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小霞：陶寺文化出土绿松石腕饰初步研究

摘要：陶寺墓地8座墓葬和下靳墓地2座中明确出土有绿松石腕饰，非常有特色。这些绿松石腕饰是由很多绿松石薄片平面式粘嵌在有机质底托之上，绿松石片形状多不规则，并精心拼成边缘整齐的长方形，但是整体没有形成图案。绿松石腕饰除了装饰外，还是体现身份地位的一种标识物，但这种标识物并非普遍使用的等级标志物。绿松石镶嵌技术可能源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后在陶寺文化所在的晋南地区发展。不排除西北地区龙山时代的绿松石平面式镶嵌技术源于晋南的可能性。就绿松石镶嵌腕饰而言，真正的盛行只是在龙山时代，可能延续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进入商周时期已经十分罕见。

近年来，中国古代绿松石器研究，尤其史前时期的绿松石器，是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重要玉器种类。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出土了数量不少的绿松石器，主要集中于墓葬中，仅陶寺遗址的绿松石镶嵌片就发现950余枚［1］，大多数属于组合头饰和腕饰上镶嵌片，还有一些零散的绿松石片。其中的绿松石腕饰非常有特色，却罕见有专文研究，本文尝试对此作一专门、系统、深入的分析。

一  绿松石腕饰出土概况

目前，陶寺文化出土的绿松石腕饰仅见于陶寺墓地和下靳墓地。其中陶寺墓地M2001、M2013、M2023、M2010、M2028、M3003、M3085、M3168等8座墓葬中明确出土有绿松石腕饰。（表一）M2001∶3、M2023∶4、M2010∶4、M3168∶6四件保存较好（图一），其他4件出土时已散乱，失去原形。下靳墓地M76与M136出土有绿松石腕饰［2］（图二），需要注意的是，下靳M136左腕部戴着的是一件黑色底上粘附绿松石片的手镯。这种戴在左手腕的绿松石手镯显然不同于右手常见的那种绿松石腕饰，结合M76的情况，应该与其左手的黑色手镯同类。

腕饰的绿松石片数量众多，形状各异，大多为不规则形；大小也不一，最大的长2.3厘米，最宽1.3厘米，最小的长仅有0.2厘米，宽仅0.1厘米，厚0.03～0.15厘米，均为薄片。薄片一般磨光。绿松石片底面普遍见有一层黑色胶状物，应为黏合剂，至今仍有一定黏度，胶状物之下有的明显见有碳化物，应是有机质衬托痕迹，衬托或为皮革一类。发掘者认为绿松石腕饰分为圆形筒状和平面长方形，由此佩戴方式推测为套置腕部和衬托物上穿绳缚在腕部。就腕饰本身而言，实际上可以分为单纯的绿松石片镶嵌和成组牙片与绿松石组合镶嵌两类，其中由牙片和绿松石片组合形成的腕饰，绿松石片数量较少，而且牙片多是普通骨片，且非玉片，似乎是绿松石数量不足，由牙片来补凑的。

陶寺文化绿松石腕饰的佩戴与性别无关，男女均可，也很难判定是以女性为主，因此绿松石腕饰并非判断墓主人性别的标志物。陶寺文化绿松石腕饰基本都戴在右腕部，罕见左腕。下靳M136为腕部手镯，与常见的右手绿松石腕饰不同，下靳M76右腕部带镶嵌绿松石腕饰，而左手戴的正是手镯和指环，这也反映了二者有别。

出土绿松石腕饰的墓葬除了大型墓M2001随葬品众多且组合多样外，其余墓葬随葬品组合非常有特色。基本组合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组合头饰与绿松石腕饰，10座墓葬其中6座是这类组合，还有一座M3168是头部饰件和绿松石腕饰的组合，这个头部饰件包括3件绿色的蛇纹石，均表面抛光，呈半透明状。组合头饰、头部饰件和绿松石腕饰的组合占绝大多数，这种组合或许代表了一定涵义，有待更深入研究。另一类是项饰与绿松石腕饰，基本组合相对简单，比较固定。基本组合之外，或配以陶瓶，或配以手镯、指环等。从年代上看，陶寺文化早期与陶寺文化晚期均出土有绿松石腕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发掘数量有限，是否同样随葬绿松石腕饰不得而知。上述组合在陶寺文化早期时更是基本固定的，如墓葬M2013、M2023、M2010、M2028、M3003、M3085等。而至陶寺文化晚期，目前仅一座墓葬M3168见有绿松石腕饰，且随葬品增加了更多的玉石器，如玉钺、滑石琮、大理石璧、双孔玉刀。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墓葬兼有绿松石镶嵌组合头饰与腕饰，如M2001、M2023、M2010、M2028，可见此类墓主人尤其钟爱绿松石。

