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由拓跋鲜卑建立，墓葬特征体现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随着考古材料不断积累，纪年墓资料日渐丰富，为探讨北魏中后期墓葬等级、丧葬制度提供了直接证据。目前发现的北魏墓葬近两千座，经考古发掘的不到一半，其中纪年墓信息较完整者有七十四座（见附表）。纪年墓主要分布于平城和洛阳地区，墓葬年代则集中于北魏中晚期，其中最早的为太延元年（435年）破多罗太夫人墓，最晚是永熙三年（534年）李仲胤夫妇墓。本文主要通过墓葬地面封土、墓道规模、墓室结构、随葬品组合、墓主身份等反映的文化因素讨论北魏中后期墓葬的等级规制，分析不同等级墓葬特点，为非纪年墓研究提供参照。一 地面封土与陵园建筑
北魏墓葬主要由地面封土与建筑、地下墓室两部分构成，但因年代久远，地面封土和建筑大部分破坏严重，甚至不存。目前所见北魏纪年墓中，仅十余座可见封土或发现封土遗迹，帝后陵封土和陵园建筑保存稍好。文明太后永固陵和孝文帝万年堂 永固陵位于大同市北的西寺儿梁山，始建于太和五年（481年），太和十四年（490年）入葬。万年堂与永固陵同时建造，位于永固陵北里余。两者属同一陵区，南北4000、东西平均1000米。周围无垣墙，陵前有双阙，另有永固堂等建筑十余处。其中思远佛寺遗址已发掘[1]。永固陵和万年堂均为圆形封土、方形基底，永固陵发掘时高22.87、南北117、东西124米。万年堂规模略小，高约13、基底边长约60米（图一）。[2]孝文帝长陵和文昭皇后陵 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年）葬于洛阳瀍河以西官庄村东长陵，西北106米小冢为神龟二年（519年）改葬的文昭皇后陵，两冢属同一陵区。陵园平面近方形，东西长443、南北宽390米。四周有夯土垣墙，外挖壕沟，南墙正中开陵门。陵园内发现3处较小建筑基址。二陵封土平面呈圆形，长陵现存最大直径103、高约21米，南侧发现对称神道石刻遗迹。文昭皇后陵封土现存直径42、高约15米，无神道遗迹 [3]。宣武帝景陵 宣武帝延昌四年（515年）葬于洛阳西北冢头村景陵，北距长陵5公里。墓冢封土平面略呈圆形，直径105—110米。1991年调查时高21米，未发现陵园及其他建筑遗迹，在墓道延长线西侧发现神道石刻武士像一躯，高3米余 [4]。孝明帝定陵 孝明帝武泰元年（528年）葬于洛阳孟津后沟村北玉冢，距长陵13公里。陵园平面近方形，长约400、宽约380米。四周夯土垣墙宽约2米，垣墙东、南、西三面各有门址一处，墙外有壕沟。地面原始封土平面呈圆形，直径105米。现存封土直径94、高约16米（图二）。[5]考古发现的纪年墓仅四座封土信息稍详。永平元年（508年）元淑墓，地面封土高大，当地称“青疙瘩”，未夯打，基底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79、东西宽63、最高3.7米[6]。正光六年（525年）封龙墓，封土呈方形，边长40、高6米[7]。孝昌元年（525年）清河王元怿墓，封土平面近圆形，四周取土破坏严重，现存直径55.7、高约15米[8]。孝昌二年（526年）元乂墓，封土夯筑,平面圆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调查时直径35、高约20米[9]，2005年文物普查直径34—40、高14米[10]。另有八座墓葬保留封土遗迹。太安三年（457年）尉迟定州墓[11]，地面原有封土，形状尺寸不详。丹扬王墓顶发现明显夯土层痕迹[12]。永平四年（511年）司马悦墓，原地面有两丈余高的封土，被村民削去取土，发掘时高不足3米[13]。延昌四年邢伟墓为当地四座古墓之一，俗称“四大明山”[14]。神龟二年高道悦墓，当地称后山[15]。正光二年（521年）封魔奴墓属封氏墓群，地面封土高大[16]。正光六年甄凯墓属甄氏墓群，原有墓葬三十六座，墓冢大的长宽约40米，小的10余米，当地称为“圪瘩”，也称虚粮冢、诳敌处[17]。永熙三年李仲胤夫妇墓，地表尚存少量封土[18]。北魏陵墓封土规模，文献可征。据《魏书·皇后传·文成文明皇后冯氏》，孝文帝曾下诏，“（永固陵）坟不得过三十余步”、“复广为六十步”。“六十步”合今100.37—106.52米之间[19]。同书《皇后传·孝文昭皇后高氏》载，文昭皇后“迁灵榇于长陵兆西北六十步”，考古勘探长度106米，与文献一致。文明太后及孝文、宣武、孝明诸帝陵封土直径（边长）105米以上，最大124米，与孝文帝诏书的“复广”之度吻合。万年堂、文昭皇后陵低于以上尺寸，封土分别为60和42米，遵从“三十余步”的次等标准。帝后陵园有园邑陵户奉守，设有门阙、垣墙或其他建筑，迁洛之后树神道石刻。王公贵族和高级官员坟茔封土原则上以三十步为限，元淑墓封土超出此标准，或因旧都限制不严。北魏末年的清河王元怿、江阳王元乂均属厚葬，封土直径分别为56和40米，严格遵守葬制。由此推测，北魏陵墓初建时地面普遍都有封土，封土大小、高度应与墓主身份等级相关。从以上纪年墓的封土形状看，其表面均为圆形，但地面基址则有方圆之分，平城附近、河北地区封土基址均为方形或长方形，洛阳地区基址均为圆形，其中封龙墓与元怿墓为同年所葬，且已迁洛近三十年，却一方一圆，说明封土形状并未因迁洛改制而统一，具有地域差异，洛阳陵墓的圆形封土可能受到东汉以来形制的影响，北方地区则保留了当地特征。二 墓道及过洞天井
北魏纪年墓有五十七座保留墓道信息。墓道多为长斜坡，极个别为竖穴墓道。部分墓道用砖石加固，少数带过洞和天井。根据墓道尺寸、构筑情况等，可分为四等。第一等 十座。长斜坡墓道，墓道开阔，不带过洞和天井，两壁经过加固，部分用砖石垒砌，一般长30、宽2米以上。文明太后永固陵墓道延伸至封土外缘，封土南北长117米，墓室建于封土之下中心，墓室长17.6米，除去甬道、墓门等，推测墓道长40米左右，北端近墓门处两壁垒砌石墙避免坍塌，长5.9、宽5.1米。万年堂虽然封土较小，但墓室边长仅比永固陵小1米，甬道长10余米，推测墓道可能至30米。孝文帝长陵墓道长34、宽3.5米。文昭皇后陵的墓道延长至封土外14米，长约24、宽2.5米。宣武帝景陵墓道长40.6、宽2.68米，南段36.1米为直接下挖的生土壁，两壁上下用草拌泥抹平，北段4.5米两壁和地面砌砖。孝明帝定陵墓道长48、宽2.9米[20]。洛阳衡山路北魏墓推测为节闵帝陵，墓道长39.7、宽2.9米，接近墓门处墓道两壁发现为修补坍塌所用壁桩柱洞（图三）[21]。元淑墓道长22.75、宽2.4米。南段的上部1.8米为土壁，下部砌砖，北段上下均为砖砌。洛阳元怿墓钻探残长19.2、宽2.1米，勘探报告显示与文昭皇后陵总长和墓室大小类似，文昭皇后陵甬道6.6米，元怿墓甬道长2.9米[22]，推测元怿墓道长约28米。元乂墓道长30、宽3米。以上十座墓墓道规格为北魏最高等级，包括七座帝后陵和三位皇室成员墓，其中元淑墓墓道长度虽然只有22米，但宽2.4米大于一般墓道。该等级墓道开挖规整，两壁和地面经抹平、铺沙等处理，部分砌砖石或树壁柱加固。