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江西地区东周时期的历史状况，以往多信从文献记载。《舆地广记》在“江南西路”条下称“春秋战国属楚[1]”。《元和郡县图志》中载，“春秋时为楚之东境，吴之西境。七国时全为楚地[2]”。春秋晚期越灭吴后顺势占据了“故吴地”，此区域成为越的控制区域。到战国中期，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楚威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综上所述，江西在东周时期先后是吴、越、楚国的控制区域，是吴楚交汇之地，因此人们多用“吴头楚尾”或者“楚尾吴头”来概括。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中有“《职方乘序》：'吴头楚尾’”之语。祝穆的《方舆胜览》即称“豫章之地，楚尾吴头”。“吴头楚尾”成为概括江西东周时期历史状况的标志性称呼。对于“吴头楚尾”的具体历史状况，已有学者勾勒出大致的框架和发展历程：最晚到春秋中期以后,楚国的势力已达赣西北，是所谓的“南楚”之地；春秋晚期，赣江下游地区一度全被吴所占领；越灭吴以后，此地归越统治，同时楚也收复失地；楚灭越后，这区域尽数归楚；徐人也曾在此地活动；赣南之地原为“百越之地”，到战国中期以后，也全纳入楚的版图[3]。以上仅为概述，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和必要。本文准备在文献记载的基础上，依托历年来的文字出土、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略行狗尾续貂之举。“吴头楚尾”首先是国家政治疆域的概念，表明江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被纳入了某个国家的统治秩序中。纵观前人所述，这些国家主要有吴、越、楚、徐等。吴国的统治核心区域在长江下游地区[4]。吴国的控制区域是否到达江西，近人多举文献中的“番”、“艾”两地，来证明赣北地区属吴。“番”见于《左传·定公六年》，“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为矣。’于是乎迁郢于鄀，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时为公元前504年，在春秋晚期的吴王夫差时期。此事又见于《史记·楚世家》，“楚昭王……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饶州鄱阳县,春秋时为楚东境,秦为番县,属九江郡,汉为鄱阳县也”。据此有学者认为番即今之鄱阳县，地处鄱阳湖之东岸，鄱阳县此前已经属楚,鄱阳湖以西的大片地区也是楚国疆域，后为吴国占据[5]。实际上，随着相关铜器的不断发现，即有学者提出番国在今固始县境内[6]，固始附近的邸乡城就是其旧都[7]。也有学者认为在今安徽临泉附近[8]。不管何说为是，番国均在长江北岸的江淮地区，与长江南岸的江西无关。有关“艾”的记载见于《左传·哀公二十年》，“吴公子庆忌骤谏吴子，曰：'不改，必亡’。弗听。出居于艾，遂适楚”。杜预注曰，“艾，吴邑。豫章有艾县”。据《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艾县，春秋吴艾邑。西汉置县,属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修水县西司前乡龙岗坪”'[9]。1964年，在龙岗坪古艾城遗址以西10千米的上杉乡曾家山出土有战国时期錞于和钟（或为勾鑃）各一件[10]，表明此处有东周时期遗存在。“艾”位于修水上游。由此向西翻过幕阜山即可到达湘北地区的汨罗江流域，与已经占据此地的楚国发生直接联系。江西出土有与吴国相关的铭文资料——“者減钟”。据《西清古鉴甲编》记载，“乾隆二十有六年临江民耕地得古钟十一”。临江即江西临江府，是今樟树市等地。十一件铜钟中十件有铭文，可分为两组。铭文开头均为：“唯正月初吉丁亥，工王皮之子者減，择其吉金，自乍遥钟……”。两组器物的器主均是“工王皮之子者減”。器主“者減”为吴国某王（“皮”）之子，是吴国王室成员。但“者減”究竟是何人，各家还是莫衷一是。王国维先生认为“皮”是“颇高”，杨树达先生认为“皮”是“柯转”。郭沫若先生认为“柯转即此皮也。……柯转之子为颇高，颇高之子为句卑。……此者減与颇高为兄弟，约当春秋初年”[11]。马承源先生将器物时代定在春秋中期，认为吴王皮就是毕轸，即句卑，者減与句卑下一位吴王去齐兄弟行[12]。李家浩先生则认为皮是吴王阖闾，者減是文献记载的吴王阖闾之太子波[13]。