此外，陶寺墓葬还出土用蚌片镶嵌的腕饰，分别套在M2003女性死者的左右腕部，墓葬为二类丁型。腕饰上的蚌片细小片状，大小不一，形状有近圆形、近方形和不规则形，蚌片层下有黑色胶状物［3］。从该腕饰的形制、制法以及与头饰的组合情况来看基本等同于绿松石腕饰。同时，M2003墓主颅顶也是绿松石镶嵌的组合头饰。实际上，镶嵌绿松石的饰件中最常见的正是组合头饰。陶寺墓葬中24座墓葬见有玉石组合头饰，其中有10组镶嵌绿松石的组合头饰，比例较高，绿松石显然较为普遍的在头饰中使用。

1978—1985年期间的陶寺墓地被发掘者分为六组，第一至五组相当于居住址的早期一组和早期二组，第六组为陶寺文化晚期偏晚阶段。出土绿松石腕饰的墓葬多属于陶寺文化早期，可明确进一步分组的M2001与M2023为早期四组，M2013为早期三组。这期间发掘的墓地碳十四测年有10个有效数据，其中早期二组的M2168等和早期三组的M2092测年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400—前2300年［4］。因此，绿松石腕饰的绝对年代也当在此时间段内。

二  绿松石腕饰的工艺与功用

前文已言，陶寺文化的绿松石腕饰是在有机质底托面上涂抹黏合剂再嵌绿松石片，底托物可能是木质，也有可能是织物或皮革等其他有机物。也有学者认为是漆木底托或漆木承载体，皮革既薄又软，不适合镶嵌大量绿松石饰，更不适合作腕饰［5］。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并非金属底托，这种有机质的镶嵌技术属于典型的平面式粘嵌。M2003的蚌片镶嵌腕饰与绿松石镶嵌腕饰技法工艺相同。除了腕饰外，M2010组合头饰镶嵌绿松石片底面也见有黑色胶状物，同样的情况见于M2001、M2028、M3018、M2023，也是依靠粘接的面镶技术。可见，这是陶寺文化比较流行的一种镶嵌技艺。需要提及的是，陶寺M3168出土有较多软玉和似玉美石，其中玉钺M3168∶10透闪石软玉，十分精美，主孔之外，还见有三个散孔，一个在顶缘，另两个在钺体近中部，呈“8”字形［6］。出土时，三个孔中均镶嵌有玉片，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玉片并非原孔中的钻芯，而是制成与散孔大小、形状以及颜色相近的玉片，再有意镶入孔中。（图三）在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出土一件异形多璜联璧M100∶3，由三块外圈带凸角的弧形璜片联缀而成，其中一块璜片近中部钻有一孔，孔中镶嵌一枚与孔等大等厚的绿松石片［7］。（图四）在年代上，清凉寺墓葬的第一期年代明显较早，相当于枣园文化中晚期或更晚。第二至四期的绝对年代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300—前1800年，其中三期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100—前1800年。陶寺M3168属于陶寺文化晚期，与清凉寺M100年代比较接近。陶寺M3168∶10的玉片镶嵌与清凉寺M100∶3绿松石片镶嵌类同，均为孔洞式镶嵌，二者之间可能存在镶嵌技术的交流。值得思考的是，M3168既有平面式镶嵌腕饰，也有孔洞式镶嵌的玉钺，就年代历时演变而言，晋南地区两种镶嵌绿松石镶嵌方式在陶寺文化晚期并存，这与海岱地区在大汶口较早出现孔洞式镶嵌，之后才有了较为复杂的平面式镶嵌不同，这似乎也反映了陶寺文化没有经历镶嵌技术在本地的一步步发展，而是技术的直接引进，后文详述。而且单就孔洞式镶嵌而言，陶寺M3168玉钺镶嵌这种严密合缝且形制特殊连片“8”形一体嵌入所反映的加工技术和镶嵌技术是非常高超罕见的，可以说把孔洞式镶嵌技术推向了一定的高度。

