨书石璋 ，乃太子，是嫡夫人所生的长子。母弟指的是与嫡长子同父同母的弟弟。
前文已提到“长子口”墓内的铭文除了“长子口”外，还有“子口”和“子”等其他写法。这说明“长”在整篇文辞中处于相对较低的地位。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国名或族名是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最重要的标志，在铭文中是不会轻易略去的。而“长”表示排行时，其后的“子”应指王或高级贵族之子。此时，最能表示其身份的是“子”，而非“长”，因此可以略去。
“长子口”有浓郁的商文化因素，自不待言。黄陂鲁台山墓地也表现出相当的商文化因素，大部为殷周形式融合，是经改造了的商文化的变体。周的文化因素并不多见 。如墓地内的铜器组合是以鼎、爵、觯（或觚）为核心的，腰坑的存在，墓底铺朱砂等。这些现象表明这是一处殷遗民的墓地。其他两件“长子”铭，均发现于殷墟。综观“长子”的使用，均有商人或殷遗民的背景。因此，有理由相信“长子”是商人使用的一种称呼。
“长子口”是谁人之子？“长子口”墓为南北两条墓道、亚字形墓室的中字形大墓，随葬品组合为3组8套觚爵的酒器组合、五鼎四簋的食器组合 ，此外有大量的方形器随葬。这表明其地位应低于随葬40套觚爵的妇好墓 ，与随葬10套觚爵的郭家庄M160 和随葬9套觚爵的花园庄M54 相当，为王室、高级贵族或诸侯的子胄。
《史记?宋微子世家》中云：“微子启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索隐》引《吕氏春秋》云“生微子时母犹为妾，及为妃而生纣。故微子为纣同母庶兄。”微子当也可称为“长子”。微子启所建立的宋国在春秋时期的都城遗址已然发现，位于商丘县城的老南关附近，时代或可早至商末周初 。商周时期诸侯的墓葬一般都距都城不远。商代晚期诸王的陵墓位于殷墟西北部的西北岗，即在王都附近。西周时期燕国都城在北京房山的董家林村附近，燕侯墓地在东南不远的黄土坡村附近 。“长子口”墓地距商丘直线距离在60公里左右。微子为何不顾路途迢迢葬于此地？如果此处是宋始封地，商丘的宋都为后世的迁都，似说得通。但宋都是否迁徙过，文献无徵，笔者也不敢妄论。
豫东地区在商代晚期属晚商文化安邱类型。安邱类型有特征的器物为 “榫口式”鬲、宽边鬲和宽边甗等 。但在“长子口”墓中出土的陶器，主要是罐、簋、豆、大口尊等盛器，没有商周时期最具文化特征的器物——陶鬲。“长子口”墓内随葬陶器中，大部分器物，如罐、簋、壶等，都和殷墟晚期和西周早期的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相似。也有部分陶器具有自己的特点。如墓内出土的大口尊，呈筒状直腹，器体瘦高，喇叭形口。但由于缺少相关的对比资料，难以推断其来源。墓内的一些随葬品也透露出些许其文化属性的线索。墓内出土的陶豆为敛口，浅盘，高柄，通体磨光。1984年在山东菏泽安邱堌堆遗址中出土的1件第六期 的陶豆（T13③：33）敛口尖唇，弧腹，磨光 ，与“长子口”墓内出土的陶豆形制较为接近。（表二）曾有学者提出“长子口”墓所出遗物均有较浓厚的安邱类型晚商文化特征 ，不知依据为何？在可供比较的器物太少的情况下，仅凭少量器物推断出“长子口”墓的文化属性以及族属是勉为其难的。
学者还从此墓的规格、等级、随葬品等，以及年代等推断，认为只有微子所封的宋国才能与之相应。但大量考古发现是难以与文献记载相对应的。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发现了包括两座“中”字形大墓，三座“甲”字形大墓在内的一批商周时期墓葬 。墓地中出土的铭文多有“史”字 ，当为国名或族名。“史”国在文献和甲骨文中均难觅其踪。同样，对“长子口”，我们也不应苛求它一定要与文献中所载的那一位历史人物相对应。西周初年，如此高等级的墓葬存在于豫东地区就已经反映出很多历史问题了。
总之，“长子口”中的“长子”并非是国名或族名，而是表示墓主首子的称谓。对于“长子口”墓的具体文化归属，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
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承蒙张长寿先生指正，特此鸣谢！
追记：
此文写毕后，又读到刘晓梅所作：《“长”字新释》（《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文中，作者认为“长”字的最初形体像一个手柱拐杖的长发飘飘的老者之形，因此“长”字的本义乃“长者之长”、“长幼之长”。正与本文将“长”作为“首子”之意相合。
后又读到林沄先生之《长子口墓不是微子墓》一文（见于《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林先生在文中特别指出微子“世为长侯”中的“长”应读作居长之长，表明宋国地位之高隆。这一论述令我茅塞顿开，特追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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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杖 |
 M1：194 |
M1：13 |
M1：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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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带杖 |
M1：42 |
M1：129 |
M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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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口墓出土陶豆 |
安邱堌堆遗址出土陶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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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19 |
T13③：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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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下引相关资料均出自该报告，恕不一一注出。
2、A.王恩田：《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封宋》，《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B.张长寿：《商丘宋城和鹿邑大墓》，《揖芬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C.松丸道雄：《文献与考古学的邂逅》，《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6日。
3、王恩田：《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封宋》，《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西周墓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9期。
5、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刘士莪、尹盛平：《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年。
6、林沄：《说飘风》，《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9、曹定云：《“亚其”考》，《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第4页，文津出版社，1993年。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14、曹定云：《亚弜”、“亚启”考》，《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第21页，文津出版社，1993年。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861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15），第361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17、李学勤：《祼玉与商末亲族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孙亚冰：《释“ ”、“ ”》，待刊。