第二等 八座。墓道为狭长的斜坡式，长20—30、宽1.2—1.4米，部分带有二个或一个过洞天井。宋绍祖墓道长30.11、宽1.14米，有二个过洞天井（图四）[23]。司马金龙墓道长28.1、宽1.58米[24]。丹扬王墓道长约30米。邵真墓道长29.1、宽0.95米[25]。薛怀吉墓道长26米，有一个过洞和天井[26]。元墓道长27、宽1.25米，有二个过洞天井[27]。此外，韦彧墓道、甬道、墓室等全长50米，墓道为二层台阶式，最下层开口宽1.4米，没有过洞天井，实际墓道长度可能有40余米。该墓夫妇二人葬年不同，韦彧葬于北魏孝昌二年，夫人柳氏葬于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年）[28]，相差二十四年。墓葬的外部形态应为西魏最后埋葬时形成，韦彧下葬时的墓道状况不详，与邵真墓相比，可能属于该类型。封和突墓墓道被破坏，残存砖砌墓道长5.1、宽1.46米[29]，推测同于此类型。以上八座墓葬中，有三座墓道带过洞天井，其中二座为二个。邵真墓和韦彧墓墓道极为狭长。韦彧墓的墓道开口为二层台阶，为曹魏西晋时期墓道典型特征之孑遗。第三等 二十四座。墓道斜坡式，长10—20、宽1.2米左右，部分带过洞天井。山西 七座。大同五座。破多罗太夫人墓道长10.1、宽1.4米[30]。尉迟定州墓道长10、宽0.8米。梁拔胡墓有一个过洞天井，加墓道长约15、宽1.2米[31]。崔令珍妻韩法容墓道长11.4、宽1米[32]。杨众庆墓墓道长超过15、宽约1米，有无过洞天井不详[33]。李诜墓一个过洞天井，长14.47米[34]。裴经墓道长19.43、宽0.8米，带二个过洞天井[35]。陕西 六座。朱元伯墓长14.8、宽0.9米[36]。王都墓道长10、宽0.92—1.1米[37]。杨舒墓长17.84、宽1.4米[38]。韦鲜玉墓长10、宽1.1米，一个过洞天井[39]。韦辉和墓长13.1、宽1.16米，一个过洞天井。韦乾墓长15.1、宽1.04米，一个过洞天井[40]。河南洛阳 六座：元冏墓道长15、宽1.4米[41]。吕达墓道长17.2、宽1.2米[42]。染华墓道残长10.4米，宽1.22米，一个过洞天井 [43]。元邵墓长10.35、宽1.45米，一个过洞天井[44]。曹连墓道长14.74、宽0.8米，一个过洞天井[45]。元祉墓长13.8、宽1.2米，一个过洞和天井[46]。其他 五座。李翼夫妇墓长19.5、宽1.68米[47]。李仲胤夫妇墓长17.2、宽1.53米。辽宁张略墓道长近20、宽1.2米[48]。姚齐姬墓长10.8米[49]。戴双受夫妻墓道斜坡长10.4、宽1.2—1.3米[50]。该类型墓葬中，十座墓道带过洞天井,其中一座带二个过洞天井。陕西、山西几座墓的墓道普遍较窄，为0.8—1.1米左右。第四等 十五座。有斜坡式墓道、竖穴式墓道和无墓道三种。墓道促狭或无，长10米以下，宽1米左右。斜坡式墓道 九座。贾宝墓道残长5.7、上口宽1.06、下口宽1.08米[51]；董富妻郭氏墓道长5.4、宽0.8米[52]；正始五年墓道长7、宽1.16米[53]；郭定兴墓总长8.8、宽1.3米，一个过洞天井[54]；元遵墓道长9.6、宽1.2米[55]；吕仁墓道长8.2、宽1米[56]；刘安囤墓道长5.35、宽0.64米；□道仁墓道长3.1、宽0.47米；张洛墓道残长1.3、宽0.84米[57]。竖穴式墓道 四座。元睿墓道长4.5、宽1.6米（图五）[58]；邴勖墓道长5.3、宽0.8米[59]；侯掌墓道长2.24、宽1.2米[60]；司马悦墓道长2.06、宽1.23米，发掘时没有清理完毕。无墓道 二座。北京房山区岩上村二座北魏墓，无墓道。该类墓葬多在河南地区，以洛阳为主，其中一座带一个过洞天井。斜坡墓道相对较窄长，长宽比基本为7:1左右，最窄仅0.47米。竖穴墓道的长宽比差别较大，从近7:1至2:1左右。上述纪年墓墓道长度和构筑方式差异明显，主要为斜坡式墓道，最高等级墓道长而宽阔，两壁经加固，不带过洞天井。第二等级墓道狭长，部分带有二个或一个过洞天井。第三等级亦狭长，部分有一个过洞天井。最后等级墓道短而窄，个别有一个过洞天井，甚至没有墓道。整体上看，陕西地区的斜坡墓道普遍窄而狭长，洛阳地区则相对偏短，可能因迁都洛阳后对墓道长度有一定限制，国都执行较为严格。洛阳附近及北京竖穴墓是较为少见的早期墓葬特征。三 墓室结构
北魏纪年墓中，有十座为多室墓和双室墓，六十四座为单室墓，其中孝文帝长陵、文昭皇后陵、韦县令墓[61]、寇猛墓[62]、崔猷墓M15[63]、封魔奴墓、韩贿夫人高氏墓[64]、甄凯及其父母墓（前后双室）[65]、祖氏墓[66]等九座墓室尺寸不详。双室和多室墓的墓主棺椁往往置于面积最大的后室或主室，尺寸基本与单室墓的墓室相当，其他墓室（前室、侧室、耳室）或放置随葬品，或埋葬迁葬、祔葬者。因此，考察墓室结构时，取其墓室最大者与单室墓对比。根据孝文帝太和十四年诏令，“山陵之节，亦有成命，内则方丈，……室中可二丈”（《魏书·皇后传·文成文明皇后冯氏》），即皇帝的墓室最大二丈，墓室基本在31—35平方米；最小方丈，墓室约为8平方米。根据墓室大小和结构，可分四种类型。第一类 十一座。墓室部分有石构件，单室最大面积31平方米以上。多室和双室墓 四座。均在大同，属于平城时期。永固陵为前后双室，后室43.71平方米，使用石墓门、石券门框。万年堂与永固陵类似，墓室略小，后室32.32平方米。司马金龙墓为三室墓，由前、后室和耳室组成，后室面积最大，达36.78平方米。丹扬王墓为多室墓，包括前、后室及前室左右两侧室，前后室尺寸相同，为34.81平方米，墓室有壁画。单室墓 七座。包括迁都洛阳之后的三座帝陵和四座洛阳时期的王公贵族墓。景陵为单室，使用石墓门，墓室无壁画，墓圹面积达149平方米，墓室面积为46.6平方米（图六）[67]。孝明帝定陵为单室墓，墓圹144平方米。节闵帝陵墓圹114.5平方米，墓室面积为48.3平方米。元淑墓室面积38平方米。司马悦墓室面积45.6平方米。元怿墓室面积30.3平方米，有壁画，使用石墓门。元乂墓墓室南北长7.5、东西宽7米[68]，有壁画，东西两壁各有一假耳室。此四人均葬于北魏洛阳时期，且身份较为特殊。元淑是目前所见迁都洛阳之后皇室成员葬于平城的级别最高者；司马悦被叛贼所害，墓葬规格较高；元怿为孝文帝第四子，深得灵太后宠重，被元乂、刘腾所害，灵太后返政厚葬；元乂是灵太后妹夫，因篡政被灵太后赐死，加封厚葬。该类型墓室大部分二丈有余，但最大不到二丈半，符合当时规制。帝陵均使用石墓门，墓室无壁画，墓圹巨大，景陵砖壁厚达2.09米，保证墓室坚固。王公墓葬中三座有壁画，虽然室内面积较大，甚至接近帝陵，但墓圹较小，砖砌墓壁较薄，墓葬的整体规模比帝陵小很多。双室墓 一座。高道悦墓圆形双室均彩饰花卉，后室19.63平方米，棺床上两具人骨，前室为随葬品，延续了平城时期最高等级墓葬布局。多室墓 一座。薛怀吉墓包括主室、甬道北侧左右耳室、墓室东侧耳室，使用石墓门。主室面积27平方米，甬道的小耳室放置随葬品，因盗扰严重，墓室东壁耳室性质不详。单室墓 十八座。有砖构墓十四座，石构墓一座，土洞墓三座。