陶寺绿松石腕饰的各个薄片形状不一，以不规则形为主，只是在腕饰的上下两端取直对齐，以便美观。有的是在上下两端用牙片或蚌片组成边框以取直对齐，如陶寺M2023∶4和下靳M76∶8。（图五：1、2）腕饰内部的绿松石片大小不一，无按形状排列布局的现象，粘嵌有随意性，片与片之间缝隙较大，接合不紧密。（图五：3、4）有的镶嵌片上明显带有钻孔，原来可能是坠饰，也被拿来粘嵌。可见，陶寺文化腕饰上的绿松石只是简单地集中拼凑形成可佩带的饰物，并非十分专业地加工出各种形状并有规律地嵌出图案，这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绿松石龙形器和绿松石铜牌饰明显不同，显得简单随性。此外，这些绿松石大多没有特意嵌出某种图案，仅有M3168在中央部位由两片牙片组成椭圆形，在两侧由8片弧形牙片对合成4组枣核形，整体上嵌出图案（图五：5），图案整体属性及与其代表的涵义都很难判定。发掘报告中认为此绿松石部分与其下的石璧为嵌连一体的一件器物，值得商榷。在陶寺文化墓地中玉石璧多见单独套在臂部及手上，M3168这件也应与腕饰一样是戴在右手的。

关于绿松石腕饰的功用，显然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最为直接的解释就是装饰品，男女均用的装饰物。但带有绿松石腕饰的墓葬却仅有8座，对于陶寺文化早期墓地已发掘的1309座墓葬而言是极少数。为何只有这些墓葬出土，绿松石腕饰还有其他功用吗？

8座墓葬就规格或等级而言，包括一类乙型、二类以及三类墓葬，罕见四类、五类、六类墓葬。可见，绿松石腕饰仅见于大型墓和中型墓葬中，都是等级较高者，属于当时社会的贵族阶层无疑。一般认为陶寺一类甲型大墓墓主具有王者身份，一类乙型可能是王室成员。有趣的是，绿松石腕饰仅在一类乙型的M2001中发现，这5座一类甲型的大墓中并未发现。我们知道这5座大墓均在陶寺文化晚期遭到大规模盗扰，而且是直捣墓主式的毁坏［8］。绿松石腕饰都是墓主人随身而戴，有可能是因墓主被盗毁，因而这5座大墓才不见。然而陶寺文化晚期的毁墓并不是以攫取随葬品为目的，许多随葬品往往在盗坑中出土，一件腕饰镶嵌有大量的绿松石片，但在盗坑中却罕见出土。由此推测，陶寺5座大型墓墓主极有可能并不佩戴绿松石腕饰。此外，M2001虽然属于大型墓，但与王级大墓并不在同一个墓区，离相对集中的5座大墓所在区域较远。换句话说，绿松石腕饰并不被最高等级者所青睐，而是少数高等级贵族比较喜欢。同样，在下靳墓地众多墓葬中，两例出土绿松石腕饰的M76和M136虽然等级较高些，但也不是墓地中规格最高者。因此，绿松石腕饰除了装饰外，还是体现身份地位的一种标识物，但这种标识物并非普遍使用的等级标志物，就陶寺文化来看，从墓葬的等级推测应该是某些具有贵族身份地位的人使用。

从8座墓葬在墓地的分布空间看，陶寺文化早期时，在墓地的Ⅱ区和Ⅲ区都有分布，但相对集中于Ⅱ区相邻的三排，其中一排（甲区第六排）见有3座。（图六）可见，陶寺绿松石腕饰墓葬虽分散于墓地不同区域，同时又相对集中在同一个小区域。陶寺文化晚期时，仅M3168一座，实际上在这一时期M3168不属于任何一排，而且其规模明显大于绝大多数晚期墓，显得十分特殊而成孤例。陶寺墓地Ⅱ区、Ⅲ区又被发掘者详细分为甲、乙、丙三区，从空间结构看，五座一类甲型大型墓主要分布于乙区，而以M2001为代表的一类乙型大型墓与之不同区域，二者之间还间隔有小型墓密集分布的丙区。同时，单就墓圹规模而言，甲区也不乏面积堪比大型墓的墓葬，如M2200、M2172、M2001等。绿松石腕饰墓葬并非集中于王级墓葬所在墓区，而是在以M2001为最高等级的另一个区域，或许他们同属于一个具有较高地位的特殊族群。如果陶寺文化绿松石镶嵌技术来源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不排除这个族群与此密切相关。

