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7日 09:39 北京日报 我有话说
摄
本报记者 黄加佳
“扬州曹庄出土的隋唐墓葬是隋炀帝与萧后的最后埋葬地。”
11月16日，国家文物局和中国考古学会在扬州召开隋炀帝墓考古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认定了这项重大考古发现。自今年4月隋炀帝墓志出土后，公众对于扬州西湖镇司徒村曹庄出土的“新隋炀帝墓”，关注度持续升温。之所以称之为“新”隋炀帝墓，是因为此前扬州槐泗镇、陕西武功县和河南洛宁各有一座隋炀帝墓。
一个亡国之君为什么会被屡次迁葬？到底哪个才是他的真墓？隋炀帝又是一个怎样的皇帝？这些疑问不但没有因国家文物局的一锤定音而平息，反而引起了公众更大的兴趣。
墓志出土
发现隋炀帝墓的中星海上紫郡房地产项目位于扬州市中心西北的西湖镇司徒村曹庄。11月底，“新隋炀帝墓”已经在扬州家喻户晓，出租车司机很快便把记者拉到了那里。此时，考古发掘现场已搭起了一座简易房，隋炀帝和萧后的墓被罩在房子里。房子周围几千平方米的土地，已被清理得干干净净。驻扎在现场的扬州市文物考古所专家薛炳宏告诉记者，今年3月发现墓葬时，这里堆的全是建筑垃圾。
中星海上紫郡工地所在的曹庄是扬州市四个重点文物保护区之一，不时会有汉墓出土，所以房地产项目一开工，考古工作组便按规定进驻施工队。3月份，这里刚刚做完拆迁，遍地都是砖头瓦块。不过，考古人员还是敏锐地从众多现代建筑材料中发现了一些老砖。“这砖一看就不是现代的，特别大，三十多厘米长，七厘米厚。”薛炳宏一边说一边向记者比划着老砖的大小。起初，考古人员以为这不过是个古砖窑遗址，或是一座普通墓葬。可当众多高等级文物出土后，他们意识到这个墓葬主人非同小可。
由于各地风闻而来的记者和参观者络绎不绝，扬州文物考古所在简易房中布置了一个小展览，把墓中出土的主要文物照片，依次张贴在墙上。“这是一号墓里陪葬的陶俑。这是天子巡游才用的玉璋。这是二号墓里出土的青铜编钟编磬。这是隋唐时期特有的青瓷砚……”对于这些新出土的文物，工作人员如数家珍。
在出土的100多件铜器、玉器、陶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套完整的十三环金玉蹀躞带。“蹀躞带就是装饰性腰带。”薛炳宏告诉记者。上世纪，西安何家村曾出土过一副“九环蹀躞带”，但像这样的十三环蹀躞带还是首次发现。十三环蹀躞带是在一号墓主墓室里发现的，出土时已经散了，所以无法判断它下葬时是围在墓主人腰上的，还是摆在墓中做陪葬的。《隋书·李穆传》中记载，北周末年，天下大乱。北周元老李穆的儿子，曾劝李穆拥兵谋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三环金带于高祖(隋文帝)，盖天子之服也。”这段史料明确记载“十三环金带”乃天子之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告诉记者，“十三环金带”就是刚刚出土的十三环蹀躞带。
除此之外，一号墓中发现的四件鎏金铜铺首也不是寻常之物。“铺首”就是我们俗称的门环。薛炳宏告诉记者，这四件铜铺首直径26厘米。此前只在陕西大明宫遗址出土过与它大小相近的铜铺首。
随着墓葬的发掘，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着，墓主人的身份非比寻常。不过出土文物虽然不少，但人们在一号墓中并没有发现棺椁和骨骸。经考古人员仔细发掘，才在泥土中找到两颗牙齿。
4月10日，墓志出土，大家才知道，墓主人竟然是隋炀帝杨广！
4月10日夜里，刘庆柱接到国家文物局的电话。“他们说扬州挖出隋炀帝的墓志来了，让我去给看看。”刘庆柱说。这样的邀请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作为国内顶尖的考古专家，刘庆柱曾多次参与重大考古发现的认定。2010年轰动一时的曹操墓，他就是主要认定专家之一。第二天一早，刘庆柱就搭早班飞机来到了扬州。
出土的墓志风化严重，大多数字迹已漫漶不清。不过，墓志右上角的“关键字”幸运地保存了下来。扬州文物考古所给媒体提供的新闻通稿上写道：墓志上已识读出的志文为：“隨故煬帝墓誌 惟隨大業十四年太歲……一日帝崩於揚州江都縣……扵流珠堂其年八月……西陵荊棘蕪……永異蒼悟……貞觀元年……朔……葬煬……禮也 方……”