砖室墓包括贾宝墓室26.46平方米，甬道砖砌；宋绍祖墓室17.5平方米，墓室有壁画；杨众庆墓室19.77平方米，封和突墓室约20平方米，元冏墓室27平方米，邢伟墓室20.3平方米，裴经墓室22.14平方米，元睿墓室19.4平方米，杨舒墓室19.4平方米，吕达墓室26平方米，封龙墓室20平方米，元遵墓室25平方米；贾思伯墓室20.3平方米，有壁画[69]；李仲胤夫妇墓室22平方米，甬道两壁等有白灰墙皮，未见壁画。崔鸿墓为石构，面积26.4平方米，使用石墓门[70]。三座单室土洞墓：染华墓室23.4平方米；元祉墓室18.9平方米，有石墓门；赵广者墓室20.3平方米[71]。该类型墓葬墓室面积差别不大，仅薛怀吉、崔鸿、元祉三墓明确使用石墓门，宋绍祖、高道悦、贾思伯三墓有壁画。分布范围除了大同、洛阳外，还包括周边的陕西、山西其他地方、河北、山东等。崔鸿墓为石构，体现其地域特征。三座土洞墓均为洛阳晚期，反映社会变革对于墓葬的影响。多室 一座。双室墓各1座,李诜墓为砖构，一主室两耳室，主室面积约7平方米，室内棺床夫妻两具人骨，左右耳室内各有一堆散乱人骨，为迁葬。双室墓 一座。韦彧墓土洞，有主室和南壁东侧室，主室面积约9平方米，有壁画，根据墓志可知，应为韦彧及夫人柳氏墓室。侧室所葬应为次子韦晔。砖室墓 七座。破多罗太夫人墓室9.78平方米，有壁画。尉迟定州墓圹15.58、室内8.96平方米，石墓门。梁拔胡墓室10.2平方米，有壁画。姚齐姬墓室9.5平方米。戴双受夫妻合葬墓墓圹17.13、墓内13.3平方米。邵真墓室9平方米。王真保墓室9平方米[72]。土洞墓 十一座。辛祥墓室15.4平方米[73]。郭定兴墓室13.3平方米。邴勖墓室8.85平方米。侯掌墓室9.3平方米。元暐墓室11平方米，有壁画。元邵墓室15.6平方米。曹连墓室11.2平方米。吕仁墓室12平方米。王温墓室8.4平方米，有壁画[74]。韦辉和墓室15.84平方米。韦乾墓室13.4平方米。该等级墓葬的明显变化是砖石墓少于土洞墓，土洞墓主要集中于洛阳。该等级墓葬中，仅尉迟定州、张略墓使用石墓门，破多罗太夫人、梁拔胡、韦彧、元暐、王温五墓带壁画。第四类：十三座。墓室面积不到方丈，小于8平方米。有砖石混构墓和土洞墓。多室墓 一座。张洛墓，土洞墓，由东、西、北三个小龛组成，墓室不规整，通长4.1、最宽1.8米，最大的北龛仅2平方米左右，葬一人。西侧龛葬两人，头朝北，东侧室葬三人，头朝南（图七） [75]。该墓为级别很低的多人合葬。砖石混构墓 二座。黄鉴、黄氏墓，均为梯形，长2.88—3.2、宽1.16—1.63米，面积为5平方左右[76]。土洞墓 十座。叱干渴侯墓室约6平方米（图八）[77]。崔令珍妻韩法容墓为刀形，墓室面积5.4平方米。朱元伯墓室4.6平方米。董富妻郭氏墓室4.34平方米。正始五年墓室7.08平方米。王都墓室5.5平方米。刘安囤墓室3平方米。韦鲜玉墓室6.9平方米。□道仁墓室1.95平方米。李翼夫妇墓室7.3平方米。该等级墓室面积小，以土洞墓为主，没有石墓门、壁画，构筑较简单。北魏墓室结构中，以帝后陵为主的砖筑墓级别最高，面积室内二丈以上，构筑坚固，使用石墓门，无壁画，部分为多室或前后双室。其次是室内二丈至方丈之间的单室砖石墓，部分使用石墓门或绘有壁画，北魏末年洛阳有少量土洞墓，多室和双室墓较少。再次为室内方丈的土洞墓和砖石墓，少数多室和双室，壁画数量增加，但极少使用石墓门。最后为面积方丈以下的墓葬，绝大部分是单室土洞墓，无壁画和石墓门。一座砖石混构墓。一座多室墓为家族葬。北魏中后期多室、双室和单室墓并存现象，体现魏晋以来墓室逐渐简化的发展演化过程，即从多室减少到前后双室再到单室，有些原来的侧室缩小变为耳室，北魏末年元乂墓的两个假耳室即是其反映。比较特殊的是，墓室等级偏低的多室或双室墓，包括韦彧墓、李诜墓、张洛墓、甄凯墓均为家族墓或祔葬墓，而级别较高的多室和双室却是单人葬或夫妻合葬墓，说明魏晋的家族墓形式主要在都城之外的下级民众中有所保留。四 随葬品组合
北魏墓葬随葬器物亦有规制可循，《魏书·皇后传·文成文明皇后冯氏》载孝文帝诏令云：“其幽房大小，棺椁质约，不设明器。至于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则遵先志，从册令，俱奉遗事。”诏令涉及棺椁、帐茵、明器、瓷瓦之物四类。由此，将现有纪年墓随葬品对应以上四类。使用石棺床、石棺椁、漆棺以及漆屏风者，为当时棺中上品。墓葬中所见与帐茵有关的物品主要是帐构、帐础之类。明器包括牛车鞍马俑，羊猪狗鸡等动物俑，灶井碓磨仓厕及劳作乐舞俑，镇墓兽武士仪仗俑等。广义的瓷瓦之物不限于陶瓷器，也应包含其他金属类、石质类等一切实用器物，与死者关系密切的铜镜、铁刀、各种饰物、印章等。以上四类随葬物品的种类、数量、质地共同构成了一座墓葬的随葬品整体状况。北魏纪年墓中，孝文帝万年堂、长陵、文昭皇后陵、孝明帝定陵、丹扬王、封龙、元怿墓等七座随葬品不详或极少。其余六十七座虽然大部分被盗，有些仅存少量残器，但现有资料仍反映一定规律。根据随葬品种类，结合质量和数量，将其划分为四种组合。组合一 四座。四类随葬品齐全，或有三类，但出现其他种类，且质量高、数量多。永固陵未见棺椁，但发现了可能属于漆棺的漆残片。石雕武士俑、石镇墓兽、铜马残件为明器。壶、罐、盆、碗等陶器残片，香炉、双耳罐等瓷器残片，铜簪、骨簪、料环等饰物，均为广义的瓷瓦之物。铁箭镞、铁矛头等为实用武器，非一般常见随葬品。景陵有石棺床、石帐础，均素面，符合简朴质约要求。陵前有体量巨大的神道石人，墓内有陶动物残片，均属明器。瓷器中有龙柄盘口壶、鸡首壶等，以及釉陶器、陶器、铁箭镞。节闵帝陵被毁严重，出土器物极少且残损。漆皮残片可能属于漆棺或漆器。陶俑群、牛车鞍马动物俑为明器。瓷器有龙柄鸡首壶等，陶器数量和种类繁多，另有铜、铁、银铅类器及金币、玉棒等实用之物。陶质扁长方内折器物具有特殊意义[78]。司马金龙墓有精美石棺床、石帐础 ，漆屏风为帐茵之属。镇墓仪仗俑群、牛车鞍马动物及灶井等明器达三百六十七件。另有木俑、漆器、青瓷，铁器、石墓志等器物。以上四墓只有司马金龙墓非为帝陵，反映平城时期部分重臣的随葬品组合与帝后陵类似，可能在数量、质量方面略逊，特别是镇墓仪仗俑群的使用，应该有严格的限制。组合二 二十二座。墓葬中在葬具、帐茵、明器、实用器四种中有三类，个别虽仅有两类，但质量很高或数量很多。平城时期 三座。破多罗太夫人墓有大量带有图案和文字的漆皮，应为漆棺。出土铜帐钩，铜泡钉、铜牌饰、银圆饰等，属于帐茵之类。釉陶壶和漆耳杯为瓷瓦之物，未见明器。贾宝墓设置前廊后室木堂，梁架上施彩绘，前廊木柱下有石柱础。明器有木雕镇墓俑、镇墓兽，釉陶俑。实用器包括小型墓碑、石灯、大漆盘及漆碗、漆耳杯，铜带扣、铜铃、彩绘陶壶陶罐等。宋绍祖墓使用石棺床和石椁（图九）。镇墓兽和仪仗俑群、牛车鞍马动物俑、灶井等明器，数量达一百七十多件。陶小碟、漆盘、石供案、墓铭砖、银质手镯、琥珀饰件、石灰枕、铁镜等实用器。
五 墓主身份