此外，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史前居民常以绿松石作为仪式活动中的必需品，用于祭祀。古代印第安人则把绿松石当作圣石，认为佩戴绿松石饰品可以得到神灵的护佑，同样的，在古波斯的历史中，绿松石被认为是具有神秘色彩的避邪之物，常被做成护身符［9］。陶寺文化绿松石腕饰和绿松石头饰有组合使用的情况，也存在各自单独使用的情况，这类使用不排除同样具有某种祭祀、护佑功能。

三  各地发现的绿松石腕饰比较与源流

镶嵌类绿松石制品在中国史前不同文化区域内多有发现，甚至还有与陶寺文化同类的腕饰。这些镶嵌绿松石制品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者们也有相关专题论述，或者在重点分析二里头文化镶嵌绿松石牌饰时前溯至新石器时代相关器类，并有着不同的看法［10］。无论何种观点，就资料而言，都无法回避陶寺文化的绿松石镶嵌，因此与其他区域同类器物的比较以及源流问题成为讨论的关键。随着研究的深入，类比与源流问题探讨的区域集中于史前的海岱与西北地区。

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M33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长约2.8米，南北宽1.34～1.56米，面积约4.06平方米，是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龙山文化墓葬，一棺一椁，墓主人仰身直肢，成年男性［11］。随葬品较为丰富，以陶器为主，绝大多数置于椁外的二层台上，主要分布在南侧二层台和北侧二层台的西半部。棺室内的随葬品不多，仅在左侧上肢的手腕及以上部位，发现呈长环状密集分布的不规则绿松石薄片、小石珠（图七），疑为左手腕上的镶嵌绿松石饰。绿松石片共210余片，主要置于人体左侧尺骨一侧，呈弧形摆放。绿松石片的形状不一，多为不甚规则的多边形，薄片状，经磨制而成。大小相差较为悬殊，最长的有1.76厘米，最短小的长度不足0.2厘米。有的还有穿孔，绿松石片之下没有发现明显的有机质类遗存。年代上，M33属于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存的第六期，相当于整个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第四期前段。龙山文化第四期的单位校正后的测年数据在公元前2350—前1940年之间，中值落在公元前2240—前1970年之间，如果除掉其中最晚的一个数据，下限可以提前到公元前2050年。鉴于M33属于其第四期前段，因此年代应该在公元前2300—前2200年之间。

同属龙山时代的西朱封遗址M202玉簪孔洞镶嵌圆形绿松石片，还出土681片以上的绿松石薄片，分为长方形、三角形、四边形和不规则形，四边形数量最多，厚0.9～1.3毫米，推测为以有机物为托的平面式粘嵌饰件［12］。山东五莲丹土遗址出土玉铲孔内镶嵌1片绿松石［13］。可见，海岱地区龙山时代孔洞镶嵌和平面式粘嵌或言面镶同时存在，镶面技术极大提高，镶嵌绿松石数量近千片。