看过墓志，刘庆柱认为此墓为隋炀帝杨广之墓，应当没错。他说：“志文虽然断断续续，但主要信息与史料吻合。墓志中的'贞观元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可以判定此墓志至少是贞观元年以后雕刻的。”
志文公布后，很多人注意到墓志中“隨故煬帝”的“隨”字竟然多了一个“辶”。刘庆柱说：“这种写法确实比较少见，不过古文中经常有通假字，这倒也不是什么怪事。”记者在北京大学教授袁刚著的《隋炀帝传》中，看到一段对“隨”字的解释：隋文帝杨坚灭北周称帝后，立国号为隋。北周时，杨坚的封地叫“隨国”。“隨”字的走之旁有奔跑之意，杨坚认为不雅，于是下令去掉“辶”，改“隨”为“隋”。这样想来，修墓者将“隋”字雕刻为“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虽然隋炀帝的墓志已经出土，但刘庆柱认为还不忙确认这就是隋炀帝墓。“史书上记载，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将去世的萧后与炀帝合葬。当时，二号墓还没有发掘，我觉得还是发掘后，看看是否有萧后的合葬墓，再做判断更为稳妥。”刘庆柱对记者说。
不久，考古人员果然在二号墓中发现了一具女性的骨骸。
江都宫之变
隋炀帝是怎么死的？隋炀帝墓的出土，激起了人们对一千多年前那场宫廷政变的兴趣。翻开史书，你会发现这场纠葛着逃避与自弃、阴谋与背叛、血腥与杀戮的宫廷大戏，远比今天任何热播的宫廷剧更加精彩。
大业十二年(616年)，由于连续三次发动征辽战争，滥用民力，隋朝天下已经动荡不安，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当年元旦大朝会，竟然有20多个郡的朝集使(各郡每年进京报告郡政、财经情况的官吏)因为起义军阻隔道路而无法赶到东都洛阳。这些起义军中，最著名的就是——瓦岗军。
此时的隋炀帝已无法控制北方的局势。面对危如累卵的时局，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正常。据《资治通鉴》记载，大业十二年大业殿西院发生火灾，炀帝“以为盗起，惊走，入西苑，匿草间，火定乃还。”可见当时的他已经是惊弓之鸟，草木皆兵。
当年八月，江都新造的龙舟抵达东都。对中原政治局面完全丧失信心的隋炀帝不顾群臣反对，打算放弃北方退居江南。隋初，年仅20岁的杨广曾坐镇扬州，兴兵讨伐南朝的陈。平陈后，为了控制南方的局面，杨广坐镇江都，一呆就是九年。可以说，扬州是隋炀帝政治上发迹的大本营。天下大乱时，他想退居扬州以图东山再起，也是人之常情。不过，隋炀帝一走，东都人心浮动，北方的局势便更加不堪了。据说，临走前隋炀帝给不能带走的宫娥们题诗一首：“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其实，当时这位风流皇帝已心知肚明，他此去便再也不可能重回洛阳了。
隋炀帝的朝臣多是关中人士。许多人向他进谏：“陛下若遂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可此时，隋炀帝听不得一点儿不同意见。凡有进谏者，格杀勿论。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杀，隋炀帝跌跌撞撞到了扬州。
在扬州，隋炀帝的政治意志已然全面崩溃。他拒绝了解四方告变的事实，整日纵情声色，麻醉自己。然而，酒池肉林并不能让他得到须臾的安慰，死亡的阴影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据《资治通鉴》记载，有一天隋炀帝引镜自照，突然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萧后听后大惊，问他何出此言？隋炀帝笑着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即便是独夫民贼如隋炀帝者，此番对话也不免令人伤感。此时的隋炀帝自知时日无多，大有自我放逐、过一天算一天的意思。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送他进鬼门关的不是起义军，而是他一直倚重的骁果军(即御林军)。
骁果军中多关中子弟，看到隋炀帝没有回长安的打算，人心思变，恐慌和不满开始在军中弥漫。总领骁果军的武贲郎将司马德戡，暗中联络隋炀帝身边的近臣，推举许国公宇文化及为首，实施宫廷政变。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十日，司马德戡让医正张恺向骁果军散布谣言说，隋炀帝听说骁果军要叛乱，于是命人大量准备毒酒，打算把骁果军全部鸩杀，“独与南人留此”。骁果军一听，一片哗然。一场政变已箭在弦上。