北魏纪年墓墓主身份和社会地位，可依据墓主生前任职和死后赠官判断。北魏官制前后经历数次变更，《魏书·官氏志》云道武帝天赐元年（404年）已采用九品官品制，但北魏前期官制至今难以厘清。至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年）定官品，官职体系结构才明晰。高祖首创将九品析分出不同阶次，九品均加从品，变为十八阶，每阶再分上、中、下三级，故官品共有五十四级。此次所定官制被后世称为前《职令》。太和十九年（495年）又行《品令》，刊定清浊，创流外七品制。太和二十三年复议官制，再颁后《职令》，简化之前官阶，九品仍保留正、从之差的十八阶，一至三品不设级，四品以下各阶分上、下两级，形成九品十八阶三十级。北魏延续汉晋皇帝下诏为去世官员赠官封爵加谥之制，体现死后哀荣当属赠官。封爵因涉及子孙承袭，卒后追加者少见。谥号仅分美、平、恶三等，北魏基本无恶谥。北魏赠官包括中央官、将军号、地方长官三类，很多属于散官虚授，但反映品级之差。赠官高于卒时官阶为北魏常例，且所增官阶一般不超过二级[80]。但一些权贵和高级官员，增官可至三级，因“王事”或其他原因超赠达四级以上，北魏末年尤甚。从北魏纪年墓可见，赠官主要显示丧礼典仪越升，对墓葬规制的影响有限，特别是统治集团高层即三品以上官员墓葬规格，由其生前任职而非赠官决定。现根据墓主职官和爵号差异，大致将其分为四个层级。包括文明太后、孝文帝、文昭皇后、宣武帝、孝明帝及推测为节闵帝六人七座陵墓。几位帝后所处社会状况差异较大，文明太后因实际掌握朝政并控制孝文帝，其方山永固陵与孝文帝洛阳长陵、宣武帝景陵、孝明帝定陵规格较为接近。孝文帝预建万年堂小于文明太后永固陵，节闵帝因被废地位降低陵墓变小，文昭皇后陵与其身份地位相符。总体而言，帝后无疑是北魏地位最高者。在我国封建官僚体系中，官至三品已属于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三品是贵胄区别于一般官吏的重要界线。晋代三品以上官职与北魏前《职令》的从二品中、后《职令》三品以上的官职相吻合，北魏流外七品中最高等级为三品，后《职令》三品以上不分上下之级，说明三品及以上，属于高门阀阅。部分官员死后所受赠官或封爵升至三品，与实职三品之间差异明显，反映赠终庸滥。北魏墓葬等级规制由实职决定。北魏纪年墓中实职三品以上官员所占比例较高，共有二十六人，主要为洛阳时期，北魏末年因帝位更迭频繁，至有违典超授。1.平城时期 四人。破多罗太夫人墓，漆皮上题记侍中、主客尚书、领太子少保、平西大将军等职，对比前《职令》，六卿为二品上；四平将军加大者为二品中。题记云夫人祔葬，若官品属破多罗之夫，应为薨后赠官，按一般赠官不超二级计，实职亦在三品以上。若从“太夫人”语境分析，似乎是担任以上职官的破多罗之子为父母建墓，官品当为其子实职。宋绍祖官至幽州刺史，幽州为上州[81]，后《职令》上州刺史为三品；爵封敦煌公，为二等。宋绍祖为敦煌宋繇一族，太武帝平河西后入魏，宋繇家族无人位高及公。史书中李宝封敦煌公，太安五年（459年）薨后由李茂袭爵，宋绍祖敦煌公爵应为死后所赠[82]，其生前实职或至三品。司马金龙墓表所题结衔高于其妻姬辰墓铭所载官职，由《魏书·司马楚之传》知，其生前已袭一品王爵，吏部尚书为从一品下，镇西大将军为从一品上，朔州刺史当时可能为上州。薨后赠司空为一品中，大将军为一品上，均为超赠，地方长官改为冀州刺史，仍为上州。丹扬王墓主不详，推测可能是代人叔孙建[83]或南朝北投的刘昶 [84]，其王爵至一品。以上四人均非皇室，四人中仅司马金龙史书有传，且使用碑形石墓志，宋绍祖为砖志，破多罗太夫人为漆皮题字，丹扬王为墓砖模印文字，形式各异。2.洛阳时期 二十二人。包括皇室元姓、贵胄显要和特殊人物。永平元年元淑，北魏宗室镇守旧都要职，《北史·魏诸宗室传》记载简略，碑形墓志“魏元公之墓志”显示公爵，从一品。首题官职平北将军为三品，卒官平城镇将，类于上州刺史之三品。赠镇东将军从二品，都督相州诸军事，仅前《职令》中有都督三州、一州诸军事的品阶，分别为二品上和从二品下，相州刺史为三品。元冏葬于永平四年，任职辅国将军从三品，汲郡太守为四品下，袭爵阳平王为一品。赠征虏将军从三品，东豫州刺史，为下州四品下，王爵如故。赠官与任职品级相同。元怿为孝文帝第四子，封清河王，生前职官最高至司徒、太傅领太尉，均为一品。被害于位，灵太后反正后追崇太师、丞相、大将军，仍为一品，但位置排序居最前。墓志尺寸远超文昭皇后墓志，为灵太后操持之特例。元遵淮南王为一品，任散骑常侍从三品，都督定州诸军事为从二品下，定州刺史为上州三品。赠征西将军为二品。元乂因专政并囚禁灵太后，于孝昌二年先废为民，后被赐死，所任职中最高领军将军从二品，卫将军和尚书令均为二品，骠骑大将军和仪同三司从一品。以灵太后妹夫之故，追赠原职。其父元继表让爵土，追授为公，从一品。元武泰元年被萧宝寅所害，南平王为一品，任平西将军、银青光禄大夫、秦州刺史均为三品，都督秦州诸军事从二品下，假镇西将军从二品。赠卫大将军为二品，尚书右仆射从二品，都督雍岐南豳三州诸军事为二品上。元邵卒于河阴之难，生前袭常山郡王为一品，任散骑常侍从三品、平南将军三品，中军将军从二品，卫将军二品，河南尹三品。赠侍中三品，司徒公一品，骠骑大将军从一品。元祉任职最高骠骑、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均从一品，平原郡王为一品。赠太保、司徒公均为一品，都督冀定沧瀛四州诸军事，高于前《职令》二品上的都督三州诸军事。贵胄九人。均为汉人世族高门。曹连实任冠军将军从三品，中散大夫四品下，均为散官。卒赠安西将军为三品，凉州刺史属下州，仍四品下，墓志很小。王温任征虏将军为从三品，后军将军、安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均为三品。赠抚军将军为从二品，简公散爵从一品。甄凯祔葬，甄凯为处士，但其父甄琛卒赠司徒为一品，文穆公爵从一品，墓葬应按其父官职修建。李仲胤，《魏书·李灵传》有载，任职最高谏议大夫从四品下，尚书左丞从四品上，爵李侯从二品。赠镇远将军四品下、光州刺史为中州从三品下，永熙三年与夫人邢氏合葬。高道悦太和十八年被太子所害，最高职官太子中庶子为四品上，卒赠散骑常侍从三品，营州刺史为中州，从三品，爵散侯从二品，为超赠。神龟二年迁高道悦与夫人合葬[85]。贾思伯，《魏书》有传，史书与墓志内容相符。历任官职复杂，廷尉卿、太常、殿中尚书及左将军、安东将军等均为三品。赠官尚书右仆射、镇东将军均为从二品，文贞公散爵从一品。崔鸿最高任散骑常侍从三品，黄门侍郎四品上。赠镇东将军从二品，督青州诸军事从二品下，文贞侯为从二品。据《魏书·薛安都传》记载，薛怀吉任弘农太守前为骠骑将军二品，墓志未载。志传言镇远将军、益州刺史均四品下，征虏将军、汾州刺史三品下，最高右将军、后将军为三品。赠平北将军、并州刺史，仍为三品，同于任职品级。韦彧最高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均从三品。赠太常卿、尚书为三品，都督雍州诸军事从二品下，抚军将军从二品，豫、雍二州刺史高于上州刺史三品，文烈公散爵从一品。宦官二人。封魔奴为宦官，墓中出土铜印三方（“高城侯印”、“冠军将军”、“怀州刺史”），与墓志记载生前任职相同，给事中三品，冠军将军从三品，散侯从二品。赠平东将军、冀州刺史为三品，勃海郡公从一品。赵广者，任大长秋卿从三品，亦为宦官。