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侯马发现晋国朱书文字，即后来蜚声国内外的侯马盟书，转眼50年过去了。今天，总结过去发现、发掘、出版、考证、研究侯马盟书的历历行程，对于打造山西古代文化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
1.侯马发现晋国朱书文字
1965年11月，山西侯马今新田路南侧，侯马发电厂的建设如火如荼。
侯马遍地都是宝。1961年3月4日，侯马晋国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遗址保护范围内任何基本建设用地之前都要进行考古勘探工作。果然发现在东西长70米、南北宽约55米的范围内，分布着东周时期长方形竖坑400多个，随即开始发掘。考古单位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文物管理站派出陶正刚、张守中、梁子明等参加发掘，帮助发掘的是曲沃县农业中学勤工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按照考古发掘的程序，一切都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2月中旬的一天快到中午时分，奇迹出现了。同学们在一个竖坑的取土中碰到了一件件带土的石片，上面隐约有朱书字迹。这一发现使其他同学感到新奇，这个拿一片，那个拿一片，石片立刻分散了。正在工地的陶正刚知道后，马上察看了现场，随即通过老师向同学们宣传保护珍贵文物的重要意义。经他的动员，已经分散的60件石片，重新又聚集到一起。
那时的考古工地非常辛苦，中午吃饭陶正刚还要在工地值班。张守中吃过午饭后步行去工地换班，在侯马火车站南道口东侧两人相遇。张守中至今不能忘怀地回忆，“不知是因为天气冷还是因为发现了珍贵文物，陶正刚同志脸色通红，见了我激动得几乎连话也说不出。他从背包中取出几件用手帕包着的石片给我看，但当时我首先注意到的却是他正在颤抖着的手。”
2.郭沫若确定为“侯马盟书”
侯马发现朱书文字，一石激起千层浪。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太原、北京，国家文物局立即派谢辰生先生和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颔赶到侯马，会同侯马文物管理站畅文斋等许多先生共同查看了朱书文字石片标本。当即决定由张守中临摹、张颔执笔，写成的《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的文章，发表在《文物》1966年第2期，介绍朱书文字出土情况并作了初步考释。
朱书文字的发现，也惊动了在京的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他先期看到张颔的文章后立即写了《侯马盟书初探》，第一次提出“侯马盟书”，其中首先发现的那个坑的第3号朱书文字石片他认为是盟书誓辞总序的一件重要标本，也发表在同期《文物》月刊上。紧接着《考古》第5期刊登了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的《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根据《周礼》中的“载书”，他认为是晋国的“载书”。但陈梦家没有郭沫若名气大，再加上“盟书”通俗易懂，现在这批朱书文字通行名称就是郭沫若确定的“侯马盟书”，考古上这个地点就叫“侯马盟誓遗址”。
郭沫若看到盟书实物是1970年以后的事了。当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举办一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展览预展由郭沫若审查。他看到了侯马盟书实物后又写了《出土文物二、三事》、《桃都、女娲、加陵》两篇短文，再度充实他的观点。由此可见，他对侯马盟书的关注程度。
3.《侯马盟书》的出版
侯马盟誓遗址的发掘从1965年11月开始至1966年5月结束，历时7个月。限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最后只发掘了长方形竖坑326个，这些长方形的竖坑深浅不一，深者5.7米，浅者0.2米。坑口大小亦有差异，最大者长1.6米，宽0.6米；最小者长0.4米，宽0.28米。有壁龛的竖坑164个，多数龛内置有玉环、玉圭、玉璧、玉璋、玉简、玉片、玉块等，共21l件；无壁龛的竖坑162个。在这326个坑中埋有羊骨177具、牛骨63具、马骨19具；无牲坑57个，存疑坑10个。一般每个竖坑埋牲体一具，埋葬姿势或俯或仰或侧，无一定律，部分似活体。其中在42个竖坑内发现有写在玉、石片上的盟书5000余件，这是继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商周时期铜器铭文、战国至汉代竹简以来，中国早期文字的重大发现。