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江淮地区、汉水流域镈钟鼓部纹饰
图二 中原地区镈钟鼓部纹饰
图三 江淮地区多体型镈钟
图四 汉水流域单体型镈钟
图五 和尚岭和徐家岭墓地出土束腰平底鼎比较
图六 和尚岭和徐家岭墓地出土箍口鼎比较
图七 和尚岭和徐家岭墓地出土子母口鼎比较
图八 和尚岭和徐家岭墓地出土部分青铜礼器比较
图九 淅川楚墓地点分布示意图
图一〇 淅川下寺、和尚岭与徐家岭墓地墓葬分布图
图—— “薳”字的三种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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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2]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县博物馆.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b.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淅川县徐家岭11号楚墓[J].考古,2008(5).
[3]a.李零.“楚叔之孙倗”究竟是谁——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之墓主和年代问题的讨论[J].中原文物,1981(4).
b.李零.再论淅川下寺楚墓[J].文物,1996(1).
c.张剑.淅川下寺楚墓的时代及其墓主[J].中原文物,1992(2).
d.胡永庆,浙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墓主身份探讨[C].河南文物考古论集(四).郑州:大县象出版社,2006.
e.田成方.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8-22.
[4]a.王乐文.江北地区楚墓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118-121.
b.尚如春.东周时期楚国社会变迁研究——以江汉淮地区墓葬为中心[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163-167.
[5]a.张亚初.淅川下寺二号墓的墓主、年代与一号墓编钟的名称问题[J].文物,1985(4).
b.常怀颖.楚地钟镈编列制度形成初论[C].三代考古(六).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6]〔日〕山本尧著,范佳楠译.论淅川楚墓铜器群的传世与其历史背景[C].三代考古(七).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7]对淅川楚墓的年代进行了系统讨论的代表论著有:
a.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785-1796,2039-2043.
b.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100-103.
c.同[4]a:118-119.
d.袁艳玲,张闻捷.楚系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J].考古学报,2015(4).
[8]a.高成林.淅川和尚岭楚墓的时代问题[J].中原文物,1996(4).
b.吴升仁,熊跃泉.略论淅川和尚岭春秋楚墓[J].江汉考古,2001(1).
c.冯峰.克黄器与淅川薳氏墓群[C].湖南考古辑刊(第11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9]淅川县博物馆.淅川楚国青铜器精粹[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68.
[10]同[8]c.
[11]a.同[4]a:118.
b.同[7]b:103.
[12]同[7]a:1791-1792.
[13]同[2]a:120.
[14]同[7]d.
[15]同[7]a:2039-2057.
[16]同[7]b:103.
[17]赵世纲.鄬子受钟与鄂国史迹[J],江汉考古,1995(1).
[18]关于音乐考古学的论述可参见:
a.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博士学位论文丛书》序[J].音乐文化研究,2019(4).
b.方建军.音乐考古学通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
[19]代表性的论著有:
a.李纯一.曾侯乙墓编钟的编次和乐悬[J].音乐研究,1985(2).
b.邵晓洁.楚钟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
c.陈艳.春秋许公墓青铜编钟研究[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9.
d.同[5]b.
e.张闻捷.周代葬钟制度与乐悬制度[J].考古学报,2017(1).
[20]目前鲜见有从镈钟的形制、纹饰等方面讨论东周时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镈钟的差异,与之相对,已有学者注意到北方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在钟镈使用上存在的差别,这些研究大多从青铜乐器的种类、配置、组合等钟镈编列形式,以及青铜乐器在礼制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讨论,可参见:
a.同[5]b.
b.张闻捷.试论春秋晚期乐钟随葬制度的变革——以曾国、晋国为中心[J].中国音乐学,2019(4).
c.同[19]e.
或从青铜乐器的悬挂及演奏方式、实测的音列等进行乐律学的讨论,可参见:
a.陈荃有.中国青铜乐钟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b.同[19]b.