散骑常侍从三品，征南将军二品，金紫光禄大夫从二品。赠都督相州诸军事从二品下，征东将军二品，相州刺史三品。其宦官身份却任职高品，或因帝位更迭之功，反映当时特殊社会现实。女官二人。韩贿赠官征虏将军、营州刺史、长岑侯，爵从二品。夫人高氏父高飏，弟高肇、高显，妹文昭皇后，侄女宣武帝高皇后。宣武皇帝以夫人皇姨之重，封辽东郡君。又以椒帏任要，授内侍中。据《魏书·皇后传》，北魏“置女职，以典内事。内司视尚书令、仆。作司、大监、女侍中三官，视二品。”高氏生前封授二品，高于其夫，单独埋葬。夫人祖氏墓志盖显示其被封郡君，与高氏类似。北魏末年灵太后执政时女职地位提高，二位夫人被封郡君为其典型。另外，王真保卒葬时授广武将军从四品下，城（成）都侯从二品可能为赠爵。至万俟丑奴建立地方大赵政权，望坟追封：大都督西道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徒公、天水郡开国公、太原王，若对应北魏职令，高至从一品和一品，全为虚授高品，墓志为补刻，置于墓门券顶之上。以上三品以上高官普遍墓葬规格较高，平城至洛阳孝文、宣武时期等级相对严格。灵太后执政的孝明帝之后至北魏末年则职官品级虚高，甚至宦官、女官超居高位，“河阴之难”对被害文武百官的追封加赠导致其后赠官品阶泛滥，墓葬规格因墓主身份不同而有所差异。墓主生前任职四品及以下官员和部分世家大族中，部分赠官至三品，应属中级官；其余品级为低级官，另有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世家旧族，共二十九人。平城时期 二人。梁拔胡散骑常侍为二品下侍官，职事不详。爵安乐子，天赐元年减五等爵诏，子为四品，爵位较低而官品较高。一般一人所任官职、军号、爵位相差不大，据《南巡碑》，散骑常侍安南将军[尚]书羽真南郡公毛法仁[86]，其官爵基本为二品，推测梁拔胡散骑常侍为赠官。杨众庆墓砖记载略阳清水人，仇池投化客，任职最高为建威将军，从四品中，爵灵开子，为四品。赠冠军将军从三品，秦州刺史属上州，为三品，爵清水靖侯为三品。洛阳时期八人。寇猛见于《魏书·恩倖传》，内容与墓志一致，本官步兵校尉为从五品，最高武卫将军从三品。赠平北将军三品，燕州刺史为下州四品下。司马悦因镇守豫州被害，《魏书·司马楚之传》、墓志均载任职豫州刺史，属中州，从三品，爵封渔阳县开国子，为四品下。赠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均为三品，属超赠。杨舒任伏波将军从五品上，参太尉高阳王府事，始蕃王咨议参军事为五品下。赠镇远将军四品下，华州刺史为中州，从三品。杨舒超赠或因该阶段杨播一族权势正盛。辛祥，《魏书·辛绍先传》和墓志一致，最后任职义阳太守，义阳缘边新附，地居险远（《魏书·地形志中》），为下郡从五品下。征虏安定王府长史，即二蕃王元燮属官五品上。后赠冠军将军，为从三品，南青州刺史为下州四品下。邴勖，建威将军长安镇将邬陵子，所袭子爵与将军号同阶，均为从四品下，镇将同于上州刺史，为三品。太武帝时已有雍州，但长安镇将延续至很晚，官职应为追赠。吕达墓室东南角墓志无任职，志文首题威远将军从五品下，积射将军七品上，宫舆令品级不详，若与公车令相类，低至从八品上。墓道出吕通墓志云“赠吊之礼,有国常准。”诏赠辅国将军从三品。两志因赠官而尺寸有异，后者或按等级规格。韦乾，以军勋超迁谏议大夫，从四品下，赠前将军，三品，都督雍州诸军事从二品下，雍州刺史三品，为超赠。李翼卒于河阴之难，实任建威将军从四品下，尚书右主客郎中六品下。赠平北将军三品，散骑常侍从三品，定州刺史属上州三品，谥忠孝惠侯从二品，可能为赠爵。以上因世族、军功或投化客等特殊身份而超赠至三品者，墓葬规格明显低于任职三品的高官显贵。平城时期三人。尉迟定州石椁封门题字类似买地券，称“步胡豆和民莫堤”，“步胡豆和”应为郡县地名的鲜卑语音译，即墓主为该地庶民。莫堤为北魏早期官名，《南齐书·魏虏传》：“莫堤，比刺史。”但不确二者是品级还是职掌。由申洪之墓志东宫莫堤、郭定兴墓志库部莫堤考证，莫堤可能为侍郎 [87]，最高至四品。北魏庶民多与小官并称，亦见莫堤品级不高。张略任职从凌江将军、万平男至安弥侯常侍、¨南公中尉，都应为西凉所封，为王国属官。最后千人军将或为北魏所任，《魏书》本传尧暄为千人军将，擢为中散。说明地位低于中散，太和改制前中散大夫为四品上。尉拨赐介休男，转千人军将。减五等爵后子为四品，男爵更低，可见千人军将为不高于四品的下级官职。韦曲墓砖刻“太安五年陕县令韦”。北魏前期官职无县令品级，后《职令》上中下县令分别为六七八品下。韦县令可能为上县六品下。洛阳时期十三人。李诜，墓门外填土中发现刻字砖，记录买地内容，墓主征平郡曲沃县故民，任职安邑令，为六七八品下的低级官。封和突，小碑形墓志，任屯骑校尉五品下，散爵昌国子从四品下，赠建威将军从四品下，洛州刺史为下州，四品下。裴经，砖志，任司徒府铠曹参军，属二公诸曹参军事六品上，襄威将军从六品上，宜阳、猗氏二县令，高于上县六品下。元睿为北魏皇族，最后任职司空从事中郎，五品。赠平远将军四品，恭子散爵从四品下，洛州刺史属下州四品下。郭定兴，墓志仅见河涧太守,推测为赠官，郡分上中下三等，太守分别对应四五六品下。侯掌，任奉朝请为从七品下散官，燕州治中从事史品级不详，司州治中从事史从四品下，燕州为下州，品级最高五品，未见卒后赠官。染华任镇远将军四品下，射声校尉五品下，赠乐陵太守，最高上郡四品下。吕仁任宁远将军为武散官五品上，未见赠官。邵真墓志首题阿阳令假安定太守，最高下郡太守上县令，为六品下。志文无历职，春秋九十九，推测因高年受赠。韦辉和，员外散骑侍郎，为增补虚职散官七品上。邢伟，任员外散骑侍郎七品上，最高加轻车将军从五品下。赠博陵太守，最高上郡四品下。封龙，最高镇远将军四品下，中部太守品级不详，最高上郡与将军号同级，无赠官。崔猷，最高任明威将军六品上，赠员外散骑常侍五品上。3.世族 三人。贾宝墓志书“凉州武威郡姑臧县民”，凉州贾氏为当地著姓，其墓室规模较大，墓内使用木堂等，随葬品的规格较高，推测应为汉人世族。崔令珍妻韩法容，出土刻铭砖，随葬品丰富，其中项饰和金耳饰造型工艺精美，镶嵌宝石、珍珠，另有云母片和铜饰片。崔、韩似为汉人姓氏，刀形土洞墓为河北北部晋墓典型。墓主可能为清河崔氏一族。韦鲜玉为雍州主簿韦敬元长女，其父州主簿低于司州主簿从七品下，但韦氏为世家大族，北魏仍为高门。考古发掘中该类墓葬数量众多，大部分因无准确年代和墓主信息而未引起足够重视，纪年墓中十二位墓主代表北魏社会中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平城时期 五人。叱干渴侯在墓道和墓室内分别出土墓铭砖一块，刻“长安人”、“长安人京兆郡长安县民”。黄鉴墓、黄氏墓出土刻铭砖，分刻：“涿黄鉴铭。皇兴三年五月廿五日死。”“太和十一年七月八日。”二人均为涿县人。西安小寨村墓葬，墓道填土中有铭砖一块，刻：“朱元伯太和七年”，字体不规整。洛阳市西南墓葬，墓道口有刻铭砖二块，分刻“太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太原郡狼孟县董富妻郭暮”，砖上有烧制时留下的清晰手印。洛阳时期 七人。