它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出土“侯马盟书”的侯马盟誓遗址，1995年10月被评为建国以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但发掘工作还没有结束时，十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中断了这一批千载难逢的好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六年后的1972年，政治上稍有松动，由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王克林、陶正刚、张守中进行了零星整理，完成了《侯马东周盟誓遗址》的简报，发表在《文物》1972年第4期上，但完整的报告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73年8月8日，时任国务院图博口副组长的我国文物事业的开拓者王冶秋，在检查完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大同云冈石窟的准备工作后来到太原，当天下午就看了盟书标本。原来是他接到张守中的一封信，信中说侯马盟书已出土很长时间了，七箱标本均放在太原，急需整理。第二天听取张守中的介绍后，当即指示要尽快整理出版。事后成立了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三人整理小组，整理小组马不停蹄地工作了三年多。1974年7月25日，王冶秋还在国家文物局听取了侯马盟书整理工作的汇报，及时抽调高水平的责任编辑，终于在1976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侯马盟书》。
书中临摹发表656件，其中可识别参盟人251人，打击对象人名26个，主要有五类。
宗盟类，同姓同宗的人在一起举行盟誓；委质类，就是把自己抵押给某个人，表示一生永不背叛、忠于这个人的意思；内室类，内同“纳”，“室”包括人口和财产，内室就是把别人的“室”夺取过来纳入自己的家室范围，以扩充这种剥削单位的行为，参盟人发誓自己不“纳室”，也要反对和声讨宗族兄弟中的这种行为，否则甘愿接受诛灭的制裁。上述三类用朱红颜色书写。诅咒类，内容并非誓约，而是对既犯的罪行加以诅咒与谴责，使其受到神明的惩处；卜筮类，发现了三件写在圭形或璧形玉片上的黑色字迹，这是盟誓中有关卜筮的一些记录，不能算是正式的盟书。
2006年1月，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侯马盟书》（增订本），新增加了张颔的《“侯马盟书”丛考续》、《<春秋左传>盟誓表》、《春秋晋国赵氏世系表》，及《“侯马盟书”论文论著索引》。再版一部考古报告，这在山西考古史上，绝无仅有。
4. 侯马盟书记录的盟誓活动
盟誓，是春秋时期的一项主要社会行为。在礼崩乐坏、政权下移的春秋时代，周天子和诸侯国之间、诸侯国和诸侯国之间、诸侯国内的贵族之间，就要靠盟约和誓辞来约束他们之间的关系，统称为盟誓。《左传》是一本记录春秋254年的时间内，东周王朝和各诸侯国之间大事情的著作，据张颔《<春秋左传>盟誓表》统计，共有196次盟誓，其中晋国参与者就有57次。侯马盟书为东周时期中国社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说到盟约和誓辞，二者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盟约分为邀盟者和与盟者，也就是主盟人和参盟人，盟约主要是邀盟者和与盟者对自己言行的约束，誓辞则是发誓人对自己言行的约束，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及违背誓约会是怎么样的后果。盟约还有一套程序，先是主盟人召集参盟人一起到盟誓地点；由盟誓管理者将所要盟誓的内容书写在玉、石片上，一式两份；然后平整盟誓场地，挖长方形竖坑；杀牛、马、羊等牺牲，主盟人执牛耳，在今天还常用“执牛耳”一词；歃血为盟，宣读誓词；掩埋牺牲和一份盟书，给神灵看，以供神灵监视；将另一份盟书藏于国家专门存放盟书的地方“盟府”，用于必要时查看。有时“盟府”丢失了盟书，还要到掩埋地点重新发掘出，就是所谓的“寻盟”，从而证明盟誓在当时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侯马盟书中，宗盟类、委质类、内室类是典型的盟约，除外还有诅咒类、卜筮类两项盟誓的另类。
5. 侯马盟书体现的晋国历史
侯马盟书所体现的晋国历史，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郭沫若认为是公元前384年赵敬侯章与赵武子朔争夺王位之事；张颔、王克林、陶正刚定其年代属晋定公死去的公元前475年以后，所以发生的历史事件只能晚于此年；唐兰、高明、冯时判断为公元前424年，赵桓子嘉逐赵献子浣之事；《侯马盟书》考订为盟誓内容反映的是公元前496年前后，主盟人晋卿赵鞅在索取“卫贡五百家”的战争中，为团结宗族，打击赵尼等政敌而举行盟誓的情况；李裕民认为与族灭赵氏的“下宫之役”有关，公元前585年晋景公迁都新田，三年后就策划了此役，定盟书年代为公元前585年到公元前581年。以《侯马盟书》相信者广。
关于侯马盟书的分类，《侯马盟书》将盟书分为宗盟类、委质类、内室类、诅咒类、卜筮类和其他类共六类十二种；黄盛璋把“诅咒类”、“卜筮类”排除在盟书之外，其余皆属盟书，依盟辞格式分为四类；谢尧亭分为宗盟类、誓辞、委质类、内室类、诅咒类、其他类六种；其他先生也提出不同的分类意见。
此外，日本学者江村治树认为侯马盟书是和国君有关系的，美国学者罗凤鸣指出，盟誓的参与者是“氏”或更小的宗族单位，但“盟”却是古老意义上的“礼”，神明最有威力的自然是晋国的先君，参盟人可能属于高级贵族的远亲等。
6．侯马盟书的法书艺术价值