18、李学勤：《祼玉与商末亲族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结语》，第209－21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20、林欢：《试论太清宫长子口墓与商周“长”族》，《华夏考古》2003年2期。
21、李学勤：《长子、中子和别子》，《故宫博物馆院刊》，2001年第6期。
2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23、黄陂县文化馆、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24、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25、墓中有3件方鼎，铭文为“公大史作姬 宝尊彝”，且这3件鼎的纹饰均为“乳钉纹＋共首双龙纹”（参见陈贤一：《黄陂鲁台山西周文化剖析》，图二：12，《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墓中的另1件较小的方鼎（M30：6），与前3件方鼎形制、纹饰相同，惟铭文作“□作宝尊彝”。笔者推测这四件鼎为一套，后者的铭文应为前三者铭文的省略形式。此外，该墓中的1件铜簋（M30：7，仅残存圈足和珥），其圈足上饰有夔纹，与另1件铜簋（M30：8）圈足上的纹饰一样，它们也应属于一套。M30：8的铭文为“□大□作姬 宝尊彝”，M30：7的铭文残缺，如果二者确为一套，那么M30：7的铭文亦应为“公大史作姬 宝尊彝”。这一套同铭铜器应包括4鼎2簋。
26、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黄锡全：《黄陂鲁台山遗址为“长子”国都蠡测》，《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黄氏根据卜辞中有长子贡龟的记载，推断长子是南方方国。这一推断是以商代占卜用龟仅来自南方为前提的，但事实上，商人占卜用龟，除了来自南方以外，西方、北方、东方等均有输入。故此论不足信。对商代贡龟的来源，参见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第230－23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27、刘启益：《西周纪年》，第114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28、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青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1979年第1期。
29、沈长云：《元氏铜器铭文补说——兼说邢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30、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青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1979年第1期。
31、沈长云：《元氏铜器铭文补说——兼说邢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32、刘昭瑞：《宋代著录青铜器铭文笺证》，第118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又见于《殷周金文集成》5431号。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四卷），第173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34、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35、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黄锡全：《黄陂鲁台山遗址为“长子”国都蠡测》，《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林欢：《试论太清宫长子口墓与商周“长”族》，《华夏考古》2003年2期。
3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结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杨肇清：《长国考》，《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37、李学勤：《长子、中子和别子》，《故宫博物馆院刊》，2001年第6期；李学勤：《祼玉与商末亲族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38、郑杰祥：《殷代地理概论》，第303－30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39、裘锡圭：《古文字释读三则》，《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89年。转引自林沄：《说飘风》，《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40、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41、杨锡璋、杨宝成：《殷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合》，《殷墟青铜器》，第9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42、朱凤翰：《古代中国青铜器》，第763－764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44、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第45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46、陈贤一：《黄陂鲁台山西周文化剖析》，《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47、在墓内随葬的22件铜鼎中，有三组铜鼎：5件扁足圆鼎、5件分裆圆鼎和5件带盖方鼎。它们的大小、纹饰、铭文基本一致。与铜器放置在一起的8件仿铜陶簋又可分为两组：4件双耳云雷纹簋和4件云雷纹簋。这两组陶簋恰好与三组铜鼎中的两组构成5鼎4簋的组合。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5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中美联合考古队：《河南商丘县东周城址勘查报告》，《考古》1998年第12期。
52、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5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15－3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54、相当于殷墟四期时期
55、宋豫秦：《论鲁西南地区的商文化》，《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
5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57、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商代墓地》，《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滕州市商周墓地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7期。
5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滕州市商周墓地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7期。
（责任编辑：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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