三月十日半夜，司马德戡在江都东城内集结数万骁果军，手举火把与城外相应。此时，深宫中的隋炀帝有所察觉，问是何事？侍奉左右的通议大夫裴虔通谎称：“草坊被烧，外人救火，故喧嚣耳。”隋炀帝信以为真。
与此同时，有两拨人发现骁果军叛乱，前来告变，但都没有成功。一个是隋炀帝的孙子燕王倓。据《隋书·燕王倓传》记载，燕王倓发现宇文化及叛乱后，与亲信从芳林门旁边的排水道钻进江都宫给隋炀帝报信。他走到玄武门假称自己身染恶疾，命在顷刻，要求立即面见隋炀帝。可是玄武门守卫早与骁果军串通，拒绝给他们开门。不久，叛军杀入宫中，燕王倓等人死于乱军之中，最终也没能见到隋炀帝。另一拨是驻扎在城外的南朝降臣裴蕴。裴蕴得知骁果军欲发动叛乱，与隋炀帝的宠臣虞世基商量率兵勤王，但虞世基不信谋反一说，最终贻误了战机。
翌日五更，司马德戡率军杀入宫门。在宫中做内应的裴虔通领着数百骑兵冲入成象殿。他抓住一名宫女问炀帝在哪里？宫女称，“在西阁”。裴虔通来到西阁。此时，知道大势已去的隋炀帝面对这位昔日的宠臣，无奈地问：“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裴虔通答：“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奉陛下还京师耳。”炀帝道：“与汝归。”当然，这只是君臣间的场面话，隋炀帝明白自己大限已到。
其实，隋炀帝对自己的下场早有心理准备。面对死亡，他反而表现得十分淡定。当刽子手要挥剑斩杀他时，他喝道：“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况天子乎！”《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早已命宫人为他准备好鸩酒，并对宫人们说：“若有贼至，汝曹当先饮之，然后我饮。”然而，事到临头，宫人们已四散逃命，一时找不到鸩酒。于是，隋炀帝解下身上的丝练巾，递给叛将令狐行达。
大业十四年三月十一日，隋炀帝被令狐行达缢杀于江都宫西阁温室中，时年50岁。一代枭雄结束了他辉煌而又罪恶的一生。
炀帝三葬
与许多重大考古发现一样，隋炀帝墓一经公布，便引来不少质疑的声音。
11月19日，曾担任过中国唐史学会秘书长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胡戟在《华商报》上抛出“八大疑点”，质疑隋炀帝墓的可靠性。
胡戟质疑的主要问题是志文中提到的“贞观元年”。胡戟对本报记者说，据史书记载，隋炀帝死后曾被迁葬两次，先后有过三处葬身之地。大业十四年三月，隋炀帝被缢杀后，萧后与宫人一起撤下红漆床板，做了一个简易的小棺材，将隋炀帝和儿子赵王杲草草葬于江都宫流珠堂下。尔后，萧后被宇文化及挟持到北方。
5个月后，隋炀帝的旧臣、江都太守陈稜找到隋炀帝的灵柩。陈稜粗备天子仪卫，奉梓宫于成象殿，将隋炀帝改葬于吴公台下。史书记载，当陈稜打开隋炀帝的棺材时，惊异地发现已经死去5个月的隋炀帝“容貌若生”，在场人都不禁啧啧称奇。据元代人胡三省考证：扬州城西北有雷塘，塘西有吴公台。吴公台相传是陈朝将领吴明彻攻打扬州时修建的弩台。从弩台上射箭，可以射进扬州城。据此有学者分析，吴公台的位置应该距离扬州城不远，可能是城外的一处高地。
唐武德五年，全国基本平定后，已经做了皇帝的李渊，又将隋炀帝墓从吴公台改葬到扬州雷塘。唐人罗隐有诗云：“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据说，唐初隋炀帝墓还有人把守，但安史之乱以后这里渐渐便成为无人过问的荒冢了。后来，沧海桑田，“雷塘”到底在哪儿也不可考了。
出土的墓志中，关于萧后将隋炀帝葬于流珠堂和当年八月江都太守陈稜将其改葬于吴公台下的记载与史书吻合。可是，志文中出现的“贞观元年”就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了。胡戟说：“如果说新发现的'隋炀帝墓’就是'雷塘’的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贞观元年’的字样？如果说它不是'雷塘’的墓，为什么史书上没有记载这次迁葬？而且'贞观元年’距'武德五年’仅仅五年，唐太宗为什么又给隋炀帝迁葬一次？”