海岱地区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绿松石镶嵌。大汶口遗址出土的1件大汶口文化中期骨指环M22∶10，浅窝镶嵌三枚绿松石圆片［14］。大汶口遗址出土大汶口文化晚期骨雕筒M4∶10，上下两层穿孔中的5个孔洞镶嵌5枚绿松石片［15］；野店遗址出土象牙雕筒有四个圆形小窝，原应镶嵌绿松石，出土时已脱落［16］；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大型墓M50∶29出土一组10片绿松石，发掘者推测是玉钺柄部的嵌饰，是否确为钺柄嵌饰难以断定，但为某一有机物上的镶嵌似无疑。报告中介绍M50出土器物未见有“玉钺”而有玉斧，而又言绿松石可能是玉钺柄部嵌饰［17］，按报告该玉钺应该指的是双孔玉斧，10片绿松石发现在墓主人脚部位置，可以排除是“腕饰”的可能性。M50时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应是海岱地区目前最早的绿松石片平面式粘嵌。花厅墓地兼有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因素，被认为是二者碰撞，良渚人北上征服本地大汶口人的证据［18］。花厅出土的窄长体的长方形近直刃钺，与良渚文化盛行的宽短弧刃“风”字形钺明显不同，而与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石钺、玉钺完全一致［19］。同时，花厅墓地也出土有小玉片饰如M23∶4等，王青先生认为这些小玉片镶嵌工艺源自良渚文化福泉山、好川小玉片以及反山、瑶山墓地小玉粒等镶嵌技术［20］。前文已述，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先民对于绿松石十分偏爱，很有可能吸收了良渚文化平面式（粘）镶嵌技术，将绿松石片像小玉片一样用于绿松石镶面工艺。换言之，这一工艺很有能是在花厅遗址所在地域首先形成，花厅墓地既有小玉片镶嵌，也有绿松石镶嵌就说明了这一点，之后进一步广泛传入海岱腹地而兴盛。花厅墓地的年代一般认为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期到晚期早段，有学者将其年代分为了四期，其中M50与M23属于偏晚的第四期［21］。就绝对年代而言，花厅缺少测年数据，栾丰实先生推定为公元前3400至前2800年之间［22］。也就是说，东方地区绿松石镶面技术最早出现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前2800年。

西北地区也有着较多镶嵌绿松石饰品的发现。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出土79片绿松石片，除少数为穿孔的配饰外，多数为附着在灰色板岩一面的镶嵌片，如95TZM130∶5等。值得注意的是，M130∶5四片绿松石见有钻孔加以连缀，因此推测应该先缀合在一起之后再镶嵌在板岩之上，而且最有可能是粘嵌。此外，出土的骨刀一般在一侧挖有凹槽以便镶嵌石片，至于这些石片是否为绿松石片，发掘简报未言明。需要强调的是，宗日遗址墓葬有数量不少的腕饰出土，一般是由许多骨片围成筒状，缚于木质或皮质底衬上，戴于臂腕，M130∶4即是如此［23］。宗日不仅有这种骨片腕饰，还见有绿松石片粘嵌在骨筒之上形成腕饰，如96MTZM322的绿松石骨饰［24］。（图八）发掘者认为宗日遗址的年代至少经历了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以至齐家文化，大致在距今5600—4000年之间［25］。宗日墓地的年代一般分为四期，前三期属于宗日文化，而第四期的主体应该属于齐家文化，个别可能晚至寺洼文化时期［26］，其中宗日文化的年代范围依据测年数据具体推定为距今5200—4100年，第一期为距今5200—4900年；第三期为距今4500—4100年［27］。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分析宗日遗址出土绿松石镶嵌饰的墓葬属于具体的哪一期？而不能想当然地全部归入宗日文化的年代范畴，认为在距今5000多年以上。M322的年代较早，属于宗日墓地的一期1段［28］，距今约在5200—5000年之间。但就M130而言，其年代属于宗日墓地分期中第四期，因此应为齐家文化时期，绝对年代当在距今4000年左右。

甘肃永昌县鸳鸯池墓地M32∶7出土骨笄柄端为黑色粘胶物，镶有36枚白色小骨珠。另外，在M24、M57等墓葬中出土的石刃骨刀的刃缘凹槽内也用黑色粘胶质粘嵌石叶［29］，虽非绿松石，但这种粘嵌技术在马厂类型时期即已存在是可以肯定的。墓地被分为早、中、晚三期，M32属于其中期，M24属于其晚期，M57分期不明。发掘者认为墓地属于马厂类型，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前2000年［30］。

青海乐都柳湾遗址马厂类型遗存中出土119件方形和梯形的扁平无孔绿松石片［31］，这些绿松石片极有可能也是某种器物上的镶嵌饰件。

固原店河遗址M2∶7圆形陶器一面粘嵌有17枚绿松石片。店河M1∶10形状也相同，出土时绿松石片与陶器已分离［32］。出土位置在墓主人颈部与胸部，或为此部位的饰品。固原店河墓地M1-M3也曾被定为齐家文化墓葬，从葬俗、随葬器物来看应属于常山下层文化［33］。常山下层文化的绝对年代依据常山、林子梁、菜园等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34］，排除偏早与偏晚数据后，年代集中在公元前2400—前2200年之间。在宁夏的海原县切刀把墓地发现绿松石坠饰1件（QM52∶4）［35］，该饰品是在圆饼形的黑色胶状物上镶嵌8块大小不一的多边形绿松石片。切刀把墓葬被分为早、晚两个时期，QM52属于其晚期墓，一般认为文化性质为常山下层文化，因此M52的年代大体在公元前2300—前2200年之间。

