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国书：北魏平城砖石铭志

2015年06月17日 09:00   来源： 大同新闻网    作者: 殷宪    【 收藏本文】

北魏平城时期，拓跋皇家墓葬中并无刻铭随葬之制，故而比之后来的洛阳时期，平城京畿地区墓葬中出土的志石相对少一些。但是，作为百年帝都，兼以人口高度集中的大都会，来自东西南北的文臣武将依然为自己身后书刻了大小不同质地有别的砖石墓志。这些砖石墓志虽然一般比较简略，但我们还是能在书法赏鉴的同时，读出许多《魏书》《北史》不曾记载的重要信息。北魏太武帝时，崔浩、高允们不是写过一部《国书》并刻诸平城西郊通衢吗？可惜很快便被砸毁了。今日出土的平城时期墓葬志石或可少补此憾。近年我于大同及其周围出土北魏砖石墓志过眼者不下十数种。依时期，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为太武、文成、献文三朝，即451——471年，凡20年。中期为孝文帝延兴元年至太和十八年（472——494年）迁都洛阳前，凡22年。晚期为494年迁都之后的故都平城时期。早期志石隶意较多，书风近于《东巡碑》，以《孙恪墓铭》《尉迟定州墓门石刻铭文》《韩弩真妻王亿变碑》为代表；中期楷法较多，近乎《南巡碑》，以《司马金龙墓表》和《墓铭》《杨众度砖铭》《盖天保墓砖》为代表；晚期北魏朝廷已迁至洛阳，书风已与北邙体无异，可以《拓跋忠墓志》《封和突墓志铭》《元淑墓志》为代表。

孙恪墓铭

就书风而言，早期《孙恪墓铭》的书体应属隶意较多楷法较少者，但其结体、点画、体势、章法已具备了平城时期铭刻书迹的基本特征。中期的《司马金龙墓表》《墓铭》，书体清整方健，高古典雅，气势雄浑的器度，是平城铭刻书迹的精品，这是由墓主人异姓王的特殊身份决定的。晚期的《拓跋忠墓志》《封和突墓志铭》《元淑墓志》和《高琨墓志》，比之洛阳出土的诸多墓志要早十数年。它们上承平城体质朴高古之体势，下开唐楷法度谨严之先河。然而，平城铭刻书迹或隶多或楷胜，与分期有一定关联。实际上就书风而言，早期和中期的平城魏碑，差别并不十分明显。如《钦文姬辰墓铭》虽为中期作品，但却是楷隶面目。而只比《孙恪墓铭》晚三年的《韩弩真妻王亿变碑》却是森严峻整的隶意楷书。

司马金龙墓表

就形制而言，平城志石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有的志作碑形，有的四周起框，有的椁上刻铭，还有砖面书刻。东晋的诸多铭石或方或长，洛阳时期墓志以方形为大宗，而平城时期的墓石则常见碑形铭石。早期的“王亿变碑”是碑形有额有螭，中期的“司马金龙墓表”有额有螭，“墓铭”碑形无额。不光早中期是这样，晚期的“拓跋忠墓志”、“元淑墓志”是碑形带额，“封和突志”是碑形无额。愚以为，平城碑形铭石正是魏晋禁碑的遗痕。代魏时期与洛阳曹魏交好，西晋之时因代助晋，晋封猗（拖之右半）大单于，封猗卢代王。此时的碑禁自会及于北地。后来北朝虽不禁碑，但地面已少立碑，于是碑变为铭，地上转入地下。虽体小入圹，但仍为碑形。此南北文化交融之一端也。

申洪之墓铭

墓石为方形而四周凸起高沿，这种形制为洛阳时期铭石所无。在平城志石中，《孙恪墓铭》有边框，《申洪之墓铭》也有边框。这种形制应与墓主地域有关。铭文“昌黎郡孙恪字文恭之铭”，知孙恪为昌黎人。经考孙氏“世仕慕容氏”，道武帝平中山，灭后燕，“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魏书太祖道武帝纪》第34页。）孙恪、孙协兄弟随其父孙志入魏。申洪之曾祖石赵司徒申鍾，在慕容燕灭冉魏时全家被掳至蓟地，两代后，洪之“少遭屯蹇，与兄直懃令乾之归命于魏”。孙氏、申氏皆由燕入魏，于此可见带框志石源头在三燕。此者东西文化交融又一证也。

石椁题铭。铭文刻于石椁外壁，在大同近期出土铭志中见两例，一为太安三年（457年）《尉迟定州墓门石刻铭文》，一为和平元年（460年）《毛德祖妻张智朗石椁铭刻》，都属早期铭刻。《魏书》称尉迟氏为“西方尉迟氏”，张智朗则是南来的毛德祖之妻，都是“外来户”。在北魏，以石椁入葬者尚有敦煌宋绍祖。太原出土的北齐虞宏石椁，更为精美。可见以石为室是西来部族成员带入平城的。而在椁外刻铭则另有原因，北魏拓跋宗室封建化步子较缓，又崇尚节俭，墓中不设志石。该集团中的其他盟族也是这样。外来的官宦人家欲置志石，但不好公然破例，便有了尉迟定州和张智朗的椁外铭刻。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各部族在文化融合中的一个畸形儿。

刻砖为铭，可上溯到汉的刑徒砖，东晋王谢家族的墓铭也多为砖质。平城时期外来投化客最初是在墓中置少字砖铭志墓，中期以后，字渐变多，文亦成铭。上面我们举到的陈永夫妇、宋绍祖、杨众度、屈突隆业、盖天保都是这样。这也成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投化客”们欲立墓志而不得，从旁取便的一种迁就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