迄今为止，有关侯马盟书的50多篇报告、论著、消息中，绝大部分是从时间、人物、事件、与晋国社会政治的关系等方面来认识和研究侯马盟书的。侯马盟书的文化意义远不止如上所述，其字体介于大篆与小篆之间，是东周时代晋国文字的代表，更近于现代书法艺术，现在作为一种书法艺术，也值得继承、弘扬和推广。其实早在1979年张颔在《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上发表《“侯马盟书”丛考续》，其中专列一节“侯马盟书文字体例”，指出侯马盟书“书法非常熟练，如果从研究我国书法艺术历史着眼，它无疑也是一批宝贵的资料”，“侯马晋国盟书文字和西周早期周王朝铜器上的官方文字在字形和风格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像这种东周晚期的文字它一方面存在着对殷、西周文字承袭的迹象；一方面又表现了晋国区域性一种风格和体例”，侯马盟书文字的体例、结构所表现出来的混乱现象，大体有边旁随意增损；部位游移，繁简杂侧；义不相干，滥为音假；随意美化，信笔涂点四个方面，现在看来，这四个“混乱现象”，正是侯马盟书的特点。
侯马盟书所表现的“盟书体”文字艺术在中国法书艺术史上也占有很高的地位，侯马盟书的临摹者张守中1973年春就为向他求书法者书写盟书体书法作品，最迟在1990年以前就已经致力于盟书体法书艺术的推广了。1990年10月22日，梁子明给张守中的信中，谈到著名古文字学家张政烺来侯马时对他讲，“盟书字太少，不够使用，可将时代差不多的中山文字、河南温县盟书等收集起来用盟书体书写；如果还不够，可用甲骨文和金文补之，但得变为盟书书体，大约得有四千才可，以字表形式录出，再书写一至二篇寸方大字体以供习模之用。” 可见这个事情也曾惊动到学界的最高层。
接着，张守中参加1994年秋天举行“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论盟书书法艺术》；2005年9月侯马“晋文化暨侯马盟书出土40周年研讨会”上，张守中总结盟书的书法艺术特色形体古雅，变化繁多，属大篆体系。笔法特点为运笔出锋、科斗笔法、回勾笔意；2010年5月侯马“晋国古都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研讨会”上，他做了“盟书·书艺·创新”的演讲，2013年初完成《侯马盟书法书传承随想》等。期间，侯马书法家韩左军也参加了2005年9月的研讨会，他在发言中指出，侯马盟书的书写特征为侧锋用笔，笔划呈钉状，头重尾轻，起笔如钉头呈圆形，落笔如钉尾呈尖状，起承转合圆润自然，点划生动，简约烂漫，既不同于甲骨文的纯直线方折没有使转，又不同于钟鼎文的雕琢修饰一派匠气。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北京、河北、山西等省市的二十多位书法爱好者临摹盟书，和使用盟书笔意来进行创作。还有侯马市葛文斌，除书写盟书体外，还将盟书体入印而且效果不错。
侯马市委、市政府也高瞻远瞩顺应这一文化的大好形势，2014年4月成立的“侯马盟书文化研究会”，主要任务就是继续对侯马盟书包括河南温县盟书在内的晋国文字的深入探讨，以研究其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晋国史中的作用；也要以侯马盟书为契机，向全社会推广晋国文字法书艺术的重任。接着，8月举办“侯马盟书书法艺术培训班”，学员由侯马及周边县市的书法爱好者75人组成；2015年元月初来自北京、山东、陕西、广西、四川和山西的50余位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精心创作的80余幅作品，在太原举办了“侯马盟书体书法作品展”，使侯马盟书法书艺术得到了面向全社会特别是书法界的升华。接着又移师侯马，新增侯马市及周边县市书法爱好者近百余幅作品加盟其中，举办了“2015迎新春——盟书体书法作品展”。现在，盟书体临摹练习和盟书笔意创作之风，方兴未艾。
同甲骨文铜器铭文、简牍文字一样，侯马盟书的法书艺术价值不可低估，随着侯马盟书为全社会所熟知，起到的文化作用定会越来越大。
从1965年侯马发现晋国朱书文字，即考古发掘出土了侯马盟书，到古文字学界和历史学界所关注，到为书法界所重视，五十年来侯马盟书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今天，相信今后侯马盟书的前景十分看好。因为出版的《侯马盟书》，只是临摹了不到七分之一，还有许多未能辨识出来的盟书，一些关键字和词，究竟是“宗”还是“主”，究竟是“质”还是“誓”，究竟是“上宫”还是“二宫”，“麻夷非是”究竟是“昧雉彼视”还是“无夷非是”等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也正是侯马盟书吸引一代又一代学者之处。现在，广大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也自觉加入到“传承、吸收、融合、创新”这一文化演进规律的行列中，至此可以说侯马盟书融入到全社会了，这就是进步。“有文化的进步，才有时代的进步”（张忠培《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南方文物》2012年第2期）。新的时代给侯马盟书提供了新的展示平台，侯马盟书也将创造出新的时代文化。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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