姚齐姬墓，填土中有墓志砖一块，阴刻文字两行：大字“廉凉州妻姚齐姬墓”，小字“太和廿三年岁次己卯七月廿八日记”，砖文字体规整，分布匀称。洛阳偃师墓葬M4031，仅出土陶器和铜镜残块，其中陶罐、陶瓶上有镇墓文，文字漫漶不清，可识“正始五年”等字。陕西西安灞桥区M36，墓室中部有刻铭残砖一块，刻：“永平四年四月十九日蓝田口民王都铭记”，字体随意，大小不均。戴双受夫妻合葬墓，墓道填土中出土二块扣合刻铭砖，分别刻熙平二年三月九日戴¨福母冢、熙平元年二月廿四日凉州槃和郡民戴双受之墓，据考槃和郡应为番禾郡，在今甘肃永昌，后迁徙至高平，即宁夏固原[88]。刘安囤墓墓主头下枕墓志砖半块，上刻：“建义元年九月十日刘安囤铭。”砖面粗糙，字体随意。85YM32三人葬，出土纪年砖二块，一块刻“普泰二年闰□□十八日□家县民”、“息道仁”字样。张洛墓有三个墓室，埋葬六人，墓门口出土刻铭砖二块，一块刻“太昌元年六月廿一日张洛铭”。北魏纪年墓墓主集中于各级官员，三品以上高等级官员墓葬数量最多，与中、低级官及世家旧族墓之和近似，说明北魏中后期墓主人官职地位越高，墓中出现墓志刻铭等的可能性越大，众多普通平民墓没有墓主和纪年信息。北魏中期级别较高的墓葬和平民墓均使用刻铭砖，到北魏后期，中高级墓一般使用石墓志，仅长安洛阳地区极少数平民墓仍使用刻铭砖。六 结语
以上纪年墓的地面封土、墓道规模、墓室结构、随葬品组合和墓主身份基本一致，说明当时已经形成比较统一的墓葬规制，最早见于太武帝中期，主要形成于文明太后执政以后，一直延续至北魏分裂，并保持前后规制的一致性，同时体现不同地域不同人群在遵循制度之下仍部分保留其固有丧葬习俗。北魏墓葬中最高等级为帝陵，文明太后因实际执政，墓葬与帝陵同级。帝陵坐北朝南，地面有高大圆形封土，基底平城时期方形，洛阳时期圆形，边长或直径为110米左右。封土南有神道，迁洛后设石刻，周围有门阙等陵园建筑。封土下为长斜坡墓道砖室墓，墓道长约40、宽3米左右，无过洞天井。平城时期前后双室，迁洛后单室，面积40余平方米，无壁画。墓内棺椁体量巨大，帐茵等实用之物齐备，随葬瓷瓦之类及明器。文昭皇后陵、孝文帝预建万年堂与帝陵形制类似而规模略小。第二等级为三品以上高级官员墓，墓主多为王公贵族。墓葬规格整体低于帝陵，个别高于皇后陵。一般封土直径约40米，斜坡墓道长20-30米，部分带过洞天井。墓室18-30平方米，基本为砖构，有多室或前后双室，有的带壁画，国都洛阳均单室，且个别土洞。葬具有石、漆棺椁和普通木棺，部分施帷帐。随葬实用品丰富，明器和陶俑众多。洛阳随葬品以陶明器和陶俑为主。第三等级为中低级官员及世家旧族墓，地面封土规模不详，墓道多斜坡式，长度10-20米，部分带过洞天井，极个别竖穴式。墓室面积8平方米以上，土洞墓增加，都城之外仍存在多室和双室墓现象。葬具基本为木棺，随葬品质量一般，数量较少。平城时期多出刻铭砖和实用器。洛阳时期使用砖石墓志，出土陶明器、陶俑群，数量整体偏少。最后一等为平民墓。地面封土不存，墓道促狭，长10米以下、宽1米左右。基本为土洞墓，墓室面积狭小，仅数平方米，葬具可能为木棺或无棺。随葬品很少，仅有数件陶器，无石刻墓志，使用刻铭砖，部分存在多人合葬现象。该等级墓葬应该数量最多，分布范围广泛。附记：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魏丧葬中民族融合因素的考古学解读”（项目批准号：16BKG019）的阶段性成果。注：表中的“时间（年）”是公元纪年。表中“”表示发现相关信息，但不详细；“X”表示资料中未记录或未发现相关信息。表中“封土”、“墓道”、“随葬品”等栏的阿拉伯数字1-4分别代表从高到低四个等级。[1]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文物》2007年第4期。
[2] 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3]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北魏孝文帝长陵的调查与钻探——“洛阳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探”项目工作报告》，《文物》2005年第7期。[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5]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孟津后沟玉冢调查勘探报告》，《洛阳考古》2014年第3期。[6]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东郊北魏元淑墓》，《文物》1989年第8期。[7] 卢瑞芳、刘汉芹：《河北吴桥北魏封龙墓及其相关问题》，《文物春秋》2005年第3期。[8]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探第一阶段考古报告》，94页，文物出版社，2018年。[9] 洛阳博物馆：《河南洛阳北魏元乂墓调查》，《文物》1974年第12期。[10]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探第一阶段考古报告》，95页，文物出版社，2018年。[11]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2期。[12] 怀仁县文物管理所：《山西怀仁北魏丹扬王墓及花纹砖》，《文物》2010年第5期。[13] 孟县人民文化馆：《孟县出土北魏司马悦墓志》，《文物》1981年第12期。[14] 孟昭林：《记后魏邢伟墓出土物及邢蛮墓的发现》，《考古》1959年第4期。[15] 赖非:《北魏高道悦墓地调查及其墓志补释》，《德州考古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 年。[16] 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3期。[17] 孟昭林：《无极甄氏诸墓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文物》1959年第1期。[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队：《河北赞皇县北魏李仲胤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8期。[19] 丘光明、邱隆、杨平：《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23、283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20]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第一阶段考古报告》，195页，文物出版社，2018年。