[2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凤阳大东关与卞庄[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2]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叶县文化局.河南叶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7(9).
[23]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J].东南文化,1988(21).
[24]孔令远,陈永清.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J].考古,2002(5).
[25]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二号东周墓[J].考古,1974(2).
[26]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2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号墓[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28]同[1]:258.
[29]徐家岭M3的年代,原报告认为在春秋晚期,后多位研究者认为其年代已到战国早期,代表性论著参见:
a.同[7]a:2039.
b.同[7]b:103.
c.同[4]a:118.
d.同[7]d.
本文认同徐家岭M3的年代为战国早期的观点,同时由于徐家岭M3的年代与和尚岭墓地的年代关系密切,笔者在下文还将有更为详尽的讨论。
[30]同[2]a:139.
[31]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32]徐家岭M10的年代,除原报告和朱凤瀚先生认为在战国早期以外,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其年代已到战国中期,本文认同后者的观点,其代表性论著请参见:
a.同[7]b:103.
b.同[4]a:119.
c.同[7]d.
[33]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关于天星观M2的年代,发掘报告提出当在公元前350~ 前330年,朱凤瀚先生认为在战国中期早段。可能是基于对战国中期的起始年代和将其划分为早晚两段的绝对年代有所不同,后有研究者提出,天星观M2的年代应该属于战国中期晚段,见:
a.同[4]a:153-159,图二,一,楚墓青铜器分期图.
b.同[7]d.
[34]同[2]a:278.
[35]这种简省的表现方式,在中原地区春秋中期晚段即已出现,形制上也多有相近之处,因此江淮地区所出很可能是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不过这些讨论已超出本文所关注的范围,因而本文不作论述。
[36]实际上在中原地区春秋中期晚段时,新郑郑国祭祀遗址中出土的镈钟纽部既已表现出非常简化的风格,甚至纽的两端只有蟠螭的头部,到了春秋晚期晚段,在辉县琉璃阁甲墓、M60中都出土了纽部动物形象呈直角化的简化造型,但是纽两端的动物是完整的,形制与汉水流域春秋晚期晚段的单体动物纽的镈钟非常相似。只是目前在中原地区尚没有发现春秋晚期早段的单体动物造型纽的镈钟,因此目前尚不能说明春秋晚期晚段中原地区出现的这种简化造型动物纽的镈钟是延续了该地区在春秋中期晚段既已出现的简化趋势,也不能判断在中原地区和汉水流域出现的这种直角化、图案化的单体动物形纽的镈钟孰早孰晚。
[37]同[7]b:103.
[38]同[2]a:351.
[39]同[7]d.
[40]同[7]a:2039-2043.
[41]同[7]b:103.
[42]代表性论者请参见:
a.〔日〕山本尧著,范佳楠译.论淅川楚墓铜器群的传世与其历史背景[C].三代考古(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b.同[8]a.
[4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南水北调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河南淅川熊家岭墓地M24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2016(2).
[44]同[2]b.
[45]刘江生.湖北襄阳市团山墓地M107[J].考古,2017(1).
[46]以上各墓年代参见尚如春.同[4]b.
[47]同[1]:3.
[48]尽管学界对于淅川下寺楚墓中个别墓葬的年代有不同意见,但整体上下寺墓地从南到北,年代由早及晚是学界共识,可参看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中关于春秋时期楚墓的论述。
[49]同[4]b:56-58.
[50]根据尚如春文,Ab等级为随葬有4~5组偶鼎同时有4~5件平底束腰鼎的墓葬,Ac等级为随葬有4~5组偶鼎同时有2~3件平底束腰鼎的墓葬,B等级为随葬3组偶鼎,没有铜平底束腰鼎的墓葬。
[51]a.同[3]b.
b.张丹.薳、蒍、、逺关系考——兼谈楚薳(蒍)氏家族发展脉络[J].中原文物,2012(2).
c.同[7]a:1792-1793.
[52]田成方.再论楚薳氏的族称和宗支[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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