大汶口M22为该文化中期的中型墓葬，大汶口M4为其晚期的中型墓葬。花厅M50与M23为北区墓地中的大型墓。进入龙山时代，海岱地区的两城镇M33和西朱封M202均属大型墓。西北地区的宗日M130和M322与其他墓葬没有明显等级差别。鸳鸯池墓地墓葬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等级分化现象。同样的，切刀把墓地中墓葬在形制与规格方面均没有明显差别。店河墓地资料刊布有限，从M1-M3随葬品看，墓葬似有大小类型的差别。出土绿松石镶嵌饰的M1与M2规格可能较高一些。可见，陶寺文化绿松石镶嵌饰基本出土于当时社会地位较高的大中型墓中，海岱地区绿松石镶嵌饰从大汶口中晚期一出现就表明较高的身份，到龙山时代更是大多出于大墓中。在标识身份地位问题上，晋南的陶寺与海岱地区绿松石镶嵌制品具有相同的功用。但是，在西北地区无论较早的宗日文化时期，还是进入龙山时代，绿松石镶嵌制品在标识身份地位问题上表现的不明显。

陶寺文化的绿松石镶嵌显然没有本地传统，那么是源于海岱地区，还是西北地区呢？单就年代而言，西北地区出现最早的绿松石平面式镶嵌是距今5200—5000年的宗日墓地，而海岱地区此类镶嵌在距今5000—前4800年也已存在，两个区域大体上是同时出现这种镶嵌技术，西北地区略早些。有趣的是，同一个遗址在宗日文化早期的平面式镶嵌的绿松石片均经切边，并边对边镶嵌［36］，比较规整，而至遗址的齐家文化时期恰恰是不规整的四大块连缀再粘嵌，技术水平反倒粗糙简单。而海岱地区这类技术或工艺是一直不断进步的，尤其在龙山时代有意制作出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以便整齐拼接并组成一定图案，以至有学者就认为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形器和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是直接源于东方的海岱地区［37］。陶寺文化的绿松石镶嵌多是不规整绿松石片的随意组合粘嵌，技术可能源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后在本地发展。我们之所以更倾向于陶寺的绿松石镶嵌技术来源于东方，这是因为陶寺文化除了这一技术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和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关系密切，如陶寺文化早期的大口折肩罐、高领圆肩罐、折腹盆、高领圆腹壶等陶器器类以及圆点纹、菱形纹、S形勾连涡纹等彩绘纹饰具有较为明显的大汶口文化因素［38］。甚至在陶寺墓葬中见到的随葬猪下颌骨的习俗也有可能源自东方的海岱地区［39］。相对而言，陶寺遗址虽然见有与西北地区大体同期的齐家文化因素，却罕见早于齐家文化的宗日文化因素。

需要提及的是，龙山时代的西北地区绿松石镶嵌制品多是公元前2300—前2000年，而陶寺绿松石腕饰的年代多在公元前2400—前2300年，显然陶寺绿松石腕饰的年代略早些。就龙山时期而言，不排除西北地区绿松石平面式镶嵌技术源于晋南的可能性。

从绿松石镶嵌技术的角度推断，陶寺的绿松石腕饰可能流传入二里头文化。那么，二里头文化中是否有镶嵌绿松石腕饰出土呢？1975年二里头遗址ⅥKM3墓室西北偏中部发现一片整齐排列的绿松石片［40］，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这些绿松石片显然不是像常见的绿松石铜牌饰那样为金属托，可能为有机物质地的底托；第二，其长25厘米，宽6厘米，呈现的形态为长方形的带状，面积也不大，显然不是如绿松石龙形器那样覆盖于墓主身上的较大型器物，而与绿松石腕饰在墓葬中呈现的形态和大小接近；第三，出土位置在墓室西北侧偏中部，虽然该墓未见人骨，但该墓并未被盗，这一位置一般都是墓主臂腕所在。因此，不排除该密集排列的绿松石片为腕饰的可能性。1987年二里头遗址M57墓室中除了出土绿松石牌饰以外，在墓室中部还出了大量的小绿松石片，原可能镶嵌在某种有机物上［41］。同样的，这些密集分布的绿松石片也有可能是腕饰。1988年偃师商城遗址T6M1出土镶嵌绿松石器，表面嵌有大量大小不一的小绿松石片，应为有机物底托；一般为长方形，长20厘米，宽12～15厘米；位于人骨腰部南侧［42］。其情况大体同二里头ⅥKM3，因此，也可能为镶嵌绿松石腕饰。商周时期，虽然也发现数量不少的绿松石镶嵌饰［43］，但除了偃师商城的发现疑似为绿松石腕饰外，基本都是非腕饰。单就绿松石镶嵌腕饰而言，虽然有可能起源于大汶口文化或者宗日文化，在史前不同区域文化互动的促进下，真正的盛行却只是在龙山时代，可能延续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商周时已经十分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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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758-793，826，899-900，674，1092-1097.