[21]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涧西衡山路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7期。[22]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第一阶段考古报告》，94、167、195页，文物出版社，2018年。[2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7期。[24]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25]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任家口M229号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2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万荣县文物旅游局：《北朝考古的重要发现——山西万荣发现北魏汾州刺史薛怀吉墓》，《中国文物报》2018年7月13日第8版。[27] 黄明兰：《西晋裴祗和北魏元两墓拾零》，《文物》1982年第1期。[28] 田小利、孙新民、穆晓军：《长安发现北朝韦彧夫妇合葬墓》，《中国文物报》1999年11月14日第1版。[29]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30]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0期。[3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南郊仝家湾北魏墓（M7、M9）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12期。[32]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恒安街北魏墓（11DHAM13）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1期。[33]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发掘简报》；张志忠：《大同七里村北魏杨众庆墓砖铭析》《文物》2006年第10期。[34] 杨富斗：《山西曲沃县秦村发现的北魏墓》，《考古》1959年第1期。[35]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侯马虒祁北魏墓（M1007）发掘简报》，《文物》2021年第2期。[36]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市东郊东小寨村两座北魏墓葬发掘简报》，《文博》2018年第5期。[37]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北京联合大学：《西安市灞桥区江村北魏王氏家族墓发掘简报》，《文博》2019年第1期。[38] 崔汉林、夏振英：《陕西华阴北魏杨舒墓发掘简报》，《文博》1985年第2期。[3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韦曲北塬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5期。[40]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北魏北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5期。[41] 310国道孟津考古队：《洛阳孟津邙山西晋北魏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42]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市吉利区两座北魏墓的发掘》，《考古》2011年第9期。[43] 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省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5期。[44] 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第4期。[45]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北魏曹连石棺墓》，科学出版社，2019年。[46]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北魏元祉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7年第3期。[4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队：《河北赞皇县北魏李翼夫妇墓》，《考古》2015年第12期。[48]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发现的几座北魏墓》，《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49] 郑隆：《内蒙古包头市北魏姚齐姬墓》，《考古》1988年第9期。[50]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南郊北魏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20年第5期。[51]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北魏贾宝墓发掘简报》，《文物》2021年第6期。[52] 石战军：《北魏董富妻郭氏墓》，《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 年第9 期。[54]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纱厂西路北魏HM555发掘简报》，《文物》2002 年第 9 期。[55]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魏淮南王元遵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3年第2期。[56]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市吉利区两座北魏墓的发掘》，《考古》2011年第9期。