胡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这个墓可能是隋炀帝旧部为他修的衣冠冢。胡戟说，志文中没有出现“敕建”的字样，也就是说此墓可能不是奉官方之命修建的，它很可能是隋炀帝旧部的民间行为。他们手中可能有一些炀帝的遗物，如墓中出土的编钟编磬、玉璋和十三环蹀躞带。这些都是皇家之物。当时李唐王朝已经建立，隋代遗民拿着这些皇家用品不好处置，所以把它们埋在地下，做了一个衣冠冢，也算是对隋炀帝的一种纪念。胡戟告诉记者，虽然隋炀帝死时倒行逆施，但身边也不乏死忠之士。虎贲郎将麦孟才和折冲郎将沈光，曾密议杀掉宇文化及为炀帝报仇。后来，他们的计划走漏风声，被司马德戡率兵镇压。史书记载，沈光和麦孟才手下数百将士全部战死，无一投降。
胡戟认为此墓是衣冠冢，还有一个理由：墓中既没有棺椁，也没有遗骸，只发现了两颗牙。“如果说当地水土不好，棺椁骨骸都腐烂没了，那么旁边合葬的女子为什么还有骨骸呢？”胡戟认为，墓中可能压根儿就没有遗体。至于那两颗牙齿，可能也是保存在隋炀帝旧部手中的纪念品，当时一并埋在了墓中。胡戟认为，因为这个墓是民间修的，所以史书上没有记载。它也不是隋炀帝在“雷塘”的墓。
对胡戟的假设，刘庆柱并不认同。“那只是一些假想，没有任何证据。考古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不能根据书上的记载去推论。就因为书上的记载经常出错，所以才需要考古来考证。”刘庆柱说。在他的考古生涯中，史料或前人考证出错的情况屡见不鲜。陕西咸阳周文王、周武王的墓是清代大学者毕沅考证的。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省依照他的考证把这些墓立为省级文保单位。但刘庆柱考证发现，周代王陵应该在渭河以南的长安县附近，不可能在咸阳。后来经过勘查，果然发现这些墓都是汉墓。“孔子都是墓而不坟，别说周代了。”刘庆柱说。
这次发现的隋炀帝墓是不是“雷塘”之墓，刘庆柱认为现在还不好判断。所以，专家组把它定义为“隋炀帝杨广与萧后最后的埋葬之地”。至于墓中为什么没有棺椁遗骸，刘庆柱认为，这与它砖室墓的埋葬方式和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像汉墓那种深埋地下十几米隔绝空气的墓葬，尸体就易于保存。砖室墓密封度不好，遗骸全部腐烂也不是新鲜事。”那么，为什么二号墓中女子的遗骸却能保存下来呢？刘庆柱认为，这与隋炀帝屡次迁葬有关。“每次迁葬挖出来都暴露一次，这对尸体破坏很大。相反萧后没有迁葬过，所以能保存下来。”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束家平告诉记者，曹庄发现的隋炀帝墓是不是“雷塘”之墓，考古人员也做了一番勘查。“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数亩”大概是四五亩的样子，换算成今天的面积大概是2000多平方米。目前，考古队已经对周边109000平方米的面积进行了勘探。虽然也发现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水塘，但都是近现代的水塘。“水塘的形成年代不好判断，我们无法判定它是不是史书上所说的'雷塘’。”束家平说，他更倾向于认为“雷塘”并非专指某一个水塘，而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域。
杨隋与李唐
为什么要给一个亡国之君，一而再再而三地迁坟？刘庆柱说：“给死人迁坟是给活人看的，总是一次比一次迁得更好。这表示生者对死者的一种态度，总觉得他死得挺冤的。”
取代隋朝得天下的李唐王朝，为什么会这样厚待前朝皇帝呢？胡戟告诉记者，杨家和李家不仅都属于控制北方军政大权的关陇集团，而且两家还有亲戚关系。可谓是“打断骨头连着筋”。
清代学者赵翼很早就发现北周、隋、唐三代的开国皇帝都出身于内蒙古南部的武川镇。武川镇一个弹丸之地，怎么会在100年间接连出现那么多皇帝，并且还一举结束了中国持续400年的南北割据呢？赵翼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归结为武川镇“王气所聚”。“王气说”自然无法令人信服。直到上世纪40年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提出了“关陇集团”的概念，才揭示了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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