董珊先生赞同唐兰先生的看法，并有所发挥，“假设'皮然’即吴王诸樊,则'者减’可能是后来的吴王光(阖庐)”[14]。不管各家说法如何，时代大致属于春秋中期或晚期。越国的统治中心在钱塘江南岸的绍兴一带，发现有以印山大墓（允常墓）为代表的一系列越国高等级墓葬[15]。根据文献记载，越的控制区域，“封域极隘。……其西南至于姑蔑，则在今衢州府龙游县。然昔人称余汗为越地，淮南王安谓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汗界中。《通典》亦未谓之越之余。则自江西广信之饶州皆越之西界”[16]。明清时期饶州府管辖范围包括今景德镇市、波阳、余干、余江、万年、德兴和乐平等地[17]，属赣东北地区。由文献记载看，赣江以东部分是越国的控制范围。江西地区发现的越国铭文资料有清代末年出土“能原镈”2件，分为甲、乙两组器。其中甲器铭60字（《殷周金文集成》第155），出于“江西临江县”；乙器铭48字（《殷周金文集成》第156）于“光绪庚寅（1890年）瑞州东郭外锦江中鱼人得之”[18]。清代江西并无临江县，仅有临江府，下辖清江（今樟树市）、新淦（今新干县）和新喻（今新余市渝水区）三县[19]。怀疑此处临江县当指临江府。瑞州即今江西省高安市，锦江即由流经城边。这两处地点相距不是很远，为何分隔两地，抑或是原为一同出土，流散所致？原因不得而知。两件铜钟上铭文均为鸟虫篆体，且过于残泐，难以读懂，以往称作“奇字镈”。对于铭文所涉内容，曹锦炎先生认为“反映的是越国和邾国的一次会盟,并将铭辞记录在案”,“制作年代可定在公元前473年或稍后”，后进一步修正为记载了“越国主持的莒尧邾分界会盟的内容”[20]。王辉先生认为这两件器物与公元前529年越大夫常寿过参与楚国内乱有关[21]。虽然各家意见不一，但这两件器物当如容庚先生所推定的“乃越国器也”[22]。由钟的形制尧纹饰等推断，时代当在春秋晚期。吴国和越国的这两批文字材料均发现于清江盆地内。清江盆地地处赣江下游的上段，西侧承接，江和肖江等赣江支流，北侧与锦江流域相邻，东侧为抚河流域。清江盆地是江西先秦时期考古工作开展较为充分的地区，包括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樊城堆文化、商代的吴城文化等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即在此命名，有新干大洋洲墓葬、吴城遗址、牛城遗址等一系列重要的商代和西周时期遗存。进入东周时期后，本区域最重要的考古遗存是筑卫城城址。城址东西410、南北360米，面积达14万平方米。城址周边有高耸城墙环绕，现存最高处达21米。城址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即已发现[23]，1970年代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24]，2011-2012年，在城内发掘了一处大型建筑基址[25]。发掘者推断城址“是建在春秋文化层之上，它的上限不会早于春秋;其下限也不会晚于汉代”[26]。此后又有学者通过对发掘资料的梳理，推断城址的时间年代为战国早中期[27]。筑卫城周围还分布着大量同时期遗址。2011-2012年，在筑卫城周边约36平方千米范围内复查和新发现古文化遗址有38处[28]，构成一处等级有差的聚落群。附近还有国字山墓群、郭峰墓群、牛头山墓群等附属性遗存。国字山墓群[29]位于筑卫城西侧，相距仅300米。墓群内已发现五座大中型墓葬，这些墓葬大多呈东西向中字形墓葬，有些周围有围沟环绕，表明墓主地位之高隆，时代在战国早中期。郭峰墓群[30]位于筑卫城东北方向约4千米处，共发现三座墓葬。其中郭峰墓的封土犹存，高约5米，直径15米。其中的郭堆垴墓葬进行了清理。墓葬是一座东西向土坑竖穴墓，残出有2件青铜鼎、壶、鉴，绿松石饰件以及原始瓷碗等。根据出土物推断墓葬的时代在春秋时期。牛头山墓群[31]位于筑卫城以东5千米的沔下邹家村后的牛头山。共发现6座墓葬，先后清理其中4座。根据出土遗物推断，这批墓葬的时代在战国时期。在清江盆地内，还零散出土一些东周铜器。1974年在樟树临江镇出土1件青铜鉴[32]，形制与春秋晚期的吴王光鉴等类似，时代在春秋晚期。1955年在樟树农校发现了一座墓葬，出土有一件窄平沿双环竖耳鼎，属越式鼎，时代在战国早期[33]。1980年也是在樟树农校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一把青铜剑，时代约在战国时期[34]（图一）。
（作者：唐锦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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