[57]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三门峡市北朝和隋代墓葬清理简报》，《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 年第9 期，图一。[59] 偃师市文物旅游局、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9年第6期。[60]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晋墓、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 年第 8 期。[61] 长安博物馆：《长安瑰宝》第1辑，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2年，8、9页。信息由长安博物馆穆晓军馆长提供，特此致谢。[62] 侯鸿钧：《洛阳西车站发现北魏墓一座》，《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2期。[63] 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64]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曲阳发现北魏墓》，《考古》1972年第5期。[65] 河北无极甄凯墓为砖构前后双室，尺寸不详。根据甄凯墓志记载：“良（甄凯）之诸兄奉安公、夫人之宅兆，仰遵先旨，厝良于墓后别室。”即该墓前室为其父母棺椁所在的主墓室，后室为年仅十四岁的甄凯墓室。这种布局与双室墓中后室作为主墓室、祔葬墓中子女葬于侧室或耳室不同。[66] 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3期。[6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等：《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68] 数据来自《河南洛阳北魏元乂墓调查》，但参与景陵发掘的相关人员认为该数据可能有误，墓室面积应小于景陵。[69] 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北魏贾思伯墓》，《考古》1992年第8期。[7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71] 该墓发掘资料见于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孟津朱仓北魏墓》，《文物》2012年第12期，墓志见齐运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34页，中华书局，2012年；赵君平、赵文成：《河洛墓刻拾零》上，36页，北京图书出版社，2007年。[72] 秦明智、任步云：《甘肃张家川发现大赵神平二年墓》，《文物》1975年第6期。[73] 代尊德：《太原北魏辛祥墓》，《考古学集刊》第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74]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北陈村北魏壁画墓》，《文物》1995 年第 8 期。[75]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三门峡市北朝和隋代墓葬清理简报》，《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7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岩上墓葬区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集（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文物保护项目第1号）》第91-97页，科学出版社，2008 年。[77]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群》，《文物》2006年第10期。[78] 该墓出土的陶器类似内折的书卷，发掘简报认为是陶册，与墓主身份有关。范杨认为是陶制布帛明器，是财富的象征，详范杨：《洛阳衡山路北魏大墓出土陶帛明器考》，《中原文物》2018年第5期。[79]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三门峡市北朝和隋代墓葬清理简报》，《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80] 洼添庆文：《关于北魏的赠官》，《文史哲》1993年第3期。[81] 洼添庆文著、赵立新等译：《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129-1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82]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50页，中华书局，2005年。[83] 李梅田：《丹扬王墓考辨》，《文物》2011年第12期。[84] 倪润安：《怀仁丹扬王墓补考》，《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1期。[85] 秦公：《释北魏高道悦墓志》，《文物》1979年第9期；赖非:《北魏高道悦墓地调查及其墓志补释》，《德州考古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0 年。[86] 张庆捷：《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碑文考证》，《考古》1998年第4期。[87] 殷宪、刘俊喜：《北魏尉迟定州墓石椁封门石铭文》，《文物》2011年第12期。[88]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南郊北魏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20年第5期。（作者：刘连香 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原文刊于《考古学报》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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