［2］下靳考古队.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1998（12）.

［5］洪石.先秦两汉嵌绿松石漆器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9（3）.

［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清凉寺史前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249-250.

［8］高江涛.试析陶寺遗址的“毁墓”现象［C］//三代考古（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9］秦小丽.跨文化视角下的绿松石与镶嵌礼仪饰品研究［J］.中原文化研究，2020（6）.

［10］相关论述参见庞小霞.中国出土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J］.考古学报，2014（2）；王强.试论史前玉石器镶嵌工艺［J］.南方文物，2008（3）；秦小丽.跨文化视角下的绿松石与镶嵌礼仪饰品研究［J］.中原文化研究，2020（6）；秦小丽.绿松石、海贝与红玛瑙——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地域间交流［J］.南方文物，2021（5）；刘文强.史前绿松石镶嵌工艺的起源和发展［J］.艺术设计研究，2021（6）；陈小三.试论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J］.考古与文物，2003（5）；陈国梁.二里头文化镶嵌绿松石牌饰的来源［C］//三代考古（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王青.试论镶嵌铜牌饰的起源与传布——从日照两城镇遗址的新发现说起［C］//三代考古（八）.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11］中美联合考古队.两城镇——1998-2001年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377-380.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临朐西朱封——山东龙山文化墓葬的发掘与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172-176.

［13］燕生东，高明奎，苏贤贞.丹土及两城镇玉器研究——兼论海岱地区史前玉器的几个问题［C］//东方考古（3）.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87-124.

［14］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99、101-102.

［15］［16］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4-96.

［17］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66.

［18］严文明.碰撞与征服——花厅墓地埋葬情况的思考［J］.文物天地，1990（6）.

［19］栾丰实.花厅墓地玉器再认识——兼论中国史前时期海岱系玉器文化的形成［J］.东南文化，2020（3）.

［20］［37］王青.试论镶嵌铜牌饰的起源与传布——从日照两城镇遗址的新发现说起［C］//三代考古（八）.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21］黄建秋.花厅墓地研究［J］.华夏考古，2011（3）.

［22］栾丰实.花厅墓地初探［C］//海岱地区考古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202.

［23］青海省文物管理处等.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98（5）.

［24］格桑本，陈洪海.宗日遗址文物精粹论述选集［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15.

［25］青海省文物管理处等.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98（5）；陈洪海等.试论宗日遗址的文化性质［J］.考古，1998（5）.

［26］［28］郭欣，陈洪海.宗日墓地陶明器研究［C］//西部考古（第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82-99.

［27］陈洪海.宗日遗存研究［D］.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29］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J］.考古，1974（5）.

［30］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J］.考古学报，1982（2）.

［31］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67-168.

［32］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店河齐家文化墓葬清理简报［J］.考古，1987（8）.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陇东镇原常山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1（3）；胡谦盈.论常山下层文化［C］//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34］参看王晓明.常山下层文化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31.

［35］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菜园——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218.

［36］杨美莉.黄河上、中游的玉围圈［J］.故宫学术季刊，2001（2）.

［39］夏宏茹，高江涛.试析陶寺墓地随葬猪下颌骨现象［J］.中原文物，2022（5）.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241-243.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1992（4）.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第一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374.

［43］商周时期主要见有兽面形器以及铜器如戈、玉器、漆觚、漆盘、车饰、铜镜等上的绿松石镶嵌，参见洪石.先秦两汉嵌绿松石漆器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9（3）.

（作者：庞小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